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gzbysh】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
作者：赵凡禹【完结】


第1章 曾国藩其人(1)


　　晚清重臣生于蛮夷之地。
　　湖南省地处中国中南部，长江中游，地理上属于华中地区，省会为长沙，因鱼和大米产量很大，号称“鱼米之乡”，因地处洞庭湖以南得名“湖南”，又因湘江贯穿全境而简称“湘”。湖南历史悠久，旧石器时代有人类活动，古为苗人、越人和楚人的生活地区。西周时期为楚国南部。唐广德二年（764年）首置湖南观察使。至此，中国行政区划上开始出现湖南之名。湖南自古便是蛮荒之地，虽然以勤劳著称的湖南人世代耕耘于斯，但直到唐宋之际仍是朝廷流放犯罪官员的清绝地。大量贬谪官员给了湖湘大地以丰厚的养分，也造就了“先忧而后乐”的岳阳楼精神。三国时期，湖南曾是吴蜀长期争夺之地。吴国周瑜长年驻守岳阳，如今岳阳还留有其妻小乔之墓。蜀国诸葛亮也曾镇守零陵，并在此地物色到他的接班人蒋琬。蒋琬可谓湖湘人物见诸史册中的“破天荒”者。民间更有意思，当年黄忠守长沙，刘备大军到时，黄忠不战而降，然而，人们爱其忠、赞其勇，偏偏创作出一曲经典的“关公战长沙”。
　　长沙乃四战之地，无险可守，素有“纸糊的长沙铁打的宝庆”一说。长沙北靠洞庭长江，南倚衡岳五岭，东西皆山，实乃一蔽塞之地。故而即便是人文荟萃，也难以扬名立万。到唐代之时始有“破天荒”之说。
　　宋代文学家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和学者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唐代每逢大比之年，凡参加进士考试的举人，均由地方解送赴京应试，当时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为‘天荒解’”。
　　关于“破天荒”，其实是有一个典故的。“天荒”实为一讥讽之名，其意为原始混沌未开的状态。直到唐宣宗大中四年，长沙人刘蜕中了进士，破了“天荒解”，故称为“破天荒”。时任荆南节度使的魏国公崔铉特地赏给刘蜕七十万贯钱以示奖励，名之为“破天荒钱”，以建状元府第。刘蜕回信答谢，辞而不受：“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这样，“破天荒”就流传至今。
　　此后，刘蜕以直言进谏、不畏权贵闻名于世，在文学成就上以散文卓著，且自成一家。
　　一直以来，湖南人高中科举的人不多，直至宋代，依然如故。然而，由于当时的宋代实乃半壁江山，文化南移，著名的岳麓书院在长沙设立，吸引了省外许多著名士人来此讲学，如福建的张栻、朱熹，自此开湖湘学派，一时蔚为大观。在外做官多年的永州人周敦颐也回乡讲学，此人开理学之先声，启迪了宋明时代几大著名学者如朱熹，程颢程颐二兄弟，陆九渊等人，被尊为“理学鼻祖”。
　　明末之际，衡阳人王夫之崛起，船山之学盛行。曾国藩早年求学即在衡阳，深为船山学术所折服，后来在军事之余，竟亲自校阅《船山遗书》，刊印成书。
　　人们不禁要问：此前数百年，为何湖湘人物“罕见史传”？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湖南的地理位置。由于长期以来，湖南与湖北一直是合二为一的，在清代设“湖广总督”，督署设在湖北，湖南士人考试要过洞庭、跨长江，去湖北投考。其间之艰难今人难以复知，多少人就葬身在八百里洞庭湖的疾风巨浪之中。当年曾国藩从湘乡一路步行到北京，就走了八十多天，更何况在此之前道路艰险的时代，赶考之艰难非比一般。直到清代雍正皇帝听取官员的陈情，在湖南开设分闱，史称“南北分闱”，才解除了湖南士人读书成名之难。由于朝廷中长期缺少湖南人的声音，湖南士人即便中了科举，在那个注重血亲关系的帝国时代，也难以出人头地。但地理位置与湖南相似的江西就不一样。唐宋间，由于朝廷许多重要官员都是江西人，如王安石、欧阳修、曾巩，所以当时江西人才辈出。“朝中有人好做官”正是对这一现象最好的诠释。曾国藩在京城立稳脚跟之后，对湖南士人格外关照，无疑是有鉴于这样一个历史教训。
　　他的降生充满神话色彩。
　　曾玉屏生有三子。曾麟书排行老大，老二早年夭折，老三曾骥云没有儿子，传宗接代的希望就寄托在曾麟书身上。已育有一女的长媳再次怀孕后，一向不信占卜的曾玉屏，迫不及待地请算命先生卜筮男女，不料卜了个女孩。他急得焚香告祖、求神许愿，只求生个男婴。
　　嘉庆十六年（1811年）十月十一日，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当时湖南地方俗称的行政区名，相当于乡、镇，白杨坪，一株苍老巨大的白果树覆盖着一处不大的院落。
　　清晨，一位须发皆白的古稀老人迟疑地推开房门，抬起头不解地看着天空。漫天雾气，喷薄欲出的朝日把她的微曦透入层层晨雾，秋木瑟瑟，红叶满地。老人习惯地拿起扫帚，慢慢地打扫落叶。猛抬头，看见一条巨蛇从房子上蜿蜒进入院落。老人不禁一惊，定神一看，原来是房后白果树旁的那株老藤攀缘着白果树，将藤身盘过正房，进入了院落。一刹之间，老人想起醒前做的一梦：
　　云遮雾罩，阴霾满天。雾气之中，一条巨大的蟒蛇在空中盘旋，呼地一下降至院子上空，盘旋一周，慢慢将巨大的蛇头探入房门。大蟒双目闪光，浑身黝黑，嘴里吐出血红的信子，嘶嘶有声。老人吓得猛然醒来，却是一场惊梦，浑身冷汗，再无睡意。于是，他披衣下床，听了听，金鸡唱晓。但老人心里七上八下，打开房门，犹觉似梦非梦。适才藤影一晃，梦境与现实油然相连，更是心惊肉跳。
　　老人正在左右狐疑，西厢房里传出“哇，哇，”的婴儿哭声。随之，“呀”的一声，房门开处，老伴颤悠悠地走过来说：“孙子媳妇生了，是个胖崽！”
　　老人慌忙随老伴进入西屋。红烛光下，孙媳妇抱着初生的婴儿。婴儿头脸正大，双目似睡似醒，肤色光亮晶莹，在昏黄烛光里，犹似梦中的蟒身之光。老人浑身打了个寒战：“这事怪了，此子莫非巨蟒转世！”
　　于是，老人把刚才的梦境讲给大家听。大家听得心里直发虚，不知是福是祸。
　　原来，这位古稀老人是曾国藩的曾祖父曾竟希。此种梦兆生贵子之事，史不绝书，真假难辨。而彼时彼刻，毋宁说是曾氏家族对这一男孩无限希冀的幻化。这一男孩正是曾国藩。
　　老人见子孙们个个狐疑不定，便欢天喜地地说：“当年郭子仪出生时，他的爷爷也梦见大蟒临门，郭子仪还不是成了唐朝兵马大元帅，成了大富大贵的名臣名将。今天蟒蛇进入我曾家门，崽伢子正好降生，这不分明又是一个郭子仪降生吗？我们曾家的发达，要应在此子身上了！”
　　老头子如醉如痴，曾家子孙又是极孝顺的，老爷子既然说是蟒蛇转世、郭子仪再生，自然无人敢提反对意见。加上此子出世，曾家四世同堂，当年曾祖竟希公七十岁、祖父玉屏三十七岁、父亲麟书二十一岁，祖孙都还少壮。于是，全家欢天喜地，杀鸡炖米，热烈庆祝四世长孙的降生，盼望他为曾家耀祖光宗。
　　大家借着初升的秋阳，看着盘绕在大白果树上的那株古藤，屈曲盘旋，仿佛真是一条蠕动的怪蟒。
　　此后，巨蟒降生曾家的传说沸沸扬扬，流传在那古老神秘的高嵋山麓，流传于湘乡、衡阳偏僻的山村中。
　　转世之说在古老封建的国家里，太一般了！帝王们都说自己是真龙天子，也就是金龙转世，受命于天。皇后、皇妃自然都说自己是凤凰转世了。文臣都说是文曲星、太白星下界；武将就说是武曲星、白虎星下凡；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是一百零八个星宿下界；连平常百姓，男的说是牛郎星、女的则是织女星、是七仙女。“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是人都是星，都是转世来的。这个虚幻的理论自然也适合曾国藩，一点也不奇怪。
　　曾国藩四岁那年，七十四岁的曾竟希没有看到吉梦成真便离开了人世。而他留下的梦却给曾国藩的一生罩上了神秘的色彩。有人说，曾家后宅有株古树被一苍藤所缠已经枯槁，曾国藩出生后，树滋藤荣，又活了过来，垂荫竟致一亩。特别是苍藤形状矫若屈蟠，鳞片层层，与曾竟希梦中所见十分相像。其后，曾国藩得志顺遂时，此藤便枝繁叶茂；失意困厄时，此藤便枯槁凋零，这是由于曾国藩乃巨蟒投胎，与此灵藤相应。连曾国藩后半生所患的百医不治的牛皮癣，也被看作是巨蟒“鳞体”的根据。
　　曾国藩自幼即知这个蟒蛇的故事，但他只当作故事听，并没有把故事同自己连在一起；但他又朦胧觉得自己似乎不凡，将来能做大官，这多是从家里人和乡里人对他另眼相看的目光中悟出来的。
　　关于曾国藩是蟒蛇转世的传说，从别的故事中还可以得到印证。有一年，他入私塾读书，整天埋在“子曰”“诗云”里，非常烦闷。正月十六到了，乡下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母亲带他去外婆家，一大早舅舅就划船来接，他如小鸟放出笼，高兴极了！于是同母亲、妹妹上了小船，小船慢悠悠地在江上划行。天气好极了！初春的阳光照耀着湘东群山，竹树苍翠，山岩青黄斑驳。曾国藩时而看着远去的山峦，数着峰顶；时而伏在船边，数着游鱼。水草青青，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气。突然，母亲一声尖叫：“蛇！”小船随着母亲的叫声一个歪斜，专注着江水的曾国藩“扑通”一声掉进江水里。母亲和舅舅大惊失色，急得要跳水救人，却见孩子抱着一根木头稳稳地浮在水上。舅舅把船轻轻划过去，伸过船桨把曾国藩拉到船上。母亲睁大眼睛说：“刚才明明是一条大蟒蛇游过来的，怎么会是一个木棒！”
　　这件事传开，又成了曾国藩“巨蟒转世”的根据。
　　曾国藩长了一身的牛皮癣也成为他是“蟒蛇转世”的根据。曾国藩的满身蛇皮癣疥，被人说成是蟒蛇的鳞片，初时尚无多大痛痒，三十五岁之后，癣疥一天天严重，奇痒无比。曾国藩或坐或卧，皆不断抓挠，煞像个猢狲。曾国藩终生有个围棋癖，他一边下棋，一边抓背挠腿，只见皮屑飞扬，一局下来，周围地上、棋盘桌案上到处是皮屑，像下了阵小雪。
　　再者，曾国藩最爱吃鸡，却又莫名其妙地最怕鸡毛。当时的紧急公文，信封口处要粘上鸡毛，俗称鸡毛信、鸡毛令箭。曾国藩见了这种信，总是毛骨悚然，如见蛇蝎，要别人代为取掉鸡毛，才敢拆读。一次，他到上海阅兵，登上阅兵台，猛见台上有一把鸡毛掸子，他看了吓得直往后退，差一点摔下台去。他急令人拿走掸子，才胆颤心惊地入座。旧时有云：“焚鸡毛，修蛇巨虺（huǐ）闻气即死，蛟蜃之类，亦畏此气。”曾国藩怕鸡毛，也被人理解为他是蟒蛇所变。
　　老人梦蟒和后园古藤二者可以联系，古藤盘环如蟒，老人终日与古藤相伴，在古藤下休憩，古藤高大，覆盖了住房，梦到巨蟒入室，实则是古藤在老人脑里的影像。
　　有了“巨蟒转世”的流言之后，接下来的事更容易因循附会。癣疥之疾在旧中国很普遍，既难治好，又易传染，曾国藩的一身癣疥正好与“巨蟒转世”相附会，牛皮癣便成了蟒鳞片。
　　怕鸡毛并非莫名其妙，有皮肤病的人见到毛皮、毛发，包括鸡鸭毛、兽毛等就害怕，科学称皮肤过敏症，也是一种恐怖病，犹如恐水症、广场恐惧症、高空恐惧症一样。实际上，蟒蛇类动物恰恰不惧鸡毛，蛇以鸟、鼠为主要食物，见了就会吞下去，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在江水上看见蟒蛇是曾母看走了眼，把一根水中的木头看成是蟒蛇，是因为曾母脑中充满了儿子是“蟒蛇转世”的神话，故容易误视。
　　从某种角度来说，“巨蟒转世”无论是真是假都是有必要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一般人眼里，高官显宦都不是凡人。曾国藩官做得大，地位十分显赫，这就需要通过典故来将其神化。拥护他的人要神化他，南方多蛇，神化蛇精，容易以蛇精比附；北方多虎，多以虎比附。附会者本可以说曾国藩是龙转世，但龙是天子的专利，他们自不敢说是龙转世，那是犯皇帝的大忌。反对他的人也容易接受他是“巨蟒转世”之神话，巨蟒大蛇凶恶无状，曾国藩及其湘军杀人如麻，恰似恶蟒，甚于毒蛇，以巨蟒比附，恰如其分。而太平天国的起义也是以宗教面目出现，他们宣称自己是天帝、基督、天兵天将下凡，宣布自己是天主救世，要斩杀人间的妖精。清政府是“清妖”，皇帝是妖头，大臣们都是妖精，那么曾国藩是“蛇妖转世”，正好是他们斩杀的对象，自己承认了岂不更好！
　　千金易得，知己难寻。
　　曾国藩一生因学问而结识的朋友很多，如同属于湘乡理学派的李棠阶、吴廷栋、何桂珍，另外就是罗泽南。罗泽南既是曾国藩的好友，也可以说是他的引路人，他虽只比曾国藩年长四岁，但学问很好，写过好几部书，如《西铭讲义》《太极衍义》，尤其以研究周敦颐和朱熹著称。
　　不过，被曾国藩视作一生挚友的却是另外两人，一个是郭生郭嵩焘，另一个则是刘子刘蓉。如果将郭嵩焘看作是曾国藩这只人生航船的强劲桨手，刘蓉则无疑就是其思想启蒙者了。
　　“日日怀刘子，时时忆郭生。
　　仰天忽长叹，绕屋独巡行。”
　　这是曾国藩在北京做官时写给郭嵩焘的诗。“刘子”指的是刘蓉，“郭生”就是郭嵩焘。这首诗生动地表达了曾国藩对刘蓉和郭嵩焘的深厚情谊。没有朋友的人生肯定是非常孤独惨淡的，然而人生交朋友也有多种，有仅靠金钱或利益维持的朋友，这种朋友最不可靠，当金钱散尽或其中的一方已无利用价值时，朋友也就做到头了，甚至可能反目相向，落井下石；有同生死、共患难，决不会因地位、社会的变故而改变相交初衷的朋友，这种朋友会使你的精神、人格、志向得到升华，即便你的事业没有成功，但你的精神会是富有的，就像曾国藩在1860年5月日记中所写的：“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但要好师、好友、好榜样。”
　　曾国藩是幸运的，在他还没有从他那偏僻的山乡真正走出来的时候，就交上了两个好朋友，两个属于后一种类型的好朋友。他与两位好朋友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鼓励，而刘蓉、郭嵩焘两人在曾国藩日后的事业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刘蓉，字孟容，号霞轩，湘乡乐善里人，与曾国藩是同乡。他生于1816年，比曾国藩小五岁，少年自负，才华横溢，因不贪功名，不事科举，三十多岁了连秀才都不是。一次，县令朱孙诒偶然看到他的文章，惊叹其才华，便让其父亲督促他往县城赴县试，结果中了头名，遂补为生员。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初次相识刘蓉，一番交谈，顿觉相见恨晚。曾国藩与刘蓉的结交不是偶然的，除了性情投合、都对学问已有相当的基础外，刘蓉做学问的路子与曾国藩非常相近：都是攻程朱理学，同时又讲经世致用，又都富有才华。刘蓉的才华可能世人不知，但是曾国藩知道，所以曾国藩曾戏称刘蓉为“卧龙”。他们在一起，便通宵达旦地长谈，即便是天各一方时，也不断通信。通信的内容除切磋学问外，凡古今政治因革损益得失利病与风俗及人才之盛衰，都在讨论之列。后来又经刘蓉介绍，曾国藩与郭嵩焘相识，于是，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三人互换庚帖，拜为兄弟。
 


第2章 曾国藩其人(2)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说，清儒不像宋、明人那样聚徒讲学，又不像欧、美人有学会、学校为讲学讨论的场所，清代学者赖以交换心得的，是谈论学问的函札。曾国藩和刘蓉的通信，正是这种函札。刘蓉考科举不够顺利，当曾国藩在京城成了天子近臣后，刘蓉还是布衣一个，但他们的友谊丝毫不减。1843年6月29日，曾国藩在京城接到刘蓉来信，次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昨日接霞轩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其文气深稳，多养到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耶！”这种通信即使是曾国藩统带十万精兵作战闲暇无几时也不曾中断。
　　曾国藩曾集苏东坡诗句为联赠刘蓉：
　　“此外知心更谁是？
　　与君到处合相亲！”
　　1853年，曾国藩接到皇帝旨意督办团练事宜，他马上想到了刘蓉和郭嵩焘，决定请他们来帮助自己完成此事。当时曾国藩写给刘蓉的信是这样说的：“吾弟能来此一存视否？吾不愿闻弟谭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筠老（郭嵩焘）虽深藏洞中，亦当强之一行。天下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蓉、筠独得晏然乎？”这意思是说，你来吧，我不想听你讲理学，也不要跟你筹划军政大事，只要每天能见上老弟你一面，我就宽心了。当然，这只是托辞，刘蓉实在是不可多得的高参。
　　结果，刘蓉和郭嵩焘先后都来到曾国藩军中。两人与曾国藩约定：“服劳不辞，唯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刘蓉专为曾国藩起草奏章等文件，郭嵩焘则为曾国藩管财政。但是曾国藩认为，刘蓉的“识力过人”，也就是见识高人一等，但“为统领则恐其不耐劳”，因此，曾国藩一直没有让刘蓉直接带兵。
　　1855年9月，刘蓉只有二十四岁的弟弟刘蕃到军中看望刘蓉，也参加了对太平军的战斗，11月30日，在进攻湖北蒲圻时重伤而死。刘蓉因此悲痛万分，遂离开军队回到家里。
　　刘蓉在家中闲居几年之后又再度出山并迅速升迁，这一切都源于曾国藩的爱将左宗棠。原来，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门下，到1860年，左宗棠因事离开骆秉章幕府，行前力荐刘蓉。刘蓉初时不愿出山，但次年骆秉章升任四川总督，刘蓉还是随着到了四川。因为辅佐骆秉章镇压两个造反者蓝大顺、李永和以及击败入川的石达开军有功，刘蓉迅速升迁为四川布政使，1863年又升为陕西巡抚，升迁的速度据说是湘军出征以来最快的。
　　有过官场经历的人大都能品味“宦海浮沉”的真正意义，官场的荣辱升沉，实在令人难以预测，文人进入官场更是犹如入云里雾里，不甚明了。曾国藩自办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以来，可以说历经磨难、吃尽苦头，而他的好友刘蓉比他运气还要坏得多。就在刘蓉在陕西整饬吏治、重整军备、革除弊政，准备振兴陕西时，却连遭朝中官员的弹劾。刘蓉不得不上疏自辩。当时太平天国已灭，大敌已去，朝廷也意图排斥湘军集团。曾国藩虽对刘蓉的处境感到愤愤不平，但也无可奈何。几经曲折，刘蓉终被革职。好在刘蓉功名心并不迫切，被革之后，便返回家乡，以讲学授徒为业。19世纪70年代中期，左宗棠奉命收复已被阿古柏侵略集团霸占了十余年的新疆，左宗棠深知刘蓉的才干，又因为刘蓉做过陕西巡抚，熟悉西北情况，便邀请刘蓉出山相助。此时刘蓉做官之心已淡，没有随左宗棠同行，但他致书左宗棠，献平西北六策：
　　一、剿贼不难，所雒者筹饷筹粮。筹饷筹粮尚易，尤难者运粮。非宽筹辅饷，运有办法，切勿进兵。
　　二、军糈无资，当缓新疆西征之师，先肃清陇境。辟地屯田，储糗粮，练马队，然后振旅出关。
　　三、办甘贼，当以陕为根本。资粮转输，皆须借力于陕，非得同心膂、共忧乐之人为陕抚，持心定志，不足与济艰难。
　　四、捻贼入陕，号四五万，然能战者不过六七千人。每战辄以马队万骑四面包裹，懦卒怯将，慑而望风靡。其实但能严阵坚持，屹立不动，则亦不敢进逼吾阵。俟其锐气之惰，奋起突击，必无不胜。
　　五、办甘回，当先清陇东，次捣河狄。两地既定，其余可传檄而定，专事剿，则力固不逮；不痛剿而议抚，则叛服无常，亦何能济。
　　六、关陇将才吏才，无可用者。然地瘠势艰，虽杰出者视为畏途，须广罗艰贞坚苦、仗义相从之侣，以资寰助。此六者其大端也。
　　我们看这六条，简直就是一篇诸葛亮的《隆中对》，充分显示了刘蓉的才能，怪不得曾国藩年轻时就戏称刘蓉为“卧龙”。后来左宗棠平定西北回民造反，驱逐阿古柏侵略势力，正是按照这一方针进行的，在近代国弱民穷的情况下，为国家保住了新疆这块土地。
　　曾国藩的另一个知己郭嵩焘是曾国藩的小同乡，他是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比曾国藩小七岁。郭嵩焘与曾国藩是一生的挚友、儿女亲家。他十九岁中举，二十九岁中进士，走的是与曾国藩一样的读书做官的道路。按照湖南著名学者钟叔河先生的说法，郭嵩焘颇有一种叛逆性格，思想活跃，倔强自负，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
　　“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钜之才也”。这是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对郭嵩焘的评价。
　　郭嵩焘是曾国藩初创湘军时极为关键的人物。郭嵩焘的命运也不比他的两位好友好多少。
　　1859年，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郭嵩焘奉命随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到天津办理海防，受到僧格林沁的弹劾被降三级。后来，李鸿章率淮军到上虞，任江苏巡抚，保荐郭嵩焘任苏松粮道。不久郭嵩焘升任广东巡抚，但又与原也是至交的左宗棠发生矛盾，被左宗棠弹劾降职。
　　1857年，郭嵩焘出使英国并担任中国驻英使臣。他见到西方人不仅船坚炮利，而且也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而且当时西方的政治、学术都比中国优越，因此，他主张不但要学习欧洲人的先进技术，还要学习他们的政治。他还把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写成日记，寄回国内刻印，广为发行，以便开拓人们的眼界，使人们了解迅速变化着的世界。然而反响却大大地不妙。当时的中国，还以王朝天国自居，朝廷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虽然也有一些进步人士了解一些世界的变化，但这些人并未被朝廷重用。郭嵩焘的这些见解，不为保守的中国士大夫和官场的保守官僚所容。士大夫骂他是“汉奸”，是“鬼子”，作联语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守旧士绅甚至要掘他的祖坟。
　　民国年间，思想家、学者梁启超写道：“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的大臣郭嵩焘，作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的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日日奏参，闹到奉旨回班才算完事。”
　　他的境遇就好比屈原说的“众人皆醉我独醒”，钟叔河先生说他是“孤独的先驱者”。先驱者会受到后人的赞赏，但在他的生时，那滋味却实在不好受，整个官场，只有李鸿章还算能够理解他，但也帮不上多少忙。他卸任回国以后，湖南的士绅几乎没有人理他。而郭嵩焘则越发用起他那湖南人的蛮劲，坚持自己的见解，决不放弃。并说“流传百世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曾国藩几经磨难之后，总算在他死后封了个“文正”。郭嵩焘虽然比曾国藩长寿，但死时清廷不给他谥号，直到郭嵩焘死后快十年、闹义和团的时候，还要把郭嵩焘当作“二毛子”，戮他的尸首。
　　郭嵩焘是孤独的先驱者，因为当时的社会原因，他的思想不能被理解，他的行为不能被接受，但是这些思想、行为在当时后世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名师如人生的指路明灯。
　　曾国藩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像所有读书人一样，把科举考试看作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所以，他在二十四岁以前从未踏出过湖南，除了到过长沙、衡阳等地，其他地方都没有去过。在湖南家乡的同辈人中，除郭嵩焘、刘蓉等几人外，他也没有结识更多对他以后人生道路有重要影响的人。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我境之所谓明师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筹之矣，唯汪觉庵师及欧阳沧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为可师者。然衡阳风俗，只有冬学要紧，自五月以后，师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学之人，类皆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阳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恶）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唯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兄尝与九弟道及，谓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
　　曾国藩认为在自己的成长史中，家乡并没给他太多益处，从家乡的友朋中获取的益处似乎也不多。他说：
　　“我少时天分不算低，后来整日与平庸鄙俗的人相处，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心窍被堵塞太久了。等到乙未年到京后，才开始有志于学习作诗、古文和书法。”曾国藩的这番话，以及写给弟弟的信，自然是他站在京师翰林的高度，学有初成后所说的。由于整日与名儒硕学在一起，他当然感到昔日的时光多是在无益中度过，因而也就有了今是而昨非的意味。不过，话说过来，如果曾国藩仍然隅于湖南，后来的情况可能大不相同。
　　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交往便成为获取信息、相互扶助的重要手段。由于曾国藩到了京城，结交了一批新的师友，开阔了眼界，也认识到取得功名仅是人生之一端，而人生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可以做。尤其是晚清时代已不同以往，大清江山更青睐那些对国家有用的人。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曾国藩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我觉得六弟今年考中当然好，万一考不中，就应该把以前的东西彻底放弃，一心一意地学习前辈们的文章。年纪已过了二十，不算小了。如果还似摸墙走路一般，为考试卜题忙碌，等到将来时间付出了而学业仍不是精通，一定会悔恨失策的，不能不早做打算啊。我以前确实也没看到这一点，幸亏早早得到了功名，而没受到损害。假如到现在还未考中，那么几十年都为了考取功名奔忙，仍然一无所得，怎能不羞愧呢？这会误了多少人的一生啊！国华是世家子弟，天资聪明过人，即使考不中，也不会到挨饿的地步，又何必为科举耽误了一生呢！”
　　曾国藩通过在外学习、与友人交往，提高了自己的眼界，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他对自己过去的否定与不满，还有就是劝弟弟放弃科举一途。一个人能看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能够改正以前不对的地方，这是非常难得的。对于曾国藩来说，这是人生的一次可贵的升华。他从良师益友那里看到了个人在大千世界中的渺小位置，因此，要做“圣贤英雄”，要“志大人之学”，才能走出狭小的个人天地，走向广阔的天空。
　　他在写给家里诸弟的书信中，颇感欣慰地介绍所结交的朋友：“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诗书、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另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四人，皆闻余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但都是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他还颇为自得地说：“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余不欲先去拜别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反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
　　曾国藩在北京的主要交际圈，就是他在家书中所提到的这十几个人，他们都属于当时北京的名流学者。由于曾国藩出身翰林，必须有“国学”的基本功，因此他初入京师，自然也和这些人打交道。其中，有的成为生平好友，有的成为日后事业发展的引路人，还有的人在文学（主要是古文诗词等）上对他也有很多帮助。
　　邵懿辰，字位西，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是曾国藩讨教今文经学的主要人物，他少年时就有著作传世。曾国藩到北京后，他任职军机章京。由于邵懿辰才思敏捷，下笔成章，所以当时的许多大型活动，尤其是皇帝颁发的诏谕，多由他草拟。在繁忙的军机之余，他与文章大家唐鉴、梅柏言等人“以文章道义相往来”。由于曾国藩师事唐鉴，因而对邵懿辰也格外敬重。
　　对曾国藩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刘传莹和何绍基。
　　刘传莹是湖北汉阳人，专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身边有古文字学大家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他阅读后便向刘传莹请教古文经学与考据，刘传莹也向曾国藩请教理学，二人互相切磋，取长补短，成为至友。
　　何绍基，字子贞，号东洲，是湖南道州人。他精通书法，擅长吟咏，对文字学、经史也颇有研究。曾国藩在与他的交往中，感到何绍基所长正是自己的不足。从此以后，他非常重视写作和赋诗。
　　在理学方面，曾国藩还经常与吴廷栋、何桂珍等人进行讨论。
　　吴廷栋，号竹如，是安徽霍山人，“生平笃信朱子，不敢师心自用，妄发一语”。曾国藩与他的交往颇多，时间也颇长。曾国藩到了北京后，他的视野比原来更加开阔，他感受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压力，于是对有用的人“强与之附”，即采取主动办法与之接近、亲近；对于无补于学、无益于仕途等可多可少之人“渐次疏远”。而与他相交契合的就是吴廷栋。他给家人的信中说：
　　“吴竹如最近来得比较多，一来就坐下做终日的倾谈。所讲的都是一些修身治国的大道理。听他说有个叫窦兰泉的，其见识十分精当平实。窦兰泉也熟知我，只是彼此之间至今未曾见面交往。竹如一定要我搬进城去居住，因为城里的唐鉴先生可以当我们的老师，再加之倭仁先生、窦兰泉也可以作为朋友经常来往。师与友从两边夹持着我，我想，自己即使是懦夫也会变得坚强起来。子思与朱子曾经认为学习之事就好像炖肉一样，首先必须用猛火来煮，然后再用小火来慢慢煨。我反省自己，生平的工夫全都没有用猛火煮过，虽然也有一点小小的见识，但那都只是靠自己的领悟能力得来的。我偶然也用过一点功，但不过是略有所得。这就好比没有煮开过的汤，突然用小火慢熬，那结果是越煮越不熟。因此，我急于要搬进城去，希望自己能屏除一切，从事修身养性的克己之学。倭、唐两先生也劝我赶快搬。然而城外的朋友，我也有些希望经常见面的人，如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等人。”
 


第3章 曾国藩其人(3)


　　翰林学问、文章经世让曾国藩感到无比的振奋。应该说，曾国藩是幸运的，他身边有那么多“指针”为他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城内城外都舍不得，曾国藩只恨自己不会分身术，多分几个自己。曾国藩语言诙谐，尤其擅长比喻。他引用古人的话说，“与周瑜周公瑾交往，好像喝很甘醇甜美的酒一样舒服。”他觉得与邵蕙西两人的交往就有这种味道。两人一见面便长谈不愿分手。对子序的为人，曾国藩当时还不能做出结论，但对他远大而且精辟的见识十分佩服。子序常常教诫曾国藩说：“用功好比掘井一样，与其掘了好几井而没有一口掘到地下的泉水，倒不如老是守着一井掘，一定要掘到泉水为止。”曾国藩认为这句话正道中了自己的毛病。
　　他在信中不无自豪地告诉家人：“我等来到京城后，才开始有志学习写诗写古文并习字之法。但最初也没有良友，近年来得到一两位良友，才知道有所谓治学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才知道范仲淹、韩琦等贤臣可以通过学习做到；才知道司马迁、韩愈的文章水平通过学习也可以达到，程颐、朱熹的学问也可以通过学习达到。
　　在一般人眼里，那些成功人士、学者名流都是高不可攀的，在曾国藩进入北京之前也是如此认为。他认为，那些名流雅士都是高山仰止，是可望而不可及、不能及的。然而在北京生活了两年后，通过朋友们的开导，曾国藩认识到“圣贤豪杰皆可为也”。他要为自己立一个标杆，引领自己向着目标前行。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多年后，曾国藩重返南京时，还专程看望昔日交往甚密而今日仅存的朋友吴廷栋。那是6月的一天，曾国藩亲自带酒到吴廷栋家作客。当时的吴廷栋也已八十岁了，他在南京租屋而居已经五年了，宅子所处偏僻，腿上有病不能行走，所以每天坐在那里校勘书籍，孜孜不倦，曾国藩每日必拜访一两次，谈论时事，品评政治。
　　学习要温故而知新，交朋友也是这样，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曾国藩在广交新友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联络旧时志向相投的老朋友，尤其是他的湘籍朋友。这不但扩大了他在家乡的影响，而且对他日后出山也是一种人才的“储备”。
　　修身养性，研学朱子。
　　有人称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理学大师”，是有清一代“儒学藩镇”。那么，他是如何修炼自己，从而使自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内圣”“外王”的最杰出代表的？
　　其实，曾国藩还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就已受了儒学的系统熏陶。点翰林入院读庶吉士，他踌躇满志，在给亲友的信中，他充分表达自己要成为诸葛亮、陈平那样的“布衣之相”，而学问上要做孔孟那样的大儒的愿望。如他给诸弟的信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他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作为座右铭，还说，自己“以不为尧舜周公为忧，以学不讲德不修为忧”，又说：“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
　　这是他立下的一个成为大儒、成为圣贤的大目标。开始一段时间，经、史、诗、文样样都学，什么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方苞、李白、苏轼、黄庭坚及近世诸家的著作，他都如痴如醉地泛读、死记，学问既渊又博。后来因为受到唐鉴、倭仁等理学家的影响，开始专攻宋明程朱理学，尤专于朱熹。
　　在曾国藩交往的诸多师友中，对他的思想与治学影响颇大的当数唐鉴和倭仁两人。
　　唐鉴，号镜海，湖南善化人，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久官京外，后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为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对程朱理学非常有研究，当时汉学风行一时，“翕然从风，几若百川之朝东瀛，三军之随大纛。”只有唐鉴“潜研性道，被服洛闽，力践精思，与世殊轨，亦豪杰之士矣。”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等一批理学名士，皆推崇唐鉴的学问。
　　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开始叩开学问大门，即是从唐鉴那里学习程朱。
　　曾国藩与唐鉴的相识等于一个偶然的机遇。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江宁藩司调京任太常寺卿，道光皇帝在乾清门接见他，曾国藩作为翰林院检讨，侍驾在侧。道光帝极称唐鉴治朱子学有成就，并能按“圣学”之教亲自去做，是朝廷的好官。道光帝的当面称赞，使曾国藩对唐又羡慕又好奇，于是便主动到唐鉴的家里，施弟子礼拜访。
　　年过花甲的唐鉴是知道曾国藩这位小同乡的，对他的勤奋好学、自投门下的谦恭很是满意。因此，他们俩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
　　唐鉴的第一次谈话，是曾国藩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了不起的大的转折点。
　　曾国藩请教读书、修身的妙诀。唐鉴告诉他，读书当以《朱子全集》为宗。而读此书绝不可视之为八股进阶之书，而要躬自实行，此书是修身的典籍。而修身要以“整齐严肃”“主一无适”八字为诀，整齐表于外而主一持于内。读书之法，“在专一经”；一经通后，旁及诸经。又说，所谓学问，只有三门，即义理、考核、文章，三者之要在义理统之。唐鉴告诉他：“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不必他求。至于用功着力，应该从读史下手。因为历代治迹，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贤以治当世，已经足够了。”
　　唐鉴的一席话对曾国藩而言，确实“胜读十年书”。原来三十年光阴，竟不知学问门径。经老先生一点拨，曾国藩如有指归。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激动地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他立即把他的重大收获写信告诉他的家人、朋友。在写给同乡前辈贺长龄的信中说，“我最初治学，不知根本，寻声逐响而已。自从认识了唐镜海先生，才从他那里窥见一点学问的门径。”
　　此后，曾国藩经常与唐鉴一起研究学问，推究兴衰治乱，跟唐鉴习朱子理义之学。在唐鉴的教导下，曾国藩立下“日课”，有早起、主敬、静坐、读书、写日记、偶谈、作诗文、临帖、专读一经、谨言、保身、夜不出门十二条规矩。又立《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高悬书房之内，严格考究和要求自己。唐鉴还经常检查曾国藩的日记，有检查不深刻的当即指出，深挖病根；对他敢于揭发自己内心隐私、隐患之处，给以极大鼓励。唐鉴还把自己的《畿辅水利》一书交给他阅读，使他认识到一个儒学家不光要精通圣典，更重要的是要关心民事、留心经济、从修身到治国，这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真谛；决不可只会背圣贤之书，而不会治国理政，那是有背了圣贤之意的书呆子。
　　由于唐鉴精于义理之学，即所谓练“内功”，曾国藩自此一段时间跟从唐鉴致力于宋儒之学，这段理学经历对于他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克己省复功夫影响很大。义理之学的陶冶让他在后来走向军旅，与清廷、地方官、太平军多方周旋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虽然是屡遭拂逆，九死一生，但他能在困难拂逆的环境中艰苦支撑，如果没有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恐怕他不会笑到最后；而这种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就得力于他此一时期的陶冶。他的理学的“内敛”功夫又让他得以晚场善收，能够在极复杂的情况下处理好与清廷的关系。
　　唐鉴还向他介绍了倭仁，认为倭仁这方面做得好，不自欺、不欺人，可以称得上是圣贤了。
　　由于唐鉴的推荐，曾国藩又去拜访倭仁。倭仁实际上是唐鉴的弟子，他的读书、修身也是跟唐鉴学的，也是咸同年间著名的理学家。
　　倭仁对曾国藩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倭仁，字艮峰，号艮斋，是驻防河南开封的蒙古旗人出身。道光九年（1829年）考中进士后进入京师，与李棠阶、王庆云、罗绕典等人进行“会课”，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每月六集，迭为宾主，皆在时晴馆”。这种“会课”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是写“日录”，即每天写下心得体会，以改过迁善为目的，属于心性修养；第二步是互相批阅“日录”，有批评，有鼓励，也有建议；第三步是当面指陈得失。由于原来参加“会课”的人或外出做官，或坚持不下来，而倭仁自始至终“精进严密”，因此备受瞩目。
　　曾国藩同倭仁认识之后，他们往来的时间比唐鉴又多了。倭仁的教导与唐鉴不二法门，只是谈内省时，在实践中对自己的要求比唐鉴还严格。他介绍说，自己的微念稍一萌动，就赶紧记在日记、书札中，在静坐时自己和自己“讨论”，把哪怕是点滴些许不合圣贤规范的想法，消除在思想深处的萌芽状态，使自己的心术、学术、治术归之于一。倭仁的“克己”之法，简直到了严酷、苛刻的地步。
　　倭仁笃守程朱理学，他的日记对道咸同三朝士林影响颇大。倭仁的日记主要是记载自己修养的心得体会，为格言警句式的语录体。曾国藩的幕僚方宗诚说，他见过吴廷栋、涂宗瀛等人的倭仁日记手抄本，他自己又“皆录而藏之”。郭嵩焘也见过陈作梅和方鲁生两个抄本，他自己也“借抄”了一帙，他认为倭仁的日记“多体味有得之言”。倭仁还编辑《为学大指》一书，辑录程朱理学家的语录。全书共六条：立志为学、居敬存心、穷理致知、察几慎动、克己力行、推己及人。此书的目的是“正世之惑于歧趋及汩没功利而不知止者”。
　　曾国藩与倭仁的交往属于师友之间的情谊，倭仁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修身经验，教曾国藩写日课，并要他“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也真的当天即开始写日课，“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曾国藩还把自己的日课册送给倭仁批阅指教，倭仁毫不客气地教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以此为“药石之言”。曾国藩对倭仁的日课册敬畏有加，“不敢加批，但就其极感予心处著圈而已”。
　　从此之后，曾国藩日读《朱子全集》，按唐鉴、倭仁的“日课”要求去做，重点在反省自己。但是，起初打坐静思十分困苦，坐下来就打瞌睡，睡梦中又尽做些升官发财之事。于是他便在日记中痛骂自己，把日记交给倭仁看，让他帮着骂自己。
　　如此搞了几个月后，曾国藩每天搞得精神疲惫，不久便得了失眠症，整日精神不振，身体也一天比一天虚弱，于是再也坚持不了“日课”中的“静坐”一节了。曾国藩说，是“天既限我不能苦思，稍稍用心，便觉劳顿，体气衰弱，耳鸣不止”。尽管他不再搞面壁静坐自省了，但是对理学的攻读却日益努力。不仅攻读程朱，还追溯而上，阅读张载、周敦颐的著作，比诸孔、孟，系统研究中国儒家的学问。
　　曾国藩文、史、书法、考据虽皆有一定造诣，但其思想宗旨未离儒学，儒学方面又认宗朱熹的新儒学。最显著的是他在与太平天国对抗中，打的是卫道的旗号。有人认为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是一场“宗教战争”，即太平军由洪秀全创立，崇信的是拜上帝教；而曾国藩创湘军，打的是儒教的旗号。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却说明了曾国藩言必称孔、孟、朱子，的确是一个儒家道统的继承与捍卫者。
　　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过年有贴春联的习俗，每逢春节，各家各户便把各式各样喜气、吉祥的春联贴到门上，而古代士大夫家庭或农村中的绅士阶层的门户上往往贴着这样一副对联：
　　“耕读传家久，
　　诗书济世长。”
　　农耕社会的特色，儒家文化的浸润，渗透于字里行间。
　　曾国藩也是秉持这样的持家之道。他自己从先辈“半耕半读”的家风中成长起来，又结合自己治学、为官的人生经验，进一步发扬了耕读传家的传统。他与妻子欧阳夫人一起，勤俭持家，教子育女，在封建社会末叶的残阳夕照中，形成了一道独具特色的士大夫治家图景。
 



第4章 曾国藩其人(4)


　　欧阳夫人是曾国藩的结发妻子，也是他的老师欧阳凝祉的女儿。婚后与曾国藩育有三子五女，长子曾纪第早夭，实际活在世上的有七个。欧阳夫人早年在湘乡老家，道光二十年（1840年）携子纪泽进京与曾国藩团聚，在北京的十二年中，生下五个女儿：纪静、纪耀、纪琛、纪纯、纪芬，以及第三个儿子纪鸿。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离京，欧阳夫人带领子女回到老家，在乡下持家教子十余年，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才随居曾国藩官邸。
　　欧阳夫人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她自从嫁入曾家门，便秉承丈夫的意愿，亲自操持家务，纺纱织布，烧菜煮饭，克勤克俭，毫无怨言。曾国藩虽然长期身在军旅，后又总督两江，经手的银钱何止千百万，但他以廉洁自律，“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欧阳夫人在家的生活远不像一般高官家庭那样宽裕。
　　同治九年（1870年）十一月初三，曾国藩在南京两江总督任上总结自己的修身持家之道，将之归纳为“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四条，以此作为教育子侄的重要家训。其主要精神是：
　　“慎独则心安”。中国古代儒家代表人物都讲究“慎独”，并把此作为修身的基本要求之一。曾国藩推崇理学，并被人视为理学大师，他认为只有做到慎独，也即当游离于“组织”和“集体”之外时仍能一如既往地以儒家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才能求得心灵的安静宁谧和修养的浸润升华。现在人们讲在独处时“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受得起挫折”，也是同样的意思。曾子有言“问心无愧”，孟子有言“俯仰天地，不愧不怍”“养心莫善于寡欲”，都是注重通过慎重独处时的言行名节来修养身心、历练品性。林则徐有一副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无欲则刚”四字恰是慎独的最高境界。
　　“主敬则身强”。曾国藩把“敬”作为儒家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之一，指出，孔子以“敬”教人，程、朱诸子则千言万语不离此一要旨。“主敬”的功夫，更可以使身体强健。对内守静至纯，对外恭谨严肃，是“敬”的功夫；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敬”的气象；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是“敬”的效验。内心有所敬重，有所畏惧，则能临事神悚、气振，不敢懈怠，身体因之变得强健。
　　“求仁则人悦”。曾国藩则把追求“仁”作为赢得人们真诚信任和拥戴的条件。他指出，每个人都是“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百姓与世间万物，均同出一源，如果只知自私和利己，不知为他人着想，不知仁民爱物，则违背了天性人情。至于为人“父母官”者，肩承拯民溺、济民困的职责，更应汲汲以求仁、教人以求仁，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命，方能不负圣贤教化、君王信用。如此，则能虽成事显达，而任劳任怨，天下人众望所归，谁会不拥戴他呢？
　　“习劳则神钦”。这是说，耐得住辛苦、习惯劳作的人，连神仙都要钦敬。古人说“业精于勤，荒于嬉”，又说“成由勤俭败由奢”，一勤天下无难事，莫向光阴惰寸功。若为自己着想，则一定要操习技艺，磨练筋骨，遇到疑难困惑则努力学习和实践，而后才可以“动心韧性”，长于才识，“增益其所不能”。为天下着想，则一定要吃苦受累忍饥挨饿，以普及勤劳习性和教化广大民众为己任，极勤以救民，极俭以奉身。所以君子欲成为人神信赖之人，关键一着莫过于勤劳。
　　曾国藩这四条齐家之道，与他一贯所主张的“八宝”“五箴”“十二日课”等的内核是一致的，无外乎勤、俭、敬、恕等内涵。他要求以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以期有成焉”。相似的，曾国藩还说，吾教子弟不离“三致祥”，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纸上得来终觉浅。曾国藩不仅在书信中指点曾家子弟不忘修身齐家，更是在实践上模范带头，并时时监督子侄们的落实情况。他告诉儿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又说“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又叮嘱主持家事的二弟曾国潢“吾家子侄，人人须以勤俭二字自勉，庶几长保盛美”。曾国藩在前线，唯恐其弟在家为他买田置屋，“则寸心大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并特意给国潢交代：“弟若听我，我便感激尔；弟若不听我，我便恨尔”“望贤弟千万无陷我于恶。”1867年，当他听说家中修整宅第用度铺张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接腊月二十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耗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屋既如此，以后诸事奢侈，不问可知。大官之家子弟，无不骄奢淫逸者，忧灼曷已！”
　　曾国藩对儿子有很高的期望。无论是学业，还是生活，他都是一一点拨。在读书上，要求他们“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每当看到儿子在信中向他请教学问，就非常欢喜，并耐心地予以解答。他还要求儿子在回信中对他的解答谈谈体会，如咸丰九年（1859年）给曾纪泽的一封信中提到：“吾前一信答尔所问者三条，一字中换笔，一‘敢告马走’，一注疏得失，言之颇详，尔来禀何以并未提及？以后凡接我教尔之言，宜条条禀复，不可疏略。”
　　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的，但他对儿子的教育却很灵活。两个儿子科举之路不顺利，连举人都未考中。曾国藩鼓励他们读有用之书，习有用之学，而不要一味沉浸于科举仕途之中。同时他鼓励体质不好的儿子多外出，在欣赏山水中增加历练、陶冶性情。毫无疑问，这在当时都是相当开明的。在这种开明的环境和宽松的氛围中，兄弟二人都学有专长，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曾纪泽学习英文，钻研近代科技，并于光绪四年（1878年）出使英、法等国，又于光绪六年兼任驻俄公使，前后历时八年之久，“万国身经奇世界，半生目击小沧桑”，成为中国最早的外交家之一。在兼任使俄大臣期间，曾纪泽为收回伊犁与俄国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艰苦谈判，终于在1881年2月改订新约即《中俄伊犁条约》，代替了前任使俄大臣崇厚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为中国争回了大片国土。这是曾纪泽外交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一大成就。曾纪鸿则精通算学，编有《炮攻要术》《电学举隅》，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卓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之一。
　　对于女儿，曾国藩同样倾注了一位父亲的爱，却并不溺爱和娇惯。他女儿众多，“遂深以妇女之奢逸为虑”，指出富贵家庭不勤不俭者，看看他们的内眷表现如何就知道了。他亲自为女眷们制定每日功课，如“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的‘食事’；绣花或绩麻之类的‘衣事’；做针线刺绣之类的‘细工’；做男鞋或女鞋或缝衣之类的‘粗工’”等等。据五女曾纪芬晚年回忆说：“余等纺纱、绩麻、缝纫、烹调日有定课，几无暇刻。先公亲自验功，昔时妇女鞋袜，无论贫富，率皆自制，余等须为吾父及诸兄制履，以为功课。纺纱之工，余至四十余岁随先外子居臬署时，犹常为之，后则改用机器缝衣。三十年来，此机常置余旁，今八十岁矣，犹以女红为乐，皆少时所受训练之益也。”
　　曾国藩希望长保家风传之久远，是因为他有一套“天概”理论：
　　“管子曰：‘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而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概”是刮平的意思。曾国藩认为物极必反，“盛时宜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之家尤其应该注意谨慎谦虚、勤俭传家，以避免噩运来临。这种带有宿命论色彩的小心显然是多余的，但注意加强对青年子弟的教育，无疑是非常理智的。古有明训曰：“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就是因为富贵家庭往往忽视对子女的教育，使他们在优越的环境中沾染上诸多坏习气，是以他们不能继承家业，不能克守家风，一再地上演“一代不如一代”的悲剧。当代世界上许多家族式企业，继承者能够发展家业的，都是那些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和严格约束的孩子，相反，导致家业衰败的，都是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曾国藩对儿女们的婚事显然有自己的考虑。他为儿女们择定的配偶，都出自士大夫家庭，大都是有着很深交情的同乡、同年、同事的子女，“女五人，皆适士族”。
　　曾国藩为子女择妻、择婿，看重的是书本网、知根知底，而不是对方的显赫权势（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以为他（她）们择取“一入深似海”的烜赫家庭）。像他这样的高官家庭，固然特别注重门当户对，但也有很多人把子女的一生幸福毁于个人的“政治婚姻”里面。后来袁世凯就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笼络了许多达官贵族，使个人在政坛捭阖中如虎添翼。这种政治婚姻不只是源于中国，而是大有国际市场，恩格斯就曾敏锐地指出：“（在欧洲的骑士、王公等权势阶层中）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后来李鸿章为自己心爱的小女择取夫婿时，把落魄不堪的张佩纶招入府中纳为快婿。当时张已经因中法战争中马尾海战失败的罪责而在政治上无望再起，连“潜力股”都谈不上，李鸿章看重的是他的学识人品。在对待子女的婚姻问题上，李鸿章的确是受到了曾国藩的影响。
　　为人父母，总是想尽办法让子女过上好日子。曾国藩虽然对儿女的婚事费尽心力，但最终结果却并没有如他所愿。特别是几个女婿，有的彬彬弱质，英年早逝；有的小时候尚可，长大后成了纨绔子弟；有的婆母凶悍，虐待曾家姑娘，，看来知识分子的家庭并不一定代表着妻贤子孝，比如西方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妻子也是一位著名的悍妇。囿于封建礼教及朋友关系，曾国藩常常爱莫能助。比如大女婿袁秉桢，婚后暴露出纨绔子弟的作风，曾纪泽“深以为虑”，写信给父亲述说其事。曾国藩在回信中也只能说“余即日当作信教之”“将来或接至皖营，延师教之亦可”，反过来还要劝纪泽等人“于袁婿处礼貌均不可疏忽”，顾其体面以防自暴自弃。曾国藩对待“袁婿”的态度，并没有使女儿的生活幸福起来，因为“袁婿”更加放肆，更加无所顾忌。曾国藩虽然气愤，却也无可奈何。当不堪忍受的曾纪静曾多次要求回娘家住时，却又遭到曾国藩的拒绝。无独有偶，《湘军志》的作者王闿运，其女婿不务正业，女儿写信向他哭诉，他在回信中气极而写下“有婿如此，不如为娼”的出离愤怒之语，但愤怒之后也依然是无奈。
　　愤怒也罢，无奈也罢，都已经于事无补。这不是曾国藩的失德，可以看到，在对待子女的婚事上，他比袁世凯之流要高尚和慎重。曾国藩不是不疼爱自己的女儿，几个女儿的婚事都是他亲自挑选的，都是找一些门户相对的，或者是至交好友的家庭，他没有选错亲家。这对于当时的一名在朝廷任重职的大臣，这样关心和操心女儿的婚事，也要算是对女性的看重了。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自由婚姻离他那个时代太遥远，虽然当时西方早就大行其道，，在此前后，正是《红与黑》《简爱》等文学作品盛行的时代，，而他生活在中国，他不能离开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太远。他超越了时代，体现着开明，却不能大踏步地前进，不可能完全脱离于生存环境。他徘徊于旧途，恋栈于老路，虽然用心良苦，终究难有突破，在许多事情上未能摆脱悲剧色彩。
　　难能可贵。凡事因其难能，才显可贵，曾国藩的修身、齐家就是这样。正如他以一介儒生、文职官员，而能墨绖出山，建立起一支“别开生面”的军队，并靠着这支后来被称为“湘军”的勇营武装扑灭了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革命。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已修，家已齐，接下来，就应该是考取功名。缔造事业、治国平天下了。
 



第5章 曾国藩的功名之心(1)


　　立志是成功的基石。
　　做人是从哪里开始呢？从立志开始。没有志向的人和有志向的人绝对是不一样的，不仅在想象上不一样，而且在事实上也不一样。立志则能把这两类人区别开来。
　　那一年，曾国藩深有感触：“《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天天过着很安逸、也很放纵的生活，于是，人也就一天天地颓废下来。正像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可知，千言千语，首先在于确立志向。这一年，是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国藩正好三十三岁。
　　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无论是低微鄙陋时，还是在温柔富贵中，他都能够自立自强。郑板桥说：“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也就是说，艰难困苦可以锻炼人，舒适安逸可以消磨人。有人奋斗是因为他的环境艰苦，一旦条件改善了，他也就没了奋发向上的动力了。曾国藩能在安适中自立自强实在令人感佩！
　　大凡有所成就的人，没有不自强不息的。
　　诸葛亮讲“志当存高远”，宋文帝讲做人应“慨然立志”，王夫之讲“传家一卷书，唯在汝立志。”还是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说得好，他说：“人生决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唯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说得全面、朴实，说得我们可以做到。当然，与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王阳明的“根”和曾国藩的“本”说的就是一个意思。
　　所以，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来，抖擞精神，给自己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很多人并不是智力不如人、意志不如人、条件不如人，然而很多年过去后，他却不如人，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确立远大的志向！人无志向，柔弱无刚。王阳明说得好，志向不确立，犹如没有舵的船，没有马嚼子的马，飘流奔放，最后将到达何处呢？曾国藩独白：“自从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了啊！”
　　这恰恰说明，曾国藩其实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同样有斤斤计较的时候，有见识浅的时候，有心浮气躁的时候，但他敢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黑暗的部分，并无情地加以拷问，这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吧？
　　志向不立，则心神不宁；志向即定，则鬼服神钦。
　　曾国藩说，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吗？他又何必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呢？古书上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我想得到仁，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一样的人，于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一心一意地去钻研他们的学问，谁能够阻止我成为孔孟那样的人呢？如果自己不立志，即使天天与尧、舜、禹、汤这些圣人住一起，那只能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啊！
　　人的立志是第一步，更应当存高远，也就是要有远大的抱负，正如《史记》中所说的“鸿鹄之志”。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藩的六弟在一次考试中受到挫折，于是就抱怨自己时乖命蹇，牢骚满腹。曾国藩知晓后对他立志之小感到很可笑，以为六弟所忧虑的事情太不值得一提了！
　　在曾国藩看来，君子立志，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他们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六弟小试受挫，就抱怨命运不济，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他气度太小、志向不高远啦！”
　　如果说这只是由于曾国藩身为翰林的空谈，那么及至晚年，权绾四省、位列三公、封侯拜爵时，他切切不能忘的仍是自己的德行与学问。在他心中他一直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诗书文章展露雄心。
　　古人常以诗词歌赋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从世代耕读之家走出来的曾国藩，也以诗文表达他的志向。
　　在京城时的曾国藩，虽然主要立志于学问品行，但从他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他并不甘心做一个文臣，而是寄望于驰骋疆场、报效国家。在《感春诗》中，他写道：“征兵七千赴羌陇，威棱肃厉不可当。”又说：“横斩蛟鳄血流川，天子之宝无伦比。”还说：“一朝荷戈西出塞，辜负白铁悔因循。”感叹时不我用。
　　当然，他的志向又不仅限于领兵治军，他要的是文武兼通，出将入相。“杀贼自是书生事”，要以书生从军，征战杀敌，不学穷兵黩武的武夫，而要做平定大乱、再造中兴的勋臣。他要达到的境界是：做一个既能作诗解文又能经理乱世的治国平天下的“圣贤豪杰”。
　　当时，清朝天下还算安定，曾国藩却已有如此大志。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生之后，他振臂一呼，挺身赴战，最终完成了凤愿。倘若没有原来所定的这番大志宏愿作心理准备，他是很难有这股冲劲儿、狠劲儿的。
　　所以说，“丈夫自谋要深远”！男儿立世，没有大志，没有远见，是无法立得住的。
　　曾国藩于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在家中无非是读书习字，读“子曰诗云”，习帖括制艺之类，既没有宽广的眼界，又没有广博的学识。道光十五年会试报罢，他暂时居住在京师，开始涉猎诗和古文，他尤其喜欢韩愈的文章。
　　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入翰苑后，大部分时间都很清闲，他便更加发奋学习、广泛阅览、勤作笔记，并将笔记分为五类，分别是“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草”，亲自作手录和摘记，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相互间切磋扶持，这样日复一日地学习，使他的学识大有长进。可以说，在京为官十二年，为曾国藩成为一代大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京都这段时间，曾国藩因为日课是读书，月课是作文吟诗，因此写了许多的诗文。现在看来，曾国藩集中的作品，几乎一半以上的诗作和一大批文章都写于这段时间。
　　这段时期，曾国藩也有几篇文章表达了他的文学观点，道光二十三年正月的《读李义山诗集》、二十四年十二月的《书归震川文集后》、二十五年九月的《送周荇农南归序》这几篇文章正是阐述了这样的观点。《送周荇农南归序》对自汉以来的文学家进行了评述，其中对清初文坛的评述是：“康熙、雍正之间，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属，号为古文专家，而方氏最为无类。”大概这就成为他后来推崇桐城文学的开端。
　　曾国藩在京都期间写了不少诗作。他常常检查自己写诗是否是因为想出人头地、求取功名。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他检讨自己“作诗之时，只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十二月，又对自己检讨道“汩溺于诗句之小技”“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十月二十五日经过深刻反省之后他说：“好作诗，名心也。”十月初十日又写道：“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十一月十六日所作的文章是这样写的：“走何子敬处，欲与之谈诗。凡有所作，辄自适意，由于读书少，见理浅，故器小易盈如是，可耻之至！”可是在同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那天，他很得意地在家书中说：“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十一月十七日的家书中他的得意之情更是暴露无遗：“近日京城诗家颇少，故余亦欲多作几首。”
　　在弟弟们面前，他的求名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少年得志，考中进士。
　　每个人生活在世上，常常感受到现实生活的庸俗，但很多的人看到了这一点却因为更多的原因而缺乏去改变现实生活的勇气和信心，更不能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立下高远的志向，而曾国藩与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仅看到生活庸俗、颓废的一面，并且因为自己所处在这样的环境而迅速觉醒过来，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立下了远大志向。
　　曾国藩六岁时，祖父曾玉屏便为他请了个姓陈的先生教他识字。第二年，父亲曾麟书在自己家里设了一个私塾，取名“利见斋”，有十几个儿童入学读书，曾国藩也就随父读书了。
　　曾麟书因为自己天分不高，认为自己求取功名没有希望，于是便把满腔热血都灌注在儿子身上。他在读书方面也没有高招，只是在儿子身上用苦功夫，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指导，就连吃饭、走路、睡觉都嘟嘟囔囔，爷俩相互提示，背诵诗书，议论文义。
　　在父亲的苦心教导下，曾国藩也苦下功夫，他的天资很高，记性也好，到九岁时就读完了五经，开始学作八股文；读到十四岁时，在当地的读书人中已初露才华。那年，父亲的好友衡阳廪生（资历高的老秀才）欧阳凝祉（字沧溟）到湘乡来看曾麟书，见到了曾国藩所作的诗文后大加赞赏。欧阳氏是衡阳、湘乡有名的学者，尤其诗文作得好，功名虽不高，但平日自负得很，值得他称赞的实在不多。为了试一试曾国藩的才学，欧阳凝祉当场出题考问曾国藩。曾国藩对答如流，据题赋诗，使欧阳凝祉大为惊奇，认为这孩子将来一定大有前程，当即与曾麟书议婚，成就了曾、欧阳两家的儿女亲事，欧阳之女便是后来曾国藩的结发原配。
　　曾国藩十六岁时，父亲让他参加长沙府举行的童生府试，他考取了第七名，是年为道光六年（1826年）。曾麟书看到儿子小小年纪竟有如此的才华，再看看自己，连考多年秀才未中，如果让儿子跟着自己读书，怕误了他的学业，不如给孩子另请名师。于是，曾麟书跟父亲商量找个教书先生，他们听说衡阳唐氏家塾有个汪觉庵老先生，八股文教得极好，可以送去就学。于是，曾国藩在十九岁时赴衡阳读书。天资聪颖的曾国藩在衡阳只读了一年书就学完了该校的课程，于是他又回到本县的涟滨书院就读。
　　经过学习，随着年龄增长，曾国藩渐知自己过去各方面的幼稚，许多想法也不对，必须从新做起、奋勉不懈，才能真正有所长进。为此，在涟滨书院读书期间，曾国藩特为自己取“涤生”为名号，即有洗涤过去、从新做人之意。
　　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国藩二十三岁，其父于前一年考取了秀才，便也让曾国藩参加秀才考试。曾国藩一举成功，中了秀才。这一年，家人为他与订婚已九年的欧阳小姐成亲，二十三岁中了秀才才结婚，这在当时是突出的晚婚了，也见得曾家对曾国藩的读书和功名要求极严格，没有功名不能成亲。
　　考上秀才后，曾国藩于1834年到长沙岳麓书院学习。清代岳麓书院，是湖南的最高学府，藏书宏富，名人辈出。岳麓书院在湖南全省范围内招生，其山长（相当于校长）、主讲是名声很高的欧阳厚钧，他是嘉庆四年的进士，曾任郎中、御史等官，以母老告归主讲该书院。他为书院主讲长达二十七年之久，前后教出当时知名的学生三千余人，因有“弟子三千”之称。在校学生须按月课试，月课分为官课、馆课两种。官课由学政、长沙知府等高级地方官出题，有时甚至由巡抚亲自出题。由此可见，岳麓书院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官府对岳麓书院也相当重视。据曾国藩的年谱说，当时曾国藩以“能诗文，名噪甚，试辄第一”。
　　曾国藩在该校系统地学习了儒家著述，掌握了儒家思想的精髓。
　　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学习不满一年时，于1834年秋天参加了省城乡试，得中举人。两年连中两级，成了“举人老爷”，这对曾家来说，已是破天荒了。全家喜庆尚未结束，曾国藩便打起行装，前往北京，准备参加来年的进士会试。
　　第二年，曾国藩就到北京参加会试，但是没有成功。可巧，道光十六年（1836年）适逢皇太后六十大寿，照例增加乡试、会试的恩科考试一次。曾国藩为了节省路费、减少舟车劳顿，决定在北京等一年。于是，曾国藩写信回家说，湖南至北京，千里迢迢，往返一次太困难，路费也太多，不如留住北京，等着来年的恩科会试。家里回信勉励他不要灰心，也别太节省了，多多保重，好好准备。于是他住在北京的“长沙会馆”，那里住着不少湖南的举子，花销不大。
　　在北京等候考试的这一年里，曾国藩除准备功课之外，还目睹了京华文物名胜，这使他大开了眼界，不再是蛰居湖南山乡的寒门儒生了。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喜欢上了号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的文章，从此终生不变。年谱说他“留京师读书，研穷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艾词自此始”。曾国藩的文章写得好，不仅文词华丽，对仗工整，而且有雄奇之气，读来有如长江大河，滔滔而下。虽然他后来爱好桐城派文章，但作文的基础恐怕至少在此时就奠定了。再一年，1836年的恩科考试，曾国藩又名落孙山。一个乡下小财主的儿子，在京师读了一年书，此时已是囊空如洗，只好打道回府。就在回家的路上，他到了金陵这个日后与他的政治、军事生涯有重大关系的城市。
　　在金陵，他在书肆里见到《二十三史》，对它爱不释手，但是曾国藩没有钱，就向一位在江苏任曹的同乡借，又卖掉了自己的衣服，终于拥有了一套自己的《二十三史》。回到家里，父亲问明原因，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鼓励他说：“你借钱典衣买书，这不是坏事，我只望你细心研读，能把此书认真圈点一遍，就算对得住我了！”曾国藩牢记此语。自此清晨起床，一直读书到夜半，整整一年足不出户。曾国藩研究历史的兴趣就是在那时培养起来的。
　　又过了一年，即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又是举子们进京会试的年头。曾国藩要上京城参加考试，可是家里却拿不出足够的路费，只好向同族和亲戚家借贷。曾国藩携钱三十二缗上路，到了京师，只剩三缗。《曾国藩年谱》的作者感叹道：“时公车寒苦者，无以逾公矣！”
　　三月春榜发布，曾国藩取得礼部会试第三十八名进士。接着又连续进行殿试、朝考，成绩越来越好，殿试取得三甲第四十二名，朝考取得一等第三名。他朝见皇帝之后，被钦点了翰林，并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红翰林，是科举试途中的巅峰了，中央的极品大员、地方的封疆大吏，绝大多数是从翰林里选拔的。
　　曾国藩成功了！
 



第6章 曾国藩的功名之心(2)


　　点翰林那年，曾国藩虚岁才二十八。一般的幸运翰林，由秀才、举人、进士，一阶一阶地爬，熬到这一阶少说也得四五十岁，而多数士子根本摸不上翰林的边，有的中个举人就已是两鬓苍苍。就说曾国藩的父亲吧，数十年考上个秀才，已是四十多岁了。相比之下，曾国藩确实是少年得志，平步青云了。
　　在曾国藩生活的那个时代，像他那样出身贫寒、又降生在一个偏远闭塞的山村里的人，要爬到社会的顶层，要施展自己的抱负，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考科举。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考中进士后做官，然后博得个封妻荫子。然而，这条路实在是太难了，每年中进士的读书人只有几百个，这对于有四万万人口、有成百上千读书人的大国来说，实在是太少了。因此，真正能通过这条路功成名就的人很少很少，它的可能性是千分之零点几，甚至还达不到这样的比例。后来成为曾国藩死对头的洪秀全，生于1814年，比曾国藩小三岁，当曾国藩在科举的路上奋斗的时候，洪秀全也在这条路上艰难奋斗。洪秀全十三岁就开始考科举，与曾国藩头一次考科举恰好是同一个年龄，而后却屡战屡败，最后连秀才都没有考上。愤世嫉俗的洪秀全终于走上了扯旗反清的路。但是，曾国藩是幸运的，经过二十年的奋斗，他终于成了曾家第一个进士！
　　在明清时代，翰林院是储备人才的总机关。翰林平时要为皇帝皇子讲书解书，充任经筵讲官、春坊庶子，因此他们必须成为最有知识、最会读书、最会做学问的人。翰林还大多担任纂校殿阁秘书，这更是直接与书打交道的活，他们需要编纂大型的类书、丛书、政书，上自皇帝御览，下至士子阅读，其质量高低，更是对翰林的一种实际而全面、重要而普遍的学识与能力的考验。所以，自明清以来，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而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更是非翰林不任。清代自康、雍以来，名臣大儒大多从翰林而起。
　　曾国藩入了翰林院，自知前途无限，更有锐意进取之意，决心要做一个藩屏国家的忠臣。此时，他已摆脱了科举的桎梏，转而认为读书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志大人之学。为此，曾国藩曾给自己定下了这样一条座右铭：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耕耘，只问收获。”
　　曾国藩常常在诗歌中抒发自己高远的志向，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其中《感春六首》最能表现他的雄心：“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虹梁百围饰玉带，螭柱万石从金钟。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曾国藩立志要成为圣贤之人，要成为藩屏国家的忠臣，因此，他无论做人做事还是做学问，都是严格地按照此志去努力发奋的，而且，一辈子矢志不渝。因此，他能取得极高的地位，就理所当然了。
　　曾国藩少年立志，决心要做圣贤，因此一生孜孜以求，持之以恒。到晚年时他已位极人臣，身名俱泰，仍然矢志不渝，初衷不改。其立志之坚定，持志之高远，足以垂范后世。
　　为官清廉无炭敬。
　　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在科举时代，读书、做官、发财，总是连在一起的。在封建时代，升官与发财总是须臾不分，仕宦为官者的人生轨迹似乎就是这样的，升官是桥梁，发财是目的。曾国藩在最初踏上科举之路时，也有这样的思想。但一旦他真的做了官，进入翰苑以后，即立誓不发财。
　　为官不贪是对做官之人的最基本要求。同治五年六月，曾国藩已是封爵开府，但他时时不忘祖父在他中进士以后所说的话。祖父对他父亲说“宽一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曾国藩将此番话作为一生的训示，他曾发誓说：“我从三十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绝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绝不食言。”
　　曾国藩说的并不是冠冕堂皇的场面话，而是言行如一，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京官十二年中，他从未假公务之便身染墨黑，这在贪污成风的晚清社会，的确算是位难得的清官廉臣。清代的薪俸很低，甚至不足以养家糊口，雍正时实行“养廉银”制度后，将官员的“灰色收入”明晰化，在很大程序上弥补了低薪不廉的缺欠。但整个清代贪风极盛，尤其是地方封疆大吏，往往积财甚厚，聚敛成性。当时皇帝的心理也是非常奇特，贪官没有养肥之前没有任何动作，一旦贪官成为巨蠹时，他就会马上下令抄家问斩，在所不惜，时人称为“宰肥鸭”。到了晚清，贪风日烈。曾国藩作为一个翰林，既无权又不贪，物质生活的贫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清代有一位叫汤斌的清官在就任江南巡抚时，刚到南京就把府县官员召集，严加训斥：贪图贿赂的人轻则被别人弹劾丢官，重则没收家产、累及子孙。为官者，一旦沾上贪字，上司接受下官的贿赂，把柄就在别人手中捏着，这样下官有何过失一律不敢责其纠正，长此以往，上司就会有包庇之嫌。这些人一听，都说“公治吾等”，也就是说救了他们的命。
　　曾国藩尤其推崇汤斌，认为汤斌是清朝有所成就之人中的一流人物。
　　曾国藩无论官居何位，总以清廉作为为官的根本。他在位时，“署中没有敢以苞首进者”，其夫人“无珍玩之饰”。据曾国藩的女儿回忆，曾家收受别人的礼仅一次，那是提督黄翼升的夫人进献的。
　　黄翼升，长沙人，曾是曾国藩的部下。曾国藩组建水师时，黄翼升鞍前马后帮了许多忙，是曾国藩的心腹大将。建立淮扬水师后，黄翼升被提升为统带。1862年，黄翼升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曾国藩正值用人之际，想调回黄翼升，与李鸿章来往书信相商十三次，被李鸿章断然拒绝。因黄翼升本性宽厚，性情温良，深受众将士拥戴，曾国藩千方百计要把这员心腹大将调回。李鸿章赞扬黄“古道热肠，是武人楷模，又是平吴第一功臣，更是淮军第一苦人”，因此坚决不给。为此事，曾、李二人相持不下，差点翻脸。
　　这个时候，黄翼升夫人出面周旋，事情才有了缓和的余地。
　　黄翼升其时身处两难境地，左右不是，夫人出来调停，设法要拜曾国藩的夫人为义母。待到曾夫人寿诞之日，黄夫人带着蒲翠钥一双、明珠一粒、纺绸帐一番前来拜寿，当着众宾客的面，黄夫人执意要拜曾夫人为义母，曾夫人碍于情面，只好收黄夫人为干女儿。宴席散后，曾夫人向曾国藩说明缘由，开始曾国藩很气恼，但转而一想，此举既能缓和因黄翼升而起的曾、李紧张的关系，又能笼络将心，便再无异议。
　　曾国藩物质生活上的清苦是后人无法想象的。曾国藩进京的第二年，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别无生计，光景渐窘，拆东墙补西墙，总算熬到了年底，一心盼望外官例寄炭敬，过个“丰”年。所谓炭敬，说的是当时北方天气严寒，每至冬日，家家烧炭取暖，外官照例于冬令以钱馈赠京官用为取暖之资，是为炭敬之名，实际是官场通行的陋规，约定成俗的旧例，说白了就是变相的送礼。可能曾国藩只是翰林院的下级官吏，没有什么权力，因而当年地方官竟无炭敬馈赠，曾国藩无奈，只好借了五十两银子过年。
　　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同样是东挪西借。春夏之交，他的外债已经达到了二百两。到年底，累计欠债四百两。曾国藩自顾不暇，焉能顾家？不过，曾国藩最重孝道，不管生活多么艰难，每年总要寄些银两作为父母买肉之用。虽然曾国藩多次在家书中称京城借债比较容易，他的师友比较多，能够左右逢源，但欠债毕竟要还钱！这使曾国藩焦急不安，“寒士出身，不知何日是了也！”曾国藩的早年诗作中，不乏对困窘生活的描写。如赠梅伯言诗中曰：
　　“隘巷萧萧劣过车，蓬门寂寂似逃虚。为杓不愿庚桑楚，争席谁名扬子居？喜泼绿成新引竹，仍磨丹复旧仇书。长安挂眼无冠盖，独有文章未肯疏。”
　　人无钱，受人欺，甚至连佣人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曾国藩的“傲奴”一诗颇有意趣：
　　“君不见萧郎老仆如家鸡，十年笞楚心不携！君不见卓氏雄资冠西蜀，颐使千人百人伏！令我何为独不然？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昨者一语天地睽，公然对面相勃硖。傲奴诽我未贤圣，我坐傲奴小不敬。拂衣一去何翩翩！可怜傲骨撑青天。噫嘻乎，傲奴！安得好风吹汝朱门权要地，看汝仓皇换骨生百媚！”
　　大考升官后，曾国藩的境况稍好，但绝不富足。家里欠债，他要量力清还，诸弟捐监要他出钱，二男五女要养育，历次升官要请客，还有一些人情来往，用度日繁，最后还是欠了一千两银子的债，生活上只有节俭。所以，曾国藩虽然在北京为官十二年，但是就总体而言还是一直过着清苦的日子。
　　曾国藩从民间走出来，他深知百姓生活的艰难。他在翰林院期间，虽然不乏吃请应酬，偶尔也在自己的寓所摆上一桌，但总体上他感到“酒食较丰”并不是好事。
　　当时，在外官眼里，京官是肥差，躬身于天子脚下，各项事务都极为方便。一天，好友刘觉香从外省来到京城，对曾国藩大谈“做外官景况之苦”。其实，他根本就不了解京官的苦楚。曾国藩对此触动很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愈知我辈舍节俭，别无可以自立。若冀幸得一外官，以弥缝罅漏，缺瘠则无以自存，缺肥则不堪问矣，可不惧哉！”
　　这就是说，做地方官如果是肥缺，就会“常在河边站，难免不湿鞋。”如果立志不坚卓，极易成为贪官。如果是瘠缺，连生活都困难，更何以立志、发达？这件事促使他更加珍惜自己的翰院生涯。
　　曾国藩在北京时期生活的清苦，还可以通过一件事情来佐证。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冬，曾国藩准备赴京散馆时，看到他的大舅江永熙“陶穴而居，种菜而食”，为之“恻然者久之”。临别时，他的二舅江永燕对他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做烧火夫也”。他的三舅江永薰，亲自送他到长沙，握着他的手说：“明年送外甥妇来京”，说罢凄然泪下。几个舅舅朴实无华的品质以及他们家的贫寒景况均深深印记在曾国藩兄弟的头脑之中，永远难以忘怀。
　　后来，曾国藩身居高位之后，时常去信向舅舅问安或送以薄礼，或给予银钱以周济之。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国藩兄弟的二舅去世时，因家贫未做到道场超度，次年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等人的家书中说：“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饥寒之况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已援手，则大舅、五舅者又能沾我辈之余润乎？”表示要给他的二舅补做道场，并“恤其妻子”，征求他的两个弟弟的意见，问其是否同意他的打算和计划。
　　曾国藩后来做了二品的侍郎，本应宽裕。但他依然捉襟见肘，连回家的路费都凑不够，只好把思亲之情埋藏心中。《曾国藩年谱》记载，曾国藩居京四年时，“宦况清苦，力行节俭”。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国藩在等待中迎来了一次试差：这年6月，他被道光帝钦命充四川正考官，这对他的经济状况会有一定改善。
　　按照清朝的习惯，士人将翰林得差早晚分为“红翰林”与“黑翰林”。因为一充试差，即意味着有颇为可观的一笔进项。曾国藩得试差较早，可称为“红翰林”。七月初，曾国藩偕副考官赵楫一同驰驿出京。经过明成祖与李景隆交战处白沟河时，曾国藩有感而发，得诗两句：“长兴老将废不用，赵括小儿轻用兵。”上句指耿炳文，下句指李景隆。白沟河一战使燕王终于南下，建文帝的江山也在战败后被燕王朱棣夺得，史称“靖难之役”。
　　由于此行正值酷暑，加之连降暴雨，因此曾国藩路途染病。到达西安时，陕西巡抚李星沅将他接到衙署，为他请医治病。数日后病愈入蜀，天气转晴。曾国藩的心情也随之一喜，赋诗曰：
　　“万里关山睡梦中，今朝始洗眼朦胧。云头齐拥剑门上，峰势欲随江水东。楚客初来询物俗，蜀人从古足英雄。卧龙跃马今安在？极目天边意未穷。”此次试差是曾国藩行程最远的一次。一路上，曾国藩尽管身体不佳，但仍踏访遗迹，诗兴时发，至今仍留存了不少诗作。
　　10月11日，曾国藩考试完毕回行到陕西境，此时残秋已逝，宝鸡山已有白雪堆积，但博大的渭水依然奔流不息。这一天曾国藩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三十三个生日。面对中华民族的摇篮，曾国藩情不自已，赋七律二首，其一是：
　　“三十余龄似转车，吾生泛泛信天涯。白云望远千山隔，黄叶催人两鬓华。去日行藏同踏雪，迂儒事业类团沙。名山坛席都无分，欲傍青门学种瓜。”
　　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夜月如画，独立台上，看南山积雪与渭水寒流、雪月沙水，并皆皓自，真清绝也。琼楼玉宇，何以过此？恨不得李太白、苏长公来此一吐奇句耳！孤负，孤负！”
　　11月20日，曾国藩历时半年有余，回到了京师。这次试差，曾国藩得到了当时官场盛行的“规礼”。第二年春天，他将这笔钱用于偿还他在京中所借的债款，另外又寄回家中几百两，用于还家中所欠。同时，又拿出四百两赠送族戚。
　　试差缓解了曾国藩拮据的境况，但总体而言，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好。
　　曾国藩公私分明，从不贪占公共用度，但他对公务却尽心尽职，“不苟不懈”，这一点让同僚非常佩服。他的这种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精神让他的同级官僚感佩至深。因此，他在京之日的声誉也就日渐远扬。
　　以身作则，遵守戒律。
　　曾国藩熟读孔孟之书，对孔子的学说极为推崇，他非常赞同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在官场上，大多数人处理政务，仅凭好恶感情用事，曾国藩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只有根据事情的情理来决定才能博得人们信服，有利于社会发展。曾国藩处理“秦淮灯舫”一事，充分说明了他的居官原则。
　　秦淮河是古都南京的古迹名胜，在明朝出现过马湘兰、李香君等色艺双全的名妓。1851年以后，清政府倾注兵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洗劫，日渐萧条凄凉。到了1864年，战争结束，秦淮河畔慢慢出现了繁荣景象。
　　官场上什么人都有，什么事都会发生。有的人可以接受，有的人接受不了，有的人自己不喜欢就严格限制此种行为。时任六安郡太守的涂廉访对秦淮河的这种情形看不顺眼，便通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把此事的处理结果呈报给了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国藩听了他的汇报后，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对涂廉访说道：“听说淮河灯船，尚寥落如星辰。我多年前曾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涂廉访听了以后，好比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怏怏而回。
　　过了几天，曾国藩约了幕府中的各位官员，共同乘船游览秦淮河，并命江宁、上无两个县的县令，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席间，曾国藩风趣地对大家说：“三十年前，我是心向游弋而不敢游弋，三十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弋而不禁别人游弋。”停了一会，他又说道：“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政事不能凭一己之好恶。一定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第7章 曾国藩的功名之心(3)


　　曾国藩对秦淮灯舫所抱的开放态度，对幕府中的官员启发很大，最受教育的还是太守涂廉访。他撤销了原来的禁令，并采取积极措施，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扫叶楼，恢复了六朝旧迹，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异彩。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举措，在金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各地商贩云集秦淮河畔，富商大贾携眷游玩，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世人都知道宦海深不可测，仕途坎坷不平，稍不留神便会身败名裂。有的人甚至稀里糊涂就被免职罢官了。所以，身居官场的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当官哲学。
　　曾国藩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昏、傲、贪、诈。曾国藩家书中提到了四败：“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曾国藩认为要居官有成，就必须戒此四败。欲不昏惰任下，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他在1853年给好友的信中写道：“您说的‘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因我阅历尚浅，实行起来难免把握不准而失去良才。不过，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因为军营目前的风气不好，官兵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气又是痛恨。获得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屡加赞许。除他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只能容忍。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只因为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才使得志士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
　　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只有善任，才能人尽其才，只有人尽其才，才能事业兴旺。曾国藩能文能武，在军中，他可以预言谁可以为营官，谁可以为大帅。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
　　后来，塔齐布果然屡建战功，后战死沙场。
　　曾国藩剿捻之初，认为陈国瑞率僧军驻扎济宁，力量单薄，便把部将刘铭传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性情暴虐，向来看不惯湘军，看到刘铭传军配备着先进的洋枪，羡慕备至，产生了抢夺枪支的恶念。于是，陈国瑞率兵突过长沟，见人就杀，见枪就夺，连杀数十人。刘铭传闻讯赶到，十分气愤，发兵把陈国瑞团团包围，将陈国瑞的卫兵全部打死，把陈国瑞囚禁起来，直到讨饶为止。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也不示弱，两人就争吵起来。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早有所闻，调查清楚了火并事件以后，对陈国瑞屠杀自己部下的行为深感不满，但曾国藩在向皇帝的奏折中，仍客观地详述了陈国瑞的功与过，使陈国瑞受到了适宜的制裁：撤去帮办军务，脱去黄马褂，责令其戴罪立功。这样，陈国瑞不得不向曾国藩认错，并服从曾国藩的调遣。
　　曾国藩之所以能让部下听从、佩服，不仅是因为他对部下要求严格，更是因为他能够做到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做官的人贪财几乎是官场的铁律，但曾国藩却不受这个铁律限制。曾国藩的日常生活极其俭朴，饮食以素食为主，极少荤菜，衣服、鞋袜都是夫人、女儿手工的绩麻纺纱做成。女儿出嫁，曾国藩规定压箱银二百两。
　　他的小女儿出嫁时，曾国荃来贺喜，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只有二百两，曾国荃十分叹服，转赠四百两纹银。儿子曾纪泽新婚，曾国藩谆谆告诫儿子，要求新妇亲自下厨做饭，并学习麻纺之事。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生活俭朴，官至一品总督，家庭生活与普通家庭无异。曾国藩三十岁生日时，添置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日并不穿着，只有遇到庆贺或者新年时才穿一次，所以，那件衣服始终显得很新。
　　曾国藩做京官十多年，尽职尽责，鞠躬尽瘁。他在给父亲的家书中写道：“对于衙门里的各种事务，现在都已经很熟悉，同事都很佩服我。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我处理得很好。既然我现在在礼部衙门，就应当为国家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我不敢苛求什么，也不敢懈怠，只有为国家尽心尽力地服务，才是我最大的心愿。”
　　曾国藩身上，有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勤俭持家。正因为有这种美德，曾国藩才能在仕途中保持理性的冷静，无论是得意还是失落，他始终能正视自己，严格要求自己。
　　曾国藩既是一家之长，又是一国重臣。对国家，他始终忠心耿耿，尽忠职守；对部下，他赏罚分明，治理有方。
　　正是因为曾国藩为官始终有自己的政治原则，所以他虽然权倾一时，但也能全身而退。
　　以澄清天下为己任。
　　谈到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像曾国藩这样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大情怀。他们一方面关心自己的学识，另一方面关心天下兴亡。因此，这两点构成了他们特殊的人格。曾国藩除这两方面外，还是一位为官者。中国古代为官者的平常心应该是怎样的？在曾国藩看来，就是不用权谋私，而是用权为公。如果逾越这个界限，那么为官者的心态就会变得“另类”了。
　　曾国藩做京官之后，刻苦攻读儒家经典，自省自律，在自我教育的过程中，由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目标出发，改其名为“国藩”，意为“为国藩篱”，立下“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愿，由“内圣”而去做“外王”之事。
　　曾国藩确实表现了对大清王朝高度的责任感。在咸丰初政的日子里，他似乎是最忙碌的人，他的上疏、建言一个接一个，而每一个上疏都切中时弊，决无腐儒之见。上《议汰兵疏》后，他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触及清朝的统治基础，表达了他对天下将乱的忧虑。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正是这一年，曾国藩做了京官。由于他初入仕途，对这次战争、战败、签约等没有多大反应。但战后的清王朝，像经过大地震后的多年失修的大厦，摇摇欲坠。身在京都和官场，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官场中的黑暗、经济上的落后，这一切曾国藩被看得一清二楚。地方上的情况，自鸦片战争之后，变化是巨大的，战争费用、战后赔款要由各省摊派偿还，本来贫穷的百姓，突然加上大笔征收，已经承受不起了，再加上自然灾害、五口通商、洋人的侵扰、商路的改变、大批手工业工人的失业，受害严重的南方数省的百姓首先起来掀起反抗运动了。
　　两广地方最不平静，曾国藩的家乡湖南也不断发生农民暴动。清政府调兵遣将，严厉镇压，但是起义运动此起彼伏，闹得越来越凶。这期间，曾国藩忙于读圣贤之书，提升自我修养，也没有过多问及。
　　然而，情势越发严重。曾国藩的几位湖南同乡，，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不断向他反映地方情况，相互商量，开始探讨挽回颓势的各种对策。
　　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1837年中举，1844年赴京会试时，经郭嵩焘介绍认识了做京官的老乡曾国藩。欧阳兆熊是湖南湘潭人，1840年曾国藩因病在客栈中遇到了他，得他精心照料，此后二人也就成了好朋友。罗泽南也是湘乡人，家境贫寒，学问很好，后来做乡村教师时，曾国荃、曾国华都是他的学生，因此双方也很知己，但直至曾国藩回湖南办团练，二人尚未见面。曾国藩仅从别人的书信和议论中，得知这位被人们称之为“邑中颜渊”的罗泽南的学识与人品。
　　曾国藩与刘、郭、江等人感情极好，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甚为密切，地方上的情况，随时由这些朋友传达得知。他们同为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同对腐败的政治、黑暗的官场不满，同有改革时弊、拯救大清王朝的抱负。他们都认为，当时地方百姓的反抗是要镇压的，但这种反抗情绪是由清朝官吏的贪暴所造成，所谓“推寻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
　　曾国藩在一首诗里写道：“隶卒突兀至，诛求百不友，蒨蒨纨绔子，累累饱鞭笞。前卒贪如狼，后队健如牦，应募幸脱去，倾荡无余资。”他分析说：“民间之疾苦，银价昂贵，粮饷难纳；冤狱太多，民气不伸；盗贼太多，良民不安；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弊政。”
　　曾国藩“为国藩篱”“澄清天下”的第一步，便是要求改革弊政，使腐败没落的清朝政府坚强、健康起来，肃清全国的农民反抗运动，实现儒家理想的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局面。
　　斗胆直谏犯天颜。
　　人们为了生存，总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在官场，身居高位的人在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的，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守自己既得利益的倾向越发加重。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做出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来。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康熙皇帝有过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大夫的本质：“士子负笈（指书籍）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位反成尸位”。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
　　读书养望是曾国藩在翰林院七年间的主要事务，躬亲参与的重要政事并不多。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六月，曾国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这是他跻身高官、涉足政治的开始。曾国藩时年三十七岁，可谓官运亨通。他高兴之余，感到一种更重的责任，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自己骤升高位，担心“无补于国计民生。”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丢损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自己的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不让臣民祭奠他。这当然是对自己最严重的惩罚了。由于道光帝的遗嘱用的是“朱谕”，属于亲笔书写，皇家宗亲不得不重视起来。因此，咸丰帝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
　　咸丰继位之初，为了挽回人心、渡过难关，罢黜了权臣穆彰阿、耆英等人，同时下令开言路、求贤才。
　　咸丰的即位还是唤起了大臣们新的希冀，至少，曾国藩抱着很高的热忱。新旧君主更替时，是礼部最繁忙的时候，因为对大行皇帝的盖棺定论要礼部拿出意见，一切丧仪也要做得有章有法，而新君即位大典等等，也是礼部不可少的事。由于曾国藩“职务繁剧，不遑兼顾家事”，因此写信请他的四弟曾国潢到京帮助料理。3月15日，曾国潢到达京都，兄弟二人“相见极欢”，曾国藩把所有的家务交给四弟“经理”，他自己则全身心投入到公务中。
　　讨论时曾国藩也在其中，当时他是礼部侍郎，他责无旁贷要拿出意见来。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已进行了集议，讨论时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袱尤在所必行”。
　　按照官场的通常做法，既然大家都已经讨论通过并已经定下了明确的方案了，曾国藩应该是顺着杆往上爬了，但曾国藩没有这么做。他经过十余天的思考，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上疏新即位的咸丰皇帝说，诸臣集议乃是“天下之公论也，臣国藩亦欲随从众议，退而细思，大行皇帝谆谆诰诫，必有精意存在乎其中。”他的上疏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庸郊配一项，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曾国藩详细阐述不敢遵从的两个理由，及不敢违背道光皇帝遗嘱的三个理由。在阐述道光帝不应郊配的第一个理由时，曾国藩指出：庙坛的规模尺寸是固定的，不能随意更改。现在，大行皇帝以身作则，不予郊配，是“久远之图”。“今日所不敢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敢言者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忍言者也。经此次朱谕之严切，盈廷之集议，尚不肯裁决遵行，则后之人，又孰肯冒天下之不韪乎？将来必至修改基址，轻变旧章。此其不敢违者一也。”第二条理由是古来祀典，兴废不常。大行皇帝以身作则禁后世，越严格越表明他对列祖列宗的尊仰。大行皇帝以圣人制礼自居，我们这些臣下的浅短见识怎么能考虑得长远呢！
 


第8章 曾国藩的功名之心(4)


　　第三条是“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在所尤重”。曾国藩举出两个显见的例证，一是孝庄文皇后病逝时留下遗嘱，她谆谆嘱咐康熙皇帝：“我身后之事特嘱你：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卑不动尊，此时不便合葬。若别起茔域，未免劳民动众，究非合葬之义。我心恋你们父子，不忍远去，务必于遵化安厝，我心无憾矣。”康熙皇帝一向孝顺祖母，孝庄皇后死后，康熙帝遵照遗嘱，将祖母安葬在了遵化的东陵附近。第二个例子是乾隆皇帝。乾隆帝把大清朝推向全盛，他的功绩大业死后是完全可以称“祖”的。但乾隆帝临终前也留下遗命：“庙号毋庸称祖”。嘉庆帝只好遵从，故庙号“高宗”，并将此载入《会典》，“先后同揆矣”。在举出以上两个例证后，曾国藩说：“此次大行皇帝遗命，唯第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且朱谕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而处列祖予崇高，此乃大孝大让，亘古未有之盛德。与其以尊崇之微忱属之臣子，孰若以奠大之盛德归之君父，此其不敢违者三也。”
　　曾国藩的奏疏非常有力量，他最后说：今皇上（指咸丰帝）如果不按大行皇帝之遗命去做，就有“违命之歉”。此时，咸丰皇帝颇感为难：如果按照遗命去做，大行皇帝未能郊配，自己的孝心也“有歉”，考虑到将来又“多一歉”，与其他日成礼时“上顾成命，下顾万世”，左右为难，不如现在慎重考虑，再做决断。曾国藩的奏疏尽管理由是儒家的仪礼，但这是需要万分勇气的。道光皇帝已经死了，他是不是真是那么想的，谁也不敢肯定。也许道光皇帝本人只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亲自贬自损，想抬高还来不及呢！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曾国藩如此“不识时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这样的话，也是袒露心情的真话。当时，咸丰皇帝虽然在御批奏折上写的是肯定的词语，但是心里并不痛快，对曾国藩平添了几分厌恶之情。但曾国藩认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个接一个地上，批评也逐渐升级，最后连刚继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咸丰帝即位之初，颇有一番“振作”。道光三十年二月初八，他发布上谕，令九卿科道凡有言事之责者，就国家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曾国藩时为一品侍郎，立即将久蓄心中的治国大计倾吐出来，乃于三月初二上《应诏陈言疏》。
　　曾国藩对于清朝开国至咸丰之初的人才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认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使清代出现了许多“泥塑木雕”式的官员。康熙末年，顺天府尹余正健不能办事，致使各项事务废弛，康熙帝说他是“木雕草束之人”。有人说，余正健虽然不能办事，但人有正气，康熙帝不以为然，说：“那样的话，不如立一个泥塑木雕之人，不吃不喝，岂不更好！”
　　曾国藩主张踏实的学风。他认为，如果要让天下的英才辈出，又要他们不做出格的事情，就必须倡导踏实的学风。如果能这样坚持下去，十年之后，朝廷必然会人才济济。
　　曾国藩上这份奏疏时，他已在京师为官十年之久，此间他从七品小官晋升二品大臣，对于官场风习可以说是每日触及，因此他才能够提出发人深思的问题来。他后来多次说，三四十年来不黑不白的官场，已让英豪短气，让豺狼不敢为非。这确实是个悲哀的时代。
　　清朝的政治风气，在嘉庆道光以后日见泄沓萎靡，人才亦见寥落。这与皇帝的好尚及执政者之逢迎谄谀，都有密切的关系。《瞑庵杂识》中曾有一条说：
　　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士却平安如初。他的一个门生请教做官诀窍，曹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当时流传颇广的《一翦梅》四则形容官场积习十分形象：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曹振镛死后谥号“文正”，他是道光一朝最得皇帝信任的宰相。曹振镛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的柔靡泄沓。
　　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君主国中，皇帝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官员的风气。道光帝经受鸦片战争的打击后，几乎一蹶不振，“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身边的军机大臣也只好报喜不报忧，当时京师有一副联云：“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乐，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在这一世风下，曾国藩基于十年京官的经历以及对官场习俗的厌恨，更重要的是要改变现状的决心，因而能反其道而行之。众相柔靡之时，他却敢迎风独立，挺身而出，这为提高他的政治声望以及艰难时挺身而担大任创造了条件。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仅敢于提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可行的办法，有理有据，从这一点，足以看出曾国藩对清朝的官僚体制的弊病研究的十分透彻。他从民间走出来，把八大衙门的正副长官（即堂官）比喻为农夫，把皇帝比喻为太阳，而把中下级官员喻为禾苗，既形象生动又十分贴切自然。
　　这一奏疏也反映了曾国藩不是庸碌之辈。他的思考，他的积累，才能使他形成对当时人才问题的系统认识，而这些也成为指导他日后治军打仗磨砺人才的观念基础。
　　由于曾国藩上奏时，左副都御史文瑞、大理寺卿倭仁、通政使罗悖衍等也各上奏疏，陈述政事。咸丰帝还将通政副使王庆云、鸿胪寺少卿刘良驹及科道官上的奏折，交有关部门议行。因此，咸丰帝收到曾国藩奏折的时候，也奖许一番，称其“奏陈用人之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湛嘉纳”“折内所请保举人才、广收直言，迭经降旨宣示”，对折中“日讲”的建议，命礼部等衙门讨论切实办法。
　　当年四月初，曾国藩参照《会典》等书，将他拟定的日讲十四条上奏。随后，在荐举人才时，他举荐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可当重任。
　　在传统的中国，当王朝更迭时，往往有政策的大调整。而一个王朝老皇帝崩逝、新皇帝即位之初，也有一番政策小调整。这就是说，在专制的统治下，由于皇帝的最高权威性，因此即使他在位期间有什么不适宜的政策，往往也难以纠正，只好等待新旧交替时调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尤其是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自我调整”的机制已很老化，上述情况更加明显。如明朝的嘉靖皇帝十几年不上朝，整天在宫中炼丹，与道士、宫女混迹一起。朝臣上的奏疏大多连看都不看，就“留中”了，也就是不交有关部门讨论执行。这位统治了四十余年的皇帝，给明朝带来了中衰。他的晚年，终于有一位闻名于天下后世的大臣上了一道疏，大骂皇帝一通，其中有一句说：“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意思是说天下人早就认为您不应当皇帝了。这个人就是海瑞。嘉靖皇帝看到这句气得浑身发抖，把奏疏摔在地上。不久，这位皇帝倒真的想辞去皇帝，当太上皇，并举海瑞疏为证。但这种事情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一切只好等待新君即位。
　　当年，曾国藩上奏了《应诏陈言折》《条陈日讲事宜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议汰兵疏》等。这些折疏所言之事似乎已不太新鲜，但都出自曾国藩对清廷的忠耿之心、妙手之文，恳切、生动，跃然纸上。奏折揭示了人民的种种疾苦，钱贱银贵等情；官场黑暗，官吏无能、腐败、害民扰民之实况；还提出兵伍不精，徒费国用，建议裁汰五万绿营兵，以裕国用；并提出选拔有用之人，制定严格的培养、考察、升黜制度等。还推荐了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江忠源、严正基五人，认为此五人堪当大用。
　　这些奏折没有发生任何实际效果，甚至于皇帝看没看都难说。当时应诏上的折子也太多，咸丰虽值英年，又主动征求言路，但是国家问题太多，上奏提的问题又大致相类。所以，皇帝看得多了也就懈怠，哪能一一回复，大不了的，批个“知道了”，也就算不错了。
　　然而，当时的政治形势却急剧发展。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桂平爆发，短短几个月就接连打败清朝钦差大臣李星沅、广西巡抚周天爵的围追堵截，突出重围，扯旗北上，称王封制，成了清政府的心腹大患。同年3月，咸丰任命他的舅舅、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担任前线总指挥，任命顺天府尹邹鸣鹤为广西巡抚，协办军务。当时，赛尚阿的职位最高，与咸丰帝的关系也最密切。派他直奔广西前线，在朝野之中，引起极大反响，大家认为这次的形势可不一般了。
　　曾国藩更是着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发牢骚说，自己的多篇上疏、大臣们的纷纷奏章，皇帝多置于不问，或以“勿庸议”三字了之，或下一旨空文，而后“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不相与”，将“书生之血诚，徒供胥吏唾弃之具”，表示不满。
　　“为国藩篱”的“血诚”，促使曾国藩于1851年5月上了一个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折。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自己是冒着极大风险上的此折，因为曾家受恩深重，自己身为二品大员，诰封三代，此时不尽忠直言，对不起国家黎民。他认为，新君登位，满朝谨小慎微，“唯阿之风”正在刮起，对青年皇帝不是好事，若是滋长了皇帝的“骄矜”，养成“恶直而好谀”的习性，可就是国家的祸事了。因此趁着元年新政，冒死把“骄矜之机关说破”，使皇帝“日就竞业”，使廷臣“趋于骨鲠”，以树立朝廷进取之风气。
　　出于“济世以匡主德”的大目的，曾国藩进行了这次冒死地犯颜直谏，几乎因此而丢了前程甚至是脑袋。
　　这次上疏的内容的确也是不比寻常的，他是直接给皇帝提意见，是揭皇帝的短。其宗旨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批评咸丰苛求小节，疏于大计，对广西前线的将帅安排不当；第二方面是批评咸丰文过饰非，不求实际；第三方面批评咸丰骄矜，出尔反尔，刚愎自用，骄傲自满，言行不一。
　　据说，曾国藩的这个疏稿不仅呈给了皇帝，而且他怕又像上几篇奏稿那样，石沉大海。在上朝时曾把要害之处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背了出来。
　　自广西金田起义后，前线的风声越来越紧，咸丰的朝会也就很多，所议内容多也是战争之事。在一次朝会上，曾国藩跪奏了那篇稿子的主要内容。
　　开始一段，他跪奏了“防琐碎之风”，举的例子是皇帝自继位之后，往往以小节归咎大臣，因小失大。而广西的军事用人，也是因小失大，筹措中皆有失误。
　　曾国藩操着不易听懂的湖南口音，唯恐皇帝听不真，说得很慢。朝堂上的百官清清楚楚地听到曾国藩句句指责的是皇帝本人，因此鸦雀无声，不知道会如何收场。
　　咸丰听完了第一段，克制着火气，又往下听。曾国藩第二节讲的是“杜文饰之风”，举的例子是皇帝广开言路，但对群臣所奏，大抵以“知道了”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以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曾国藩先批评皇帝处理广西军务失措，又批评皇帝开言路是做样子。
　　随后，曾国藩又跪奏了第三节“防骄矜之气”，指责咸丰“饰非拒谏”“娱神淡远”“恭己自怡”“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
　　曾国藩在百官面前如此指责咸丰皇帝“骄矜”“虚文”，而且举出了一大堆例子，至高无上的天子尊严受到了挫辱。于是，龙颜大怒，大喝：“狂悖！”“该当何罪！”马上要令军机拟曾国藩之罪。
　　幸亏大学士祁隽藻、左都御史季芝昌出班跪求，说他罪该万死，但他冒死直陈，是出于对国家的愚忠，原视皇帝为舜尧，自古“君圣逆直”，望免其罪。咸丰这才没有加罪。
　　这几次上疏，是曾国藩在咸丰初期的主要作为，表现了他不同于一般官宦的抱负和远见，同时也显示了他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几篇谏疏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声望。从清廷到湖南家乡，许多人都称赞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给曾国藩来信，盛赞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朝廷，并请曾国藩将他的上书呈转。曾国藩在复信中说：“现今世风日下，而官吏们又狭隘酷烈，内观身世沉浮无有涯期，外观满眼民生日蹙。”实际道出的是他自己的感受。
　　当曾国藩没有上书指陈咸丰缺失前，他的同乡好友罗泽南去信责怪曾国藩只上言枝叶，不讲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四句话，曾国藩读后，感触很深。实际上，当时曾国藩已上书咸丰，但罗泽南还不知此事。当曾国藩接到好友的信后，说“与我上疏的意见相符，万里神交，真是不可思议”，立即将上书抄录全文，请罗泽南阅读并指教，并请同乡老朋友刘蓉、郭嵩焘、江忠源、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一一阅看。
　　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实情况后，对曾国藩更加敬佩，曾国藩在湖南的威望也就日渐提高，这对他后来组建湘军、吸收人才有很大作用。
　　曾国藩的“犯颜直谏”虽未成功，但影响极大，他的“鲠声”在清朝官吏中传扬开来。尤其在湖南的知识分子中，如刘蓉、罗泽南、郭嵩焘、江岷樵、彭玉麟、朱尧阶、欧阳兆熊、江忠源等人都一齐夸赞曾之“大疏所陈，动关至计，是固有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说此举可“慰天下贤豪之望，尽大臣报国之忠！”
 



第9章 曾国藩的官场座右铭(1)


　　尽忠诚乃为官之本。
　　在封建社会，君可以不仁，但臣不可以不忠，臣下要无条件地服从君主的意志，维护君主的利益。愚忠是君主最需要、也最喜欢的。要想得到君主的信任，忠心是不二法门。同样，如果想做好官，忠君更是第一要义。曾国藩从小深受儒家的忠义教育，忠于君主是他的为官原则和心理底线。他正是靠忠君行动获得了朝廷的信任，这样他才能够放开手脚，逐步扩大自己的势力，办成大事。
　　曾国藩是封建统治阶层的成员，他深受儒家忠君思想的影响，把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诚作为一个人的根本。他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家境也算不上富裕，而且几百年间，湘乡之地从来没有出过杰出的人物，而他则高中进士，登上仕途，在历史大动荡中崛起，成为中兴名臣，获得皇帝的倚重与信赖，这就更增加了他的忠君情结。他把这一条当作为官的根本原则，指导自己一生的活动。从一开始，他就打算把余生奉献给大清王朝。在治军从政过程中，他大力提倡“诚”，并在“诚”字前加一“血”字，谓之“血诚”，他特别强调“诚’必须出自内心，达到极点。
　　曾国藩的一生正是凭着这股“血诚”来对抗太平军和捻军的。他于咸丰十年（1860年）感慨万分地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曾国藩把“血诚”当作医治清王朝的顽疾的一副“良药”。
　　曾国藩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人，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接着他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在他看来，才能的高低是次要的，选人才最关键的是忠心。
　　在政治实践中，曾国藩特别强调对官吏的忠诚教育。曾国藩刚刚开始在京担任官员的时候，就对当时的吏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当时的曾国藩初出茅庐，社会影响太小，并没有受到多大的重视。后来曾国藩奉朝廷的命令，兴办团练，组织湘军，自己逐渐拥有了军事大权，自己的理论开始有了实践的渠道。在曾国藩周围，有为数众多的受过传统封建道德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和曾国藩都致力于为国家培养忠义之才，他们对于清廷来说，就像是一粒粒种子，在不断地传播着封建伦理，不断地培育出为国尽忠的将帅之材。
　　如果说曾国藩重视的是道德修养，那么李鸿章就更重视才干和实际效果。这是后来一些人比较两个人得出的结论。实际上，从李鸿章在晚清的活动看，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于最高统治者，他都称得上忠心不二。有的研究者发现，对李鸿章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三个人：父亲、母亲、恩师曾国藩。诗酒狂傲、质朴土气的风貌，得自父亲的遗传；勤俭孝悌、乐于助人并能团结人的气质，受的是母亲的影响；而坚韧不拔、勇于任事、忠君报国，则是出于曾国藩的熏陶。
　　李鸿章出山以后，曾国藩随时给予指导。李鸿章创办淮军，完全按照湘军的规模和思想，用忠义思想进行武装，使这支军队成为清廷最重要的正规军。此外，无论是办理外交还是办洋务，曾国藩都要求他以忠心为第一原则，他对李鸿章说：“与洋人交际，孔子忠敬以行蛮貂，勾践卑逊以骄吴人二义，均不可少。”“以忠刚慑泰西之魄，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于公是望。”“既钦阁下之忠草阂远，而又私幸下走创立淮勇新军，正所以济湘勇之穷，而为鄙人弥缝无限之缺憾也。”他还曾经对李氏兄弟说：“除却耐劳尽忠四字，别无报国之道，也别无保家之法。”尽管不如曾国藩那样愚忠，李鸿章对于清廷还是尽心尽力的。在当时，他的官位不是最高，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成为朝臣，一直是个封疆大吏，因此朝廷的很多决策他都无法参与，这也造成了李鸿章处处受到牵制的局面。左宗棠还曾经担任过军机大臣，参与过中枢决策，而李鸿章则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办海军、办洋务、办外交，这些当时最重要的工作却由他来承担，位不高，权不重，事务却极其繁重。而他任劳任怨，过则归己，功则推让。有功劳的时候轮不到他领赏，一旦有失，如甲午海战失败签订《马关条约》，八国联军侵略签订《辛丑条约》，开战不是他的决定，但是失败却要由他来当替罪羊。如果不是忠于朝廷，这样费力不讨好的差使，他完全可以不做，他完全可以当个位高名重、到处指手画脚却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朝廷清流。曾国藩没有这样做，李鸿章也没有。因为他从曾国藩身上学到了：真正报效国家，使国家得到尽快地发展，避免不必要的战争，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就要敢于担当，不以个人的得失为得失，不以个人的荣辱为荣辱，坚韧不拔，勇于任事，这才是真正的忠臣。
　　曾国藩的言传身教给了李鸿章一生的指导。对老师的忠君爱国，他感触最深，所以当曾国藩去世后，他在给三弟李鹤章的信中说：“曾涤生师自九江劳师，旋回南昌，邃以病入膏肓，扁卢束手，而于十二月十六日寿终，予谥文正。呜呼，吾师讲义理学，宗尚考据，治古文辞。谋国之忠，知人之明，昭如日月。生平公牍私函，无一欺饰语。治军行政，务求蹈实。或筹议稍迁，成功转奇，发端至难，取效甚远。凡规划天下事，鲜不效者。竟以天不愁遗，黯然长逝。中流失柱，滔滔如何。兄等后学，隐鹊是依，提之携之，端在元老。”李鸿章一直是以曾国藩的继任者自居，在忠君方面，也不例外。
　　据说，当李鸿章权势达到顶峰的时候，有人曾经劝说他取代清廷，自立为帝，但是李鸿章拒绝了。美国学者福尔索姆在他的名著《朋友·客人·同事》一书中说：“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者，而且对皇帝无限忠诚，所以他并不曾打算过把这种想法付诸实施。光绪七年（1881年）曾有谣传，说俄国打算立李鸿章为傀儡皇帝，正在怂恿李鸿章起来造反。同年，戈登拜访他时，也建议他说，既然他拥有中国唯一一支有实力的军队，他就应该率军进京，夺取最高权力。据报道，李鸿章回答说：‘那当然很好，但是，你知道，我从未背叛过朝廷。’接着又说：‘另外，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会掉脑袋的。’他并没有采取行动自立为帝，相反，他选择了这样的道路，即在现存制度下做事，同时逐渐建立自己的小王国，这一小王国则服务于中国和朝廷。”可见，李鸿章在忠君这一点上，还是无可挑剔的。
　　特别是对于慈禧太后，一旦她下定决心要做某件事，李鸿章从不违抗她的旨意，忠心耿耿。虽然他对慈禧太后的种种限制感到恼怒，但他从未透露出过有造反的意图。对于李鸿章的忠心，慈禧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每当千夫所指的紧急关头，她总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在《中法条约》的条款引起的怒浪中，慈禧在后面给他撑腰，使他得以在谴责的浪潮中渡过了难关；甲午战败后是慈禧救了他的命。可见当朝野上下纷纷要求杀李鸿章以谢天下之时，李鸿章的忠诚也算得到了回报。
　　勤奋是护官之符。
　　曾国藩总结说：“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
　　也许是自己本来就不是绝顶聪明的人的缘故，曾国藩不喜欢那些投机取巧的所谓“聪明人”。他最喜欢的，是那些虽然不是天生聪明，但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勤奋用功的人，他认为，这才是成功的铁则。
　　曾国藩从小就养成了勤奋的习惯，这个习惯，成为他成功的重要心法，也是他持之以恒、终生不变的美德。他的勤奋表现在方方面面。在学习上，曾国藩从来没有间断过学习，即使是统领湘淮两军，全权处理攻打太平军、捻军事务，并主管江南数省军政的时候，虽然肩负着极其繁重的任务，但是他每天仍利用闲暇时间读书写字。奏牍、书信、家书、批文、日记，几乎都是他亲手所写或删定，仅现在留传下来的就达数千万字。他写家书，恐怕也是古往今来最多的。据现在出版最权威的《曾国藩全集》统计，从1840年至1871年32年间，他共写了1459封家书，约110万字。平均每年73封，最多的一年是1861年，共235封。据说，他真正写过的家书，比这数倍不止。仅仅是这些成就，也足以让一个人名垂史册了。
　　创办湘军之后，曾国藩把这种勤劳的作风也引入军中，他还把是否踏实苦干作为选将的标准。在他招募的兵勇中，那些懒散、怠惰和疲沓的人，成为首先被淘汰的对象。他考察一位将官，也须看他是否勤劳。他说：“练兵之道，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孵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每天早起，亲自训练，办理各项事务，这种习惯他一直保持终生。
　　曾国藩办事勤奋，在他任直隶总督时表现得最为突出。1869年初，他进京陛见，这是他自从离京后第一次回京，前后已十几年。当时直隶虽是京畿重地，吏治腐败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员疲玩，讼案堆积如山，民怨沸腾。所以，曾国藩一上任，就拿整顿吏治开刀。吴桥知县王恩照、曲阳知县万方泰、武强知县王庶曾、迁官知县周培锦、冀州知州宋炳文、保安州知州李作棠、怀安知县谷洪德，这些人性情疏懒，不理讼狱，曾国藩一律奏请将其革职，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饬，吏治民风，为之一振。
　　所谓刻苦踏实，埋头苦干，有没有一定的标准呢？有，这就是曾国藩创立的“五到”之说。所谓“五到”者，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这“五到”的解释是：
　　1．身到。
　　就是说要亲身历事，要做“调查研究”，要勇于实践，不能只是纸上功夫。曾国藩举例说：“比如做官，就要亲自查验案件，亲自巡查乡里；而带兵，就要亲自巡查营寨，和士兵一起攻城陷阵，同甘共苦。当官的不去下面调查，满足于下面的报告；做研究的不去亲身考核，满足于引用别人的资料，这都是不踏实的。”在曾国藩之后，毛泽东又将“身到”的原则更加发扬光大，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2．心到。
　　就是说对事情要用心揣摩、苦心剖析，力求获得透彻的理解。我们都知道，从辩证法上来说，对事物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如果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现象，而不进行深入的分析，那是无法真正认识事物的。
　　3．眼到。
　　就是说要认真看，看人，看公文。这条看起来很简单，其实，“眼到”的关键是练眼。曾国藩看人，一眼就能把人的长处缺点、今后的前途发展看个八九不离十，这是什么样的“眼功”！看公文、看书，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人仅仅看见字面的意思，有人则看到了字里行间的深意。眼力不同，看到的也绝不一样。
　　4．手到。
　　就是要勤写。比如人的优缺点，事情的关键点，想到就随手记录，以免遗忘。曾国藩在这方面极为用心。他的日记就有若干种，有的用来反省自己一天的过错，有的用来记录读书的心得，有的用来品评人物……曾国藩从自我修身养性的功夫到识人办事的水准再到诗文方面的成就，无不得益于这些笔记。
　　5．口到。
　　就是对下属，除了用公文提醒他们该做的事外，还要时时用口告诫他们。我们都有体会，用笔和用口谈，方式不同，作用也不同。尤其是在军队中，如果只用公文告诉战士们该做什么，而不用嘴巴鼓舞士气，那绝对是一大失误。
　　曾国藩这“五到”之说，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并且试图仿效之，细看他之所谓“五到”，无非是脚踏实地、不厌繁琐、不怕艰难地埋头苦干。看上去虽觉得不是一件难事，但非有自己认定“拙诚”二字而抱着这个决心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谨言慎行是官场操守。
　　做事，谨慎是良药，常言所说的“防患于未然”，对于任何事情，尤其是做领导的，鲁莽行事是大忌，万事小心为好。俗话说：三人成虎。一言不慎就会招来祸端。与其以后招来麻烦，授人以柄，倒不如今天谨慎从事，谨言慎行。英国有一家惠勤公司在一次商业谈判中，由于谈判人员一时大意将一重要的商业秘密泄露出去，几乎导致该公司破产，这无疑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贤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会通达起来，但群众基础也很重要。虽然在只对上负责的中国古代社会，群众基础不起决定作用，但僚属的评价也事关一个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不可不省。
　　曾国藩涉世很深，观人极广，谨慎异常。他曾经这样说：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很多同乡会去找他商量，一旦找他，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辱；一方面会使地方长官难堪，一方面也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也千万不可与他人寻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曾国藩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和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是一个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的人。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是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居官以谨慎为怀，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免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官不可有傲气。
 



第10章 曾国藩的官场座右铭(2)


　　曾国藩身为晚清重臣，中兴名相，他能在清朝历史上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与他的为官思想有很大的关系。曾国藩强调，为官不可有傲气，要时时知足，懂得谦恭。
　　曾国藩深谙知足之道，他曾经写道：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
　　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
　　未得求速赏，既得勿求环。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
　　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昂。岁燠有时寒，日月有时晦。
　　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
　　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瘵。
　　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倚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奚事生嗟气？
　　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
　　语云：“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瓢，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库剩技。”
　　这句话的意思是：虽泽四海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会沉得宇宙也十分狭小，对于没有超乎常人资质的人来说，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祸害。贫困时总想到丰盛，困境时经常寻求平安，富贵时要求有千乘车，尊贵时追求万钉带，没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赏给，得到后又求永久占有。芬芳的香气可比椒兰，位置稳固如同泰山，追求荣华富贵，没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扬但越来越萎顿，天气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时运好时多结缘，时运不好会生灾患，各种福气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啊，得到荣誉不要立即欢欣，遇到患难也不要立即气馁，你看十个人中，八九没有依赖，别人穷困多超过我，我的穷贫仍然可以忍耐，况且处于平坦夷途，还有什么事值得嗟气叹息呢？对于世界少一些索求，走路、睡沉都十分愉快，听天由命活到老，就不会四处不安。
　　俗话说：一个名利思想不能彻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能广被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多余的伎俩。
　　是的，名利心切的，必然俗见重，名利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成功，成名，成人，成绩，成就，成仁，成礼，成全，成事，万家，成熟等等，正是这样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心理愿望，使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样样完满，件件顺遂，这就是俗见。自然，就对疾病的有无、子孙贤良与否也格外看重，没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孙失去，子孙没有得到，又希望他们得到，人一天到晚就处于这样的患得患失之中，何处是个尽头呢？
　　此外，曾国藩还认为：“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的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于器喧，凡傲之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也，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别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
　　从上面几则文字中，可以看出曾氏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积德气所致且总觉名誉大，因此教育家人不可倚傲人，他认为傲气是致败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傲气的表现形式在言语、神气、面色三个方面，他谆谆告诫弟弟们要谦虚，对于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后辈子弟，他更担心，怕他们不自觉地染上骄傲的习气，“谦”是曾氏家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天道忌盈”，是曾国藩欣赏的一句古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多使。他势不多使的内容是多管闹事，少断是非，无撼者也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欢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总须将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他于道光二十五年给弟弟们的信中教弟弟们应常存敬畏，勿谓家有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已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物。后在军中，军务繁忙，他仍写信告诫沅弟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字致败，不仅对军事而言如此，且凡事皆然。”同治二年，曾国藩进军雨花台，立下战功，然其兄要求他此等无形之功。“吾辈不宜形诸奏牍，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叫他不要表功，认为这是谦字真功夫。
　　曾国藩为官不傲，也与磨练有关。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过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双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又反省自己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他进一步思出了一些为人之道：“长傲，多言二敝，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衷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场的磨砺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守功夫实在了得，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大权，也常常辞让，自从他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位高名重，他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
　　知足，谦让，这是一种贤者的修身态度，也是有所作为的谋世智慧。
　　宦海中要保持清醒。
　　过去人们喜欢用“宦海”两个字形容封建官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官场最能成就人，也最能毁灭人。对于官场中的酸甜苦辣，每一位身处其中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感触。曾国藩一生为官，经历了无数的荣荣辱辱、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风风险险，对于官场体会自然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但他始终是一个清醒的人。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是曾国藩为官之道的核心，也是所有为官者，都应该时时提醒自己的。
　　如何才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呢？曾国藩对此有三个忠告：（1）居官者有四大败身之道；（2）名利二字要看得淡一些；（3）情绪化的反应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曾国藩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宦海是很险恶的，在官一日，即一日是在风波之中。能够平平安安地上岸的，实在不容易。”
　　他详细总结历代为官为宦成败之关键，认为为官有四大忌，即“四败”。他说：
　　“居官有‘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昏惰任下：是非不明，不干正事，放纵自己身边的人胡作非为。
　　傲狠妄为：举止傲慢，为人蛮横，什么事都敢做。
　　贪鄙无忌：贪得无厌，无所忌讳。
　　反复多诈：为人反复无常，好用诈术。”
　　曾国藩把这“四败”写在案头上，每天都提醒自己。在另一个地方，曾国藩又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我看历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不管是居官四败也好，还是二败也好，其实都有一个核心，这就是，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往往是由于不知道顾忌。
　　曾国藩曾经有个幕僚叫李鸿裔，四川人，风流倜傥，不拘小节，曾国藩很钟爱他，把他像儿子一样看待。曾国藩的秘室，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所谓“三圣七贤”，都是名极一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仰慕他们的名声，把他们都召进来。然而只是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并不让他们担任具体的职务。
　　一天，曾国藩与李鸿裔在室中谈话，正好来了客人，曾国藩便出去接待客人，留下李鸿裔自己在室中。李鸿裔闲来无事，便翻看桌上的文稿，看到一篇《不动心说》，是我们上面说的“三圣七贤”中的一个写的。诗文中有一段说：“你把我放在美丽的姑娘面前，我会动好色之心吗？我不会。你再把我放在大红的顶戴面前，我会动高官厚禄之心吗？我不会。”李鸿裔年轻好盛，看到这里，觉得十分可笑，就拿起笔在上面题了一首打油诗讽刺道：“美丽姑娘前，大红顶戴旁，你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掷笔而去。曾国藩送走了客人，回到书房，见到所题的文字，说了一声“这小子”，便让左右叫来李鸿裔，对他说：“这些人难免有欺世盗名的成份，言行也不见得一致，我也是知道。然而他们能达到今天的地位，正是靠的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要公开揭破它，使这些人失去衣食的来源，那他们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言语之间的仇怨可比的。杀身灭族的大祸，都隐伏在里边了！”李鸿裔顿时出了一身冷汗，很敬畏地接受了教诲，从此以后便深深地收敛锋芒，不敢再出言不逊了。
　　确实，身处官场，一定要知道有所畏惧。尤其是在顺利的时候，更不能忘乎所以。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国藩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不但不敢高兴，反而感到战战兢兢。他说：
　　“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要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世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这样才可以持盈保泰，不会马上颠覆。你们如果能常常指出我的缺点，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做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同治元年六月，已经升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又写信给曾国荃，表达了自己升官之后的惶惶之情：
　　“我侥幸居于高位，又有一点虚名，时时刻刻都有摔下来的忧虑。我观察古今人物，像有我这种名位权势的，能善终的很少，我很担心在全盛的时候，无法使弟弟等们有所长进，我摔下来的时候，却要连累弟弟们。只有趁自己还没有事情时经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才差不多免于大祸吧。”
　　曾国藩所讲的宦海之途应当知道畏惧，是有特殊的背景的。在封建官场中，权力是最敏感的，权力太大的人总是很难有好的下场，所以曾国藩才会如此的畏惧。曾国藩强调要有敬畏之心，就是提醒自己要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这一点，对于充满风险的封建官场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他事业的成功是得益于“倔强”这两个字，那么他全身而退，则是得益于他的“敬畏”之道。这一点对于今天的领导也还是有启发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能给你带来荣耀，也能给你带来毁灭。每一位领导者，都应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放纵了自己，只有这样，才会避免大起大落、大成大败。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永远比什么都重要。
　　曾国藩的确是一个很清醒的人，他一生所经历的风险，确实不是常人所能体会的。然而他时刻提醒自己，在顺利的时候，要考虑到终有不顺利的时候，在兴盛的时候，要考虑到终有衰落的时候。这使得他始终保持一种谨慎、清醒、冷静的心态，从而顺利渡过了宦海的风波，避免了历代权臣败家丧身的命运。
　　当然，曾国藩的为官之道，与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直接有关系。在传统中国，谦谦君子是最受鼓励的人格。曾国藩以谨慎、谦虚作为为官的原则，体现了他在那个时代的生存智慧。今天人们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已经很不一样了，尤其在今天，社会更需要进取型、开拓型的领导干部。但曾国藩的四败之道，毕竟是从历史上总结出来的，对于今天的为官者保持清醒的头脑，自然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大树底下好乘凉。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无权难办事，权力大了又容易遭遇不测，曾国藩深刻懂得这个道理，他认为无权一定要争，权大一定要让。一个人的力量毕竟单薄，曾国藩聪明地选择了背靠大树、借力打力、广结关系网。
　　曾国藩从1840年入仕为官，到1847年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八年间连跃六品十二级，这在当时实为罕见。这对生长在深山野岭、从黄土地里走出来的曾国藩来说，诚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仕途如此顺遂，连曾国藩本人也感到意外，他在给友人陈源兖（字岱云，湖南茶陵人，曾任江西吉安知府、安徽池州知府）的信中不无坦白地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
　　曾国藩如此飞黄腾达、官运亨通，当然不无原因，这原因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所谓内在的原因，即曾国藩本人学有专长，为士林所嘉许；所谓外在的原因，说俗了就是朝中有人帮忙。“朝中有人好做官”，“有人”就是要有强有力的大员的鼎力荐举，这个人就是红得发紫的朝廷重臣穆彰阿。因此，对穆、曾关系及穆在曾“速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不能不做些考察。
　　穆彰阿是满洲镶蓝旗人。1805年（嘉庆十年）中进士，由翰林累官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最受道光皇帝信任，任军机大臣达20余年之久。鸦片战争中，他包庇走私烟贩，阻挠林则徐禁烟，诬陷林则徐、邓廷桢，主张妥协投降，支持耆英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第11章 曾国藩的官场座右铭(3)


　　穆彰阿不仅贪，而且颇善于玩弄权术，对上以欺罔蒙蔽为务。史载，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正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利用衡文大权，网罗私党，培植亲信，以致于门生故吏遍布朝野，人称“穆党”。1838年，曾国藩三上春闱，穆彰阿为春闱大总裁，二人从此有了师生之谊，曾国藩亦从此成为“穆党”中人。在曾国藩《日记》中，曾、穆交往的记述不绝如缕。1843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誊清，亲自送往穆宅。这次拜访成为曾国藩飞黄腾达的新起点。在此之前，曾的秩品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几乎年年升迁，岁岁加衔，5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前后的变化是极为明显的。一些稗史曾对曾国藩官运的这一转机做过生动的描述：“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当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暂歇。第二天到了皇宫某处，却发现并非往日等候召见的地方，结果白白等了半天，只好退回穆宅，准备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说：‘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见国藩答不上来，穆怅然曰：‘机缘可惜’。因踌躇久之，则召干仆某谕之曰：‘汝亟以银四百两往贻某内监，嘱其将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录，此金为酬也。’明晨入觐，则皇帝所问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以是奏对称旨，并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从此以后，曾国藩便“浸浸向用矣”。不难想见，穆彰阿在曾国藩升迁过程中，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若不是穆党中人，他怎会有“速化”若此的官运！
　　1850年，道光皇帝崩逝。咸丰皇帝即位后，穆彰阿被罢免，永不叙用，曾国藩似乎没受到牵连，因此有人认为曾国藩不算穆党。但整个咸丰年间，清政府对他时冷时热，忽信忽疑，迟迟不愿把地方督抚大权交给他，使他在政治上事事棘手，处处碰壁，似乎又说明与“穆案”有关！
　　对于政治家而言，不可能没有“倚人而起”的经历。“朝中有人好做官”这是为官之道的首着。“倚人而起”即跟人做政治赌注。但世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政治家之间的“友谊”更经不起考验。
　　肃顺一面排斥打击秉政的满汉大臣，使大学士翁心存、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等不安于位；甚至怂恿咸丰帝处死曾为大学士的耆英、大学士军机大臣柏俊。清廷对大臣一向较为优礼，平时以罪论死者极少。肃顺不顾这一点，在两三年内，竟两次力主处死大臣，这显然是要在朝廷中树立自己威严的形象。另一面，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先及留京公车，次京曹，次外吏”。当他访知江西道员李桓为干吏，有能名，即令人示意李向他递“门生柬缄”“即可晋秩两司”。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欣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最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不论是打击或笼络湘军集团，都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须精心处理。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耘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且“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对之“敬礼有加”。李鸿裔（眉生），正如他儿子所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门下，深悉先君品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王运、李寿榕等人均与曾、胡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也关系密切，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丰帝推荐郭“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龙为肃顺之家庭教师。肃对王更“激赏之”，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终生感激不已。数十年后，王至北京还去看望肃的儿子，并加资助。李与肃关系后来虽破裂，但李为户部下吏时，却“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无多交往，但却与王、郭等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他们实际上起了幕僚的作用。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其时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耕云）主战，郭筠仙（嵩焘）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豫亭（顺）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王运）为豫亭知赏，亦兼善尹、郭，而号为肃党。”这就是说，肃顺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意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事实上肃顺就与王讨论军事，即所谓“军事谘而后行”。他们也会趁机出谋划策，而他们同时与曾、胡等人也在书信中议论政事。
　　肃顺多次向湘军统帅曾国藩等人予以肯定的表示，但善于揣摩政局变化的曾国藩并没有投桃报李，他只是通过郭嵩焘等人暗送秋波。当曾国藩看到肃顺杀人立威之后，愈加感到不能将自己拴在肃顺这颗极易撼倒的大树上。这就是肃顺被处死抄家后，抄出很多文武大吏与之往还的书信，而曾国藩不与之交一字的原因所在。正因如此，慈禧才称曾国藩为“忠臣”。
　　把公事当成自己的事。
　　大家都想登台表演，但曾国藩最忌讳无能之辈去不知天高地厚地表现自己，因为这是小丑。
　　人的一生处世为人未必都全部为己，甚至更多时侯都在给“别人”做事，但无论怎样，别人的成功，还是自己成功，能力和舞台都是决定成功与否的两个关键要素。曾国藩说：“凡办公事，须视如己事。”
　　凡大成功者，必须把自己的人生使命与解决时局之弊结合起来，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匡时救世，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方面的成就。他们的活动，虽不是永远，但必定是敢于将自己的思想锋芒直刺社会的要害。曾国藩在对鸦片战争以来至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这十余年间清朝吏治的腐败、军队的无能而忧心忡忡的同时，敢于一再上疏“教训”刚刚登基的皇帝一事即属此举。
　　面对清朝的腐败，曾国藩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感到了问题的日益严重性，所以他在咸丰皇帝上台之初，连上奏折，希图劝说皇上采取措施，革除弊政，挽回颓风，从政治上做一番整顿。然而，奏折递上，并未发生什么实际效果，相反，满清政局越来越向着风雨飘摇的轨道迈进。太平军自1851年1月金田起义后，有如熊熊烈火，正在向东南各地蔓延。清军前往镇压，结果都节节败退。
　　面对东南数省烽烟纷起的形势，曾国藩担心清政权根本无法对付这场阶级的大搏斗。更为可虑的是：当权集团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时势或是茫然无知，或是根本不当作一回事，仍然花天酒地，无所事事。曾国藩怀着焦虑的心情写信给友人说：
　　“内度身世，郎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现乡里，机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为了提醒清廷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他于1851年4月上疏皇帝，提出裁兵、节饷、加强训练军队建设的建议，试图首先从军队着手，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他以自己的“血诚”揭露清朝军队的腐败状况，并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
　　然而，此次上奏又如石沉大海，不见回音，咸丰皇帝并未采纳曾国藩的意见。相反，在军事上，失败的消息从广西等前线不断传来。曾国藩甚感局势愈来愈严重，而自己的建议又屡不被采纳，真是“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感”。
 


第12章 曾国藩的官场座右铭(4)


　　然而，这种“血诚”愈多，“愤懑”愈甚，曾国藩对政局的发展愈来愈关注，对朝廷的希望也愈来愈迫切，愈感“受恩深重，不能不报”。于是，他壮着胆子，于1851年5月再上一疏，语词激烈，锋芒直指咸丰皇帝。此疏主要目的是为了杜绝皇上“骄矜”之气和扭转廷臣“唯阿之风”。关于这个问题，他在家书中说得非常明白，当今皇上虽天资聪颖，但“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好谀。”因此，他不顾个人利害得失，决心犯颜直陈。他指出此疏的目的在于：
　　“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子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而遇事不敢退缩。”
　　他不满咸丰帝的“官样文章”，凡上奏或者“留中”不发，或者以“无庸议”了之，这对于如火如荼的形势，无异于拒绝了任何“灵丹妙药”，也就只能走向死亡。曾国藩是个有作为者，他不愿与王朝共沉沦，他要振臂一呼，为王朝鼓与吹。
　　此疏警告咸丰皇帝：“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过虑，实类于此。”“此疏一上，咸丰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祁隽藻、季昌芝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国藩免于获罪。此后，曾国藩虽不敢直言批评皇帝，但他对朝廷大政方针仍为不满，尤其是太平军斩关夺隘、所到之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各地会党更趋活跃的局势，使得他忧心如焚，一度发出了“补天倘无术，不叫且荷锄”的感叹。
　　众所周知，中国专制政体，历朝沿而加甚。到了清代，体制益严，君臣之分，俨若天渊，奏疏措词，务为巽顺；遇有谏诤，必先竭力颂扬，然后折人本题，字斟句酌。因而，清末奏议之文，去古人伉直之风远甚。曾国藩能在一二年之内连上数折，不厌其烦，屡屡陈言；尤以不阿谀奉承，不顾利害得失，犯颜批评皇上，言中时弊，词令尖辣，在一般官僚士大夫中确为少见。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此举动，除了他受中国古代刚直大臣遗风影响之外，更重要的在于他对国内政治的密切关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力维护，对清朝统治集团的血性忠诚，一句话，他的使命感和道义感使他放胆高论，不避斧钺。
　　小心驶得万年船。
　　1861年，慈禧太后和奕联合发动了政变，打败了肃顺为首的八大臣，而曾国藩也可能被卷入这场清朝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去。曾国藩早就和肃顺等人相结好，但最后还是能安然渡过危机，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官场经验丰富、老于世故的缘故。曾国藩和肃顺并没有直接往来，而且也很注意细节，所以并没有给人留下把柄。这就是说肃顺与湘军集团，可以通过郭、王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交往。不过由于肃顺身败名裂，这类资料已被销毁，交往的具体情况已无法弄清楚。但在一些私人记载中，仍偶有记述。如九年樊案发生，官文欲趁机打击左宗棠。此案后来和平了结，左未受辱。胡林翼求情于官文固然起了作用，但主要还归功于肃顺大力相助。肃顺得悉要严惩左的诏旨，即告知幕宾高心夔，高转告王运、郭嵩焘，王求教于肃顺，肃答以“必侯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乃策动潘祖萌上疏，肃即趁机言左在湖南“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这样，官文自然不能不见风使舵。这件事不仅证明，肃顺主动讨好湘军集团，并且力图通过郭、王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某种合作关系，而且，也生动反映肃顺和文庆一样主张重用湘军集团，比墨守成规的祁隽藻、彭蕴章等高出一筹。
　　咸丰十年（1860年）闰二月，咸丰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这一转变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议论纷纷。早在道光末年就与曾国藩建立友谊的莫友芝，“与二三名流议江督非公（即曾国藩）不可，而其时君者为尚书肃顺，适湖口高心夔馆其家，遂往商焉。高白于肃顺，肃然之。翌日径直至高馆，握手曰事成焉”，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六月，肃顺不仅实授曾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重任，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结交之手，他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曾国藩对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却始终不动声色，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与肃顺间接往来。后来慈禧以政变形式处决肃顺，想要进一步清除其党羽时，自然没有任何有关曾国藩的把柄。
　　道光帝的第六子，即后来封为恭亲王的奕虽然没有继承皇位，但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发挥了他人无可替代的作用。奕生于道光十二年（1833年），比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的曾国藩小22岁。在咸丰末年至同治时期，奕是清廷各项大政的主要决策者之一。曾国藩于咸丰二年离京，一别14年。两人从年龄、所处地理位置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如果不是历史的巨变，他们之间很可能终生都不会打交道。但喜欢捉弄人的历史偏偏让这两个重量级人物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生难以割舍的关系。咸丰末年，由于肃顺鼎力相荐，清廷开始考虑把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交给曾国藩等湘军首领。但曾国藩有湖南人特有的机警，对肃顺的重用没有任何表示，以至慈禧、奕发动政变、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了许多朝野文武大臣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字一言，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政变18天后，奕请两宫皇太后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将江南军务委之于曾国藩，这是咸丰十年就决定了的事。现在奕明确将江南四省军务委之于曾国藩，是要表示新政权对于曾氏的信任，比之肃顺时代将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称肃顺推重“湘贤”，此事不假。但肃顺当政时，同时也设江南、江北大营以与湘军分功。奕当政后，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营，而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这说明他承认正规的八旗、绿营军已不堪大用，看到了汉族地主武装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力，决心将它发掘出来。
　　之所以令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还在于奕认识到中南战场的严重性。在那里，太平军占据着江北重镇庐州，并与捻军张乐行部、苗沛霖部协同作战。在江南，太平军正谋求向财赋之区的苏浙发展，早已占领苏州、常州；并新克名城严州、绍兴、宁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和松江等地也警报频传。因此，尽管于咸丰帝大丧期间湘军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安庆，但形势仍不能掉以轻心，前敌各军必须统筹兼顾，改变以往不相统属、互不救援的积习。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就是授以前敌指挥大权。
　　同治初的另一重要变化是，朝廷放手让湘军将帅出任地方长官的同时，给曾国藩等人极大的军事便宜处置权。过去将帅有所行动要连日奏报，听从朝旨。同治元年正月十二日（2月10日），朝廷向前敌将帅表达两宫皇太后及皇帝的关注，寄谕说，两宫皇太后“日与议政王军机大臣筹商军务，每于该大臣等奏报到时，详加披览，一切规划，辄深嘉许，言听计从”，要求各将帅要及时将有裨军务的“胜算老谋”奏报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权密切关注着前方战场的动向，并给将帅们以必要的信赖感。
　　但是这期间，曾国藩却连篇累牍地请求收回节制四省军务的成命，说“权位太重，恐开争权竞势之风，并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曾国藩是理学家，又熟谙清代掌故，他知道爱新觉罗皇朝对汉族官员一直是限制使用的，以往汉官虽可任巡抚，可任总督，但身兼四省军务者还没有过。“权重足以贾祸”，他对此不但深刻理解，而且有过切肤之痛。
　　现在曾国藩有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但奕清楚，政变后启用祁隽藻、翁心存和彭蕴章，只是借用他们的声望，并未付以实权，没让他们回军机处，真正依靠的是汉臣以及汉族地主武装，实行的是没有肃顺的肃顺政策。这个政策底数应该交给曾国藩，对他表示朝廷破例倚重的意思，使其感恩图报。奕特地请两宫皇太后铃发上谕慰勉说：“若非曾国藩之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望以军务为重，力图征剿，以拯生民于水火”，不许曾国藩再辞。
　　曾国藩这才“勉强”接受了四省兵权，但同时赶紧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尽忠报国，每隔十日以奏折汇报一次，以免“朝廷魔念”“诚惶诚恐”之态溢于言表。
 



第13章 曾国藩的官场晋升秘笈(1)


　　曾国藩升官有道。
　　曾国藩入仕途的道路可谓一帆风顺，官运亨通。从最初的翰林到侍读、侍讲，到后来摧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祖父说：“六月初二日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摧不次。”又不无自负地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阁学者，唯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以及余三人”。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得更加坦白：
　　“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曾国藩升发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士林中有一定声望；二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而后一条尤为重要。如果没有穆彰阿的援引，无论他多么勤奋好学、聪明能干，要在十年内爬上二品京官的高位，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颇为洞悉内情的王闿运就坚持认为，曾国藩的迅速发迹，主要得力于穆彰阿的扶持，比他稍后的人也大都持同样看法。
　　穆彰阿（1782年~1856年）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他甚得道光皇帝信任，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唯性巧债，以欺日蒙蔽为务。”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曾国藩与穆彰阿交好，来源于共同的爱好，便是对古书画的喜爱。在曾国藩初点翰林之时，去穆家谢座师，两人因共同爱好有了良好的关系。
　　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闲暇时专喜好古玩，尤其对字画甚爱。为此，他拜湖南翰宝斋老掌柜齐师傅为师，专门学习鉴定古玩的知识。对古字画的用笔、用纸、用绢及装裱逐一研究，硬是练就了一双好眼睛，连搞了一辈子古玩鉴定的齐师傅也不得不夸一句“火眼僧”。
　　翰宝斋是一个老字号古玩店，齐家三代经营，后堂收藏有上千件的古字画真迹。唐摹本的《兰亭序》，曾国藩就是在这里看到的，唐伯虎及宋徽宗的真迹也各有小幅在案。
　　曾国藩来京会试时，古玩齐为了鼓励他，特意选了一件宋丞相蔡京的斗方送给他。
　　点翰林的第二天，他来穆府谢座师。礼毕抬头的时候，他见座师的墙上挂了一幅中堂，古色古香的很像是一幅古字画。在声震寰宇的大学士家里，刚刚入翰林的曾国藩不敢有丝毫的越轨举动，但是又禁不住那画的诱惑，告辞的时候，他终于鼓起勇气对座师道：“恩师，学生有一个请求，但又怕恩师怪罪。”
　　穆彰阿一愣，问：“曾翰林你讲吧，你是初次来老夫这里，老夫焉有怪罪之理？”曾国藩用手往墙上一指：“学生想好好看一看墙上的这幅画。”
　　穆章阿一听这话，惊异地瞪大了眼睛。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位年轻人竟跟自己有相同的嗜好，于是就欣喜地说：“好，你走近前来看吧。”
　　曾国藩大着胆子走到墙边，才看清这是一幅唐朝周防的仕女图。从用笔用纸用绢看，都是唐时风格。曾国藩在古玩齐那里见过周防的摆扇仕女图，而这幅却是鼓琴仕女图。
　　曾国藩一路看过去，渐渐地也便沉浸在这幅画当中，他边看边道：“快把放大镜拿过来。”
　　穆彰阿既诧异又惊愕，只得把案上的放大镜递过去。曾国藩接过放大镜，看了许久，才道：“可惜了！”
　　“什么？”穆彰阿瞪大眼睛问。
　　曾国藩两眼望定画，边摇头边说：“可惜我看不到落款。”
　　穆彰阿这时情绪却出奇地好，他竟然拿过画杆，亲自将画摘下来，小心翼翼放到案面上。
　　曾国藩把放大镜贴在画上反复观瞧，许久才直起身，自言自语：“可惜了这幅赝品！”
　　“什么？”穆彰阿终于忍无可忍了。
　　曾国藩一下子清醒过来，知道自己闯祸了。他忙跪倒，边磕头边道：“学生该死！请恩师恕罪！”
　　穆彰阿喘着粗气说：“你说这幅画是赝品？哼！老夫眼拙了？”
　　曾国藩早就听说穆中堂是京师八旗子弟中鉴定古字画的高手，所以只管磕头，再也不敢言语。
　　许久，穆彰阿长出了一口气：“曾翰林，你起来吧，老夫并没有怪罪于你，来来来，你给老夫说说这幅画。”
　　曾国藩起来后，红着脸道：“谢恩师不怪之恩，学生学识尚浅，再不敢妄言了。恩师就不要再羞臊学生了！”
　　穆彰阿脸一沉，手抚胡须自言自语：“老夫年近花甲，最见不得有始无终的事情。”
　　曾国藩迫于无奈，才道：“整个画卷，学生都没有看出什么，只是这落款有些疑问。恩师知道，唐时宣纸较粗糙，而落款处的宣纸纹路却很细腻，这定然是把原款提掉，后补的款。看这宣纸的成色，像是明人所为。请恩师明察。”
　　穆彰阿拿起放大镜认认真真地看起来。
　　半晌，穆彰阿抬起头，冲外面喊一声：“来人，快快摆酒，老夫要与曾翰林一醉方休！”
　　曾国藩的一颗心随着落了地，两个人的距离也一下子拉近了。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自秦以来即实行中央集权统治，但皇帝个人专制的程度并不相同。唐及其以前诸朝，丞相有相当一部分权力。明清以来，事无大小皆由皇帝专决，相权也就不存在了。道光帝嗣位后，“尤虑大权旁落，必择谨善之士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而唯与曹振镛、穆彰阿“有水乳之合”。曹振镛死后，穆彰阿继之，“其用人行事一遵其辙”。他最善于窥测道光皇帝的意向，进而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党同伐异，无所不用其极。鸦片战争时打击抵抗派，陷害林则徐，极力怂恿道光皇帝对英妥协投降，就是施展的这种手法。穆彰阿多年来利用衡文大权网罗党羽，培植亲信，遂致“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而对于不附于己者则极力加以排挤。相传罗停衍与何桂清、张芾同年中进士，主考官即穆彰阿，张芾、何桂清皆附于穆，而罗停衍不肯；庶吉士散馆三人同得考差，罗又不去拜见穆彰阿，“次日忽传旨，罗停衍年纪太轻，未可任衡文之任，著毋庸前往，另派某去。”其实当时罗停衍十九岁，张芾十八岁，何桂清只有十七岁，张、何二人岁数都比罗栓衍小。据说，清朝“已放差而收回成命者”，仅罗停衍“一人而已”。对于这次罕有的更动，时人皆认为系“穆所为”，并有“其权回天”之叹。
　　曾国藩的际遇与张芾颇为相类，只是时间稍后，机会来得也晚一些。曾国藩戊戌年会考中式，正总裁就是穆彰阿，二人遂有师生之谊，时相往来。曾国藩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十分称赞，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受到关照。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随即回住处誊清，亲自送往穆宅。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其后飞黄腾达的起点。在此之前，曾国藩之秩品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则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前后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做事缓慢未必全是毛病。
　　李鸿章曾当面指出，曾国藩行事懦缓，是他的一大毛病。殊不知，懦缓恰恰是曾国藩的超人之处，又恰恰是李鸿章所缺乏的。其实，曾国藩本来是一个生性倔强、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也是个急脾气。后来发现，心急最易坏事，才渐渐改变急躁的毛病。
　　他考中进士后，师从唐鉴专攻程朱理学，程朱的治学之道，讲究株积寸累功夫，逐步深入，而心学因受佛学影响较大，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认为学问可以凭悟性速成。王阳明凭悟来研究竹子，即所谓探究事物规律的“格致”之学，结果他在竹子前静坐了7天，冥思苦想，终不得要领，还把自己“格”出一身病来。曾国藩受唐鉴、楼仁的指教后，对心学不太满意，却日益笃信程朱的渐进功夫。从此，他坚持从小事做起，每日必读几十页书，写一刻钟字。点点滴滴，渐渐进步。这种治学修身的方法深深影响了他的性格，使他由原来急切好进变得稳重懦缓。
　　但在为官上，曾国藩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由于对官吏腐败、民不聊生、盗贼四起的社会现状的深深忧虑，曾国藩急于求治。咸丰帝上台不久，一年间，他连上四道奏章，从吏治、银价，民生、军队等四个方面揭露了国家面临的空前危机，请咸丰励精图治。由于咸丰帝充耳不闻，他又上折直接针对皇帝展开了尖锐批评，指责咸丰拘于小节而疏于大计、追求虚浮而忽略实际、刚愎自用而拒绝纳谏，为这一冒失之举，他差点有性命之忧。此事虽与他性格倔强有关，但也反映了他求治心切。倘若是后来，他再急也不会这样做。
　　他领兵之后，因为急于想扭转局面，也有些操之过急，结果得罪了许多官吏，引起了很大矛盾。他刚出山的几次兵败，与其急于求胜、轻易出击有必然的联系。经过这番仕途和战场的挫折后，曾国藩认识到，办事和治学一样，也要逐步地来，丝毫急躁不得。所以，他从整顿军队、重建湘军开始，逐渐扩大、完善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指挥系统，湘军越战越强，终于取代绿营成了晚清的统治支柱。
　　可以说，“缓”字是曾国藩经历无数波折后总结出来的处世秘诀，是他在学问、仕途、用兵上成熟的标志。虽然一味讲“缓”也有弊病，但“缓”在曾国藩办事过程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李鸿章当时并未认识到，因为他还年轻，气太盛。随着在官场上混迹时间越长，阅历越多，李鸿章的办事风格也由急趋缓，不能不说是受了他老师的影响和熏陶。
　　曾国藩总结的“缓字诀”的精义在于，缓可以纠急躁之弊，办事时给自己留有充分余地，使得考虑更周全，计划更严密，保证万无一失，所以说，“事缓乃圆”，即做事缓一些才会将事办得圆满无缺。另外一层意思是，要把一件事做好，不能心急，应脚踏实地，逐渐积累，水到渠成。曾国藩办事不求速成，治兵也不愿速进，有时兵须出奇，如唐代名将李靖，率轻兵奔袭2000余里，直捣突厥颇利可汗驻地，将之一举击溃，从此北方大定。名将用奇兵速兵致胜者不胜枚举。但因稳取胜也大有人在，诸葛亮就是显例。曾国藩办事缓，用兵缓，却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李秀成用围魏救赵之计，奇袭浙江诱江南大营清兵来救，半路上击溃清军张玉良部，接着集中数路大军，合击江南大营，清军全军溃散，张国梁投水自尽，和春兵退常州。李秀成又紧追不舍攻占常州，和春兵败自尽。四月，太平军攻克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自尽。
　　江浙一带是清廷财富之源，丢失不得。清廷严令曾国藩率师东下，解江浙之围。接连发了几道谕令。此时曾国藩正全力围攻安庆，安庆是天京门户，一旦攻克，天京就无险可凭，因此是关键所在。为此，曾国藩不愿东下，此外，还有其他考虑。曾国藩用兵讲主客之道，不愿反主为客，被太平军牵着鼻子走，陷入被动，张国梁、和春之败，即由于此。同时，浙江巡抚王有龄与曾国藩是政敌，在铜源上争夺激烈，曾国藩也想借机除掉这个异己分子，即使做不到，也可打击他一下。于是曾国藩又借口拖延。清廷无奈，用厚奖诱其出兵，给他加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又发下第五道谕旨，令其驰援杭州。即使如此，曾国藩仍按兵不动，上了一个《苏常无锡失陷，遵旨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说明不能东下的理由。不久，杭州失守，王有龄被杀，朝廷也就不再催促了。
　　此次曾国藩以“缓字诀”处理，可谓一举数得。一、推延不救张国梁、和春，使清廷依赖的最后一支绿营劲旅全军溃散，两员主将身死，不得不全力依赖湘军。此前朝廷迟迟不封曾国藩，就连胡林翼都升为巡抚，曾国藩仍无实职，此后不久，就授之为代理两江总督。二、借机除掉异己，王有龄败死后，曾国藩保奏的四省巡抚全部是湘军一系，如左宗棠、李鸿章、沈葆祯、李续宜，牢牢控制了江南军政大权。三、稳住自己阵脚，缓缓图进避免陷于被动。倘若曾国藩急于东下，正中李秀成之计。李秀成攻打苏浙，并不仅为夺取财富之区，还在于调动湘军东下，远离两湖根据地；同时在湘军长途奔袭中以逸待劳、聚而歼之，则可解安庆之围，打垮湘军主力，安庆守军1万余人亦可乘机出击，西上攻打湖北，占据湘军老巢。如果此计成功，清朝恐大势已去。曾国藩不为所动，以缓济急，以静制动，终立于不败之地。
　　曾国藩办事主张从长远考虑，稳中求成，这是他高明之处。因为考虑长远，就不可不慎，办起事来更应有计划，按部就班地去做。如果贪图迅速，个别地方可能有利，对大局而言可能造成不利影响。“欲速则不达”这句古语诠释了这个深刻的道理。
　　做官必须戒骄戒躁。
　　不论是在改造自然还是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人们都会遇到无数的荆棘难关。政治家角逐政坛，军事家竞胜疆场，学者进德修业，乃至普通百姓居家过活，都不会一帆风顺，都会遇到一些险难忧烦之事。要克服和战胜这些艰难和忧烦，坚毅和忍耐是十分重要的品质。“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没有一分耐心，如何生活。
 



第14章 曾国藩的官场晋升秘笈(2)


　　对于“耐”字的妙用，曾国藩则有深刻全面的体会。作为一位身在官场的读书人，曾国藩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大量不想做、不愿做、不屑做、但却不得不做之事，官场的繁琐应酬与扯皮因循常令他厌烦，曾国藩曾与这种官场习气做过针锋相对地斗争。但事实证明，这种习气绝不是几个人所能改变的。几经挫折的曾国藩逐渐从中悟出了官场生存之道，那就是一个“耐”字。
　　任京官时，曾国藩尽管还未在实践上养成高深的“耐”字功夫，但十年的京官生活，却也使好学深思的他在理论上形成一番对“耐”的高见。
　　曾国藩将“耐”分为“耐冷”“耐苦”“耐劳”“耐闲”四个方面，分的细致全面。曾国藩对“耐”字的深刻理解，是在长期的从政、治学生涯中获取的。曾国藩之所以极力强调“耐”在治军、从政、为官领域中的作用，是因为他认识到军事、政事都是极为繁琐细碎、直接具体的。好高骛远、志大才疏的人往往不耐烦，易轻率，爱放言高论，不惯细致躬行，尤其是在事机棘手之际，往往更是沉不住气，因而往往坏事。
　　曾国藩正是从繁巨和艰难的军事、政治斗争中磨练出其“耐”性及对“耐”字的深刻认识。
　　在与太平军的军事斗争中，曾国藩常常占不到便宜，尤其在初期，几乎屡战屡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中，曾国藩情急之下，皆欲投水自尽，都被部下所救。江西受困、祁门遭围时，曾国藩心胆俱碎，魂梦屡惊，以至写下遗嘱。但他都顽强地咬牙挺了过来，迎来了转机。曾国藩所以能够如此，正在于他那咬牙坚挺的“耐”性。
　　曾国藩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告诫正处于战事棘手之际的曾国荃，身处逆境时，不必怨天尤人，那不是好汉的做法，真正的好汉是牙齿被打落了也不吭一声，和血吞之，要咬牙忍耐，徐图自强，去迎接对自己有利的转机。
　　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奉命剿捻，针对捻军以骑兵为主、行动迅捷的特点和僧格林沁追剿败亡教训，曾国藩逐步确立了“河防”的战略。次年六月十四日，曾国藩在徐州与刘铭传商定了“河防大计”，计划利用自然河道把捻军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进行分段防剿，进而消灭。具体内容是把他的部队与地方势力配合，分守黄河、运河、沙河与贾鲁河、淮河，把捻军困于黄淮之间的狭窄地带，加以歼灭。运河防务，由他与漕运总督吴棠、山东巡抚阎敬铭分守；潘鼎新、刘秉章两军相配合；黄河的防务，则由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阎敬铭分守；西线的沙河、贾鲁河防务，曾国藩调集鲍超、刘松山、张诗日、刘秉章、杨鼎勋五军，配合河南巡抚李鹤年一同防守；沙河、准河一线则调刘铭传、张树珊与豫、皖地方军队配合防守。
　　六月中旬，张宗禹一部在河南西华、上蔡与湘军刘松山、张诗日两军相遇。双方激战7日，捻军损失约6000人，这是自曾国藩率军北上以来的第一次大仗。曾国藩十分高兴，打算利用“河防”之策调集人马，把捻军歼灭在贾鲁河以西、沙河以南地区。但由于湘淮各军分兵防守，战线太长，一时间很难集中，张宗禹、赖文光、任化邦、牛宏升四军已往河南许州、禹州一带会合。捻军看破了曾国藩的阴谋，于八月十六日夜间对河南抚标营发动攻击，很快突破防线，于开封城内越过壕防东去，进入山东。
　　一些人认为曾国藩放弃了“河防大计”，改用追击堵截战术了，也就认为“河防”之策宣告大败。于是朝野内外又开始对曾国藩不满，他的敌对势力则借故大肆攻击。御史阿凌阿等多人上疏弹劾曾国藩“剿捻”无方，要求撤去曾国藩的两江总督之职，收回钦差大臣之命，清政府也深怪曾国藩与捻军作战一年有余，未见实效，也连发上谕，严厉斥责。
　　面对皇帝的严责，曾国藩只得以身体欠佳为由，上疏太后、皇上，请开缺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另派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而自己并不准备离开战场，仍要以“散员”身份留在大营内，协助办理事务。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终于没能留在军营，仍以全盘失败的结果回任两江。
　　他的学生李鸿章接任后，一开始也对其“河防”政策不以为然，轻兵四出，结果部下郭松林、张树珊、刘铭传、彭毓橘等大将接连遭败，张、彭战死，对李鸿章产生了极大震动，使他认识到老师策略的正确。此后，李鸿章拒绝任何建议，顶住舆论压力，坚持“河防之策”，把捻军困在黄河、运河、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使其马队无法施展特长。赖文光、任化邦的东捻军首先被歼；张宗禹领导的西捻军还军东救，也被阻于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为清军歼灭。
　　捻军的最终失败，仍败于曾国藩制定的“河防大计”。曾国藩知道自己的失败不在于剿捻的战略失误，而是另有原因。其中主要是清政府不愿把剿捻之功再授予这位已扑灭了太平天国的大功臣，以免功劳太高，将来难以驾驭。事后，曾国藩总结失败的教训时，也承认自己仍有“不耐烦”之处，其中主要是指没有处理好与河南地方大员的利益关系。在读书治学上，曾国藩也有一“耐字诀”，即要以字句为基础，不弄明白绝不罢休，切忌好高骛远，以速取胜。
　　曾国藩认为，学问来自于一点一滴的积累，不可速求：“求速效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愈欲速则锢蔽矣。”
　　曾国藩的“耐”字中有“困知勉行”，努力发奋的意思，只要能熬得住，打得通，便是好汉，便是成功。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他在给正在练字的儿子纪鸿的信中说：
　　“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造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有人看书总是贪多求快，今天拿本书来乱翻几页，明天又翻开一本书浏览几行，结果功夫花了不少，知识却学得零零碎碎、不成系统，这也是缺乏“耐”心的表现。
　　曾国藩的治学“耐字诀”还可有一形象的比喻。他说：
　　“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这里的“熬肉”、“慢火温”都是耐字功夫。对于志向远大、心浮气躁、抱有极强的救世使命感的人来说，现实世界中充满了太多的黑暗和不如意。他想去改变，想去拯救，但书生的意气又使他在许多方面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志大才疏的他不仅难行救世之志，别人不买他的账，他自己却气愤难平，结果言语行事更走极端。这当然更不能改变他与周围社会的关系，自己的救世之志更加难以实现。
　　受重用署理两江。
　　正当曾国藩全力围攻安庆的时候，天京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拜上帝会的最早成员之一、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从香港辗转来到天京。洪秀全此时正感到身边无人，洪仁玕的到来令他万分高兴，遂封之为干王，总理朝政。1860年初，为解天京之围，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等太平军将领策划了一场大的军事行动。李秀成率兵由苏南入浙，大兵猛压杭州。浙江巡抚罗遵殿慌忙向江南大营统帅和春求援。和春派总兵张玉良带兵二万，由江宁赶赴救杭州。张玉良刚走到半路，李秀成突然率兵北上，猛扑江南大营。此时，陈玉成也率兵强渡长江，两军会合。数日之内，连破江南大营外围要地，将江南大营紧紧包围起来。和春、张国梁拼死抵抗。九昼夜的激战过后，江南大营彻底瓦解。和春、张国梁仓皇逃出，太平军乘胜追击，接连攻下苏州、常州。和春自缢，张国粱落水而死，江苏巡抚徐有任自杀，两江总督与其他江苏官员逃往上海，一时形成了树倒猢狲散的局面。江南七万绿营全军覆没，清政府在南方的绿营武装已基本瓦解，再也没有力量组织对天京的包围了。
　　江南大营的覆灭对清政府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让湘勇出力、绿营兵坐收渔利的想法彻底破灭。从此，只得一心一意依靠湘军剿灭太平天国了。
　　这样的消息对清政府来说，几乎是晴天霹雳，但对曾国藩来说，这无异于“天助我也”。他和幕府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万分，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无不倍感欢欣鼓舞，认为自己的出头之日已到。
　　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原两江总督何桂清逃走之后，咸丰一怒之下将其革职，后来由肃顺推荐了曾国藩。咸丰皇帝下诏令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速往江苏署理两江事务。肃顺精明干练，魄力宏大，敢于重用汉人。他认为要想剿灭太平天国，就必须依靠胡曾这帮汉人，所以无论是曾国藩，还是胡林翼、骆秉章等汉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得到皇上重用，都与肃顺的极力保荐分不开。曾国藩第一次墨绖出山就曾深得肃顺的推荐，现在又仰仗他登上两江总督的宝座，这对于苦于得不到抚督大权而苦恼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是莫大的恩典。因此，曾国藩从心底感激肃顺。然而，一向以老成持重著称的曾国藩并没有因一时的冲动与肃顺有任何私下联系。后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处死肃顺时，从肃顺家中搜出许多阿谀追随的信件，其中独独没有曾国藩的，这使慈禧大为感叹。因此，曾国藩在慈禧掌权时期，仍能得以重任。
　　就在曾国藩总理两江不久，胡林翼又上奏皇上，保奏左宗棠。
　　左宗棠本来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府中充任幕僚，很得骆秉章的信任，骆秉章对他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每次骆秉章的部下向他请示汇报工作时，他总是令其问“左师爷”去。因此，湖南官场对左宗棠是唯命是从，把左宗棠“敬若神明”。左宗棠本来就恃才傲物、狂妄自负，这一来就更加目中无人。有一次，署理湖南提督、永州镇总兵樊燮（xiè）找骆秉章议事，向骆秉章行完礼后，见左宗棠也在座，于是就向他行了一揖，问了声“左师爷”好，然后落座。左宗棠见樊燮未向他行跪拜大礼，心中极不高兴，厉声责问樊燮说：“湖南武官，无论大小，见我都要请安，你为何不向我施礼请安？”樊燮也颇恼怒，大声反驳道：“朝廷体制并未规定武官要向师爷请安，武官虽轻，也不比师爷贱。何况樊某乃朝廷任命的正二品总兵，岂有向一个幕僚请安的道理。”左宗棠一时语塞，勃然大怒，破口大骂，从椅子上跳起来，冲过去将樊燮痛打一顿，幸好被骆秉章拉开。打过樊燮之后，左宗棠还气愤不过，又以骄倨的罪名将其革职。樊燮一个堂堂二品武职大员的身份竟被一个举人如此侮辱，如何能忍受？于是他立即上诉于湖广总督官文，添枝加叶地把左宗棠如何无视朝廷命官、骄横跋扈、独断专行的情形向官文诉说了一遍。官文对左宗棠早就不满，便趁机向咸丰帝上了一个折子，将樊燮所说的罪状罗列了几条，又给左宗棠戴了一顶“劣幕”的帽子，说他把持湖南为非作歹。
　　咸丰看到官文的折子，立即派人前去核查此案，并授权查案人员：倘若真有不法之事，将左宗棠就地处决。胡林翼、骆秉章等人立刻慌了手脚，一边出面保奏，一边在京城活动，请肃顺出头保荐。肃顺说必须有内外大员的保奏，皇上问起时才好说。一时间，保荐左宗棠的奏折雪片般地向咸丰飞来，以至于有了“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样的称赞之辞。肃顺也乘机推荐，左宗棠不仅性命得以保全，而且赏给四品卿衔，帮助曾国藩办理军务。
　　得到了梦寐已久的两江总督的职位，同时又有了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支持，曾国藩开始站在与太平军作战最高统帅的高度，思考以后的用兵计划。
　　首先他清醒地意识到，朝廷从江浙入手，通过苏州、常州包围天京，从天京下游进攻的决策是行不通的，要想攻克天京，必须从长江上游向天京包围，即继续执行自己复出时定下的进军皖中的计划，拿下安庆，消灭陈玉成的部队，步步进逼天京。所以他拒绝了清政府让他率兵攻下苏州、常州的要求，只把大营扎在安徽、江西、浙江三省之间的祁门，一心一意围攻安庆。
　　安庆自1853年6月为太平军占领后，是仅次于天京（今南京）的政治、军事中心，1858年5月九江失陷后，又成为天京上游唯一的重要屏障，一旦有失，湘军便可直窥天京。1860年夏，正当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和东征苏州、常州之际，湘军统帅曾国藩和湖北巡抚胡林翼统率湘、鄂军水陆师五万余，自湖北大举入皖，连陷太湖、潜山、石牌（今怀宁），直逼安庆。道员曾国荃率湘军陆师万余人相继进扎安庆北面的集贤关，与提督杨载福部湘军水师四千余人担任围城任务；副都统多隆阿、按察使李续宜率湘鄂军两万人驻扎桐城西南挂车河、青草塥，阻击太平军援军。6月20日，杨载福水师攻陷安庆东路要地枞阳镇（今枞阳县），安庆被合围。
　　是年秋，曾国荃督军在安庆城外掘长壕两道，前壕围城，后壕拒援。时安庆由受天安叶芸来、谢天义张朝爵率两万余人驻守。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后，天王洪秀全等决定俟东征苏，即沿长江上取湖北，迫使湘军回撤以解安庆之围。9月下旬，洪秀全从江、浙战场调集兵力，分五路由大江南北并进，其部署为：英王陈玉成率军从长江北岸西进，经皖北入鄂东；忠王李秀成率军从长江南岸西进，经皖南、江西入鄂东南；辅王杨辅清、定南主将黄文金率军沿长江南岸趋赣北；侍王李世贤率军经皖南入赣东；右军主将刘官芳率军攻祁门曾国藩大营。五路中，陈玉成、李秀成为主力，取钳形攻势，预定于次年春会师武汉，以调动围攻安庆之敌，其他三路主要是牵制皖南和江西湘军，并伺机歼敌。
 



第15章 曾国藩的官场进退之智(1)


　　识时务者为俊杰。
　　一个人无论有多大的实力，他总是受周围环境及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为所欲为，如果是一意孤行，最后吃亏的只能是他自己。所以，一个人要知进退，识好歹，明时务，常言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看来此话一点也不假。
　　曾国藩凭着自己几十年的仕宦生涯，对封建社会官场的险恶看得最清楚，深知一入仕途人则毫无“自由”，即使是一只猛虎，也只能变成犬鼠可欺的可怜虫了。韩非子《寓言》中就有“伏虎于匣”一节，意思是说老虎在深山、在野兽中称王称霸，一入牢笼就会摇尾巴乞求同情，不论“虎性”是否改变，都不能不屈服于现实。为虎设笼不是为了防备老虎，而是要让虎入牢笼，使那些害怕老虎的人能够制服老虎。但是，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谁能改变得了？更何况，一个有抱负的人不借助权力可以说是毫无作为的。因此，出，，进官场之局，处，，居江湖之远，就十分难以决断了。
　　曾国藩自己对出处之际虽然感到难以决断，但凭他的老道经验还是能够掌握火候的。这里说的是对其九弟曾国荃出处之际的安排，可见曾国藩的韬晦。
　　曾家兄弟为大清朝把老命搭上了好几条，尤其是曾国荃攻下天京城，用曾国藩的话说是千古以来最艰难的一次攻坚战。攻占南京后，曾家成为大功臣，按曾国荃的设想，清廷应功高厚赏，自己该做个总督巡抚、享享清福了。可是，清政府对这位敢作敢为的曾九最不放心，曾国荃虽读过几年书，但学识浅薄，急功好利，老饕之名满天下，尤其是他处死李秀成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清政府对他也最不放心，欲其速离军营而不令其赴任浙江巡抚。
　　曾国藩无奈，只好以病情严重为由，奏请曾国荃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以避开舆论的锋芒，解除清政府的这块心病。不出曾国藩所料，这一奏请正合那拉氏的心意。曾国藩1864年9月27日上奏，10月5日即获批准。同时，那拉氏还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关怀。这本来是曾国藩的韬晦之计，暂时退避正是为了永久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然而，曾国荃在曾国藩移驻江宁那天，当着满堂宾客大发怨言，致使曾国藩狼狈万状，无地自容。为了开其心窍，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那天，曾国藩除派赵烈文专门劝慰外，还特写七绝十二首为他祝寿。据传，当曾国荃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一句时，竟放声大哭，以泄胸中抑郁之气。11月2日曾国荃带着满腹委屈和怨愤返回湖南，由于怨气仍未平消，终致大病一场。
　　是年11月初，曾国荃迫于清廷的压力开缺回籍养病，从南京启程归湘。多年征战在外，此时退隐乡间，本是休养身心的最好时机，但曾国荃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尤其是他对于清廷有意牵制曾氏兄弟的举措表示不满，不时流露出怨恨之情。曾国藩老谋深算，一再嘱咐曾国荃不要轻易出山，时局严重，不必惹火烧身，最好在家静养一年。如他在1865年4月的家书中指出：
　　“有见识的人士和相爱的朋友大多奉劝弟弟暂缓出山。我的意思也是让弟弟多调养一段有病的身体，在家闭门三年，再抽身而出，担当天下的艰巨大任。”进一步，他又在其他书信中具体安排曾国荃如何打发时光。一是修身养性，不要干预湖南地方事务，“弟弟平素的性情就是好打抱不平，发泄公愤，同时又对朋友情谊深厚，非常仗义，这个时候告病在家，千万不要对地方公事干预丝毫。”二是趁休闲之际补攻讲求诗文奏议之学，“弟弟以不善作文章而为深深的耻辱，……眼下用力于奏议文章的学习，也应当稍稍具备当年发奋拼命的那种精神”。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嘱咐曾国荃趁空闲时间，读些有关文史方面的好书，以加强自身的学识素养。同时，又寄去历年所写日记，希望曾国荃等明白他在外受苦，即所谓“近来衰惫之状”，以使他更加安心在家教育子侄辈读书做人。在曾国藩的耐心开导之下，曾国荃耐着性子终于在湖南老家呆了一年多时间，清政府曾诏谕他出任山西巡抚，他硬坚辞不受。1866年2月下旬，清政府又颁诏命曾国荃改任湖北巡抚，并帮办“剿捻”军务，此时，曾国藩认为时机已成熟，力促曾国荃出而任事：“唯决计出山，则不可再请续假，恐人讥为自装身份太重。余此信已为定论下次不再商矣”“君恩过厚，无令外人疑为装腔做势也。”于是，曾国荃决定再度出山。
　　裁撤湘军为避嫌。
　　攻克天京，曾国藩兄弟功勋盖世，为了显示天恩浩荡，天京城内余烬未熄，尸骸尚存，清政府就对这班功臣们颁发了赏赐。曾国藩官封太子太保，授爵一等侯，世袭罔替；曾国荃官封太子少保，一等伯；其他攻城的将领也都有爵尉封赏不等。汉人封侯，清朝仅此一例，兄弟同日封伯侯，可以说是旷古未有的殊荣，曾国藩对清廷感激涕零。
　　然而就在殊荣背后，清醒冷静、目光深邃的曾国藩还是看到了自己危机四伏。
　　曾国藩出身贫寒，只是汉族的一个中小地主。这在重满轻汉的清朝，其地位是相当低下的。他之所以后来能平步青云、跻身六曹，除了有自身的努力外，主要是靠穆彰阿的举荐和提携。道光皇帝死后，穆彰阿被罢，曾国藩也就失去了靠山，所以在整个咸丰年间，他一直都很不得意。创建湘军之初，就不断受到某些大臣的攻击，在攻克武昌之时，又失巡抚一职，后来一直没有得到他梦想的封疆大权，致使处处碰壁，这使他心灰意冷，几乎愤然不问世事。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瓦解，清廷不得不转而依靠湘军，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慈禧掌权以后采取了更灵活的政策，让他督办四省军务，身负昔日五位钦差大臣的职权。其目的不外是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事权归一，易于成功。但是自从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迅速扩军，其嫡系部队由两万速增至五万，各路湘军总数三十万人，曾国藩能够直接指挥的就有十二万之多。三千里长江无一船不挂曾字旗。这就不能不使清政府心生疑惧。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历代君王都是如此。
　　其实如今贵为甲侯、权绾两江、声动四海、名重五岳的曾国藩也不是没有想过做中国历史上第二个赵匡胤。但就条件来说，无论是政治条件还是军事条件，他当时都不具备。首先是政治上，他虽然因为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而获得地主阶级人士的一致赞扬，但其威望远没有达到能与清政府分庭抗礼的程度。其次在军事上，虽然眼下湘军兵力在苏、浙、赣、皖南等地，占绝对优势，但官文、冯子材、都兴阿都环伺四周。尤其是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虎视眈眈，只要湘军稍有反叛端倪，他们便会四面包围。还有湘军内部的左宗棠、沈葆桢等人，位列督抚，战功显赫，对曾国藩的不满情绪早已暴露，而朝廷又竭力笼络他，有意扩大内部裂缝，从而达到分化湘军的目的。李鸿章虽然与曾国藩的关系亲密，但他对曾国藩并非一片愚忠，他只会与其共荣，不能与其同辱。一旦曾国藩起兵，李鸿章只会按兵不动，坐观战局，一有不利，立刻便会倒戈。
　　对于这些情况，曾国藩看得比谁都清楚。尤其是他也看清了自己的九弟曾国荃，即使起兵能侥幸成功，黄袍加身也难保这个心高气傲、倔强狠恶的曾老九，不会做烛光斧影千古之谜的赵光义。
　　因此，考虑再三、权衡得失之后，曾国藩只能走自剪羽翼的道路，以清除清政府的戒心，保住自己功臣之名、侯爵之位，成为一代中兴名臣。
　　为此，曾国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裁撤了一部分湘军；其次，又奏请朝廷停解厘金；接着又陈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这三项围绕兵权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大大消除了清政府的戒备，缓解了他与清政府的矛盾。
　　这样，曾国藩在占领天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将自己嫡系五万人裁撤一半，仅留下两万人驻金陵（天京，今南京）、芜湖、金柱关等地。为了重振封建教化、笼络江南士子，曾国藩又下令修复江南贡院，并于当年举行乡试，得到了江南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拥护。
　　湘军共同创造的，也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全力配合、双手奉上的。历史的教训，正寓于其中。
　　筹建水师保湘军。
　　如果把湘军作为一个总体或者集团来对待，那么，湖南新宁应该是湘军的发祥地；如果把范围缩小到由曾国藩创建、并由他指挥的那一部分湘军，那么，湖南衡阳则是它的发祥地。从曾国藩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到达衡阳的那一天开始，到他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从衡阳出征的时候结束来计算，他在这里待了整整五个月。
　　咸丰三年（1853年），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支新式地主武装湘军产生了。按最初的计划，曾国藩只想编练一万人，但因他的号召力很强，军饷发的也高，很快湘军人数便超过了这个数字。
　　陆师的编制是：塔齐布、罗泽南、邹寿章、周凤山、储玫躬、曾国葆、朱孙诒、邹士琦、杨名声、林源恩各领一营，每营五百人，共是五千人。王錱一人原领六营，约二千四百余人，曾国藩命其缩编为三营、一千五百人统带，王錱不服，率军投湖南巡抚骆秉章而去。
　　水师的筹建稍晚于陆师。1852年底，太平军进攻益阳、岳州，得到大批船只，遂建水师。后由武汉攻南京，千船万舸，蔽江而下，控制了千里江面。迫于应付太平军的水师攻击，咸丰三年，清政府饬令湖南、湖北、四川造船练兵。湖南巡抚骆秉章自认建水师困难，没有进行，而郭嵩焘亲见太平军的水上作战，往来迅捷，遂建议江忠源再度上书，要求清廷拨款造船，编练水师。咸丰准奏，命令广东购置洋炮，两湖、四川造战船，建立水师，对抗太平军。
　　咸丰三年（1853年）冬初，曾国藩奏请拨款四万两，在衡州建立造船厂，日夜赶造战船。他请来广西同知褚汝航、岳州守备成名标督造船只，从广西速购大批木材。到咸丰四年初，湘军水师成军，共有战船三百六十一号，有拖罟（gǔ，大纲）大船一号、快蟹四十号、长龙五十号、舢板一百五十号、改装渔船一百二十号。船上共装大炮四百七十门，新式洋炮三百二十门。
　　水师成军之初，人数与陆师相等，也编为十营，官管由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标、彭玉麟、杨载福、龙献深、邹汉章、诸殿元十人担任。水营的招募从时间上看虽不太迟，但招募过程却很曲折。本来湖南之衡州、郴州、桂阳、永州一带多有习水性之人，也乐于应募，但曾国藩却不愿在那里招募。其原因一是陆师多在湘乡一带招募，水师也想在那里招募；另一原因是湘南一带多次发生起义，会党势力很大，曾国藩也不敢在那里招募。湘乡的壮丁多已参加了湘军和地方团练，又不习水性，所以不愿受招。但曾国藩利用各种关系，日夜说服动员，正好湘乡一带发生旱灾，百姓受灾生活困难，湘军的待遇又好，所以才纷纷投军，使水营也较快成军。
　　水师的营官招募也很困难。在刚刚开始创立的时候，曾国藩并不知道筹措水师需要做哪些工作，于是就四处咨询，幸赖彭玉麟、杨载福出为营官，才使水师成军，而二人终成湘军名将。
　　彭玉麟是清末的一个传奇人物，年轻时被传为刚直而又多情的“奇男子”，投军之时被称为“不怕死，不要官”的名将。
　　彭玉麟，字雪琴，衡阳人，即衡州西北蒸水之滨的衡阳县人。幼年丧父，家贫，随舅父去安徽芜湖读书。外祖母有一养女小梅，与玉麟年龄相仿，舅父无子女，玉麟与小梅犹如亲兄妹，深受长辈的喜爱。玉麟与小梅虽辈分有别，玉麟称之为小姨，但全家上下只此一对小男女，并无辈分之别。玉麟与小梅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相处甚洽。玉麟每天上学，小梅都给他准备好文房四宝，送出门外；每天放学，小梅总去接他；晚上玉麟读书，小梅为他掌灯，添油；玉麟爱画画，小梅为他研墨、铺纸。
　　时间一天天过去，玉麟和小梅一天天长大，纯真的情谊在这对小男女之间坚实地、一点一滴地滋长起来。他们虽都知道双方并无血缘关系，可是名分上的小姨与外甥怎好成亲呢？爱情的力量太不可思议了，玉麟17岁那年，衡阳传来凶信，祖母病故，他是长孙，必须回去尽孝。就在那苦苦分离之际，爱情之花抽蘖而出，小梅羞面如花，赠给玉麟一个鸳鸯荷包。玉麟紧握小梅的双手，吐出了藏在心里好久的爱慕之情，坚定地说：“等着，我回来娶你！”
　　可是，彭玉麟回到衡阳，家境贫苦，母亲靠纺线供玉麟读书，无法拿出返回芜湖的川资。一别七年，直到外祖母病故，他才得以再次去芜湖，而这时小梅已经埋骨斗笠岭很久了。
　　彭玉麟在外祖母和小梅的坟前呼天抢地，悲痛欲绝。他以泪水和墨，写了悼念小梅的诗，其中一首是：
　　“少小相亲意气投，芳踪喜共渭阳留。
　　剧怜窗下厮磨惯，难忘灯前笑语柔。
　　生许相依原有愿，死期入梦竟无由。
　　斗笠岭上冬青树，一道土墙万古愁。”
　　此后，他誓不再娶，母亲每逼问，唯一语：“男儿功名未成，何谈婚事。”好在弟弟已成家，并生有儿女，母亲遂不再催问。但是，彭玉麟仅在十几岁时即中了秀才，以后再未赴考。他开始在衡阳绿营副将手下充掌书记，又为一富商看守仓库；有空即读《公瑾水战法》，又最爱画梅，几案箱笼，所处皆满。到曾国藩练湘军那年，彭玉麟已三十七岁了，仍是单身汉。
　　咸丰二年（1852年），耒阳地区发生武装暴动，情势危急，守城官募兵无以应，当时彭玉麟仍在耒阳富商家受雇，他当机立断，发主人库存募勇守城。事息，城官保之为绿营把总，彭玉麟一笑置之，并不受赏，被传为士林中少见之英杰。
　　曾国藩打听到彭玉麟的为人处世，尤其是得知此人熟读《公瑾水战法》，生在蒸水之滨，水性好，跑马射箭、枪法、拳术也都有功底，曾临战之功而不受奖赏，于是派人请他参加湘军，做水师将领。曾国藩几次派人去请，彭玉麟也不受命，后来曾国藩就仿效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亲往彭玉麟处相请，曾国藩见这位年近四十的汉子，依然长身玉立、英迈娴雅，十分敬佩，乃温言相劝，多方激励，方请得彭玉麟出山，做了水师的一个营官。
　　杨载福，又名杨岳斌（投军后因避咸丰之名载淳讳而改），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祖、父皆行武，有战功，父为游击官衔。居湘江滨，水性极佳。早年入行伍，参加镇压李沅发起义，升为千总。曾国藩办水师，把杨自长沙绿营中调为水师营官。
　　彭玉麟、杨载福入水师，为湘军水师的建设大出其力，成为湘军水师齐名的两个统领。彭、杨等水师营官每日抓紧指挥兵士练习水战，至1854年2月，湘军水师终于练成。
 



第16章 曾国藩的官场进退之智(2)


　　此时，太平军先于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3月）在南京建都，5月出师北伐和西征。西征军沿江西进，攻占安庆、九江、汉口、汉阳，江忠源向皇帝奏报，请咸丰下旨让湘军出师作战。几次催促，曾国藩皆以水师未成、船炮不齐、编练未就而拒不出战。咸丰几度下旨催逼，曾国藩提出一个三江、两湖数省军队统一部署、联合行动的战略计划，遭到咸丰的斥责。原来，咸丰此时并不知曾国藩的长远谋略，亦不知湘军水陆师的实际情况，催他作战，也只是以为湖南乡勇可用，让他配合绿营。岂料曾国藩不仅不出，反提出数省合防的战略计划，便以为他口出狂言，下旨斥责说：“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曾国藩接旨，既愤激，又惶恐。愤激者，以为两年前自己的犯颜直谏，咸丰仍耿耿于怀，且不理解他编练军队的“血诚”；惶恐者，太平军势力浩大，绿营军三年的惨败，他若率师作战，是否能胜，确无把握，若一旦失败，就真的是贻笑天下了。
　　所以，越是这么想，皇帝越是催得紧，他越是不出战。
　　然而不久，自己的师友江忠源、吴文镕先后败死，内外压力和愧疚之心使他再也沉不住气。
　　吴文镕是曾国藩考进士时的阅卷大臣，是他的恩师。先为贵州巡抚，太平天国进攻长江数省时，又调为湖广总督。西征军攻武昌，吴多次向曾国藩求援，亦向咸丰大力推举曾国藩的水陆师情况，曾竟不赴援。咸丰四年一月十五日（1854年2月12日），吴领军在黄州堵城与太平军大战，军溃，吴文镕投水自杀。
　　吴文镕死前还给咸丰上疏，认为皖湘数省，只还有曾国藩一军可战，并写了一封遗书给曾国藩，让他好自为之。
　　后来，长沙有个叫黄冕的人给曾国藩提议道：“长江上下千里，港汊极多，敌船容易藏匿。因此，最好每营都添十艘小战船（即三板），这样就便于在港汊中搜寻敌船。”曾国藩对此非常赞同，于是就开始对水师的编制进行了如下的调整：每营配制快蟹一艘、长龙十艘、三板十艘。人员配制如下：快蟹配二十八名桨工、八名橹工，长龙配十六名桨工、四名橹公，三板配十名桨工。正是这样的水师配制，才能够使曾国藩在日后对太平军的作战中取得胜利。
　　羽翼未丰莫轻动。
　　过早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或在不足以致胜的情况下出兵，往往会在以后的交战中失败。羽翼未丰满时，更不可四处张扬。《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自己，不可轻举妄动。
　　曾国藩早在京城为官时，深研《易经》，对“潜龙在渊”尤为注意。他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一起只有一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因此曾国藩为保护他的起家资本，四次抗清廷圣旨，而且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师吴文镕被太平军击败，见死不救，可以说把事做得够绝情了。
　　1853年，曾国藩把练勇万人的计划告诉了爱将江忠源。江忠源不知深浅，立刻向清廷和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皇帝的一连串征调谕旨。第一次是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军进至蕲、黄一带，武汉危急，清廷接连下令曾国藩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令曾国藩督带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军袭破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农民起义队伍可比，没有一支劲旅是不能贸然去碰的。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陆上，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善战的水勇，是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相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因而，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此次募勇成军以出”，“庶与此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一时形成“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局面。
　　其实，清廷催曾国藩赴援外省，不过以为湖南乡勇可用，令其前去配合绿营作战，以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这也是过去常有的事，决非要他充当主力、独力担负与太平军作战的重任。所以当曾国藩在奏折中处处以四合防为词，声言“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时，咸丰皇帝即以讥讽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今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可见，咸丰皇帝对曾国藩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看来不过是无知书生的好高骛远和自我吹嘘，并非深思熟虑的举动。因而，咸丰皇帝再次促其“赶紧赴援”，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你能自担此重任，当然不能与畏葸者比，言既出诸你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曾国藩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他在奏折中陈述船炮未备、兵勇不齐的情况之后，激昂慷慨地表示：“臣自知才智浅薄，唯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并进一步倾诉说：“臣不娴习武事，既不能在籍服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哭而已。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深为曾国藩的一片“血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朱谕”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更以十倍的努力，加紧了出征的准备。多少年后，他还对此念念不忘，并专门请人从京中抄回原奏（因底稿在九江与座船一起丢失），与咸丰皇帝的“朱谕”一起保存，“同志恩遇”。
　　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命令，也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当湖北第一次危急时，他于咸丰谕旨之先，已接到湖广总督吴文镕求其急速援救的函札。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长期以来二人交谊甚厚，无论公理私情他都是应该迅速赴援的。但是，曾国藩接到吴的信函后仍不想赴援，只是由于王鑫誓报江西谢邦翰等人被歼之仇，积极要求赴援湖北，才不得不勉强同意。后来一接到“武昌解严，暂缓赴鄂”的谕旨，便乘机取消了王鑫赴鄂之行。不久太平军西征部队回师西上，吴文镕接连发信向曾国藩求援，曾皆复函拒绝，并反复说明不能草草轻发的道理。吴文镕终于被曾说服，虽自度必死，仍令曾国藩万勿草草而出，还特致书说：“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率东下，东南大局，完全依仗你一人，务以持重为意，倘若你有不测之险，恐怕连后来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了。我虽然是老师，牵涉国家的分量还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
　　当太平军进攻庐州时，江忠源危在旦夕，曾国藩亦拒绝出征，仅派刘长佑和江忠睿率一千新勇由陆路赴援，结果江、吴二人先后兵败自杀。这对曾国藩是个沉重的打击。江忠源在曾国藩诸门生中，办团练最早，最有实战经验，同时也任职最高，最得清政府的信任。曾国藩曾打算练勇万人概交江忠源指挥，完成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而自己只在后方办理练兵筹饷等事。不料未待出征而江忠源毙命，这无异于砍去曾国藩的左膀右臂，使他明知自己不善带兵而又不得不亲自出征。吴文镕的死对曾国藩打击更甚，吴文镕身任湖广总督，既是曾国藩的老师，又是他强有力的后台。若吴文镕仍在，处处有人帮他说话，或许不至陷入后来那样的政治困境。可见，曾国藩坚持不轻易出省作战的方针，虽然使他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为其后的军事胜利打下了基础，但同时他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曾国藩深通天道盈缩、洪荒变换的道理，他常常告诫诸将说：“宁可好几个月不开一仗，决不可以开仗而毫无安排、准备和算计。凡是用兵的道理，本来力量强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懦弱的多半会打胜仗，本来力量弱小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强大的多半会打败仗。敌人向我进攻，经过仔细考究衡量而后应战的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与强悍敌人交手，总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毛病为第一重要的道理。如果在敌方完全没有漏洞、毛病，而我方贸然前进，那么在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对方看出来。不要乘自己有急躁情绪的时候，为大家的议论所动摇，自然能够瞄准敌方可破的漏洞。”
　　这个世界是凭实力来讲话的，没有实力就没有发言权，这是现实世界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因此，一个人成大事必须懂得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在自己实力不够时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不可锋芒毕露。
　　曾国藩最讲究谨慎守拙。在军事上，他专在“稳慎”上用心，最戒浪战。而在官场，曾国藩则讲究“藏巧于拙，用晦而明”，避免才华过露，招人嫉妒。尤其是在湘军击溃太平军、名震朝野之时，曾国藩更是战战兢兢，避免因此招致祸灾。
　　曾国藩深知官场险恶，故凡事不求十全十美，只求平稳有退路，此为其反败手腕之一。他认为平定大功足以“千古”，其他则听之任之，而关键是怎样收场。他认为：“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意思是：我曾观察《易》经中讲的道理，考察盈虚升降的原因，才知道人不可能没有缺陷。
　　激烈碰撞，两败俱伤。虚虚实实，攻其不备，乃为高手所为。曾国藩主张“以虚应实，心神不乱”。积聚心力，放眼红尘，是圣人所为。
　　君子才华不露，聪明不逞，才有任重道远的力量。这大概可以形象地诠释“藏巧于拙，用晦而明”这句话的具体涵义。很明显，这里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在名震朝野之时要懂得藏锋露拙，明哲保身，切忌锋芒太露。
　　“慎独”是曾国藩人生哲学智慧的最好体现。曾国藩一生谨慎处世，藏巧于拙，小心交际。曾国藩曾曰：“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他在给自己弟弟的信中说：“择友须慎之又慎。”
　　“慎之又慎”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曾国藩在行为上求“稳慎”，在言论上反“不慎”。人世如此艰难，曾国藩不得不处处谨慎小心，避免锋芒太露。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一副名联，也是很好的格言。吕端是宋朝的名宰相，看起来笨乎乎的，其实并不笨，这是他的修养，在处理大事时，也是绝不糊涂的。而诸葛亮则一生谨慎，是学谨慎的一个好榜样。
　　事事谨慎、时时谨慎，是曾国藩人生的一大特色，特别表现在他择友、说话、为官、处世四个方面。
　　择友须慎。1843年2月15日，曾国藩在给几位弟弟的信中说：没有朋友不行，有坏朋友更不行。因此，择友不可不慎，人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曾国藩任京官期间，广交益友，与京中名士倭良峰、何子敬、吴竹如、何子贞、江岷樵等数十人交往甚密，获益良多；带兵之后，与胡林翼等人结为至交，世传《曾胡治兵语录》中曾胡并提，也可见二人关系颇好；曾与学生如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虽名为师生，实则私交也不错。左宗棠与曾有过矛盾，但曾去世后，左宗棠在挽联中写道：“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这是他们友情的最好见证。曾氏之所以能“武功灿烂、泽被海内”（蔡锷语），与他广交益友是分不开的。
　　孔子对“朋友”的解释是“同学为朋，同志为友”，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同学的含义有所变化，但他把朋友分为“益者三友”“损者三友”，这与今天没有什么不同。孔子说：“同正直、讲信用、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有好处；同阿谀奉承、当面恭维背后诋毁、夸夸其谈的人交朋友，便有坏处。”因此，择友应当谨慎。颜之推说过：“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故君子必慎交游焉。”墨子认为人性如素丝（白丝），染于青色为青丝，染于黄色为黄丝，放进不同颜色的染缸里染过后，就成为不同颜色的丝了。不只白丝如此，“士亦有染”，染于良友，跟着学好；染于不良之友，跟着学坏，“故染不可不慎也”。不仅君子择友须慎，一般人也如此。荀子说：“匹夫不可不慎于取友，友者所以相佑也。”
　　说话须慎。曾国藩要求弟弟要慎于言，并引用孔子的话，让弟弟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情况掌握得不确切时，绝不妄下断语，评头品足。这是曾国藩越过满汉矛盾险滩的一贴妙药。
　　这段话的背景是：1860年春夏之交，英法两国以“修约”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于4月22日占领舟山，5月27日侵入大连，6月8日侵入烟台，8月1日占领北塘，8月21日夺得大沽口炮台，24日攻入天津，9月18日攻陷北京东面的张家湾和通州，21日进至距北京只有数十里路的八里桥，次日，咸丰帝被迫到热河“避暑”，只留下弟弟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驻守北京。这次英法联军攻取北京，完全是由于僧格林沁及胜保所部兵败所致。国弱被人欺，马瘦被人骑！僧部在天津、通州各役，虽均惨败，但确是“挟全力与逆夷死战”。曾国荃得知兵败的消息后，对僧王很是埋怨，并称僧王已不被皇上重用云云。曾国藩严厉地告诫弟弟不要乱讲，一则这不利于缓和满汉矛盾，二则曾国荃之言确有不对的地方。细想当时天津、通州各仗，僧部均前赴后继，牺牲惨烈，假若将士们装备稍好一些，必会有另外的景象。今日圆明园的断壁残垣，正是在告诉人们这段历史，不停地警示后人：落后就要挨打！
　　为官须慎。曾国藩曾对其弟曾国荃说过：“吾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亦高，中外指目为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吾与弟时时有可危之机。”对于功名利禄，曾国藩追求“花未开全月未圆”，不使之盈满，而应留有余地，他又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宜从畏慎二字痛下功夫”。这些话都反映了曾国藩身居高位，但仍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
　　对于“畏慎”二字，曾国藩说最应该畏惧谨慎的，第一是自己的良心，他说过：“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贤者寒心，不肖者无忌惮。若犯此症，则百病丛生，不可救药。”第二是“左右近习之人，如巡捕，艾什，幕府文案及部下营哨官三属”。第三是公众舆论。畏惧这三者，自然能做到为官谨慎。
 



第17章 曾国藩的官场进退之智(3)


　　曾氏兄弟攻下南京后，当时的客观环境对于他们非常危险。一方面，那位高高在上的慈禧太后非常厉害，特别难侍候，历史上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故事太多，曾氏不能不居安思危；另一方面，外面讲他们坏话的人也很多，尤其是曾国荃把太平天国王宫和国库里的许多金银财宝全都据为己有，这件事，连曾国藩的同乡好友王闿运也大为不满。王闿运在写《湘军志》时，固然有许多赞扬，但把曾氏兄弟及湘军的坏处也都写进去了。
　　曾国荃的修养到底不如长兄，一些重要将领对于外面的批评非议也都受不了。他们中有人向曾国藩进言，何不推翻满清，进兵到北京，把天下拿过来，更有人把这意见写成字条提出。曾国藩看了字条，对那人说：“你太辛苦了，先去休息一下。”打发那人走后，曾国藩连撕碎丢入纸篓都不敢，而是将字条吞到肚中，以期保全自己和部属的性命。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的一个“慎”字。
　　处世须慎。曾国藩要求长子曾纪泽言谈举止须厚重、戒轻浮。这里“厚重”固然有老成练达的意思，但也寓含着事事谨慎的含义。1848年夏，曾纪泽到县城办事，与地方官有来往，曾国藩写信要他：“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服神钦，到处人皆敬重。此刻初出茅庐，尤宜慎之又慎。”此前一个月，地方官给曾家加了赋税，曾国藩写信要求家中三位弟弟（澄侯，沅弟，季弟）：“新官加赋我家，必答应，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场。凡大员之家，无半字涉公庭，乃为得体。为民除害之说，为所辖之属言之，非谓去本地方官也。”1864年5月9日，曾国藩于军务繁忙之际，特地写信给主持家中事务的澄弟，要求他在家乡不宜轻易抛头露面。他写道：“吾与沅弟久苦兵间，现在群疑众谤，常有畏祸之心。弟切不宜轻易出头露面，省城则以足迹不到为是……不可干预公务。”
　　识大局才能知进退。
　　任何事业，某种意义上都是局部的事业，都在一定的大局之内，要想把事业做好，必须先察大局，认清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特别是大局的发展趋势，然后借势生风。不然的话，纵有千条妙策，亦难有所作为，纵使有所作为，因为局部毕竟决定不了全局，也算不了什么。
　　曾国藩从办团练那一天开始，因为没有实权，又没有军饷，兵力发展不快，真是惨淡经营，屡战屡败。而他想要实权以便办事的想法，更是屡遭挫折。
　　至咸丰十年止，曾国藩以客寄的身份办团练，建湘军，剿杀太平天国已有七八个年头。其间，他于咸丰三年攻克武汉，巡抚一职与他擦肩而过，后来，他费尽心机，甚至剥下理学家的面具，在守父丧期间公开向清政府要督抚的位置，但遭到拒绝；再往后，听到石达开要进入四川，胡林翼等人闻风而动，鼓动官文上疏请清廷将四川总督大印交给湘军第一统帅。事情还是没有成功。
　　咸丰十年四月，江南大营的溃败给曾国藩带来了绝好的机会，胡林翼等湘系高级首脑立即聚于曾国藩的大营宿松，开始紧张的密谋。
　　江南大营拥有重兵七万余人，集中了清廷正规军中最精锐部分。闰三月十五日，经过与太平军九昼夜之战，江南提督张国根溺毙河中，总兵阵亡。至四月初六日，清廷深倚重的和春败走常州后在浒壁关惊悸而死。至此，屏蔽江南财赋重地的江南大营将死卒亡。
　　正是在这突如其来而又事关湘军集团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时刻，湘军首领开始陆续赶赴曾国藩所驻防的宿松。曾氏兄弟、左、胡、李元度等，在此前后在曾国藩的住地宿松畅谈时间长达二十三日夜，达成了“共赴”艰难的共识，对各自的发展影响甚大。
　　宿松会议是促进湘系势力的发展乃至扭转全局的重要会议。第一，左宗棠被控案已结，对稳定湖南大有裨益。尤其是咸丰帝旨令最后一节，询及左宗棠多年“拂郁之隐”，左宗棠感激涕零，表示“此后再不意气用事，听候曾国藩的消息，如有可出之理，未敢固执。”第二，壮大了湘系力量，湘系重要人物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第三，对江南大营溃败后清廷可能进行的重大人事调整进行了预测，认为两江总督一缺，曾国藩与胡林翼两人中必有一人担此大任。这对鼓舞“士气”，有重要意义。第四，左宗棠的才能更为全国所知。曾国藩的幕僚黎庶昌编订《曾国藩年谱》时就曾明确指出：左宗棠“留营中两旬，朝夕纵谈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而作为清政府倚为干城的江南大营的溃败，也在政治、军事上为湘军势力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但当时湘系中有许多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转机。左宗棠却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天意其有转机乎？”有人不解其中妙处，他又解释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浩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众人始悟。
　　果然不出湘军将领所料，宿松会议结束当日，清廷即下旨令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从此才可以名副其实地干一场了。
　　但是在走出这一步之前，曾国藩不会忘记把他的行动和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考虑。而曾国藩所把握的天下大势的主要方面之一，就是清王朝的命运以及朝廷内的变故。
　　咸丰十一年湘军攻下安庆立下大功之后，曾国藩在面临新的进退抉择关头时，便对清朝的情况倍加关注。其实曾国藩以及像胡林翼等高明之士虽然身在疆场，但却对朝廷大事一贯非常关注，并且反应都非常敏锐，因为朝廷上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们个人以及湘军这个集团的利益与未来。
　　胡林翼和曾国藩是在八月初，也就是湘军攻占安庆后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得知咸丰皇帝驾崩消息的，这消息来源于友人之间的私人通信。
　　胡林翼在获知此情之后，当即写信向曾国藩表示：“朝廷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国危，又鲜哲辅，殊堪忧惧。”
　　由于肃顺等人久久隐丧不报，胡林翼和曾国藩天天在军营中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却长时间未接奉国丧明诏，这愈发让他们忧心忡忡。胡林翼竟至半夜惊起，仰望上苍，哀声长叹：“京师必有大事发生，不知是祸是福。”
　　专制统治易于保守政治机密，加上通信和交通条件的落后，信息的传递也就非常慢。
　　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身居安庆的曾国藩等人竟然一无所知。直到12月15日，曾国藩才首次得知其初步消息。这一天，他一共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谕旨一道，又有军机处转抄的不知上奏人姓名的奏折一件。他先扫了一眼抄示的奏折，发现咸丰皇帝所立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名字都在上面，便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仔细读来，只见奏折中写道：
　　“载垣、肃顺、端华明正刑典，人心欣悦。”但奏折并未说明赞襄政务大臣们是哪一天被逮被杀的，也未说他们犯了何罪。曾国藩看后，真是吓了一大跳。
　　他赶紧拿起谕旨看个究竟，以为谕旨会对此事做出解释。更让他惊异的是，谕旨却一字未提赞襄政务八大臣的事，而是公布了有关他自己新的职务任命，其中写道：“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曾国藩通过对朝廷内的大势的把握与深入细致地分析，得出这既是重用又是警告、鞭策自己，认为自己权太重、位太高、虚名太隆，因此必须辞谢大权的结论。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不仅使自己进一步摸清了清政府的意图，为自己下一步决策提供了参考，而且也使清政府心甘情愿地更为放心地将大权交给曾国藩。清廷让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的决定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人和统帅，曾长期受清廷的猜忌与压抑，自从1860年摆脱这种状况以来，其权势日渐增大，在清朝政治军事权力格局中的地位稳步上升。现在，清廷不但对他已完全表示信任，而且还为了能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竟然不惜打破祖制旧规，清廷此时也并不是不知道地方督抚权力过大，会有尾大不掉的危险，最终结果就有如慢性自杀，但为了打败最大的敌人，他们已顾不得那么多了。
　　曾国藩在把握了朝廷的这些内情与动态后，根据自己的推断，找出了自己思考的重点以及行动的方向。他认为，以现在的形势推断，最应担忧的，不再是朝廷内部的矛盾问题，因为对于清廷中央来说，他们现在最大的敌人仍然还是太平天国，为了打败这个你死我活的对手，是可以暂时将权力下放给湘军将领的，即使做出一些超越体制和常规的做法，也是能够接受的。慈禧太后和奕将政变的消息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告诉曾国藩等人，虽然有敲打湘军将领的意思，但并不希望他们就此裹足不前，慈禧和奕更主要地还是要鼓励他们更好地为朝廷办事，赶紧将太平天国彻底打垮。而随着湘军实力的扩展、地位的提高，真正需要曾国藩担忧的则是集团内部的维系问题。曾国藩已经很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因此曾国藩在把握了这样的“天下大势”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果断行动，如为湘军集团的长远利益及维护他的个人权威，将与他有深厚交情并被他称为“三不忘”的朋友李元度参劾革职，为出一口积之已久的恶气，拖延救援危在旦夕的政敌王有龄的时间，终于使王有龄没有得到及时救援陷城而死，以及让李鸿章办淮军援攻上海等等理性或有远见的安排，为后来湘军攻下天京做了有力的准备。
　　这些，都是在把握天下大势的情况下才具有的远见和胆识。
　　一个做大事的人，必须谋之深远，在别人不能发现机会的地方发现机会，在别人不能谋取利益的地方谋取利益，而这些都需要对大局有一定的把握、对现实有深刻的洞察、对未来有着准确的预期、在战略上有一个明确的规划。
　　该出手时就出手。
　　在封建时代，士大夫一入官场仕途，就等于入了“局”，入了最大的“局”。但是，官场积习却常使英雄感到无用武之地。尤其是到了一个朝代的后期，要破官场积习就是很难的事了，更多的人都是随波逐流，俯仰任之。这也是许多人不能建功立业的基本原因之一。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人们都知道他处处以小心谨慎、谦忍退让、委曲求全作为准则，而往往不知道他的处事之道中也有另外的重要一条，那就是“敢”字，就是“勇毅”。他的“敢”“勇毅”虽然体现并不算多，但却往往是用的适时、适机，对以后的成败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朝的政治风气，在嘉庆道光以后日见泄沓萎靡，人才亦日见寥落。这与皇帝的好尚及执政者之逢迎谄谀，都有密切的关系。《瞑庵杂识》中曾有一条说：
　　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士却平安如初。他的一个门生请教缘故，曹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当时流传颇广的《一剪梅》形容官场积习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曰：“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孑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在这一世风之下的环境中，曾国藩却能反其道而行之，众相柔靡之时，他却敢迎风独立，挺身而出，却是何等的胆量！
　　咸丰年间，曾国藩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弊端、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与武备弊坏，当他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又目睹了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下诏求言而勇敢地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
　　在那些奏疏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在1851年4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文中直率指出如要转变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作为、有胆识、有担当的耿直风格，也对他此后的“平乱”事业，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在这道奏疏中，他指出专制政治的最大弊病，莫如皇帝自智自雄，视天下臣民如无物。其最后所至，必将是“直言日觉其可憎，妄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抵止。”然而这些话却不是自矜才智的专制皇帝所乐意听闻的。而且在积威之下，大多数的人为了自保功名富贵，也决不肯把这种逆耳之言向皇帝直说，以免皇帝一旦发怒，自己将顿罹不测之祸。以曾国藩当时的情形来说，除了曾国藩，也不曾有人上过这样激切亢直的谏疏。所以后人说他有古大臣“亢直之风”。曾国藩这种读书经世的风骨，在这里可以充分看出。
　　曾国藩所上的这一奏疏，对当时的政治风尚及皇帝的个性，可说是痛下针砭。如果皇帝果真因此发怒，曾国藩的命运真是不可知之数。据说咸丰皇帝在初次见到此疏时，确曾大为震怒，将原疏掷之地，并欲将曾国藩重加惩治。幸赖军机大学土祁隽藻一再疏解，咸丰皇帝经过一番激烈地思想斗争之后，才终于为曾国藩忠君爱国的本意所感动，成丰皇帝对曾国藩之敢言不仅未予加罪，且降旨褒奖，命其兼任刑部侍郎。曾国藩家书中有此时所写的致弟书云：
　　“余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进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要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
　　政治家的远见和抱负，在这一些话中已经透露得很清楚了。曾国藩之必能成就日后的事业，于此亦可窥见其端倪。金梁所撰的《四朝佚闻》说，曾国藩因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隽藻曰：“敢言必能负重，故其后遂倚以平乱。”
　　由此说来，曾国藩在此疏中固然表现了他的耿耿忠贞，而咸丰皇帝也在此疏中看出了曾国藩之有担当、有抱负，可以委以重任的品质。此一奏疏对曾国藩个人前途以至清王朝的前途具有何等的重要性，也就可以不言而喻了。
　　民国时期学者徐一士评论说：“盖此疏之亢直，在当时确为言人所不敢言也。康熙时进士、廷臣孙嘉淦对乾隆皇帝所上的《三习一弊疏》，虽然号称清代的名奏议，然而仅泛泛而论朝政得失，与曾国藩的直言咸丰帝种种过错之举，实在不能同日而语。”
　　对于自己的果敢，曾国藩自己也有正确的认识，他写信给家人说：“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领略了京城的境况风气，那些身居高位的显官要员，故意显示宽厚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对待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对这种现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养成的禀性并未因此消磨殆尽，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果敢亢直。心里打算稍稍改变一下社会上在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分黑白、不着痛痒、难以破除的风气，不过，纠正偏差难免会超过原有的限度，有时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因此经常招致怨恨，被人议论纷纷而自取其咎。
 



第18章 曾国藩的官场进退之智(4)


　　然而，真正的有道君子对待他人，本来就不应当仅仅拿中庸之道来苛责，还应该同情体谅他之所以被刺激而起来纠正恶俗的苦衷啊！”
　　这里是以“敢”字体现出了诚，足以匡时救世、力挽世风之志体现出来了“敢”。有了这一“敢”字，才有了曾国藩后来的步步晋升。因此，曾国藩未曾明传的处理秘诀是，谦退自抑要有度，过于谦退，则也难于成事。
　　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些“果敢”和“犯颜”，恐怕就没有以后曾国藩的显赫腾达及功成名就，也就不会为人们所称道了。因此文化大师郭沫若说：“因当惧而惧，不失为勇者，因当勇而勇，不失为智者。”
　　敢出手时就出手，不失为谋取事业成功的一个原则！
　　在关键时刻敢于直言，敢于有一定分量的话，一时之间可能得罪自己的上司或同事，但一个真正品格高尚、富有远见和魄力的老板是不会因此而放弃一个人才的，相反，还会加以重用。有一家广告公司开会，一位部门经理因敢于陈言老板管理不善、工资制度不合理，而被提拔为副总。当然，公司老板也不失为一位智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敢的人，正是他的勇敢，才笫一个品尝到了蟹肉的鲜味。作为当代青年的我们更应有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气势，这样才能成就大事业。
　　关键时刻敢抗上。
　　历史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正当曾国藩大权在握，以为可以一展夙愿，顺利攻克安庆、进逼天京之时，北京一场意外的变故又将曾国藩拉入了难以自拔的焦思苦虑之中。原来，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皇帝带领嫔妃、大臣仓皇出逃，严令曾国藩派鲍超赴京救驾。
　　英国侵略者通过1840年鸦片战争在中国取得了大量特权后，并不满足。为了取得更大、更多的特权，他们自1854年就开始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尔后，英国侵略者便和法国勾结起来，于1856年10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此，他们由南而北，由小而大，不断挑起战争，其间前后共延续了四年。1860年8月，他们从北塘登陆，打败了僧格林沁的骑兵，攻占天津。后来又击败胜保的部队，兵临北京城下。咸丰大惊，慌忙带着一班大臣、妃嫔逃到热河，留下恭亲王奕在京师与英法侵略者谈判。同时，他还接受胜保的奏请，在逃往热河的途中，接连发布上谕，令各地抚督、将军迅速带兵来京勤王。其中第一道上谕就是发给湘军统帅、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咸丰帝要他速派鲍超率兵两三千人“兼程前进，刻日赴京”，交胜保调遣。
　　接到这道上谕，曾国藩一面为皇上蒙尘而担忧，一面又对派鲍超救驾而犯难。
　　当时曾国藩的处境也不好，太平军刚好攻克徽州。曾国藩孤守祁门，自身凶吉未卜，他还要靠鲍超保卫祁门，扫清通往天京的道路，哪有心思发兵北援。但假若拒不发兵，抗旨之罪，谁能担当得起？抗旨罪名已是不轻，更何况又是这非常变故之际、皇上蒙难之时。抗旨不发兵，自己平时口口声声标榜的忠君爱国岂不都成了假话。万一皇上震怒，天下共责，不待杀头灭族，自己就早已身败名裂、万人共诛了。
　　因此，面对这道圣旨，曾国藩落入了进退不是、左右两难的境地。
　　于是，他急忙与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商议，又命幕僚们献计献策。
　　胡林翼、左宗棠等也都不愿派鲍超北援。鲍超是湘军中有名的能征善战之将，他所率的霆字营是湘军围攻安庆所剩的最为重要的一支机动兵力，并且是唯一敢与陈玉成对抗的军队。倘若将他派走，势必影响安庆战局，何况他们也不愿意将这一支命根子一般的军队送给屡战屡败、草包一般的胜保率领。然而，北援毕竟又事关勤王之举和抵抗外国侵略者的行动，假如托词推诿，拒不发兵，不仅有可能被加上“不忠”的罪名，而且有可能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因此，他们商量来商量去，仍想不出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曾国藩的幕僚们也都主张北援，全无上善之策。曾国藩一连几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夜不能入睡。
　　就在曾国藩苦思焦虑不得善策的时候，李鸿章悄悄地走进了曾国藩的房内。首先，他告诉曾国藩，此时入京勤王已属空话，对皇上实际上并没有一点好处。洋人进逼北京，并非是想对皇上不利，他们只不过是想通过战争取得在华的更大利益，只要许给他们好处，肯定自行退兵。接着又献计曾国藩，让他假意请奏鲍超为一介武夫，不能担此重任。入京勤王之事，必须曾国藩、胡林翼两人中的一个带兵前去，而这样的事，自己又不敢确定，因此上折请皇上定夺。这样，从祁门到北京奏折最快也要半个月，一来一回，恭亲王早已和洋人达成协议，到那时勤王一事肯定无人再提。
　　李鸿章短短数语，一个小小的按兵请旨的妙策，就把困惑了曾国藩几天的难题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是的，一个月之内，恭亲王奕必能和洋人谈妥退兵的条件。到那时，入京勤王一事早已成为过丘之水，曾国藩一阵轻松。李鸿章如此轻松地提出了这个万全之策，从此更受曾国藩器重。
　　事情果如李鸿章预料的那样，曾国藩于10月18日上书咸丰，请求降旨任命由谁带兵入京。11月16日，曾国藩接到皇上圣谕说：“和议已成，鲍超、胡林翼、曾国藩均毋庸北援。”
　　忠心是晋升之梯。
　　在一般人眼中，“忠”总与“愚忠”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忠”不仅是一种道德律令，还是人生的黄金法则。以“忠”字自修，可以安顿心神，培养刚强之气；以“忠”字待人，可以交到真朋挚友，互济互助；以“忠”字办事，则有一种专注精一、勇往无前的精神，无坚不摧。“忠”字是升迁晋职的必由之径，也是名垂史册的不二法门。试看古往今来，又有谁讨厌忠心之人？曾国藩作为一个饱读经史、受儒家传统文化熏染很深的人，三纲五常在他的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在家族之中，他非常重视处理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强调以孝悌为本，把“孝友传家”作为自己家族的优良传统，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曾国藩希望通过这些准则来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进而达到家族关系的团结和睦，从而使曾氏家族长盛不衰，香火永传。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也是一个很传统的知识分子。他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子女们通晓孝敬祖先的道理，他还非常注重处理好亲族邻里的关系。曾国藩的祖母则是一个很懂得传统孝道的妇女，专心致力于相夫教子，不与妯娌们争利，忍辱负重。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因为资质不高，屡屡受到曾玉屏的责骂，对此，曾麟书的态度仍然是“毕敬毕孝”，没有任何反抗之意，后来，曾玉屏病重，曾麟书又朝夕服侍，毫无怨言，正是这种家学渊源造就了曾国藩这样一个封建时代标准的忠臣孝子。
　　曾国藩强调的孝悌为本，是“忠”在家族内部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要求家庭成员对整个家族负责，对家庭尽忠，不要做对不起家族、不利于家族稳定和发展的事情。为家族尽忠的原则，更多地强调了家族成员对家族的义务，从思想根源上断绝了家族成员维护自己个人利益的企图，这种以牺牲个人利益来维护整体利益的做法就是几千年来封建秩序得以维护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家族不可能完全无视家族成员的存在，也要关心他们的生老病死，以此来显示家族的亲情，但这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超出家族利益的范畴。而且，在个人利益和整个家族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家族的领导会毫不犹豫地作出选择，牺牲个人利益，维护整体利益。这就是“忠”字的一个基本内涵。后来，随着曾国藩事业的兴旺发达，曾氏家族的声望也逐渐达到顶点，此时的曾国藩不仅没有虚骄自大，反而处处谨慎小心。曾国藩在家书中不断地告诫家人夹着尾巴做人，不可欺凌族人，也不许欺凌乡人，例如，同治十年（1871年）三月三日，曾国藩在家书中强调：
　　“以勤俭自持，以忠恕教子，要令后辈洗净骄惰之气，各敦恭谨之风，庶几不坠家声耳。”
　　曾国藩在家庭中推行的孝悌同“忠”是密不可分的，治国与治家只是大小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家族内部讲求孝道，推而广之，就是对国家的尽忠。
　　忠臣孝子是中国几千年来人们的道德楷模，“入则孝”“出则忠”就是这些忠臣孝子们为人处事的道德规范。“入则孝”“出则忠”二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在家族内部，从小就培养子弟们的孝道，将来走向社会，为国家尽忠、为君主尽忠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曾国藩的儒学修养很好，忠君报国的思想自然而然在他的心中根深蒂固，他极力推崇“忠义”二字。曾国藩思想中的“忠”是忠于君主，也就是忠于国家民族。在曾国藩眼里，君主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君主。
　　太平天国起义后不久，因母丧守孝在家的曾国藩，受命到长沙帮助湖南巡抚办理团练，抵抗太平军的节节进犯。从此，曾国藩从一个知识分子逐渐转变成带兵打仗的军事将领，开始了在他一生中占有很大分量的军事生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曾国藩个人的生死已经同封建王朝的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清王朝、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就成了曾国藩为国尽忠的基本形式。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严格以“尽忠报国”来约束自己的言行，激励自己不断地克服战斗中的艰难困苦。他信奉“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也就是说，作为大清王朝的一名臣子，不论君主怎么样、是否信任自己、是否重用自己，臣子都必须对君王忠心耿耿。正是靠着这一点，曾国藩作为一个汉族地主才得以取得清政府的信任，从一个帮办地方团练的编外人员逐步达到了封疆大吏的重要位置，手中握有军事、财政、行政大权，其势力所及，遍布东南半壁江山，用“权倾朝野”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不为过。曾国藩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赫的地位，固然跟当时清政府面临的险恶军事局面有关，更根本的还是在于曾国藩表现出的赤胆忠心使清政府放心地让他去担当剿灭太平军的重任。
　　随着曾国藩地位、影响的提高，他为国尽忠的观念更加强烈。他不仅要求自己做到“忠君敬上”，而且要求他周围的人也这么做。他认为在礼崩乐坏，王道不兴的乱世，只有各级官吏都把“孝悌仁义之经”作为教化天下民的工具，使人人都懂得纲常伦理不可违的道理，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在曾国藩写给兄弟子侄的家书中，曾国藩更是屡次强调为国尽忠的大义，要求他们无论是在家还是外出远游，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在野为民，都要关心国家大事，想方设法维护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传统的伦理道德。为此，曾国藩专门写了一副对联：
　　“入孝出忠，光大门第；亲师取友，教育后昆。”
　　同治元年（1862年）六月十六日，曾国荃升任浙江按察使，曾国藩在家书中恭贺弟弟的同时，告诫他：“唯当同心努力，仍就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上切实做去。”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曾国藩显赫的战功带给他的不仅是声望，还有同仁的嫉妒。曾国藩作为通晓三纲五常并且以此来作为自己行动准则的儒臣，深知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深知声誉对一个人官运的影响，因此处处小心、时时谨慎。他在给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的信中说：
　　“吾两家门第太盛，人嫉鬼瞰，处处皆是危机，时时皆伏祸胎，除却‘耐劳尽忠’四字，别无报国之道，亦别无保家之法。”
　　曾国藩一生尽忠报国，克己省身，器量过人，战功赫赫，正所谓功高盖主。在长期的作战生涯中，发现并培养了不少精忠报国之才，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等战死沙场，塔齐布、李续宜、江忠义死于勤劳。另外曾国藩的不少幕僚偏将，或者从书生而投笔从戎，或者由很低的职位被提拔重用，他们都没有辜负众人的希望，成为各个领域中的佼佼者，为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不遗余力、忠心耿耿。湘军以及后来的淮军势力不断扩大，成为遍及东南半壁江山的庞大集团，曾国藩就是这个集团的精神领袖。
　　在曾氏兄弟满门封侯、大功告成之日，本该是静思谦退、保泰持盈的时候，而这时，偏偏有些人在势盛之时，头脑发热，让欲望的火焰障住了双眼，总想再越雷池一步。当时风行一时的“劝进”浪潮，着实给曾国藩出了一道难题。
　　有一则笔记是曾国藩的一位朱幕府所记南京城攻破后湘军秘闻：当曾国藩在南京破城，太平天国覆亡，进入残破不堪的石头城后，全城余烬未息，颓垣败瓦，满目荒凉，惨不忍睹。一天晚上，约11点钟，曾国藩亲审李秀成后，进入卧室小憩，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三十余人忽然云集大厅，请见大帅。中军向曾国藩报告，曾国藩即问九帅有没有来（九帅即其弟曾国荃），中军复以未见九帅，曾国藩即传令召见曾国荃。曾国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将，这天刚好生病，可是主帅召唤，也只好抱病来见。曾国藩听到曾国荃已到，才整装步入大厅，众将肃立，曾国藩态度很严肃，令大家就座，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也不敢出声。如此相对片刻，曾国藩乃命随员去拿纸笔，随员进以簿书纸，曾国藩命换最好的大红纸，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掷笔起身，一语不发，从容退入后室。众将莫之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趋至书案前，见曾国藩写了十四个大字，分两行上下联：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第19章 曾国藩的官场进退之智(5)


　　曾国荃读此联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凄然，最后则是惶然。众将围在曾国荃之后，观读联语，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各式各样表情不一，然后曾国荃用黯然的声调对大家宣布说：“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万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
　　这一段笔记显示了南京城破后湘军确有拥立曾国藩为帝的一幕，可是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杀九族的危险举动，所以谁也不敢明言说出口。曾国藩明知众将来意，也不说破，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相互之间都不点破。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胡林翼曾给曾国藩送过一张小纸条，悄悄放在曾国藩的桌几上，上边写着：“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曾国藩见之，惶恐无言，将纸条撕个粉碎。
　　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说：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
　　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左宗棠写好这一联后，便派专差送给胡林翼，并请代转曾国藩，胡林翼读到“似可问焉”四个字后，心中明白，乃一字不改，加封转给了曾国藩。曾阅后，乃将下联的“似”字用笔改为“未”字，又原封退还给胡。胡见到曾的修改，乃在笺末大批八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曾国藩改了左宗棠下联的一个字，其含意就完全变了，成了“鼎之轻重，未可问焉”！所以胡林翼有“我何词费”的叹气。一问一答，一取一拒。
　　曾国藩的门生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抚、力克安庆后，曾遣人往迎曾国藩。在曾国藩所乘的船犹未登岸之时，彭玉麟便遣一名心腹，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于是曾国藩便拿着信来到了后舱。但展开信后，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
　　“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急不择言地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
　　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
　　此事对曾国藩来说，不敢乘胜而进，是怯懦，顶住众人的压力是勇敢，这进退去从之间谁能分辨得清，谁又能把握得好呢？曾国藩熟读儒家经典，是晚清有名的理学家，他坚拒纵横家王闿运的劝其称帝的事，尤能反映曾国藩的品格特征和处世风格。
　　激流勇退大智慧。
　　自古封建社会为臣子者立下不世之功，无不为君主所忌。据说在湘军光复武汉时，咸丰帝一面高兴，一面忧虑，说：“想不到曾国藩以一儒生，竟能做一番大事。”当时咸丰身边的一位大臣当即说道：“曾国藩以侍郎开缺，与一乡绅无异，自古英雄起于草莽之间，岂不令人担忧吗？”
　　听了这话，咸丰帝皱紧眉头，沉吟良久，慨然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刚刚开始走下坡路，而曾国藩的声威，也没有像攻破天京以后那样如日中天。看来如果不激流勇退，所谓“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狡兔死，走狗烹”的命运，曾国藩是很难避免的。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那拉氏上台之后，又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让他督办四省军务，身负昔日五位钦差大臣的职权，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事权归一，易于成功。
　　但是，自从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兄弟迅速扩军，使曾国荃所属由两万余人增至五万人，曾国藩指挥的部队由几万人扩大为十二万人，除去赣、皖厘金和数省协饷外，增辟粤厘和湖南东征厘金，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渐生疑惧，感到这对它是一种潜在威胁。湘军攻陷九滘洲，尤其苏、杭各城相继沦陷后，清政府的这种感觉与日俱增，隐隐感到自己的最大威胁已不再是行将失败的太平天国，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了。
　　从这时起，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就开始冷淡下来。其第一个表示，就是在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时，有意偏袒沈葆桢，裁抑曾国藩。最后虽然以轮船退款解决了曾国藩的乏饷问题，但从此曾、沈不和，使清政府基本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不像前几年那样热情支持他了，江西争厘，他省协饷停解，就是明证。
　　清政府知道，虽然湘军总数有三十万人，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就有十二万人，但内部派系复杂，各树一帜，他的嫡系部队亦不过只有曾国荃的五万之众。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近，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另一方面，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的态度则恰恰相反。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为由，不准单折奏事，并声明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察事项。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的不当言词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节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十多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萧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唯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况，曾国荃确实非常骄傲，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后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
　　曾国荃在功名事业渐趋全盛的时候，还存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心念，这与曾国藩的忧谗畏讥、常怕盈满的想法，恰形成强烈的对比。所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要曾国荃时时以此为戒，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切实实践。他在这些地方看得破，认得清。所以他在一开始就有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惧心情了。
　　他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以自重的态度。至于湘军的遣散，远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兄弟就曾经有所商讨，而非曾国藩个人的最先主张。裁军最早的动机，当在同治三年正月金陵合围之后，因为胜利在望，曾国藩此时已开始思考善后问题，这在曾国藩于2月初2日致曾国荃的信中，确已透露。曾国荃则表示速裁全裁，也与其当时郁愤的心情有关，在曾国藩家书中皆可找到二人裁军的蓝图与构想。
　　金陵克复之后，曾国荃坚辞任官，申请回籍休养，所部必须裁撤是自然之理。只是曾国荃先行回籍，而裁军之事，则留与曾国藩料理。至此可见，湘军之裁撤与曾国荃的引退有密切关系。
　　至于遣散湘军，从曾国藩这一方面来考虑，可简约地做几点分析。
　　其一，战后遣军，为用兵常规，原为境兵将帅所需考虑。这是根本。
　　其二，曾国藩既居高位，又建大功获祟爵，原已忧畏权重，岂可久掌兵权，徒增谗忌。遣散湘军，正所谓保泰持盈之计。
　　其三，湘军合围金陵，成功在望，反而使神忌鬼瞰，曾氏兄弟实已陷于群疑众谤之中。功成之后，更要解兵权以释嫌怨。
　　其四，金陵城破，湘军将校饱掠钱财，非常想返乡置产，斗志已懈，锐气全消，使曾国藩吁嗟于湘军暮气之深。此乃亦不得不裁。
　　其五，湘军所恃军饷，主要依靠湘、鄂、皖、粤、苏五省厘金，军务完竣，各省纷纷要求裁撒厘局。军饷无所出，无以维系庞大军力。
　　其六，曾国藩既知湘勇不可复用，而与李鸿章相商，以淮军补湘军。淮军得以不裁，固然是应曾国藩的需要，也是李鸿章所希望的。淮军竟然能够不加遣散，因为李鸿章自有运用经营之法，并非故违国家定制。
　　总而言之，曾国藩毅然裁撤湘军，实际上是完全为应付那群反湘军派而不得不如此的。
　　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最嫉才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想惩罚一下他们。清军中有一位高级将领，名叫胜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保，时人称之为“败保”。他最讨厌曾国藩兄弟。蔡寿祺跟败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弹劾曾国藩。曾国藩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这个关系。
　　还有一个比反湘军阵营力量更大的运动，就是湘军造反运动。反湘军派除弹劾曾国藩外，又由军机处命令曾国藩呈报历年经费开支账目，这等于要湘军的命。打了十多年烂仗，你们不发军饷，由我募捐抽厘，七扯八揍，勉强开支过去，这一笔烂账，请问如何报销？
　　湘军将领听到这一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决心造反。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鳞、鲍超四人，召开了玄武湖会议，议决肃清君侧。此议虽被曾国藩压下，而湘军将领反清情绪仍没有消除。曾国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毅然裁兵，这也是一个原因。
　　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高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00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立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分钱，裁兵费早已筹妥了。裁兵经费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到来。同治三年6月16日湘军攻下南京，取得胜利，7月初旬曾国藩就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1．5万人，随后也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在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
　　裁去多少？曾国藩不是傻瓜，不会一次裁光。最高的估计，大概裁去二分之一，约三万人左右，剩下来未裁的还有三万人。这三万人，一部分由曾国荃统率，光绪十三年，我们还可见曾国荃有关湘军的奏议；一部分由左宗棠带往西北去了；一部分水师由黄翼升统帅；其他中下级干部，转入淮军去了。
　　实际上曾国藩并未大裁特裁，清廷如果逼得太急了，曾国藩的手下有的是兵，要蛮干，大家蛮干，要曾国藩做年羹尧，他是不干的。
　　但是，军可裁，官不可不做，曾国藩在领兵作战时，一再请求回家为父母服丧终制，而战事终了后，何以从不提及此事，这点仍和他的忧畏有关。
　　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征疆场，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情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老，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果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所自处，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臣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人的恐惧，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使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
　　曾国藩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这确是帝王专制时代的残酷现实。
　　所以曾国藩大刀阔斧裁撤湘军，高官却仍然要做，这也是消除清廷疑忌的一种手段。
　　咸丰帝曾经仰天长叹：“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还只是刚刚光复武汉，洪秀全刚走下坡路不久，而曾国藩也还没有光复金陵时那样如日中天。看来曾国藩防危虑败、制之机先的艺术，的确非常人所能及。
　　从古至今，与人同事，多是“可与共患难，不可共安乐”。患难时，别人能任用贤能，以图恢复与发展功业，而安乐时，则会担心身边人谋夺其位。所以，只要你无志于夺其权位的话，在你功名成就之时就急流勇退，实为上上之策。
 


第20章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1)


　　诚信乃立身之本。
　　《论语》云：“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一个人若与正直的人交友、与信实的人交友、与见闻广博的人交友，这便是极大的益处了。那么我们该如何与这样的人相交呢？曾国藩从日常交往中总结出了两句话，便是：“相见必敬，开口必诚。”
　　诚信，是人立身之本。俗话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的就是做人要诚实无欺。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苏轼也说：“天不容伪。”可见，诚信，是人赖以生存的灵魂。不，它就是生命本身。也许你能欺骗一个人，但你不能欺骗所有的人；即使你诡计多端，欺骗了所有的人，但你能欺骗自己吗？
　　然而，做到诚信，并不单单是不说假话，假话太容易被识破了。如果你的第一句假话被人识破了，那么你的第二句真话也将被人怀疑，所以人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说假话的。曾国藩在日记中反复谴责和归咎自己的也不是说假话，而是比假话更隐秘、又以更冠冕堂皇的面目出现的不诚实。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相见，自然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能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便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事后曾国藩就指责自己，这就是心有不诚：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虚伪强辩，谈文说理，往往文饰浅陋，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这不过是表演而已。这难道有什么好处吗？
　　曾国藩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悔改，可事到临头，又身不由己了。没过几日，朱廉甫前辈偕同邵惠西来访，这两个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信实、见闻广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辈屈尊来访，不就是把曾国藩视为志同道合的人吗？没想到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沽名钓誉的话。
　　还有一次，好友陈岱云来访，想看曾国藩的《馈贫粮》，结果曾国藩以雕虫小技不值一看为由，深闭而固拒。一时掩饰笨拙，文饰浅陋，巧言令色，种种复杂的情形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表。事后曾国藩反省，这都是虚荣好名的心理在作怪！这些都是不诚实的表现。
　　经历了内心的这几次折磨与争斗，曾国藩开始给自己约法三章：
　　“大凡往日游戏随和的人，性格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征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开口必诚，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
　　曾国藩就是这样逐渐成熟起来的。
　　曾国藩主张“诚”，而且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是身体力行的。咸丰初，皇上下诏求言，大有一番有所作为的样子。臣子们于是指陈时弊，恳呈己见，一时纷纷纭纭，奏章不下数百件，但大多被以“毋庸议”的上谕而束之高阁，“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血气方刚的曾国藩面对这种情况，颇为愤懑地中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这里，“书生之血诚”与“臣下之忠心”完全是同义辞。咸丰三年正月，他在自己办团练后第三封给湖南“公正绅耆”的公开信中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不要钱，不怕死”是他的“血诚”的重要内容。后来，他失败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折中信誓旦旦地说，虽然挫折，“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曾国藩一生正是秉着这股“血诚”来与太平军和捻军纠缠的。他于咸丰十年感慨万分地说：
　　“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
　　曾国藩简直把“血诚”当作医治满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副良药。
　　所以，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人；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接着他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这里，“忠义血性”与“血诚”也是同义词。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打败太平天国的精神力量，也是他企图“复礼”、实行“礼治”的重要保证和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徵所说的“君子所保，唯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
　　在政治上如此，在军事上，曾国藩也努力实施“诚”。在围攻金陵之战中，曾国荃呕心沥血，身心憔悴，就是为了占有攻破天京的头功，对此胡林翼知道，李鸿章知道，左宗棠知道，他们只能按兵不动，只能眼睁睁看着这颗又大又甜的桃子掉在曾氏兄弟的手中。可是当李泰国将要把轮船开进长江时，曾国荃急坏了。于是曾国荃上疏皇上，轮船不必进入江河，只宜在海上巡逻，防御海盗。曾国藩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给弟弟写了一封信：
　　“你是怕李泰国到了金陵搅乱局面，抢夺功劳，为什么不以实情恳切相告？十年苦战，却让外国人以数只轮船夺去了胜利果实，使我忠义将士心灰意冷，使我中华臣民气节受侮，这样的话都可如实上奏。心中本来想说这一件事情，上疏时却在另一件事情上危言耸听，这是道光末年督抚的陋习，欺蒙宣宗可以，文宗就难欺蒙了，现在更不能欺蒙了。
　　七条轮船入江一事，我已上奏过三次询问过两次，就是不准李泰国帮助围剿金陵、苏州。李鸿章也曾两次上书恭亲王，想必恭亲王定会心怀内疚。只是太平军还没有消灭，不想再树一个大敌，所以隐忍下来出此一计。君相都把我们兄弟视为心腹，而弟弟你上疏却言不由衷。恐怕朝廷会怀疑我们兄弟意见不合，甚至会怀疑你善用权术。”
　　但是，尽管曾国藩处处体现自己的诚，但这么做却并不能带来好的效果，如：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朝廷命他带湘勇剿捻。当时，湘勇多不愿北上，纷纷逃归，或要求请假，锐气全消，甚至哗变丛生，曾国藩只能勉强凑足九千人，因而攻捻主力不能不是淮军。湘、淮军的私属性质，使他一开始走上攻捻战场便考虑到了自己对淮军的控制能力，因此，他调李鸿章弟弟李鹤章办理营务。他直截了当地在奏稿中说：“臣此次驰赴山东，随带楚勇无多，所有潘鼎新、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等四军，皆系淮勇，经李鸿章兄弟苦心训练而成者。臣拟带甘凉道李鹤章前往总理营务处，庶几上下交孚，呼应又灵”。同时，他请调李鸿章的另一个弟弟、候选郎中李昭庆至徐州练马队，将来作为游击之师，“为国家干城之士”。这些举措分别是为了笼络李氏家族。
　　曾国藩剖心地说：“吾近年专以至诚待之。”但是李鸿章并不领情，他要求派李昭庆驻防济宁，而以驻济宁的潘鼎新部改作游击之师，直接干预曾国藩的指挥大权。曾国藩无奈，写信给李昭庆说：“防兵、游兵，阁下须与令兄少泉宫保详细商议，乃有定计。”而李昭庆以母亲身体不好为由，竟不请假自归。曾国藩在同一封信中只得说：“就目下已成之局而论，贵军分驻济、徐、台庄三处，只好暂作防兵。”同时，他还开导李昭庆说：“阁下年富力强，器局闳达。鄙人本欲倚以办贼，又以两会兄同领封圻，而淮勇诸军皆助李氏建功成名之人，诸李中无一人身临前敌，与同艰苦，恐无以服诸将之心而塞天下之望。是以专欲阁下勉为其难。”但李氏兄弟坚持固请，李昭庆甚至以不再统军相要挟。曾国藩于是对李鸿章开门见山地指出，这种军事调动，因“目下风波危险，不能遽改。以私事而论，君家昆仲开府，中外环目相视，必须有一人常在前敌担惊受苦，乃足以折服远近之心。……以公事而论，……若非鄙人与阁下提振精神，认真督率，则贼匪之气日进日长，而官兵之气日退日消。若淮勇不能平此贼，则天下更有何军可制此贼？大局岂敢复问？”这样一番大义私情，才算把李鸿章的这场干预风波暂时平息下来。但是，李鸿章的干预不限于胞弟之请，据刘体仁《导辞录》载，他还暗中反对河防之策，给其部属刘秉璋写信煽动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于千余年后遇公等为知音！”后来，李鸿章竟又置曾国藩叫刘铭传坚防沙河的军令于不顾，代他请求休息。曾国藩忍无可忍，才向李鸿章宣布：“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时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者，批令概由敞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募，或休息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李鸿章这才稍有收敛，但心依然不死，写信给潘鼎新说：“湘军帅藐视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与先辈争雄，唯有决数死战，稍张门户。”
　　严于律己重声誉。
　　曾国藩当初也和平常人一样，有着自己的不良的习性，但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一旦当他意识到其危害之后，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就通过不断自励，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改掉不良习惯，不断完善自身的修养。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四月，庶吉士散馆，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的身份留在翰林院。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则不然。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在这个地方很难干出成绩。与曾国藩前后任进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贵州一干就是九年，后来胡发誓宁愿出外当慕僚起家，也不愿继续留在贵州效力。胡出贵州时只是个道员，而曾国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翰林院的官员，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记》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决心一再下，行动依然如故。当月的二十四、二十五日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曾国藩认识到“往来征逐”，就是浮躁，这已成为他的两大病根之一了。他虽强迫自己静下来，坐下去，但读《易经》中的《旅卦》《巽卦》却一无所得，甚至连“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什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别人说自己好”，并说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往逐之习”。
　　曾国藩在改掉这个病根的同时，也很好地维护了自己的名声。
　　“声闻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终”，这是曾国藩对功名的看法。
　　曾国藩曾宽慰、告诫弟弟说：“我们现在处于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个人担当，你们就一心一意做个光明磊落、鬼服神钦的人。待到名声既出、信义既著，即使随便答言，也会无事不成。所以不必贪财，不必占便宜。”
　　可见，曾国藩是把名誉和贪婪相联系的。贪婪的人，恶名加身；大度的人，清誉在外。一旦名声远扬，就可以不拘小节了。曾国藩的见识可谓高拔，甚至可以说有点狡猾，他把好名声看成人的立身之本，本应正，源要清，不可本末倒置。
　　曾国藩对家族的名望或声誉十分看重，为了保持这个家庭的名望和声誉，曾国藩可以说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常言道，树大招风。由于家大业大势大，兄弟几人都在朝廷做大官，于是乎外面就有不少关于他们兄弟的传闻。
　　曾国藩就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对他们兄弟恶行的指责，他听了以后，不想秘而不宣，而是一一转告各位兄弟，或者直接责备，或者委婉相劝，希望他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因为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分，赏罚由此而定。有一年冬天，朝廷中有一个叫金眉生的官员就被好几个人弹劾，结果家产被抄、被没收，妻子儿女半夜站在露天下，饱受风寒冰冻之苦。曾国藩说：“难道这个金眉生果真万恶不赦吗？其实，不过是名声不好，惩罚随之而来罢了。”
　　所以说，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些议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兴起，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结束。众门悠悠，沸沸扬扬，防不胜防。那些有才华的人，因为那些怀疑与诽谤无根无据，虽然恼怒，但还是悍然不顾，结果诽谤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些有德行的人，因为这些诽谤无根无据而深感恐惧，于是，收敛下来认真反省，并对自己今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结果诽谤不攻自破，谣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曾国藩说：“我忝居高位，又获得了极高的虚名，时时刻刻都有颠覆的危险。通观古今人物，像我这样名大权重的人，能够保全善终的人极为少见。因此，我深深担忧在我全盛之时，不能庇护你们，到了我颠覆之时，或许还会连累你们。所以，我只有在我没事的时候，时常用危言苦语来劝诫你们，这样或许能够避免大灾大难啊！”
　　曾国藩不停地反省自己：“孟子说：‘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否有不到的地方；我以礼待别人，别人却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礼仪是不是不周到。’……我的声望越来越高，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只恐怕名望超过了实际……这全部责任在于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
　　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愈高，愈是珍重这份荣誉。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名望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根本就认为没有什么名望。他从自己至爱的兄弟们身上，看到了名望遮掩下的裂痕和隐患，由此及彼，别人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怀着这种深刻的认识和无尽的忧惧，曾国藩把这一感触不时传送到兄弟们身上。他鼓励、劝勉他们为百姓多干实事，勿为名望二字所累。他说：“那才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阿兄的幸运。”
　　可见，曾国藩非常注重名声。他不希望因自己的地位越来越高，就不注意自己的名声，从而引起别人的闲言碎语，更不希望家人对自己的名声有所破坏，因为他明白一个人怎样才能守住自己。
 



第21章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2)


　　也许，你不太容易明白“名声”与“守身”的相互关系，因为你可能没有体验到曾国藩复杂的人生经历。的确，对于曾国藩来说，名声是立身之术，但不是说一定要追求大名声，而是要推功让名，不与人争长短，这样才能获得好名声。不招人嫉恨，是最重要的。
　　乡居生活悟玄机。
　　曾国藩的在籍守制三年的请求得到咸丰帝批准后，他就过起了乡居生活。事实上，他并没有守制三年，仅仅是一年半的时间。曾国藩自咸丰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奔丧至家，至咸丰八年六月初七日再度出山由湘乡动身赴浙江，前后总共历时一年半。这一年半时间，名曰“乡居”，实则是曾国藩一生思想、为人处世巨大转折的时刻，就像练武功的“坐关”、佛道的“坐禅”一样。曾国藩经乡居之后，为人处世简直判若两人。
　　曾国藩回湘乡为父守丧以来，不断地回忆这些年带兵打仗的往事，每一次回忆，都只能多给他增加一分痛苦。一年多里，他一直是在痛苦中度过的。在这痛苦的过程中，他不断地反省自己在修身养性方面的种种弱点，思考自己处处碰壁的原因。经过这一番痛苦的自省过程，曾国藩终于认识到了自己以前在为人处世上的错误。以前，他对于官场的欺诈、虚伪、无所作为、贪污腐败等作风极为反感，做事丝毫不讲情面。因此处处与人发生矛盾，受到舆论的讥讽。经过这次深思之后，曾国藩认识到，仅凭匹夫之勇，意气行事是不行的。官场多年来形成的恶习已几乎牢不可破，以自己一人之力完全改变这种风气，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一年以后曾国藩再次出山时，就完全改变了以前的处世方式，变得圆滑世故起来。相对而言，他比以前更善于做官了。
　　自省本来就是一件痛苦的自我解剖过程。认识到自身的弱点，对一个人来说并不是快乐的事。因此。虽然曾国藩这时对自己以前的做法已然悔悟，但他依旧很压抑。
　　这一年多的乡居生活，与其说是曾国藩想要在家守制倒不如说是出于无奈。虽然说是他自己请求的，而事实上，这并非他的本意。后来，湘军没有他的领导竟然捷报频传，更让他难以忍受。由他一手提拔上来的湘军将领都纷纷升官加衔：胡林翼官至巡抚加太子少保衔；李续宾赏加巡抚衔，甚至连杨载福都官至提督并封赏黄马褂。而原来那个湘军的创始人和最高统率，似乎被所有人都遗忘了。曾国藩醒悟：看来，对付太平军的能人多的是，皇上并不需要自己。
　　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军队让别人驱使着，成为别人显身扬名、建功立业的工具，曾国藩不仅有被冷落的感觉，更有被别人利用、愚弄的感觉。然而，在籍守制是自己的请求，自己这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样一想，曾国藩的心情愈发烦闷。
　　与此同时，社会舆论对他的攻击也随之而来。曾国藩以前与人相处，每遇到意见与人不同时，对人家总是连加讥讽、嘲笑不已。这一次他却是委军奔丧在前，伸手要权于后，权未到继而坚卧不起。这就与他自许理学家的身份很不相称，更与往日忠君报国的言词大相径庭。因此，他的行为招来了社会上不同人士的责难与报复，成为众矢之的。其中，最让他难以忍受的，就是老朋友左宗棠的攻击。左宗棠听说曾国藩不待皇上批准，就匆匆回籍奔丧的事后，毫不掩饰地肆意谩骂曾国藩自私无能，临阵脱逃，说他以前自我标榜的忠敬诚信全是虚伪的谎言。左宗棠带头如此攻击简直成了批判曾国藩的催化剂。一时间，长沙官场哗然和之。这消息传到蛰居在家的曾国藩耳中时，他因为自知心亏理短而无辞可辩。这给他本就憔悴不堪的身心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曾遂得不寐之疾，夜夜失眠，噩梦不断，让曾国藩痛苦不堪。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对左宗棠一直耿耿于怀。曾国藩与左宗棠虽然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问题上能够同舟共济、相互配合，但个人感情上却嫌隙甚深，无法泯灭。
　　不知不觉中，盛夏已经悄然进入湘中，火热的南风像从巨大的火炉中喷射而出。午夜之后，仍有令人心焦的蝉鸣，蝈蝈也无休无止地叫着，好像有意同彻夜不眠的曾国藩过不去。他时而躺在床上，时而在室内外踱来踱去，时而又辗转反侧，反复而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自入仕途，他以孔孟入世救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五年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但是，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自己？为什么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诀窍。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据说，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曾国藩曾想要走入空门。然而，深厚的儒家根基使他终于拔不出尘世间的双腿。但因为他要遁入佛门，使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虽讲得是出世之学，但曾国藩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同样的处世之学，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申不害、韩非）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下反而是王，弱反而能强，柔则是至刚。把老子的言论与自己过去的行事相对比，曾国藩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者，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处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似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凿的。“大柔非柔，至刚无刚”太妙了！读到这里、想到这里，曾国藩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进了光明世界，豁然开朗。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前时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自己承认，“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曾国藩这里把家居的两年自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自认为前后行事“迥然不同”了。
　　曾国藩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反感，“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而再次出山之后“改弦易辙，稍觉相安。”其中原因人多不知，曾国藩只在他的至亲密友中私下告知他自己学问思想方面的变迁、行为处世方面的变化。曾国藩个人对自己的“大彻大悟”既是痛苦的，又是得意的。苦在被迫放弃了自己前半生的信仰与行为，得意在毕竟发现了做人处世的“真正”秘诀，，“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眼光要放长远。
　　曾国藩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加上清王室乃是满清旗人的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使得曾国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远虑，唯恐不周。
　　他的家乡有个朱知县，与当地乡绅关系甚密，与曾国藩家中也有密切来往。后来当地的财政出现了赤字。一些乡绅担心他会因此而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自身利益，激奋之时就口出豪言，想倡仪全县人民捐钱弥补亏空，从而留住这位忠正的父母官。曾国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见，询问该不该支持这种行为。
　　曾国藩认为，发出这样的倡议之激辞，不过是官绅的小把戏。他们冠冕堂皇地提出来，似乎是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然而一旦付诸行动的时候，出钱财的事必定分摊到百姓头上。他们出不出钱、出多少钱谁知道呢？但他们却是名利俱收。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有恶官酷吏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更可怕的后果是，如果此事一旦实施，那么以后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挪用，岂不是把劳苦百姓推入深渊之中了？
　　曾国藩认为，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都有定规，偶有例外，也是偶一为之。因此，亏空补乎也无助于官吏去留，这显然表明事情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名利而已。曾国藩对此洞若观火，因此，他让家人持旁观态度，静观事变。
　　曾国藩在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遇事无不如此深谋远虑、巧妙周旋。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甚至在他不得志之时，都不与朝中权贵有过密交往。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谓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倚重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重肃顺，在同治朝倚重恭亲王，都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位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和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我们认为，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顺关系为例。
　　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继起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恰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以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量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不论是打击或笼络湘军集团，都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须精心处理。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云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且“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对之“敬礼有加”。王闿运为肃顺之家庭教师，肃对王非常欣赏，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无多交往，但却与王、尹等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他们实际上起了幕僚的作用。如鸦片战争其间，肃顺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的意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事实上肃顺就与王讨论军事，即所谓“军事谘而后行”，他们也会趁机出谋划策，而他们同时与曾、胡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
　　这就是说肃顺与湘军集团，可以通过郭、尹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交往。如樊案的发生，王闿运、郭嵩焘求救于肃顺，肃顺便大力相助，通过郭、王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某种合作关系。肃顺后来更是乘时进言，力举咸丰帝不信任的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结交之手，他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
　　今天从政的环境与往日封建社会做官所处恶劣的环境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一个领导人，坐看深远，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认清国际国内局势而有所作为也是应该的。这样不但可以少犯错误，而且可以有所作为，更好地服务于大众！
　　能屈能伸大丈夫。
　　曾国藩在与同僚的交往中最痛恨互相拆台的做法，他认为这无异于“两虎相搏，胜者也哀”，因此主张“英雄握手”。同时，他通过观往古名臣之得失，还总结出一种方法，就是我要结交的人不愿意和我结交，我就要硬同他交往，所谓“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
　　骆秉章是湖南巡抚，权势很大，当曾国藩编练湘军和率军出征的时候，几次薄待曾国藩，而面对自己得罪不起的人，曾国藩曾多次屈求。
　　骆秉章对曾国藩的冷酷，从曾国藩在长沙向他求情一事，就可看出。
　　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部下发生严重斗殴事件，绿营兵鸣号列队，准备大肆攻击曾国藩的湘勇营部队。曾国藩闻讯后，非常生气，他想诛杀一两个绿营兵，压压他们的气焰，便给绿营提督鲍起豹发去一份咨文，指名索捕闹事的绿营兵。这一下可惹怒了鲍提督。他也不是善者，来了个火上烧油。故意大造声势，公开将肇事者捆送至曾国藩的公馆，看他这个团练大臣怎么办。绿营兵见此情景，一个个气势汹汹，冲进曾的公馆，击伤他的卫士好几人，并差点将曾国藩本人打死。
　　曾国藩狼狈不堪，只得向巡抚骆秉章求救。本来就住在隔壁的骆秉章其实早就知道曾公馆所发生的事情，当时他也正对曾国藩在办团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官非绅却又自以为是的态度十分不满，想借此教训一下曾国藩，所以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直到曾国藩来向他求情，他才出面，但并不安慰曾国藩，反而给肇事者松了绑，向他们赔不是，让绿营兵各自回到自己的驻地去。事后，骆秉章也不对此事进行查究，准备不了了之。可长沙城内却浮言四起，说由于曾国藩干预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来，他是咎由自取。
　　后来，曾国藩的部下王闿运离开的时候，骆秉章却乘机拉拢王闿运，这简直是拆台了。但曾国藩逆来顺受，不与之计较，并且一遇困难，还去屈求。人在无奈之时，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情，尚觉容易，而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则十分困难。曾国藩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忍受心灵的煎熬，做自己违心的事情，那就是为贪官之家写奏折申请入乡贤祠。
　　乡贤祠，顾名思义，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给所谓乡里的贤人，，有道德的慈善之家建立的祠堂。
  


第22章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3)


　　曾国藩一生多次为一些贤德或有功之人奏请封赏或代写一些碑、铭类的颂扬文章，而这一次他为其奏请入乡贤祠的则是一个贪官杨键。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对贪官如同寇仇，但这次却是曾国藩一生中少有的一次例外。为什么曾国藩要做自己违心的事情呢？事情还得从曾国藩治军之初的为难之处谈起。
　　曾国藩办湘军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军饷了，数万人马，天天都要吃饭，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是湘军却得不到国家的正当供饷，况且曾国藩规定的军饷标准还很高。
　　初办湘军之时，招募军队无饷可供，曾专拨郭嵩焘回籍借军饷，又赖衡州知府借给他十万两准备修城墙的钱，后来打了湘潭第一次胜仗，十万借款才由湖南银库报销。
　　当时，武汉形势吃紧，朝廷连番下旨让他自湖南出接武汉，他迟迟未动。其中原因主要是皇帝命他率兵千里迢迢地援救湖北，而且一路征战，竟未提军饷自何而出。没有军饷如何出征？他让人各处求助，恳求商绅捐资，犹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
　　恰在此时，有个在籍户部候补员外郎杨江要求捐助。曾国藩闻讯自然高兴，但杨江提出个条件，让曾国藩代他上奏皇帝，准许他为其祖父在原籍衡阳建乡贤祠。
　　曾国藩是了解杨家的为人和杨江要求建乡贤祠的原委的。杨江的祖父杨键是湖北巡抚，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病死。死后其家属便活动地方官入奏道光，请求建乡贤祠。而有人上奏说，杨键官声很坏，有严重的贪污、受贿行为。道光帝闻奏，不仅未允其入祠，且把上奏请入祠的地方官臭骂了一顿。这件事闹得轰动京城，曾国藩当时任职詹事府，自然熟知此事。
　　如今，为了军饷问题，要亲自出面为一个贪官申请入乡贤祠，一是不符合儒家的道德风范，再是要冒风险，弄不好自己要下台。可是，被军饷所逼，曾国藩只好同意了为杨键写奏折。
　　奏折封送之后，杨江当即捐助两万白银，还说等皇帝批复后再捐五万两。杨江带头捐款，其他官绅也不能袖手旁观，一下子捐了十万余两。这点钱虽不多，但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谁知湘军初战不利，在“东征”的途中吃了败仗，退回长沙。吃败仗是个打击，长沙官绅齐骂曾国藩无用，使他抬不起头，而雪上加霜的是，咸丰帝看了曾国藩请杨键入乡贤祠的奏折，下旨申斥他，还降了他两级官衔。但曾国藩还是觉得此事值得，因为他终于用十万两白银让他的湘军渡过了劫难。
　　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要求人，似乎不应该做那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因为一个真正具备良好品格的人，都应始终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但现实中几乎很少有人真正能做到这一点。就一般情况而论，人首先应是自保的，然后才能他保。因此，表里如一虽是人们对所崇拜人物的一种理想化追求，但作为欲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来讲，有些利大于弊的权宜之计，也还是要采取的。但此种作为必定会影响人物的形象，也是为仁人君子所不耻的。因此对欲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来说，要采取此种作为还是当慎之又慎的。
　　励精图治整军务。
　　靖港失败后，曾国藩把自己关在长沙城外，七昼夜不与人说一句话，陷入深刻地反省与思考中。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但此次失败成为曾国藩“咬牙立志”的关键一次。曾国藩后来说，他平生有“四大惭”，即四大耻辱，而靖港之败是其一，他说：“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但他经历“此一磨折”，后来才有成功。他还说，他一生“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靖港之败亦是“打脱牙之时”。而“打脱牙和血吞”不是目的，“生平咬牙立志，徐图自强”才是目的。
　　曾国藩善于从失败中总结教训。他认识到，此次失败，也在于水军未经操练，军纪不严。不但打败仗时溃不成军，即使彭玉麟统帅打湘潭取胜时，部下也大肆抢掠。
　　湘军创建之初，水陆师不仅缺乏实战经验，组织指挥系统上也未能做到层层节制。而临阵作战时，论胆量技勇，兵不如勇，论纪律则勇不如兵。因此曾国藩认识到，必须有得力人员协同管带，加强文武官员的层层节制，才能相互维系。过去，湘军每营仅有一二绅士主持，故纪纲不密，维系不固。靖港之役，就错在“但知轻进之利，不预为退步之地”。而水师之弊，在于没有经战阵之兵勇，全是招募船户水手，编组成军，训练未满一月就拉上前线，故临阵胆怯。因此，曾国藩此后很重视老兵的作用，水陆兵勇编组时，务须新老兵勇互相搭配。
　　在指挥系统方面，重要的变化是增加统领一级。过去，湘军陆师的编制最高为营一级，由曾国藩直接统辖调遣。营以上设立统领，统率二营或数营。陆师以罗泽南、塔齐布等为统领，水师以杨岳斌、彭玉麟等为统领，由统领指挥营官，曾国藩则指挥统领。这样，在湘军中便出现了旅、团一级的编制，而在实战中，指挥也确实灵便，兵力使用相对集中，比较能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在水师方面，一方面咨札李孟群招募两广水勇一千名，于五月抵达长沙；另外，咨调陈辉龙率广东水师四百名前来参加湘军水师。这支水师配用湖南舵工、水手，以利控制。尤其是在装备上多加洋炮，现在只来六百尊，不足分配。因此，曾国藩又奏请清廷让两广总督购买夷炮数百尊解来长沙。长沙整军后的湘军水陆师，共计一万五千名左右，其战斗力远较衡州出师时强大。曾国藩还认识到，此次靖港之败，也由于赏罚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他感到，古人用兵，都是先明功罪，但今天多是患难之交，投奔大营来并非是为利禄驱使，因此所订法条难于施行，所以“两次致败，盖由于此”。有鉴于此，这次他驻扎在长沙城南门外的妙高峰上整顿营务。规定：凡是临阵脱逃的将领，不再录用。湘乡团练最早的组织者原湘乡知县朱孙诒，因在宁乡、岳州战役中临阵脱逃，被曾国藩断然逐出湘军。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也在被裁之列。
　　经过长沙整军，湘军实力大增。“规模重整，军容复壮矣”。咸丰帝的上谕又称“肃清江面之举，仍借此一军，以资得力”。因此，湘军士气也受到鼓舞。六月，修造战船的工作已经完成，广东总兵陈辉龙也到达长沙，添造浅水拖罟二号，李孟群到广西招募的水手一千余名也回到长沙，与曾国藩所募水勇日夜操练。
　　谨言慎行方长久。
　　做事，谨慎是良药，常言所说的“防患于未然”。对于做任何事情，尤其是做领导的，鲁莽行事是大忌，万事小心为好。俗话说：三人成虎。一言不慎就会招来祸端。与其以后招来麻烦，授人以柄，倒不如今天谨慎从事，谨言慎行。英国有一家惠勤公司在一次商业谈判中，由于谈判人员一时大意将一重要的商业秘密泄露出去，几乎导致该公司破产，这无疑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贤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会通达起来，但群众基础也很重要。虽然在只对上负责的中国古代社会，群众基础不起决定作用，但僚属的评价也事关一个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不可不省。
　　功与名，是曾国藩一生所执著地追求的。他说：“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同时，又说，“立德最难，也最空。故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世的。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我辈勉力追求的只是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马上希望自己成为千古万难攀跻之人。”他常说：“尽力在我，成功在天。”一个“尽”字，反映他对“三立”追求的热烈、执著、坚韧和至死不渝。但是，他又说“名利两淡，寡欲清心”“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这与“尽力在我”的执著追求显然是矛盾的。
　　曾国藩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之一，叫“花未全开月未圆”。
　　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昃，花全开便是凋落的征候。他自誓：
　　“我蒙受祖先的荫蔽，身居高位，与各弟弟及子女、侄子谨慎遵守的只有两句话，是‘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可见，他求福求禄，只是“不可享尽”，在享福中注意一个“俭”字；他要权要势，只是“不可使尽”，在用权中注意一个“当”字。他称自己“平日最好惜人，‘花未全开月未圆’7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办法之二，叫“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三思而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召来大祸。曾国藩总结说：“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练，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天命”，在曾国藩看来，是至高无上，而又不可知的东西。今天来认识“畏天命”，当指不要违背已被人们认识的和尚未被人们认识的自然规律。用曾国藩本人的话说，“畏天命，则不敢丝毫代天主张；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畏训诫，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这样，才可以“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
　　办法之三，叫“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地指出：
　　“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曾国藩的这番话，是他自己经过几十年磨练之后的经验之谈。道光年间，他在北京做官，年轻气盛，傲气不小，“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1851年），在长沙办团练时，也动则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意气甚深；咸丰五至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他又与当地官员时有龃龉；咸丰七至八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多的自省，他才开始认识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
　　“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余性格向来倔强，不善于与地方官联络感情，经常意见不一。”“我生平执拗，道德上孤傲；说话不多，写东西近乎诉讼。静下心来默默省察过失，我处处获罪于别人，原因不外乎两个原因。”这种深刻地反省，使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曾国藩第二次墨绖（dié）从戎后，开始吸取以往的教训了。
　　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曾国藩给诸弟报告中说：“我往年在外，与官场诸人难以相合，几乎到了处处碰壁的地步，这次换了办法，才稍稍安定了些。”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他又写道：“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曾国藩晚年更加成熟，不止待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即对于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位渐高，名渐重，多次上奏请求减少一些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
　　他对弟弟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又说：“我也不甘做庸碌无为之辈。近来阅历变了，一味朝平平无奇处用功，这不是说我萎靡不振，而是由于我官位太高，名声太重，不这样做就危险。”这话反映了他力求保持美好晚景的心境。所谓“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一味向平实处用功”，目的是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总之，曾国藩一方面执著追求功名富贵，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之术，所以能做到持盈保泰。
　　处世不可有傲气。
　　俗话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因为傲慢会使人自以为是，处理不好周围的关系，使自己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因此，在现在还是将来，为官从政，为学做人，做事经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永远是一个不败的法宝。
　　曾国藩晚年在总结为人之道时，把傲慢与多言看作是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认为为官傲慢轻则会导致自己的职位不保，重则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此，他一再要求为官必须戒傲，只有这样才是保全自己之道。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咸丰十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位高名重，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
　　为官必须戒傲，说起来简单，但真正做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凡是骄傲的人，必然有宠可恃，必然有某种资本：或者和权势人物有某种特殊的关系，或者立过什么大功，或者具有某种为权势者所赏识的特殊才能。但是，历代官场上的事情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资格施给你恩宠的那个人是在不断变化的，或者他本人失去权势（因死亡，因下台），你所倚仗的靠山失去了，一切恩宠顿时冰释雪消，或者他的兴趣变化了，喜好转移了，你所倚仗的资本贬了值，你的恩宠也就衰弱了。然而恃宠者在春风得意时，是想不到这一点的，他们恣意妄为，傲视一切，于是，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对立面，一旦时易世移，对手们群起而攻之，恃宠者不败何待！
　　张说是唐玄宗时的宰相，既有智谋，又有政绩，很得唐玄宗的信任，他也就恃宠而骄，目中无人，朝中百官奏事，凡有不合他的意的，他便当面斥责，甚至加以辱骂。他不喜欢御史中丞宇文融，凡是宇文融有什么建议，他都加以反驳。中书舍人张九龄对他说：
　　“宇文融很得陛下恩宠，人又有口才、心计，不能不加以提防！”张说轻蔑地说：“鼠辈，能有什么作为！”
　　偏偏张说自己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人，他贪财受贿，终于被宇文融抓住了把柄，向皇帝奏了他一本，朝廷派人一查，还真是有那么回事。这一来张说神气不起来了，吓得在家待罪。当唐玄宗派宦官高力士去看望他时，只见他蓬头垢面，坐在一块草垫子上，一只粗劣的瓦罐中，盛的是盐水拌的杂粮，算是他的饭食。唐玄宗知道了这个情况，倒颇同情他，想起他毕竟是有功之臣，便只撤掉了他的宰相职务，从此不再理会。
　　一个大臣恩宠正隆时，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常常表现为三种形式：对君上越发恭顺，以保其宠；对同僚排斥倾轧，以防争宠；对下属盛气凌人，以显其宠。这其实是一种很不明智的做法。这样以来，必然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境地。这样做更是一种缺乏远见的做法，殊不知你不会天天被人仰视。任何一位权势者都有自己薄弱的环节，不要因为一时的恩宠而忘乎所以，以为自己是一尊打不倒的金刚。
　　邓艾是三国时期魏国人，他原是一个给人放牛为生的孤儿，又因为有口吃的毛病，总也没有能谋上个什么差使。后来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见了司马懿，司马懿发现他并非寻常之辈，便委以官职，从此他跻身于魏国的军界官场。由于他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屡建奇功，官职一再升迁，从一个下级军官最后封侯拜将，成为魏国后期最为出色的将领。
 


第23章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4)


　　公元263年，邓艾奉命率师西征蜀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可他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在穿行七百里无人地带时，沿途尽是不见顶的高山，不可测的深谷，粮食又已经用尽，军队几乎陷入绝境。邓艾身先士卒，亲自前行探路，有的地方根本无路可走，他便用毯子裹身，从险峻的山崖上滚落了下来。就这样历经险阻，走奇道，出奇兵，出其不意地包围了蜀国的京城成都，迫使蜀国的皇帝后主刘禅束手投降，刘备所开创的蜀国自此灭亡。
　　由于建立了这样的殊勋，朝廷下诏大大地褒奖了邓艾，授他以太尉这最高的官衔，赐他以两万户最厚的封赏，随他出征的将官也都加官晋级。许多人对他吹捧至极，说他如何如何厉害。
　　邓艾因此居功自傲，洋洋得意地对部下说：“你们要不是因为我邓艾，怎么会有今天！”又对蜀中人士说：“要不是遇到我邓艾，你们恐怕早就没有性命了！”同时，他给朝廷中执掌大权的司马昭提出了他对下一步行动的安排：虽然现在是乘胜攻吴的好时机，但士兵太疲劳了，可留在蜀中休整，将来再做打算。对刘禅，应该优待，封他为扶风王，其子也封为公侯，原有的部下也要赏点钱财，以表示对投降者的优宠。
　　应该说，邓艾的建议有一定道理，但这样的事情，只有中央朝廷才能有决定权。所以，司马昭对他未置可否。于是邓艾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上提意见，坚持自己的看法，并当众宣称说：“我受命出征，既然已经取得了灭国虏帝这样的重大胜利，至于安排善后的事情，就应由我处理。蜀国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应迅速安定下来，如果有什么事情都要等到朝廷下命令再做，再加上路途遥远，就会延误时机。古人说过，大臣在离开国境后，凡是有利于国家之事，有权自己做主，现在是非常时期，不可按常规办事，否则要失去良机。于是，邓艾不等朝廷吩咐，自己就开始整治蜀国了。
　　邓艾的一番话自然没有什么错误，但对于一个手握重兵、远离国土的人来说，这种话不能不令人心生疑窦。与他一同出兵的钟会对他的大功本来就十分忌妒，便以此为把柄，诬告邓艾有谋反之心；司马昭也担心邓艾功高权大，难于控制，于是一道诏书下来，将邓艾父子用囚车押送京师，结果邓艾父子在中途被仇家杀掉。
　　可见，人不可傲慢，更不能居功自傲，把自己看得如何了不得，整天让人仰视。傲慢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哪怕你建立了再多的殊勋荣耀，稍不留意，你的光环之日，或许就是你的终结之时。
　　处事稳健有耐心。
　　曾国藩认为，处事能做到耐烦，这主要来源于平时对心性的修养。下面的这些话就基本包括了曾国藩训练人耐烦的主要内容：曾国藩引用庄子的话：“美名成功于长时间的积累。”骤然为人信服的人，那么这种信任不是牢固可靠的；突然之间就名噪一时的人，那么他的名声一定大于实际情况。品德高尚、修养很深的人大多没有赫赫之名声，也无突然而得的美名。这就像一年四季的更替是逐渐有序地完成一年的运转，让人们不知不觉。因此，一个人诚实而具美质，就像桃李，虽不说话，但由于它的花果美好，自然会吸引人们慕名前来。
　　他还曾经说：“吴竹如教诲我说‘耐’。我曾经说过：‘做到了“贞”，足够干一番事业了，而我所欠缺的，正是“贞”。’竹如教给我一个‘耐’字，其意在让我要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贞’靠近。这一个字就完全能够医治我的心病了！”
　　曾国藩好用“平实”二字教育人，我们从他的《批牍》中可以知道，他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熟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气虚几乎是不能审，让他去办的事情都不行，更何况于打恶仗那样的危险呢？”
　　世人所说的豪杰人士，基本是抱着济世之才、矢志不渝之精神的，利禄不能动摇他的心，艰难危险也不能使他失去士气。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他为了实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思想，总是用砥砺志气的话相勉励。如：“自古圣贤立德，豪杰立功，成功还是不成功，一开始是难以预料的，只是日积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说的“谁敢侮”，孟子所说的“强为善”都是这个意思。这里说的是人要自强。
　　又如：“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容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会有一天会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会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是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恒。他又在给李元度的回信中说：“军事兴衰，全在于一两个人的志气，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阁下暗暗地进行激励吧。”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嫉宠。所以说‘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的人就属于这一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士怀惠’。所以说‘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忮’不常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在事物相互承接、升迁相互妒嫉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忮’心，所以说‘人能够完全没有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所以说‘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那么义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满怀都是荆棘；不去掉‘求’，满腔天天都是卑污，我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只恨没能够扫除干净。你们要想心地干净，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功夫，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场里，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可惜这番道理太深奥了，不能向平常人讲说罢了！”
　　总之，曾国藩的这些事例说明了一个道理：不但当官要耐烦，而且做任何事都要耐烦。人生之事，十之八九不符合心意，怨天尤人总不是办法，只有静下心来冷静思考、慎重处理才是根本之道。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个人便越控制不住大局。
　　俗话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世界之事风云变幻，处处藏着危机，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使事业陷入困境甚至绝境；而凡事求稳慎则可以使人稳打稳扎，少犯错误，有助于事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对于成大事的人来说，凡事不可不稳慎。
　　曾国藩认为一生当求稳慎，不可过急。他于同治二年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四月初五日中，五次告诫曾国荃道：“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其实，只过了一个多月，金陵就被湘军占领。曾国藩在临行前的这些叮咛，应是针对急功贪利的曾国荃的一剂攻心药，同时也说明，“稳慎”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他称赞萧启江道：“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名。”咸丰十年正月，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全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
　　曾国藩是非常反对速战速决的。尹杏农曾两次写信给正在“剿捻”前线的曾国藩，借指责周亚夫委弃梁孝王的故事，力陈“兵贵神速”之义。公元前154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时，接受一个幕客的建议，让梁国与精锐的吴楚大军交战，而自己壁于昌邑，深沟高垒，只出轻兵至淮泗口，绝吴饷道。吴楚军经过与粱国之战后，锐气大挫，且饥饿不堪，勉力向周亚夫军挑战时，周亚夫又坚壁不出，只得引军而去。这时，周亚夫立发精兵追击，一举而破吴楚大军。曾国藩在回信中盛赞周亚夫这种深沟高垒、后发制人的战术，并说：“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于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为什么他做“极拙极钝之事”？因为他认为，“兵，犹如火，易于见过，难于见功。”与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风过，不如但求稳慎而渐缓见功。曾国藩赞曾国荃说的两句话为“良为至论”：“稳扎稳打，机动则发。”然后马上补充说：“然‘机’字殊不易审，‘稳’字尤不易到。”故须极力追求，处处用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极力反对浪战，极力反对不知敌我、不知深浅的轻浮举措。他说：“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不轻言战，即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称赞李续宾，说他“用兵得一‘暇’字诀，不特平日从容整理，即使临阵，也回翔审慎，定静安虑。”又说：“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曾国荃统兵在吉安前线时，他叮咛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诚请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曾国荃在金陵前线时，他又嘱咐说：“总以‘不出壕浪战’五字为主。”曾国藩所说的“浪战”，指胜负不分情况下的战争，即或有小胜，或仅小挫，浪战都带来严重恶果，士卒不但因浪战而疲困，且因浪战而对战事玩忽。与其如此，不如坚而守之，弁（biàn）勇身心强健，斗志昂扬，一战可胜。这就涉及战争中求胜的快与慢的问题。不浪战，或坚守不战，似乎胜之甚慢。实际上，养足精力，看准时机，战而必胜，虽慢实快。否则，欲速则不达。曾国藩这个于稳慎中求进取的战略，可说是他的战略思想的核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强调“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速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蔽，此善于用气者也。”这些例子说明：当两军对垒，善静者善养己之锐气，躁动者必将再衰三竭，虽未战而静者已先胜一筹。所以，曾国藩说：“凡行兵，须积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左传》所称再衰三竭必败的道理。”在没有现代化武器、打仗只有刀矛、全靠体力、全凭勇气的情况下，曾国藩的“静”字法，无疑是有合理性的。自然，曾国藩的“静”字法，并不是消极疲沓，被动挨打。他指出“战阵之事，须半动半静，动者如水，静者如山”。静时如山之屹立，不可动摇；动则如水之奔腾，不可遏止。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又提出了“以主待客”的原则。他说：“兵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这里所说的打第一下打第二下，不是从战争谁正义谁不正义的角度说的，而是指具体战役战斗中，谁先动手、何时动手的问题，即战役战斗何者为主、何者为客的问题。所以他说：“古之用兵者，于‘主客’二字精审也。”何谓主客？曾国藩罗列道：“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如何处理主与客？他说：“凡出队有宜速者、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贼，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贼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喜做主，不喜做客。”他评论湘军将领说：“近日诸名将，多礼堂好先去寻贼，李希庵好贼来寻我。休、祁、黟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以主待客，既可以逸待劳，养精以应敌，又可静以审势，乘机以破敌。所以，曾国藩认为，以主待客是致敌而不至于敌的最稳健的方略。“凡扑人之墙，扑人之潦，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壕而应之，则是反客为主，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壕，则我常为主，这就是所说的致人而不被人致。”
　　曾国藩甚至把这套“主客论”进而推到了战略问题上。他认为江南大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对于“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向荣、和春只专注金陵一隅，而不顾对金陵上游的争夺，在江北，连与江浦、六合紧连的和州、无为一带也不去占领，安庆、庐州更不在他们的战争全局的投影之内。在江南，对与江南大营毗邻的皖南地区，未严加控制，以巩固大营的后方，这叫做全失内外之势。与此同时，向荣、和春又根据朝廷的旨令，“援浙、援闽、援皖、援江北，近者数百里，远者二三千里，援军四驰，转战不归”，被太平军各个击破。如冯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营，几被全歼于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五千余人全部被歼于扬州，张国棵大败于浦口，周天培部全军覆灭。仅这两次战役，共损失“兵勇一万数千名，精锐失之过半”，这叫做全失主客之势。江南大营的内外、主客之势之所以全失，曾国藩认为，这是因为向荣等“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
　　总之，曾国藩对待战争中的快慢问题、静动主客问题，都是以“稳慎”二字为出发点来立论的。这不但是他行军打仗的原则，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
　　凡事要亲身入局。
　　有人曾经这样说：“如果你不知道你该往何处去，便不会达到目的。”
　　想法太多，或者要想实现的目标太多，跟没有想法、没有目标其实是一样的。
　　在遭遇挫败的一段时间，过去的一切似乎总是挥之不去，我们仿佛被钉死在上面了。我们会一直思考，又不时做一些修正。似乎在我们有行动能力之前，必须先回顾过去并且了解它的意义。所有的人都注定要成为自己一生的历史学家。
　　遭遇重大的挫折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对自己诚实。除非我们解答出何以失败的问题，否则就无法把失败变成成功之母。
　　只有用分析家冷静的眼光，而不是情绪化的埋怨责备，才能把我们从失败的性格之中解放出来。为什么聪明的人会失败？原因有一大箩筐，它无疑比我们在此所提到的更多。失败实在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即使最棒的人也在所难免，能够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才是了不起的事。
　　聪明人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他们能够记起自己在性格上的失败教训，，例如坠入空想。
　　曾国藩最不喜欢经常空幻想、发牢骚、怨天尤人的做法，提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亲身入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的原则。
　　曾国藩处世的成功，和他主张的做事必须躬亲实践有关。关于这一点，清末的蔡冠洛说：
　　“曾国藩以前任两江总督时，讨论研究的文书，条理清楚严密，没有不是亲手制定的章程，没有不是亲自圈点的文书。前年他回去任两江总督时，感激皇上恩情高厚，仍然令其坐镇东南，他自己说如稍有怠惰安逸，则内心会负疚很深。他利用工作之余接见各方面的客人，见到后必定要访问周详，殷勤训导勉励。对于幕僚下属贤明与否、事情的原原本本，没有不默默地记在心里的。他患病不起，实在是由于平日事无巨细均须亲自过问，用尽了精力、费尽了心思所造成。”
 



第24章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5)


　　亲身入局，首先要自己做得正。
　　曾国藩说：“风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曾国藩在《格言四幅赠李芋仙》中提到了亲身入局的办法：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谓“身到”是指，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有关人命、盗窃等案情，亲自到乡村去调查；身为军官就应该亲自巡视营垒，亲自到战场冲锋陷阵。所谓“心到”是指，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细心分析，对事物的各方面、各个环节，首先要能分解开，最后要能综合得起来。所谓“眼到”是指，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公文。所谓“手到”是指，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在差遣人这样的事情、警戒众人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还要不怕烦劳反复苦口叮咛。关于曾国藩的“口到”，有这样一段记载：
　　刘铭传率师追捻军于鄂、豫之交，与鲍超军相会。一天，刘见曾国藩，曾问曰：“见鲍春霆欤？”曰：“然。”曾又曰：“穿黄马褂耶？”曰：“否。”曾国藩感到很惊讶，问为什么没有穿？又问：“叙战功欤？”曰：“主人仰客大名，幸得一见，将谦让之不煌，岂复有可叙之功。客因主人口不言功而不言己功，亦客敬主人之意也。”曾国藩大笑。观此可知驭将之道，虽在小节，但不可不知之。这件事可谓是曾国藩口到的生动表现。
　　做事能亲身入局，且能行得正，其影响是十分重大的。《论语》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也不会遵从的。
　　曾国藩、林则徐都深切地体会到亲身实践的重要性。林则徐在江苏做巡抚时，曾经对他的僚属说：“我恨自己不是牧令出身的，每件事还都得亲自去实践啊。”曾国藩在做两江总督时，也曾经说：“做官应当从州县做起，才能够立得住脚。”
　　综观曾国藩生平处世，不仅积累了具体事情亲身入局的经验，更体验到了天下大事需积极入局的意义。为此，他入了匡时救世“报效国家”之大局，入了科举之局、为官之局、从军打仗之局，且都有所成就，成为一位人生的强者。
　　做事要脚踏实地。
　　在大多数人眼里，曾国藩不是伟人，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作为一位封建士大夫，在国与己的选择中更多倾向于后者。他的进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够提出读书的最远目的是报国为民，已实属不易。
　　曾国藩虽然以成己成物为治学的中心，但是对为人为己的区别却是很严格的。他受《论语·宪问》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影响，从而提出治学有为人为己两种目的。
　　在曾国藩所处的那个时代不乏学问广博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可以称得上是鸿儒硕士，但其中为别人做学问的人多，为自己做学问的人少。例如曾国藩在戊午十一月的《日记》里就说：“本朝博学之家，信多鸿儒硕士，而其中为人者多，为己者少。”“学者用力，固宜于幽独中，先察为己为人之界，分别明白，然后审端致力，种桃得桃，种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叶发生能自畅茂者也。”
　　曾国藩所说的为己，就是抓住道理自己坚守，执着而不生他念，虽然功效不明显，但是在日益长进。所说的为人，就是曲就学问而阿谈世故，追逐大家所好，虽然看似明确，而实际上每天都有损失。因此，有志于治学的人，就不可不先求得自立自达。
　　关于为己与为人的区别，曾国藩在《送别刘君椒南归序》中说得十分详尽。他说：“每个人都是五官俱备、百骸俱全，然而一旦要埋头治学问，为人而学者，不去实践圣人的做法，而总是追逐大众的喜好，他疲于奔命的一生只不过是为了一些庸人的毁誉，竟然为此死而不悔，这种人可称得上是最愚蠢和没有灵气的人！”
　　曾国藩的这段论述说得何其激昂畅快，愿世上那些盲从附和的人听听，那些沽名钓誉的人也听听。不然的话，“群数十百人蚁而附之”“以承奉人之意气”，一旦风气一转变，又去追逐那些大家都附会的东西，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我。
　　为他人而读书，即使有些心得体会，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为自己而读书，才会更真切地体会到“甘苦寸心知”之含义，一点一滴的收获都是自己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才会倍加珍惜。为自己而读书的人，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所思所感是否有价值，这种所思所感是否具有独创性，而不会被别人的好恶所左右，不会被流俗的见解所羁绊。其标准或尺度完全在于自己，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个自由人，而这是一切发明创造最基本的前提。
　　读书人用功学习，完全是一件为自己的事情，似乎用不着大张旗鼓，那些喜欢热闹的人，喜欢表现的人，喜欢投机的人，根本无视这一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实，而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与别人并没有关系。这种现象在当代学者、当代作家中比比皆是，这些人无非是自吹自擂、哗众取宠而已。为取悦他人而读书，或者为获得他人的尊敬而读书，为符合他人的标准而读书，这难道不既可笑又荒唐吗？再说读书、治学是一种十分清苦、十分孤独的事情，古人不是说“学海无涯苦作舟”吗？读书治学的人就应该在不为人所知的幽居中默默耕耘，种桃得桃，种杏得杏。
　　所以，对于有心向学的人，曾国藩会劝你首先得划清为他人而读书与为自己而读书的界限，然后再下一番苦功夫，实实在在地为自己而读书，抛开一切杂念、花招和世俗的观念，心净气正，无拘无束。
　　曾国藩曾经一直说读书应当“治大人之学”，他所说的“大人之学”是什么样的呢？以周公、孔子为儒家的中坚人物为例，以前的学者称他们为圣人，他们的学说可以称得上是“大人之学”，然而他们之所以成为圣人、成为大人，又是因为什么？追根究底，不过是“耳、目、口、鼻、心，知百体皆得职”而已，不过是“行为合乎仁义之则”而已，不过是“尽人性、尽物性”而已。其实中间并没有什么秘密。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所说的“治大人之学”，不过是使得五官百骸都发挥各自的作用而已，也是使行为合乎仁义而已，同时又是尽人性、尽物性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治学目标，不外乎进德修业，成就自己也成就外物而已。
　　成就自己，就是所谓“内圣”；成就外物，就是济民利物，也就是“外王”。“内圣”即学探本源，“外王”即经世文章。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必须立“内圣外王”之志，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由于学问探到了本源，所以立志不凡；由于立志不凡，所以他对于当时几乎人人用心的科举仕宦，大不以为然。
　　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功名富贵，悉由天定，丝毫不能勉强。”因而反复劝诫其弟，科名有无迟早，都要坦然处之。他还说，这东西误人多矣，自己幸而早得功名，未受其害，不然，陷进去，最终成为无用之人。
　　曾国藩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人，他跟自己的弟弟如此谈科名与人生，并不是阻止他们参加科举，而是让他们了解科场里面有许多虚幻不实的东西，人生意义大于科举，应当尽心于进德修业，努力做天地间“内圣外王”的完人，这样才不虚此生，不负社会。“内圣外王”的理想，贯穿了曾国藩一生。
　　古今胸怀宽广、怀抱大志的人很多，然而真正能建功立业、传世不朽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固然与天赋、时机有关，同时也同他们的办事方法密不可分。一些人有了远大志向，却缺乏一步步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认为自己志在天下，不愿去理会“琐事”，如果这样，只能流于空想。
　　凡事都非一激可就，都要经过不断积累、由小而大的过程。如果只向大处看，而不从必做的小事上着手，就犯了一屋不扫而扫天下的毛病。儒家的成功学为每个人设计了由修身而齐家、由齐家而治国、进而平定整个天下的道路，就是一条由小处开始向远大目标前进的路径。曾国藩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成就大事的。
　　曾国藩的成功之路始于修身，考中进士后，便师从唐鉴，专宗程朱理学。唐鉴教导他说，要精通理学，先应专治一部经典，从识字明义开始，一字通则一句通，一经通则其他诸经可以旁及。积少成多，逐渐长进。楼仁也是当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向他学习检身功夫。楼仁的功夫就是从小处开始，每天从早起到入睡，一举一动，坐卧饮食，都严格要求，并且记下札记，以备反省。这一点对曾国藩影响极大。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三日起，曾国藩开始写日记，时时反躬自省。第二年一月七日，曾国藩为自己订立了一个课程表，表示“从此立课程。新换为人，毋为禽兽。”这个课程共分为：敬、静坐、早起、读书、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作字等十几个栏目，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全面规划，严格规范。
　　为此，他还特地印制了一批日记本，按上述十几个方面分成栏目，随时填写。在湘乡所留存的曾国藩材料中，还有这些课程日记的残本。当亲眼看到这些细致、严肃的日记时，我们才认识到，曾国藩的成功，绝非侥幸所致，如果没有这一点一滴的努力，又怎么可能成功呢？
　　后来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办事经验，总结出“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这句名言。咸丰九年（1859年）十月，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陆九渊）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朱熹）株积寸累功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细处致力，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方也。”
　　在实践上，曾国藩凡事都从全局、大处考虑，但小处的具体步骤又有条不紊、极有章法。他一生中，坚持早起，每日必读数页书，坚持亲自写家书、批文稿，以勤俭自戒，从不敢违背。正是在这些小事上能认真对待，才保证了他宏大目标的实现。
　　在用兵治军上，曾国藩也是从小事抓起。1858年，他教导刚刚从军不久的弟弟曾国荃说：“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所谓脚踏实地、克勤小物，正是说从小处、实处做起。曾国藩治军，不仅一切营制、规则、将领选拔任用都亲自决定，就是训练他也一手抓起。他经常亲临训练场，指挥训练，亲自进行思想工作。当时湘军的《爱民歌》《水师得胜歌》等，都是他亲笔所写。
　　曾国藩对军中细事无不关心，地形勘察，他力主将领要亲自进行，不能依靠道听途说。对武器军械，他更是关心备至，对规格都作了明确规定。如规定矛杆用的竹子必须是“老而坚者”，桐木必须是“小树圆身，大树锯开者不可用。”邹寿璋办事很朴实仔细，曾国藩委派他专门负责军械，但他自己也毫不放松，事事都要亲自检查，有一次做的矛杆不合格，他便立即下令重做。曾国藩还亲自研究炮子的打造，他发现用熟铁要比生铁好，便改用熟铁，解决了炮子“经药辄散”的问题，并且使射程增加了一里多。
　　曾国藩这种脚踏实地，从小处、实处着手的做法，保证事情能按计划、有步骤地向既定目标发展，从而积少成多，由易而难，为最后的成功创造条件。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用一功，实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
　　在曾国藩眼里，志向大、不朴实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视事太易”，把做一件小事看得很容易，不屑去做，而是贪难求大。实际上，这种做法恰恰违背做事的规律。再大的事，也要从小处做起，再难的事，也要从简单处做起，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道理。然而许多自以为高明的人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两者相较，曾国藩的真正高明处就显现出来了。
　　他认为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
　　中国传统思想中，“知行合一”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但由于儒学是经世之学，因此更强调“行”，也就是实践的意义。《尚书》中说：“非知之艰，行之唯艰”，提出了知易行难的观点。孔子说：“君子欲呐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力行被看成是君子的一个标志。看一人品质如何，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以实际行动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实学”的重要内容。
　　扬雄在《法言》中说，“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把行摆在了言的前面。朱熹也说，“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还说“行不及言，可耻之甚。”有人进一步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认为知就是为了行。只有付诸行动了，才能说取得了真知，否则就不是真知。
　　清代学者颜元说得好：“读得书来口会说，笔全做，都不济事；须是身上行出，才算学问。”古人所说的闭门造船、纸上谈兵的典故，批评的就是缺乏实际办事经验而自以为是的那种人。
 


第25章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6)


　　吕坤在《呻吟语》中说：“以圣贤之道出口易，以圣人之道躬行难。”嘴上说出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上加难。曾国藩很少拿大话吓人。即使说，也实实在在。他要做的，就是要把自己恪守的道德、追求的理想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有人说曾国藩是圣贤，因为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圣贤的理想和主张。
　　曾国藩继承了传统中的重行思想，强调力行，不说空话，“知一句便行一句。”不仅要“常常行之”，还要事事力行，办事“宜就所当所务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曾国藩一生各方面的成就，都体现了力行的工夫。
　　曾国藩对那种空谈阔论而无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持鄙夷态度，认为这是读书人的大毛病：“读书人之通病，往往志大言大，而实不副也”，后来又批评道：“读书人之通病，约有二端：一曰尚文不尚实，一曰责人而不责己。尚文之弊，连篇累犊，言之成理，及躬任其事，则忙乱废弛，毫无条理。”对读书人缺点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
　　曾国藩所交游的师友，都是朴实而崇尚力行的人，无论是唐鉴、楼仁这样的大家，还是吴廷栋、陈源充、何桂珍这一班兄弟，以及江忠源、郭嵩焘、罗泽南等同乡好友，都倡导力行，而以大言为耻。
　　但曾国藩在京城时也遇到过高谈阔论的人。其中有一人刚从外地回京不久，经历稍为丰富，席间便夸夸其谈，旁若无人。曾国藩很看不起他，从此便未深交。另有一叫庞作人的官员，与此公相似，曾国藩对他同样反感。但当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指挥四省军务时，他便跑到江南，希望能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打动曾国藩，混个一官半职，说不定日后还能飞黄腾达。但曾国藩一见便觉他讨厌，在日记中写道：
　　“有庞作人者，一无所知，而好讲学，昔在京已厌薄之。本日又来，尤为狼狈恶劣。甚矣，人之不可不务实也。”
　　最后的结果是，这位仁兄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不把事情做绝。
　　人生在世，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同事关系等等。这些关系处理得好就会使人到处受欢迎，处理得不好就可能到处遭人痛恨。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就成为了一门很大的学问。
　　曾国藩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奉行的一个原则就是：凡事给对方留有余地，既不让自己违反大的原则，也不完全拒绝对方的要求。比如说，曾国藩常在家中劝父教弟，不要干预地方的事，可是，有些时候，他的一些亲朋好友难免会因一些万难之事有求于他，其中不乏一些实有冤屈之事，却之，于情于理不忍，助之，又恐有干预地方公务或有以势凌人之嫌。这时，曾国藩只好对来求者做出那种“道似无情却有情”“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曲意相助之举，并给别人留下充分回旋的余地。下面“一把折扇”的故事就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
　　同治年间，衡阳挨近双峰大界的地方，有一个忠厚而倔强的老实农民，他一生勤劳节俭，生活过得不错，不料那一年清明节扫墓时，与人发生了一场纠纷，对方仗着自己有钱有势，硬将一坟迁到他家的祖坟上来。官司由衡阳县打到了衡州府，总是对方占上风，老头儿咽不下这口窝囊气，被逼想上吊自尽。
　　一天，有个老亲友提醒他：“你呀，可真糊涂，你不是有个干儿子在南京做两江总督吗？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天下谁个不知其名。”那人伸出两个指头，嘴巴挨着他的耳朵说：“你只要求他给衡州府写个二指宽的条子，保险你把官司打赢。”
　　“是啊！”老头儿把胸脯一拍，说：“好办法，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他受到启发以后，凑足盘缠钱，背上包袱雨伞，就直往南京奔。
　　两江总督衙门，是不容易进得去的。
　　“你是干什么的？”他还未过门槛，衙役就大声喝问。
　　“我找干儿子。”老头儿壮着胆子回答。
　　“谁是你干儿于？’
　　“宽一。”
　　衙役们没有一个知道曾国藩的乳名叫宽一，见这老头儿土里土气，怎么也不让他进去。
　　忽然，督署里传出讯令，总督大人要出门来，衙役们忙把这个老头儿拉开，不能让他挡住大门，可他哪里肯听，偏偏要站近门边，想看一看是不是干儿子出来，
　　一会儿，一顶轿子出门了，他一眼就窥见轿中坐的正是曾国藩，“宽一！”他操着家乡口音一声喊，被曾国藩听出来了。他连忙叫轿夫停住，下轿后又惊又喜地问：“这不是干爹吗？您老人家怎么到了这里？”便打转身，将干爹送进了自己的住宅。
　　顿时，督署后院的曾宅里欢乐起来。曾国藩夫妇一面招待酒饭，一面问长问短，从干爹的家境问到大界白五堂、黄金堂新老住宅屋后的楠竹、杉树生长情况，无所不问，当老头儿话入正题、说明来意时，曾国藩打断他的话柄说：
　　“暂莫谈这个，您老人家难得到这儿来，先游览几天再说吧。”他把一个同乡衙役叫来，接着说：“干儿公务在身，这几天不能陪干爹玩，就请他陪同你去玩吧，玄武湖啦，秦淮河啦，夫子庙啦，南京的名胜及热闹地方都去看看。”
　　老头儿哪有心思游览，仅玩了三天，就按捺不住了。那天晚上，他对干儿媳细说了来意，求她向宽一进言，给衡州府下个二指宽的条子。欧阳夫人说：“急么子罗？你干儿要你多玩几天，你就再玩几天再说嘛。”
　　“我肺都气炸了，官司打不赢，白白受人欺，哪有心思久玩了？”
　　“不要担心，除非他的官比你干儿大。”那老头听到这句话，心里倒有几分安稳了，又玩了三天，当曾国藩办完公事后，欧阳夫人对他说起干爹特意来金陵的事来。“你就给他写个条子到衡州吧，”曾国藩听后叹了一口气说：“这怎么行呀？我不是多次给澄弟写信不要干预地方官的公事吗？如今自己倒在几千里外干预起来了，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干爹是个天本地分的人，你也不能看着老实人受欺，得主持公道呀！”经欧阳夫人再三请求，曾国藩动心了，他在房间来回踱了几圈，说：“好，让我考虑考虑吧。”
　　第二天，正逢曾国藩接到奉谕升官职，南京的文武官员都来贺喜了，曾国藩在督署设宴招待，老头儿也被尊了上席。敬酒时，曾国藩先向大家介绍，首席是他湖南来的干爹，文武官员听了，一齐起身致敬，弄得老头儿怪不好意思，接着，曾国藩还把自己的干爹推崇了一番，说他一生勤劳，为人忠厚，怎么也不愿意到南京久住，执意要返乡里，说着，从衙役手中接过一个用红绫包着的小盒子，打开后拿出一把折扇又说：
　　“我准备送干爹一个小礼物，列位看得起的话，也请在扇上题留芳名，作个永久纪念。”大家放下盅筷，接过一看，只见折扇上已工工整整地落了款，上款是“如父大人侍右”，下款是“如男曾国藩敬献”，也一个个应曾大人之请，在扇上签起名来，有的还题了诗句。不到半个时辰，折扇两面都写得满满的。曾国藩兴高采烈地把折扇收起，仍用红绫包好，双手奉送给了干爹，这老头儿也懂得礼数，起身向各位文武官员作揖致谢。
　　席终客散，老头儿回到了住室，嘴里连连嘀咕着什么，欧阳夫人出来一听，只见他手捧着红绫包唠叨着：“宽一呀宽一，一张二指宽的条子总不肯写，却要这么费事，在这个玩物上写的字再多，我也不得领情。”欧阳夫人忙从他手中接过红包打开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干爹呀，恭喜，恭喜！”老头儿脸色阴沉，好不耐烦地说：“喜从何来？”
　　“干儿给您的这个，可是一个大宝呢！”
　　“一把折扇算什么大宝？给我写个二指宽的条子，才是上方宝剑。”
　　“哎呀，干爹”，欧阳夫人凑到老头身边细说：“这可比您要的那个条子更宝贵呀，拿回去后，不论打官司也好，办别的什么事也好，任他多大的官，见到此扇都会有灵验，千万不要把它丢了，随手带着，还能逢凶化吉呢！”
　　一番话，说得老头子心里热乎乎的。
　　“啊！，，”他似有所悟，会意地笑了。
　　刚回到家里，衡州知府升堂，衙门八字开着，老头儿手执折扇，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在那个时代，被告上堂打官司，手执扇子是藐视公堂，要受到惩治的。
　　“把扇子丢下！”衙役喝令，老头儿装作没有听见，一个衙役上前从他手中夺过扇子丢到地上。
　　“这个可丢不得，是我干儿子送的。”
　　知府大怒，惊堂木一拍：“放肆！拿上来！”知府接过扇子一看，“嗯……”他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后，又将视线转到老头身上，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一声令下：
　　“退堂！”
　　据说，老头从衡州府衙门后堂退出来后，知府用轿子把他接了回去，不仅将这把折扇恭恭敬敬退还了他，还热情地款待着他，他的坟山官司是输、是赢，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把折扇，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是在显示亲情，实则相助，意在让地方官给面子。这把折扇同时也给足了亲人面子，并使曾国藩免于干涉地方公务之嫌，曾国藩谋事之深，虑事之远，不可不谓厉害。凡事给对方留有余地，这就是曾国藩为人处世常胜不败的奥秘之一了。
　　凡事留有余地，也应成为今天我们为人处世的一项准则。因为时势每时都在变化，同时我们每个人也有考虑不周全的时候，凡事不留余地的话，我们就有可能犯一些愚蠢的错误，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凡事三思而行，话不可说得太死，行不可做得太绝，这样我们就会永远稳操胜券，进退自如！
　　遇事以忍让为高。
　　怎样与乡亲邻里相处，对于治家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与乡亲邻里关系处理得好，则可以使家庭免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还可以在有困难的时候得到帮助，而处理得不好，则有可能造成仇隙，制造一些事端，这样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那么，曾国藩是怎样来处理这些矛盾的呢？在这方面他奉行的原则就是：让他三尺又何妨！
　　这个话含有一个典故，据《桐城县志》记载，康熙时期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老家人与邻居吴家在住宅基地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家人飞书京城，让张英打招呼“摆平”吴家。而张英回馈给老家人的是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书，主动在争执线上退让了三尺，下垒建墙，而邻居吴氏也深受感动，退地三尺，建宅置院，闻名中外的六尺之巷也就因此而成。
　　咸丰初年，曾国藩父与几个兄弟还未分居的时候，家中为建新宅黄金堂，与邻居为一墙之隔的地界发生争执，几至要打官司到湘乡县府。曾国潢在家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在京师做官的兄长曾国藩。曾国藩收到此信后，联想起古人的这首诗便写了一封长信，并将这首诗附上。曾家父子兄弟读过曾国藩的信和此诗后，胸襟豁然开朗。
　　“让他三尺又何妨”！用这一思想，将地退缩了三尺。
　　据说，曾家的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了邻居，其邻居不仅未与曾家争执，见自家的地很方便于曾家，也秉着“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见解，转让给了曾家扩建黄金堂新宅。
　　这件趣事代代相传，简直成了曾族的“传家宝”。1988年，曾国藩的后人，年过“古稀”的曾德培老人还在台湾著文说，“记得1939年我走上抗战前线时，慈祥和蔼的妈妈坐在美孚煤油灯下，拿着我的双手说了曾国藩‘让他几尺又何妨’这首七绝诗。现在虽然已时隔半个世纪，我还不忘当年慈母赐儿的曾国藩教弟的这首诗。终身受用，乐趣无穷。”
　　与邻里、乡亲相处，以宽忍为怀，凡事让人三尺是曾国藩以退为进处世不败的一个秘法。
　　曾国藩家风传乡里，人们至今还在传颂，而他的父亲及诸弟却依仗权势，干预地方官事。尽管曾国藩家教极严，其弟则违教者多、听从者少，尤其是其四弟曾国潢（字澄侯），在乡最为跋扈，颇为人们所怨恨。
　　就说同治年间，湖南哥老会兴起，特别是在湘乡地方，原来参加湘军的人多，遣散返乡后，参与哥老会的甚多。曾国潢在乡，不仅为剿杀哥老会卖力，而且地方有什么“憎恶”的人，他就捆送县府，请求杀掉。凡是他有所请，县府不敢不服从。有时捆送五六十人，也很难有几个生还的。当时的湘乡县令熊某，是个佛教徒，秉性慈善，接到曾国潢的请求，不答应攒不过他的权势，答应了又良心折磨太甚。所以每接到要他杀人的手令，总要躺着哭几天。友人问他哭什么，他回答说：“曾四爷又要借我的手杀人了！”有一年，湘乡县城新建一个码头，按惯例是杀猪宰羊，用“三牲”来祭祀，后在曾国潢的主持下，杀了十六个人举祭。
　　曾国潢在乡间为人所恨，曾国藩是略有所知的。他常在家信中告诫诸弟：“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作衰时设想，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在倡导“八字”家风中，对其弟特别强调“宝”字，即“人待人为无价之宝也”，居乡勿作恶事。1857年曾国藩奔父丧在籍，听得曾国潢在乡间杀人太多，为人所怨，想要惩教其弟。一天，趁弟弟在床上睡午觉，曾国藩计上心来，向夫人要了一个锥子，猛刺其弟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染红了被褥。曾国潢对哥哥的这一举动，高声直呼：
　　“残暴！残暴！痛死我了！”曾国藩又问：“吾只用锥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杀人家，人家痛不痛耶？”
　　经过曾国藩这一训诫，其弟不仅居乡杀人的举动有所收敛，待百姓的态度亦有所好转。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作为邻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虽然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利益上的冲突，但只要我们抱着“让他三尺又何妨”的态度来处理这矛盾与问题，定会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关系处理好了，则会自己心里舒畅，大家愉快，再说天底下谁没有个急事，这样也好请人家帮忙。方便别人也就是在方便自己！
 



第26章 曾国藩与人合作的智慧(1)


　　联合志同道合的人打天下。
　　为什么有些人能联手打天下，有些人总是单打独斗，其学问何在？曾国藩在用权做人时注意联手打天下，他与恭亲王奕在许多大政方针上保持了一致，即为一例。在洋务运动中，奕主持于内，他宣力于外，共同描绘了中国的近代工业化蓝图，两人并称“洋务领袖”。这与他联手打天下的交际学问关系密切。
　　值得重视的是，当朝中兴起停止造船的风潮并即将经慈禧太后认可时，奕与曾国藩又一同阻止了这一决议。
　　这是同治十年（1871年）十二月十四日下发的一件特别引人注目的奏折，是内阁学士宋普奏请停止自造轮船的：
　　“闽省连年制造轮船，闻经费已拨用至四五百万，未免糜费太重。此项轮船将调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江南、上海等情况大体相同，应请旨饬下闽浙、两江督臣，将两处轮船局应行停止。”
　　看到这个奏折，奕很难过。近两年，由于种种原因，近代化项目不但没有增加，现在居然连这已成之局也要取消了。如果倒退几年，他一定要一马当先出面力争，就像当年进行同文馆之争那样。可是，他现在年龄增加了，受的挫折多了，变得深沉了一些。他决定暂时不置可否，交与相关大吏去讨论，相信他们必有可以维持原计划的办法。
　　两宫皇太后听说船政局浪费很大，就想要停止造船。按照这层旨意，奕指示章京草拟寄谕：
　　“……制造轮船原为绸缪未雨、力图自强之策。如果制造合宜，可以御侮，自应不惜小费而堕远谋。若如宋晋所奏，是徒费帑金，未操胜算，即应迅速变通。”
　　当时中国只有两处造船基地，一是福州船厂，二是江南制造总局。所以这封寄谕在发往福建大吏文煜和王凯泰的同时，也发给管理江南军务和漕务的曾国藩、张之万，要求他们“妥筹熟计，据实奏闻”。
　　文煜和王凯泰的复奏倾向于停造，但指出如果停造，那么按合同应承担经济损失，至少还需白搭七十余万两白银给法方，同时指出宋晋的处理方案也不妥，以造成之军舰租给殷实商人，“殊属可惜”，沿海靠老式师船巡逻又不如“轮船之灵捷”。综合来看，这篇复奏的态度就是含糊其辞了。
　　曾国藩的复奏则是斩钉截铁的，坚决反对停造。他从“勤远略”的高度讲到中国不为外夷所制并无他法，只有精造船舰，他国视为攻我之利器，我也有之，久之，外国失去挟制中国之具，中国必出“自主”。这个回奏恐怕是曾国藩临终前最有价值的一份奏疏。奏疏上达京师不久，曾国藩就病逝了。
　　奕也没有急于作出决定，他坐下来进行冷静思考，感到宋晋所提的造船问题如果不辩论清楚，那么中国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就很容易被否定，刚刚开始的大机器生产就会夭折，中国依然会落后挨打。
　　奕对新式大机器工业生产有着深厚的感情。正是他，在咸丰末年就建议在南方雇洋匠仿造枪炮，也是由于他的维持调护，曾国藩的安庆军械所、金陵机器局，李鸿章的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和江南制造总局，崇厚的天津机器局和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才得以开办。他已经尝到了甜头，靠着这些工厂源源不断生产的枪、炮和弹药镇压了风起云涌的农民大起义，他还自信走工业化的道路能够实现“自强”的目标。
　　确信造船问题事关工业化的大方向后，奕决定在更大范围内组织封疆大吏进行讨论，特别是让那些洋务大员来驳斥宋晋的顽固主张。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军机处发给直隶总督李鸿章、陕甘总督左宗棠、闽浙总督文煜、福建巡抚王凯泰和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如下寄谕：
　　“左宗棠前议创造轮船，用意深远。唯造未及半，用数已过原估，且御侮仍无把握，其未成之船三号需经费尚多。当此用款支纳之时，暂行停止，固节省帑金之一道。唯天下事创始甚难，即裁撤亦可草率从事。且当时设局意主自强，此时所造轮船据称较之外洋兵船尚多不及，自应力求制胜之法，若速从节用起见，恐失当日经营缔造之苦心。著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通盘筹划，现在究竟应否裁撤，或不能即时裁撤，并将局内浮费如何减省以节经费，轮船如何制造方可以御侮各节，悉心具奏。除轮船外，还要求讨论洋枪、洋炮、弹药是否也‘尚须制造’。”
　　奕主持发出这封廷寄时，他有一种更浓重的苍凉感，在诸多方面与他协调一致的曾国藩已于二月初四日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他将写好的“寄谕两江总督曾某”字样抽出来，因此这次关于造船的讨论不可能有曾国藩参加了。
　　曾国藩治人术中的“联合策略”就是：一个人要想成大事，必须联合可以联合的人，不能走单打独斗之路，否则你就可能会受制于一群人而显得力量薄弱，无法实现目标。曾国藩治人，懂得用联合策略控制他人，可以说他的智慧与技术均高人一筹。
　　把人脉做广，路越走越宽。
　　人是社会中的人，越是走向高位，人际关系也越复杂，因为社会关系不仅仅是“友道”，而要打上很多互相借助、互为利用的烙印。通常说，人是最复杂的动物，实际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难处理。曾国藩善于建立自己的人脉资源，并懂得如何经营人际关系，并且随着地位越高越善于经营、越善于注重与人“牵手”，真可谓明白人做明白事。
　　曾国藩一路冲杀，从乡野之民走向二品大员，在中央十余个部门任职，在地方历任两江总督、直督等要职，由此可以推想，他所建立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他肯定非常懂得建立自己的人脉资源来“借网捕鱼”。这里交代的是他走向仕途最初的交际网络以及各项原则。
　　道光二十一年的春节，是曾国藩在京城度过的第一个传统节日。大年初一，他起得很早，作为翰林院的一员，他要参加黎明时在太和殿举行的朝贺大典。隆重的仪式举行完毕后，曾国藩回到家中，拜见父亲后即去各处拜年。此后接连四天，曾国藩每天都是马不停蹄，先走完内城，随后走东城、西城。
　　他拜年的顺序是先拜老师，他们是曾国藩学习的榜样，而且也是朝中的大官员，他们多在内城居住，因此曾国藩初一当天，即从棉花六条胡同的寓所拜见了他十分敬重的老师们。这是曾国藩关系网中的第一个层面。
　　初一这一天，曾国藩前往各处拜访湖广同乡。当时湖南已独立了省份，但明朝时还归湖广省管辖，因此曾国藩拜访的同行不仅包括了寓居京师的湖南籍官员，而且包括了湖北省籍人。这则是曾国藩交际圈中的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是所谓的“同年”，即同学，按《曾国藩日记》载，这又包括甲午乡试同年及戊戌会试同年两部分人。道光十四年，曾国藩中举。戊戌是道光十八年，这一年曾国藩正式跻身士林，成为曾门的第一个进士，这也是曾国藩走向社会的关系基础。
　　对于师长辈，曾国藩在交往中贯穿一个“敬”字，比如对他的老师吴文镕，逢年过节，自然拜谢有加，吴升任江西巡抚赴任时，曾国藩早早起来，一直送到彰仪门外。
　　祁隽藻，号春浦，当时颇得皇帝宠信，也属师长辈，曾国藩自然少不了与之往来。他知道祁喜爱字画，于是亲自到琉璃厂买了最好的宣纸，为祁写了一寸大的大字，恭恭敬敬地送上，让祁高兴不已。
　　对于乡辈同僚，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谨”字，即保持一定距离，不可过分亲近，但必须尽职尽责。比如他主持湖广会馆事务，每逢节令时日，他都想得很周到。
　　对于同年，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亲”字。曾国藩说，同学情谊在所有亲情之外是最相亲谊的。这种感情不源于天然，但又胜过天然。因此，他主张对同年要有求必应，尽己力而为之。
　　作为现代人，我们每天都面临激烈的竞争与沉重的压力，对于如何在这强手如云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成就一番大的事业而言，建立和维护好自己的人脉资源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你的人际关系好，人脉资源丰富，就意味你做事情所得到的机会就会越多，你所能够利用的资源也会越多，你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成就一番事业需要众人的合作努力。固然不能否定个人的作用，但个人决不能独占大功，贬低其他人的作用。只有把功劳让给贤才能人和有为后辈，才能获得众人的敬仰，树立自己的威望，同时凝聚人心，促进事业发展。这也是曾国藩成大事的重要原因。
　　有难同当，有功独享，是事业的大忌。曾国藩提出“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的做人学问，认为“此乃事业之基”。他还说，与别人分享功劳当作是减祸之道、加福添寿之药方。
　　曾国荃围攻金陵久攻不下，曾国藩就以此开导曾老九：
　　“近日来非常担心老弟的病，十一日收到初七日弟交差官带来的信以及给纪泽、纪鸿两儿的信，字迹有精神、有光泽，又有安静之气，言语之间也不显得急迫匆促，由此预测荃弟病体一定会痊愈，因此感到很宽慰。只是金陵城相持时间很久却还没有攻下，按我兄弟平日里的性情，恐怕肝病会越来越重。我和昌歧长谈，得知李少荃实际上有和我兄弟互相亲近、互相卫护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上奏朝廷请求准许少荃亲自带领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城会同剿灭敌军。等到弟对我这封信的回信（不过十八九日回信就能到），我就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给少荃去咨文一道，请他立即来金陵。”
　　但李鸿章不愿做摘桃子的人，他要保全老师的脸面。这时朝廷又下令李鸿章速率军助攻金陵，李的麾下也跃跃欲试，认为这是一个立大功、加官晋爵、封荫子孙的机会。有的说：“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遇于东坝必战。”
　　也有的说：“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挡我巨炮？”李鸿章终不为所动。但李鸿章如果抗旨不出兵也不行，于是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是上奏朝廷，说曾国藩完全能够平此大乱，金陵即日可克；二是请派他的弟弟携大炮到曾国藩处听其指挥、助攻。金陵城终于攻下。
　　据说，大功告成之日，李鸿章亲往祝贺，曾国藩带曾国荃迎于下关，亲执李鸿章之手，说：“曾家兄弟的脸面薄，全赖你了！”李鸿章自然谦逊一番。
　　红旗报捷时，曾国藩一再声称，大功之成，实赖朝廷的指挥和诸官将的同心协力，至于他们曾家兄弟是仰赖天恩，得享其名，实是侥幸而来，只字不提一个“功”字。他对李鸿章当然也要多多美言。
　　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之事，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一句话提及他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曾国藩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时，则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
　　曾国藩认为，中国人向来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作为友道的至高学问，但实际上，不但“富贵不相忘者”极少，而且能够“同患难”的更是少而又少。曾国藩在湘军中灌输一种灵魂，就是“生死不弃”，这也是湘军这个团体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真诚最能打动人。
　　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关键在于他能否把与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把他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曾国藩就是一个善于把别人能力化为己用的人。而它做到这一点的秘密就在于以诚待人，用真诚来打动对方的心，虚心接受对方的意见，而不是虚与委蛇，这样就能使别人信任他，他才能交到真正的朋友，吸引真正的人才，真正做成大事。
　　用真诚来打动别人，认真听取别人意见，然后加以改正，这一原则曾国藩在《答欧阳勋》的信中就充分表现了出来：“春季承蒙惠赐，收到您寄来的信札及一首诗，情意深厚而且期许很高，有的不是我这浅陋之人所敢承当的。然而鉴于您教导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恭敬从命。由于我天资愚钝，无法凭自身求得振作、进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帮助来使自己不断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友谊一向珍视，谨慎而不敷衍。我曾经思虑自己心胸不够宽宏、器量狭小的话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不敢拿一个标准来强求他人。哪怕是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如果它有益于我，我都广泛吸取以求培养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词、劝勉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我也从来都没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我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词迥乎不同。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我们一起讨论争辩，其中他们有十分之六七的观点和我不一致，但我心里还是十分器重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是当今出类拔萃的人物，其见解虽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关键在于这些是他们自己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读书人仅从读书、道听途说中得到的；其观点虽然不一定臻至炉火纯青毫无杂质，然而他们所批评的都切合实际，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于说到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投意合，又别有微妙唯言的默契。离别之后唯独经常思念他们，觉得像这样的人实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掺杂其中。平时我之所以不断勉励自己，并且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于此。”
　　1843年2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做出几副面孔。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是实，句句属真，直截了当，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痛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直率啊，我的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而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严惮的心情，拿什么吸收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其他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小人啊！”
　　朋友有了过错，蕙西不指出来，那是蕙西的过错；朋友指出了过错，曾国藩不改正，那是曾国藩的过错。现在是一个直言不讳，一个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书集注》中所说的：“责善朋友之道也。”
　　在曾国藩的师友中，李鸿章也可以算是他的一个诤友。这在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事件中就可看出。
 


第27章 曾国藩与人合作的智慧(2)


　　1860年，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系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遂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由温处道调往皖南道，并派他率军三千，进驻兵家必争之地徽州。至徽州不满十日，李世贤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是李元度明显倾向王有龄的迹象，及至他回到祁门大营，也丝毫没有闭门思过的迹象，竟然擅自向粮台索饷，并擅自回到了湖南。这使得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心参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曾国藩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气愤地说：“听君之便。”
　　后来，李鸿章负气离开祁门，辗转波折，欲复归至曾的门下，曾国藩则大度相容，并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一次，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畅谈时，直率地指出他的弱点是懦缓，即胆子小与效率差，这两个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曾国藩的致命缺点。
　　正是因为曾国藩用真诚来打动对方的心，所以他才既有邵蕙西、李鸿章这样的诤友，也有吴竹如那样的挚友，这也是他德业能够不断长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是1843年2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交膝谈心，谈到他平生的交道，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他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古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这几句话，不愠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国藩当即记下了他的感受：“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玷污竹如啊！”
　　处世交友如果能够真正做到待人以诚，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改正自己的过错，并且从不苛求于人，那么他就能够把与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把他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而使自己取得成功。而那些不能够待人以诚的人，就不能交到真正的朋友，就会成为飘流孤岛之上的“鲁宾逊”，事业的发展就会失去许多良机，成就伟业就只可能是一种妄想。在这一点上，曾国藩的“待人以诚，天下归心”的关系绝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借别人的力量成就自己。
　　历来有远见的智者都认为，为官治政，以善用人才为大学问，因为一个人的能力再大，也终究有限，只有那些善于用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人，才能成就大的事业。荀子说：“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善借助于物力尚且绝江河而致千里，何况善于借助人力呢？曾国藩则是以借人之力为力，并放到自己的用人学问中。
　　曾国藩对于个人在集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明确的认识。他说：“细想古往今来，亿万年无有终期，人们生活在这中间，数十年只是须臾瞬息。大地数万里，不能穷极，人在其中休息游玩，白天犹如一间房子，晚上犹如一张卧榻。古人的书籍，近人的著述，浩如烟海，人们一生所能读的不过九牛一毛。事情复杂多样，可以获得美名的道路也有千万条，人们一生中力所能及之时，不过如太仓一粟。知道上天悠悠无穷期，自己的生命非常短，那么遇到忧患和非常不顺心之事时，应当稍稍忍耐以待其自消；知道大地的宽广，而自己在大地中占据的位置非常小，那么遇到荣耀名利相争之时，应当退让三分，以柔道处之；知道古今人们的著述非常丰富，而自己的见识非常浅陋，那么就不敢以一己之见而自喜，应当择善而从，并以谦虚的美德而保持它；知道事情复杂多样，而自己所办的事情非常少，那么就不敢以功名自矜，应当思考推举贤才而一起去完成伟大的功业。如果这样，那么自私自满的观念就可渐渐消除了。”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不论是智慧绝顶者，还是大仁大智者，都是有缺憾的，不可能完美无缺；相反，愚笨至极的人也有可爱之处。本着这样的想法，尤其是他认为自己属于“中材”，或接近于“笨”的一类，因而更注意吸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个智囊团，有什么疑难问题，曾国藩都让他们出高招、献良策。
　　在同幕僚长期合作共事的过程中，曾国藩经常以各种形式向他们征求意见，在遇有大事决断不下时尤为如此。有时幕僚们也常主动向曾国藩投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以供其采择。
　　幕僚们提出的意见，无疑会对曾国藩产生重要影响，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如他采纳郭嵩焘的意见设立水师，湘军水师从此名闻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视，这可以说是曾国藩初期成败之关键。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围困长沙，官绅求救，全赖湘军，而羽翼尚未丰满的湘军能否打好这一仗，事关存亡。曾国藩亲自召集各营官多次讨论战守之策，又在官署设建议箱，请幕僚出谋划策。他最终采纳了陈士杰、李元度的建议，遂有湘潭大捷。咸丰十年（1860年）秋是湘军与太平军战事的关键时刻，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咸丰帝出逃前发谕旨令鲍超北援，曾国藩陷入极难境地：北上勤王属君国最大之事，万难推辞，但有虎将之称的鲍超一旦北上，兵力就会骤减，与太平军将难以对峙，自己多年经营将毁于一旦。于是，他令幕僚各抒己见，最后采纳李鸿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的策略，渡过一次危机。不久，下安庆，围天京，形成了对太平军作战的优势。而那些闻旨而动的“勤王军”，劳民伤财，却贻笑天下。其他方面，如曾国藩采纳容闳的意见，设“制器之器”，送有识之士出国留学，使他成为洋务派的领袖等等，不胜枚举。可以说，曾国藩是以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他自己深得众人相勘之益，也多次写信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如法炮制。他说左宗棠的气概和胆略过于常人，因而希望能与他一起共事，让他来帮助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他还劝曾国荃“早早提拔”下属，再三叮嘱：“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且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其后曾国荃屡遭弹劾，诽议也多，曾国藩认为是他手下无好参谋所致。
　　在谈到用人才时，曾国藩特别强调了要小心谨慎，尽可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量才录用，扬长避短。曾国藩就八类主要人才，进一步论述了他们在应用中的优势与不足。
　　1.“王化之才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
　　王化之政，也就是以德行教化为主的政治。提倡以德为主的人，属于清谈家一流的人才，他们适合做全面的统辖工作，而“以之治小则迂”。譬如说一个人总想做大生意，但资力不够，小生意又不愿做。这样，他做生意赚不到钱，娶个老婆，他又看不起，以平常人而言，这个人实在是够无能的了，在这个时候，有几人能知他的王化才干呢？
　　以小人的斤斤计较来面对国家大政，那也是一种“迂”，闹下的不只是笑话，而且是巨大的损失，甚至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在他们当权时，是很难四平八稳地把国家引上繁荣富强道路的。
　　2.“器能之才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益”
　　精明强干，德、术、法都倡导，但主张与力度都不够强的人才，是独当一面的器能之才。他们有精力和智慧去开创局面、治繁理乱，比如在民智尚未开化的地方，由于民风野蛮而缺少正常社会秩序，不用强力手段去征服，只用一味的文明说教，多半会越治越乱。器能之人可能会以暴抗暴，先把恶势力和恶霸除掉，使当地人得到实惠，让他们慢慢接受文明教化，那么地方就会日渐平安、富裕了。
　　3.“策术之才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
 



第28章 曾国藩与人合作的智慧(3)


　　这种人多策善划，胸中有奇谋，最适合于乱世中生存发迹，如遇奇主，一拍即合，会策划出惊天动地的大手笔来。但在和平安定、无所纷争的环境下，他们却难以找到发挥其智慧的用武之地，而平平无奇度过一生。乱世用奇，治世用正，就是指的这一类奇才。
　　4.“法家之才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
　　法家之才用法制推动一切，富国强兵，用强硬手段整治腐败和歪风邪气，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如果用同样严厉的方法来治理贫困地区，因手段残酷，反而搞得人心惶惶，民不堪命。
　　5.“智意之才宜于治事，以之治人则坏”
　　智意之才宜于治理新局面，他们善于周旋调停，权智有余而公正不足，因此宜于开创新局面，在太平的形势下却做不出什么实绩来，有虚名而无实功。
　　6.“苛刻之才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
　　这类人才公正无私，苛刻少思，不讲情面，六亲不认，适于追奸查污、清理腐败和邪恶势力。如果去治理边疆或经济发达地区，则会因为苛刻而失民心，不是安民，而是扰民。
　　7.“威猛之人宜于治乱，以之治善则暴”
　　叛乱混杂的地方，一般是民智不十分开化、经济也不发达的地区，这类地方的人心眼儿直，也易被人欺骗和煽动。因此，这种地方必须派威猛有力的人去管理，而不宜用软弱书生。豪杰之才威猛刚强，处理问题大胆果断，敢于冒险，不怕困难和压力，适于征乱讨伐，如果来管理善良百姓，则太粗暴。治理人民百姓不同于治理军队，军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并且必须令行禁止，不得违抗军令，这是特殊使命和职责的缘故，平民百姓则不一样。
　　8.“伎俩之人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不困”
　　这类人才奇怪诡巧，急功近利，去治理富饶之地，由于智谋多变，能应付当地复杂多变的局面。富饶之地，由于民众有钱，生活不成问题了，就会把心思用到其他方面，社会就生出许多问题。他们不仅自己生事，还想方设法打通关节，贿赂官员。治理这样的地方，如果智谋不够，反应不快，没有一定的处世方法，只以单纯的直来直去的方法处理问题，不仅关系难处，而且会把自己弄得很被动，既不利于开展工作，也不利于治理政事。因此这类地方对伎俩之人是最为适合的。
　　总之，曾国藩主张用人如用器，既用他的长处，同时也避开他的短处。
　　与此相反，曾国藩拒绝幕僚的正确建议而遭失败或诽议鼎沸的事例也不少，曾国藩晚年对此也颇为后悔。总体而言，曾国藩能够虚心纳言，鼓励幕僚直言敢谏，这对他事业的成功有很大帮助。有人评论说：曾国藩“以儒臣督师，削平大难，蔚成中兴之业，固由公之英文巨武蕴积使然，亦由幕府多才，集众思广众益也”。
　　比较而言，曾国藩对幕僚的影响显然会更大、更深远一些。多年来，他一直对其幕僚精心培养，视若子弟，除为数不多的几个老朋友和儒宿之学之外，一般幕僚亦对曾国藩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一言一行无不视为楷模。从道德修养、为人处世到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以至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幕僚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尤其经常在他身边的人员，与之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之中，已受其熏陶，增长了见识和才干。正如薛福成说的那样，他们虽专属一行，曾国藩却能让他们的智慧汇集一点。比如引水，幕府就是水渠；若要说种庄稼，那么幕府就是播种的地方，因而他能获得很多人才。
　　曾国藩的另一幕僚张文虎在谈及幕僚易于成才的原因时也说，盖“其耳闻目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指挥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于此。”
　　让别人下得了台。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与人交往之时特别讲究面子问题。面子问题关系到个人的人格尊严问题。不给别人面子，就容易使同路人变成陌路人，使朋友变成敌人，使亲戚之间变成仇家，轻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重则让人带来杀身之祸，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常在生活中可以见到。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曾国藩，自然深识其中的道理。他在读书笔记中就提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春秋时期，魏国有个大夫叫须贾，很有见识，深得魏王倚重。其时，魏国与齐国有仇，眼见齐国逐渐强盛起来，魏王怕齐国前来报仇，就派须贾去齐国联络感情。
　　当时，须贾手下有个门客叫范雎，很有才能，为了能很好地完成魏王的使命，须贾就带着范雎一同去了齐国。可没想到，齐国的国王把须贾臭骂了一顿。
　　须贾没有完成任务，心里很害怕。回国以后，为了推卸责任，就对相国魏齐说，范雎私下接受了齐王送的礼物，向齐国泄露了秘密，所以任务没有完成。魏齐听了大怒，派人把范雎捉住，把他打得奄奄一息之后，丢进了厕所里，使范雎丢尽了所谓的“面子”，致使他怀恨在心，发誓此生必报此仇。
　　后来，范雎在朋友的帮助下，悄悄地养好伤，逃到了秦国。在秦国，他为了报仇，改名张禄，并且因为才智过人，受到了秦王的器重，拜为丞相。秦王也在范雎的竭力辅佐下，国力日渐强盛，并制定了“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
　　一年，魏王听说秦国有向东攻打韩国和魏国的打算，就召集大臣商量办法。相国魏齐说：“秦国是强国，我们根本就打不过人家。听说秦国的丞相张禄是咱们魏国人，他对父母之邦总是有感情的，咱们不如先去找张禄疏通疏通，请他在秦王面前说说情。”魏王觉得这个方法不错，于是就打发大夫须贾到秦国去求和。
　　须贾来到秦国，找到了相府。范雎一看是须贾来了，心中十分高兴，他知道报仇的机会到了。须贾一看秦国的丞相原来就是范雎，就瘫坐在了地上，知道自己完了。
　　当晚，范雎大摆宴席，把各国的使臣都请来了。他让须贾坐在堂下，在他面前放了一盆马料，叫两名脸上刺字的养马犯人夹着他，像喂马一样喂他马料，让他的面子丧失殆尽。并且范雎一边喂他，一边还说：“替我告诉魏王，赶快把魏齐的人头给我送来。如其不然，我就要血洗魏国。”后来，魏齐被逼无奈，只好自杀，须贾也没落到好下场。堂堂的魏国相国和大夫，因为得罪了一个小小的门客的“面子”，却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却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中国有“祸从口出”“多言必失”的箴戒，但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喜欢直来直去，“每日总是话过多”，而且常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这还不算，他还有“议人短”的毛病，经常伤及别人的面子，得罪别人。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与人的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每当朋友间切磋时，曾国藩又常常自持己见，强言争辩，“只是要压倒他人，获取名誉”。
　　一次，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他的朋友小珊也前来，席间二人的语言碰撞，曾国藩的父亲看在眼里。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关于给人留面子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亲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
　　“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谩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志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龌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遣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自此以后，曾国藩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为他以后待人交友的原则。
　　世人都爱面子，中国人尤其如此。自古以来就有“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的说法。给人以面子，一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二是为了在以后的生活中别人给你面子，这样就会让难处的关系变得容易，让难办的事情变得顺利，一举而多得，何乐而不为？
 



第29章 曾国藩百折不挠的精神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小成功靠朋友，大成功靠敌人。朋友的帮扶固然有助于取得成功，而来自敌人（或竞争对手）的生存压力则可以激发出一个人的全部斗志和潜能，进而促成巨大的成功。从这个角度说，苏东坡的那句名言不妨改动一下：“古来之成大事者，不唯有多方相助之友，亦必有泰山压顶之敌。”
　　曾国藩就是这样。在1852年以前，他不可谓不成功，二十八岁就中进士、点翰林，在穆彰阿、唐鉴等师友的指点扶助下，十多年间先后从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查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时年仅四十来岁，在仕途上可谓平步青云了。当时官场人物所称羡的“无灾无害到公卿，不谥文忠，便谥文恭”的美好前景，对于他而言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改变了曾国藩的命运。从奉命担任团练大臣，到率领湘军北进东征，直到1864年攻破天京，在整整十二年的时间里，曾国藩都在与太平天国作着拼尽全力的搏斗。太平天国覆亡，曾国藩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其公卿旧部遍于天下，他还被奉为中兴大清的第一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古今完人”。曾国藩因太平天国而起事，也因太平天国而成功，这个“敌人”成全了他。不过这个“敌人”也太强大、太与众不同了，曾国藩的成功也因此来得太艰难。
　　有一个传闻，说曾国藩率湘军对太平军作战屡次失利，在向朝廷写奏折汇报时颇费心思。一群秘书绞尽脑汁也想不好如何措词，而曾国藩只改动了两个字就解决了这个难题：把奏折中的“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两字的顺序之别，意味便截然不同，前者论理该罚，后者论情该奖。曾国藩用文字游戏糊弄中央，在北京的统治者当然不会不明白就里，然而只要曾国藩还在用心地“剿匪”、还在忠诚地向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这也就够了。何况玩弄文字游戏也是满族统治者自己的拿手戏，1860年咸丰皇帝北逃承德被说成是“谒陵”，1900年慈禧带着光绪西逃西安被说成是“巡狩”。相比之下，曾国藩的舞文弄字只能算是小把戏了，，何况这个传闻本身就不可信。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确是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实情。太平军虽然没有正规化的训练，也没有西方列强那样的“坚船利炮”，但这些昨天还在耕田砍柴、挖煤撑船的劳动者们，一旦被一种模糊而令人向往的宗教信仰武装起来，被建设人间“小天堂”的目标调动起来，被从书本上学来的古老的办法组织起来，就突然有了巨大的势不可当的冲击力量。他们拿着简陋的兵器，用着陈旧的战术，甚至用笨拙的办法，一次次打败了清政府派来的正规军，以惊人的推进速度占领了南京，并建起了与北京的朝廷分庭抗礼的天国政权。他们又善于在战斗中积累经验，善于用火攻和水战的优势打败清军，善于利用先进的武器装备。他们的军事领导人虽然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但是一经战阵便展现了惊人的军事天赋，杨秀清、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等，都可以跻身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军事家之列，即便是火攻、诈降、围魏救赵等古老的战法和计谋，都能被他们灵活地用来对抗清军。
　　面对着这样的对手，曾国藩不能不“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晚年曾总结自己一生中处境最为困难的三个时期，一是刚出征时的靖港之败，一是兵败湖口与坐困江西时期，一是祁门大营遇困前后。而这三个时期又是湘军“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典型代表时期。
　　重整旗鼓，编练水师。
　　饱尝尽丧水师之痛的曾国藩，每每看到蜷缩在岸边的东倒西歪的长龙、快蟹，再想起被锁在鄱阳湖中的舢板，心中总是痛苦不已。
　　水师是曾国藩的命根子。在一定程度上，曾国藩觉得水师比陆师更亲近，因为水师的将领都是由他一手提拔上来的。在曾国藩的内心深处，他实际上是把水师视为自己的嫡系部队。现在水师遭此重创，曾国藩决不会让它就此一蹶不振。
　　为重振水师，他命令在湖北新堤的造船厂要不分昼夜、不惜任何代价尽快为他修复旧船、赶造新船。上次派彭玉麟回师湖北，其实际目的也是派彭玉麟到金口修复船只，另外让他到湖南去招募新勇，扩充水军。对于那多条被困在鄱阳湖内的舢板，他更是心急如焚。因为这些舢板没有辎重大船随行，不但无法冲出鄱阳湖，甚至连自身的生存都出现了很大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曾国藩亲自跑到江西省城南昌，与巡抚陈启迈商量，央求他为湘军造长龙船三十号，交给内湖水师使用。经过一番努力，到1855年7月份，湘军的外江水师又扩充到十营五千人，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规模。同时，内湖水师也扩充到八营四千人，供给吃饭问题也基本得到解决。曾国藩急忙令彭玉麟化装成商贩，经过太平军的控制区，与内湖水师取得联系。然后由他带领这支队伍驻扎在南康府，伺机冲出湖口，与外江水师会合。
　　这期间，江内水师也增加了战船，解决了供应和军饷，开赴湖口，攻击湖卡。7月，湖内水师统领萧捷三在湖口战死。曾国藩调彭玉麟从湖北赶往江西。彭玉麟此时正在湖南省亲，闻命启程，扮作商人穿越太平军控制的地区，步行数百里赶到江西南康府接任水师统领任。自此以后，湘军水师正式分为内湖水师和外江水师，分别由彭玉麟和杨载福统带，这成了湘军水师的定制。
　　为适应湘军的水战，太平军也在九江设立船厂，制造战船，至咸丰六年三月（1856年5月），已经制造了数百条战船。这样的发展形势让曾国藩感到不安。他怕太平军水师过于强大，自己无法对付，于是命令杨载福伺机歼灭之。太平军水师因为是初建，很难抵挡湘军的攻击，所以他们避开了外江水师的力量。杨载福选了三百名死士冲入太平军水师营中，把他们的船只全部烧毁，长江水域又全部为湘军水师控制。曾国藩的努力终于没有徒劳。
　　经过此番调整，湘军的实力更加雄厚。水师力量的加强是明显的，陆师力量留在江西由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比原来减弱了一些。但罗泽南部开赴湖北，胡林翼以这支湘军为主体不断扩充，使这支部队的力量不亚于曾国藩亲自指挥的陆师。胡林翼原为曾国藩的部下，他的军队主力是曾国藩的部队，他与曾国藩关系密切，在“中兴名将”中地位与曾国藩相埒（liè），被人称之为“曾胡”。他们的部队一在长江上游，一在长江中游，相互照应，互为犄角，成为太平军的两个死对头和主要敌人。他们在以后鄂、皖、赣、湘数省的作战中相应契合，成为了太平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整饬革新，再度操劳。
　　正当曾国藩大力兴办洋务事业并努力恢复因战乱而残破的江南经济的时候，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七日（1868年9月13日），曾国藩接到上谕，命他任直隶总督。
　　整个清代，直隶总督负有护卫京师的责任。因此，除了特殊的情形如对西北用兵、对太平天国用兵外，直隶总督一直是最重要的地方官，其次才是掌握最富庶的江南、供应朝廷财政需求的两江总督。
　　曾国藩交代完两江总督任内各事后，12月17日才登舟北上。
　　1869年1月25日，曾国藩抵达京师，自1852年离开都门，到现在已整整十七年过去了。这十七年风雨沧桑，曾国藩自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变化更是巨大。京城里面，过去熟悉的面孔好多已经不见了，咸丰皇帝已死，新皇帝年纪尚幼，当年的军机大臣已没有一个在位，当初对他有恩的军机大臣、大学士穆彰阿，在咸丰帝即位后被罢免，现在也已死去十多年了。
　　天下大乱稍定，直隶的事情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从哪里着手呢？又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办这些事呢？曾国藩心中有数。他刚到保定，还没有正式接印，就作了一副州县官厅联，联中这样说：“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第二天，他对这个联语不甚满意，又另撰了一副：“念三辅新离水早兵戈，赖良吏力谋休息；愿群僚共学龚黄召杜，即长官藉免愆尤。”写了之后又不满意，再撰一副：“随时以法言巽语相规，为诸君导迎善气；斯民当火热水深之后，赖良吏默挽天心。”这三副联语都表达了曾国藩此时的心情，那就是除了办好练兵等事外，要整顿吏治，希望官员们能够体恤民间的疾苦，认真办事，修养生息，让老百姓有个喘息的时间，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同时也就是巩固大清朝的统治。虽然年事已高，曾国藩仍想勉为其难，做好这个直隶总督。
　　练军队是曾国藩上任直隶总督后的第一项任务。曾国藩在向两宫皇太后请训的那一天，上过一个“略陈直隶应办事宜”的奏折，其中第一条说的就是练军队的事情。长期以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直隶的军队衰弱不可用，直隶的防务十分空虚。剿捻战争时，西捻军曾冲入直隶一带，直隶根本无可与捻军一战的军队，全靠外调来的军队，清廷应该也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另一方面，京师离海较近，两次鸦片战争中，英、法军队随时可到天津海口骚扰、威胁，而1860年又占领京师，因此直隶急需较有战斗力的军队。
　　怎样训练、充实直隶的军队呢？曾国藩先要借重的是淮军。
　　曾国藩认为，淮军中最好的将领是刘铭传，其所率铭军的战斗力是淮军中最强的。因此，他要用刘铭传所部铭军一万多人拱卫京师。当时刘铭传因为朝廷对剿捻战功的奖赏不公，愤而告病在家。清政府中有人主张战事既已结束，应将勇兵包括刘铭传所部全部裁撤；有人主张另派统领。曾国藩坚持不另派统领，不裁撤铭军，暂由刘铭传部下刘盛藻统带。
　　但是刘铭传一军只有一万多人，实力尚觉不足。曾国藩认为至少还需要一万人。这一万人的军队不能再靠湘淮军，须另外训练军队，这就是从绿营中抽调出来的练军。
　　练军是1863年由麓前直隶总督、湘军大蘩将刘长佑开始编练的。1863年，湘军宿藤将刘长佑出任直隶总督，他奏请从绿营中挑选精壮，重新组练一支军队。其组织制度多仿效湘军，由刘长佑从各镇军中挑选营官，由营官在他原来所辖的军中挑选士兵，不足则到附近其他军队中挑选，五百人为一营，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到1865年，户部与兵部会议，选练直隶六支军队，定名“练军”。但练兵之事常受户部及京中嫉妒湘军的官员的掣肘，而1867年刘长佑又被免职，所以成效不大。
　　到了曾国藩任直隶总督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财政状况比过去稍稍好转一些，而直隶在列强虎视眈眈的情形下，必须有得力的军队才行。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较多地改革军队。曾国藩的办法，仍是编练练军，而不是振兴绿营。在他的心目中，绿营的制度实在已经无法振兴。
　　接任三个半月后，曾国藩初步了解了情况，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条，叫“文法宜简”。他在比较了湘军和绿营兵的差别后说，湘军勇丁“帕首短衣，朴诚耐苦，但讲实际，不事虚文。营规只有数条，此外别无文告。管辖只论差事，不甚计较官阶。而挖壕筑垒刻日而告成，运米、搬柴崇朝而集事”。绿营兵则过分讲求仪式礼节，好像不是军队而是官衙门。出征的时候，行军要用官车，扎营要用民夫劳作，“油滑偷惰，积习使然”。先前所定的练军规条有一百五十余条之多，即使是读书人也无法完全记住，导致“文法太繁，官气太重”。这些都要参照勇营即湘军的办法加以改革，将条规简化，做到简明、易懂、易守，不要排场，不要官气。
　　第二条，叫“事权宜专”。从前的练军，仍然效仿绿营的办法，统领经常更换。统领之下的营、哨各官，都是由总督指派而不是由统领选拔。统领没有选拔和撤换下属之权，没有管理军饷之权，一旦作战，下属都不肯用命。现在要像湘军一样，一营之权，全部交给营官，统领不遥制；一军之权，全部交给统领，大帅不遥制。他说湘军统领所以能够发挥其才干，就在于事权归一，指挥纵横如意，练军就是要仿效这个办法。
　　第三条，叫“情意宜恰”。曾国藩说，现在练军士兵虽然离开他原绿营的队伍，但是是否挑入练军是由其原绿营的营官决定的，而不是练军的营官挑选的。主持练军的营官，没有对士兵的提拔和黜革之权，上下隔阂，情意全不相连，当有紧急事变时就不可靠。还有，各营练军有冒名顶替之弊，防不胜防。因为从前绿营军饷较少，士兵常常要做小贩或手艺谋生。练军士兵调到别处训练的练饷二两四钱，在练营领取；而原绿营的底饷，仍在绿营本营领取。士兵便常常在练营附近雇人顶替，将练军军饷给冒名顶替的人。但是一有远征，受雇的人不肯随着远征，于是再雇乞丐、贫民前往。这样兵额一个，但人已三变，怎么能打仗？今后将实行两个办法：一是一旦一个士兵挑入练军，即将其原在绿营的名额裁去。练军增一兵，绿营的营即少一兵；二是无论绿营底饷还是练饷，都在练军发放，从根本上杜绝冒名顶替的情况。这样做实际上是逐渐取消绿营。将来还要仿效湘军的办法，统领选营官，营宫选哨官，哨官选什长，什长选勇丁。
　　按照曾国藩拟订的这三条，练军的体制更接近湘淮军了。
　　半年以后，同治八年八月二十七日（1869年10月2日），曾国藩又奏定按照湘军的制度，为练军设立长夫之制。每营练军设长夫一百五十人，这一百五十人实际上就是辎重和后勤兵。每月拔营一次，实际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军事演习。拔营要行二三百里，命士兵像实战那样修垒挖壕，不准像以前绿营那样出行坐车。第二年四月（1870年5月），曾国藩又拟订了《直隶练军步队营制》和《直隶练军马队营制》，其中马队完全抛开绿营，从直隶省农民中选募。
　　由于经费并不充足，曾国藩最初只能练三千余人，三个统领中，两个用当地军官，一个用以前湘军的军官彭楚汉。
　　直隶练军人数不多，但影响却很大。在曾国藩的组织领导和筹划之下，练军的制度基本成型了，而其本质就是采用湘淮军的制度。当时各省的绿营已不能再作为作战部队，这已是人所共见的事实，但是各省督抚苦于绿营是国家的“经制”之兵，不好裁撤，也不知如何改造。直隶编练练军之后，各省纷纷仿效。于是同治朝以后，绿营逐渐消亡。另一方面，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争结束以后，湘淮军及各省招募的勇营，除部分裁撤外，都驻防全国各要地，改称为“防军”。于是有清一代的八旗和绿营军制，实际上已经消亡，这也许是曾国藩所始料不及的。曾国藩去世以后，防军、练军曾参加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即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
 


第30章 曾国藩的识人智慧(1)


　　以形观骨，以骨观德。
　　俗话说：“去掉稻谷的外壳，就是没有精髓的谷糠，但稻谷的精华，，米，仍然存在着，不因外壳磨损而丢失。”这个精华，就是人内在的精神状态。俗话又说：“山岳表面的泥土虽然经常脱落流失，但山岳却不会倒塌破碎，因为它的主体部分是硬如钢铁的岩石，不会被风雨打去。”这里所说的“岩石”，相当于支撑人的身体构架的坚硬部分，，骨骼。
　　一个人的“神”，主要集中在两只眼睛里；一个人的骨骼丰俊与否，主要体现在面部。像工、农、兵、商等类人士，既要考察他们的精神状态，也要考察他们的体势情态；读书人则主要是考察他们的“神”和“骨”。神和骨就像两扇大门，命运就像巍巍立于门外的大山。考察“神”“骨”，犹如打开两扇大门，山势的起伏自然尽收眼底。“神”和“骨”，，是从外表考察人物的第一要诀。
　　古之医家、文人、养生者在研究、观察人的“神”时，一般都把“神”分为清与昏两种类型。清与昏是比较容易区别的，但因为清又有奸邪与忠直之分，这奸邪与忠直则不容易分辨。要考察一个人是奸邪还是忠直，应先看他处于动静两种状态下的表现。眼睛处于静态之时，目光安详沉稳而又有光泽，真情深蕴，宛如两颗晶亮的明珠，含而不露；处于动态之时，眼中精光闪烁，敏锐犀利，就如春木抽出的新芽。或是双眼处于静态之时，目光清明沉稳，旁若无人；处于动态之时，目光暗藏杀机，锋芒外露，宛如瞄准目标，一发中的。以上两种神情，澄明清澈，属于神正的神情。两眼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有如萤火虫之光，微弱而闪烁不定；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有如流动之水，虽然澄清却游移不定。以上两种目光，一是善于伪饰的神情，一是奸心内萌的神情。两眼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总是像惊鹿一样惶惶不安。以上两种目光，一则是有智有能而不循正道的神情，一则是深谋图巧又怕别人窥见他内心的神情。具有前两种神情者多是品德欠高尚、行为欠端正之人，具有后两种神情者则是内心藏奸、深藏不露之人。这两种都属于奸邪的神情，都混杂在清莹之中，因此必须仔细加以辨别。
　　一般来说，观察识别人的精神状态，那种只是在那里故作振作者，是比较容易识别的，而那种看起来似乎是在那里故作抖擞，又可能是真的精神振作，则就比较难于识别了。精神不足，即便它是故作振作并表现于外，但不足的特征是掩盖不了的；而精神有余，则是由于它是自然流露并蕴含于内。道家有所谓“收拾入门”之说，用于观“神”，要领是：尚未“收拾入门”，要着重看人的轻慢不拘；已经“收拾入门”，要着重看人的精细周密。对于小心谨慎的人，要从尚未“收拾入门”的时候去看他，这样就可以发现，他愈是小心谨慎，他的举动就愈是不精细、欠周密，总好像漫不经心，这种精神状态，就是所谓的轻慢不拘；对于率直豪放的人，要从已经“收拾入门”的时候去看他，这样就可以发现，他愈是率直豪放，他的举动就愈是慎重周密，做什么都一丝不苟，这种精神状态，实际上都存在于内心世界，但是它们只要稍微向外一流露，立刻就会变为情态，而情态则是比较容易看到的。
　　九贵骨各有各的长势：天庭骨丰隆饱满；枕骨充实显露；顶骨平正而不突兀；佐串骨像角一样斜斜而上，直入发际；太阳骨直线上升；眉骨骨棱显而不露，隐隐约约像犀角平伏在那里；鼻骨状如芦笋竹芽，挺拔而起；颧骨有力有势，不陷不露；项骨平伏厚实，又约显约露。看头部的骨相，主要看天庭、枕骨、太阳骨这三处关键部位；看面部的骨相，则主要看眉骨、颧骨这两处关键部位。如果以上五种骨相完美无缺，此人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如果只具备其中的一种，此人便终生不会贫穷；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两种，此人便终生不会卑贱；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三种，此人只要有所作为，就会发达起来；如果能具备其中的四种，此人一定会显贵。
　　骨有不同的颜色，面部的颜色以青色为贵相。俗语“少年公卿半青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黄中透红的紫色比青色稍差一些，面如枯骨薄粉的白色则是最下等的颜色。骨骼有一定的长势，头部的骨骼，以相互关联、彼此贯通者为高贵，支离散乱的则略次一等，只要头上没有恶骨，比较而言，面部再好也不如头好，但是如果头大而天庭骨不丰隆，最终是卑贱的品位；如果头圆而佐串骨却隐伏不见，多半要成为僧人；如果鼻骨冲犯两眉，父母必定不会长寿；如果颧骨紧贴眼尾而颧峰凌眼，必无子孙后代。这里的富贵与贫贱的差别，有如毫厘之短与千里之长，是非常大的。
　　曾国藩说的“神”并非日常所言的“外在精神状态”。它内涵广阔，它是由人的意志、学识、个性、修养、气质、体能、才干、地位、社会阅历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综合物，是人的内在精神状态。它不会随着人外在表情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也不会因人相貌的美丑而受到影响，这种内在精神是“打扮”不出来的。换句话说，“神”有一种穿透力，能越过人外貌的干扰而表现出来。比如人们常说“某某有艺术家的气质”，这种气质，不会因他的发型、衣着等外貌的改变而完全消失。“神”会随着个人知识、阅历、才能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神”不会依附于外在物质而存在，但必须通过外在形象表现出来。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外貌特征，来洞察一个人的内在精神世界。
　　“神”有清浊之分，可以根据“神”的清浊来考察人的忠奸。“神”清者，道德高尚、意志坚定、敢于坚持真理；“神”浊者，品格卑下、心怀邪念、容易见利忘义，这种人平时善于伪装自己，在条件成熟时才会显露本性，是大奸大贼的一种。
　　观其人先观其眼，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与人的感情、内心活动等都有联系。血气运行为精，因此透过眼睛可以准确把握人的精神世界。人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痛等各种感受欲望，都会从眼睛中流露出来。因此，眼睛是观察一个人各种属性能力品质的指明灯。“一身精神，具乎两目”，就是《冰鉴》对上述思想的一种纲领性的总结。
　　据说曾国藩见到了容闳，寒暄数语后，含笑不语，再三注目于容闳。容闳从曾国藩的笑容中，看出曾国藩很高兴。之后，曾国藩又以锐利的目光，将容闳从上至下仔细打量了一遍，似乎要看看容闳与常人有何不同之处。最后，曾国藩双眸炯炯，盯着容闳的面部，问他居于外国有几年了，是否有意于军中任职。容闳回答说，固有此愿，只是不懂军事。曾国藩说，由貌相看，容闳是一“好将材”，因为二目含威，一望便知是一有胆识之人，必能发号施令、驾驭军旅。容闳后来并未从军，却是帮助曾国藩筹办了近代中国最大的官办新式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可见确实是有胆识之人。
　　既识神骨，当辨刚柔。
　　已经鉴别出神骨的清浊优劣之后，应当进一步辨别刚柔。刚柔，是阴阳二性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克的原理，名叫“先天种子”。其中有柔弱不足的，就增补；阳刚过度的，就消泄。阴阳彼此消长与命运相联系，是比较容易看见的。
　　五行之间具有的相生、相克、相仇三种关系，这种关系叫做“合”，“合”又有顺合与逆合之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这种辗转相生就是顺合。相貌外形归入顺合中的人多会致富，但却不会尊贵，即使偶然尊贵，也总是浮浮沉沉、升升降降，难于保持长久。金以火为仇敌，因为火能克金。但是，有时火与金又相辅相成，金无火炼不成器。类而推之，火仇水，水仇土，土仇木，木仇金等等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这就是逆合。形貌上带有这种逆合的人就会非常高贵。在逆合之相中，如果是金形人带有火形之相，便非常高贵，相反，如果是火形带有金形，到了30岁就会死亡；如果是水形人带有土形之相，那么就会一辈子孤苦伶仃；如果是木形人带有金形之相，便会非常尊贵。相反，如果是金形人带有木形之相，那么就会有刀剑之灾、杀身之祸，其余以此类推。至于除此之外的那些牵强的说法，都是杂格，不能归入文人的正统理论。
　　五行，是人的阳刚和阴柔之气的外在表现，即所谓的“外刚柔”。除了“外刚柔”，还有与之相应的“内刚柔”。“内刚柔”指人的喜怒哀乐、感情激动与平静两种情绪、深浅不一的心机城府。外刚柔者遇到令人高兴的事情，就乐不可支，遇到令人愤怒的事情，就怒不可遏，而且事情一过就忘得一干二净。这种人阳刚之气太盛，性情接近于“粗”。内刚柔者平静的时候没有一点张扬之气，激动的时候也昂扬不起来，这种人阴柔之气太盛，性情接近于“蠢”。另一种人遇到事情，初一考虑，想的很浅，然而一转念，想的却非常深入和精细。这种人阳刚与阴柔并济，接近于“奸诈”。凡属内藏奸诈的人外柔内刚，遇事能进能退、能屈能伸，日后必有一番功业和名声可以成就。
　　既粗又蠢的人，刚柔皆能支配其心，使他们乐天知命，因此寿命超过常人。纯奸的人，，即大奸大诈者，胸襟开阔，能藏丘壑，遇事以退为进、以顺迎逆，这种人最终会获得事业的成功。那种外表举止粗鲁，心思也粗枝大叶的人，只是一味地刚，做起事来必定半途而废。以上这些，也就是“内刚柔”，而一般察人者十有八九都会忽略它。
　　曾国藩在《冰鉴》中关于相面的内容未必有科学根据，我们现在姑且当其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一番解读吧。
　　曾国藩在《冰鉴》中提出“神”和“骨”为相之本，有本才会有种子，因此在本章中认为“刚柔”是相的“先天种子”。换句话说，“神”和“骨”很重要，而“刚”与“柔”同样很重要，“辨刚柔”方可入道。
　　“刚柔，五行生克之数”。五行，即金、木、水、火、土；生克是指五行之间相互促进或是相互制约的关系。作为事物的两个方面，刚柔即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不足用补，有余用泄”，这个思想就是符合阴阳五行的运动变化规律，，即阴阳互转、五行生克的规律。比如金旺，则太刚，刚则易折，则用水来泄金之旺；如水太弱，属柔不足以济事，则用金来生水，助其弱势。如果人观五行中的某一“行”不足，其他部位都可以加以弥补，即《老子》中所言的“损有余而补不足”，如果一“行”有余，其他部位却可以加以削弱，这就是比较中和平衡的“刚柔相济”。比如说，如果眼睛的形或神不足，而耳朵的神和形却有余，那么耳朵就可以弥补眼睛的不足，反之亦然。
　　一、外刚柔。
　　外刚柔是指人的阳刚和阴柔之气的外在表现，是可以从外貌形体上直接看出来的形态特征。古人历来都很重视形体，并根据五行的性质把人的形体、相貌、性格、气质归为五种类型。
　　随后，刘邵又用骨、气、肌、筋、血等来说明性质跟五质、五常之间的关系。如有柔性，就具有弘毅的性格，而弘毅的性格就是仁之质；如清纯，就具有文礼的性格，而文理的性格就是礼之本；肌体如结实、雄壮，就具有贞固的性格，而贞固的性格即是信之基；筋若有劲，就具有勇敢的性格，而勇敢的性格就是义之决；血色若平畅，就具有通微的性格，而通微的性格即是智之原。
　　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白虎通德论》云：“五常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诀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者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也”。弘毅、文理、贞固、勇敢、通微等五质具有恒常之性。
　　上述四个方面可用下表表示：
　　这里所讲的这些内容，必须对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观点仔细琢磨，才能体会出其中深刻的含义。
　　五行可以象征五体、五质、五常，也可以成为表现道德的条件，例如用木来象征温和正直而果断的道德、刚毅宏大的品德、理智而令人尊敬的素质。用土来象征忠厚而严肃、柔弱却能自立的品德、简明通顺地指出过错的美德。
　　下面是五德的内容。
　　（1）金德：刚强而结实，宏大而果断。刚强而不结实，则容易断裂；宏大而不果断，则容易有缺失。
　　（2）木德：温和刚正谦逊果断。温和而不正直就容易变成懦弱的人；谦逊而不果断，则容易遭挫折。
　　（3）水德：厚实而严谨，知理而尊敬。厚实而不严谨就容易遭谬论；知理而不尊敬，则易造成混乱。
　　（4）土德：忠厚而严肃，柔弱但能自立。忠厚而不严肃的话，则易松懈；柔弱而不能自立则容易散漫。
　　（5）火德：简明而顺畅。简明而不顺畅就不会有进展；若不能明确指出错误，即不能针砭的话，就会模糊不清。
　　五行,五形,五体,五德,五常，从中可以体会出人的性情上有比较大的改变，而这种变化表现在人情世故上有能干和不能干之分。这些可用金水土木火来表现，这是识人的基本知识。
　　二、内刚柔。
　　内刚柔可粗分为喜怒、跳伏、深浅三种外部表现。
　　喜高怒重，过目辄忘，近“粗”。喜怒，指人的情感世界。人的心性本质在特殊情形下会真实显现，平常言行情愫未必是真性情的显露。喜怒统指人的情绪剧烈变动，一喜一怒之间，充分表现其对人对物的态度。敢为不平之事拍案而起、挺身而出的，勇气与正义感凛然，使人不敢侵犯；只为个人得失喜怒伤痛的，自私之心也会昭然若揭。细细区分起来，喜怒也有真伪之别。以情感变化来鉴别人的心性与内心想法，是一个依据，但不是百分之百准确，还应结合平常的行为表现。
　　喜高怒重是遇到高兴的事情就忘乎所以，遇到令人恼怒的事情就怒不可遏，凡事过目即忘，做事漫不经心，把许多事忘得干干净净，这种人就是《冰鉴》中所说的阳刚之气太盛，其气质接近于粗鲁之人。粗心大意的人属此；性情刚直、不识进退的人也属此；办事欠考虑、缺乏周密圆润的也属此。
　　与“粗者”相对应，曾国藩作过一幅对联：
　　“做人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当，又要简捷。”
　　粗中有细、思虑周详的人，行事可做到稳当与变化齐施，精当与简捷并用，而粗者则没有这样的才识策略。粗者如不经过一番磨练，变得心思周密，是不宜担当大任的；但其优点是没城府、没机谋、没野心，领导在许多方面倒可以放心使用。
　　伏亦不亢，跳亦不扬，近“蠢”。伏跳，指人的情绪变化。伏，情绪平静时的状态；跳，情绪激动时的状态。情绪变化剧烈之时，人往往会做出超乎常情常理的举动，因此人不宜在这时做决定。
　　从人的情绪变化中来鉴别人才，虽有可取之处，但似乎难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方法来运用，最多只是一个佐证。有一种情况可独立看待：伏亦不亢，跳亦不扬。
　　伏亦不亢，意为情绪平静之时，不会激动亢奋，这是正常情形；跳亦不扬，是指在情绪应该激动亢奋之时，也不会表现的激动昂扬，作心若死水态，这出乎人之常情。一种可能为故意掩饰，另一种可能是“愚蠢”。这种人就属于《冰鉴》中所说的阴柔之气太盛，其气质接近于“蠢”的人。初念甚浅，转念甚深，近“奸”。“初念甚浅为柔，转念甚深为刚。”这句话是指表面上看起来柔，内里则刚的人，这种人属于刚柔并济型的。“奸”在这里并非指“奸佞”“奸诈”之意，而是指三思而后行、胸有城府之意。深浅，指人的心机城府。
 


第31章 曾国藩的识人智慧(2)


　　人的心机城府并非生而成之。少年人有热情、有理想、有抱负，血气方刚，常以天下为己任，常以为天下无事不能为，有浩薄云天的志向，但因社会阅历浅，多有坦诚率直的性格，欲坦坦荡荡做人、风风火火成事。进入中年以后，碰的壁多了，渐渐胸中藏得住事，凡事三思而行，相谋而动，不莽撞、不粗心、不声张，沉得住气，容得下事，心机城府渐宽渐深，概因人心险恶、懂得藏伏的缘故。心机城府渐远渐宽，遇事就多有思量，谋定而后动，平平静静、步步为营地行事，功渐积渐高，名渐积渐厚，成就日多，声名日隆，定矣。
　　聪明的人，凡事眼前一过，即可把握住问题的关键和实质，捕捉、归纳出其核心环节所在，因此能迅速地做成正确决定。“奸者”，由于初念甚浅，可能被人视作天分不高、心思迟钝之人，但因其坚忍执著、知难而进，后来的成就反而会高过原先聪明之人。凡欲成大器者，少不得聪明，更少不得坚忍执著。坚忍与执著因此是识别人物成就的一把钥匙。
　　三、不同刚柔的四种人。
　　1．粗蠢各半者。
　　孔子把人分为四等，一等为生而知之，二等为学而知之，三等为困而学之，四等为困而不学。第四种人没有进取心，因此孔子认为不足论。曾国藩在这里论及的“粗蠢者”，名声虽不好听，但其能力品性比“困而不学”的人为高，否则是凡人末流，略而不论。
　　喜高怒重、过目辄忘的粗人，不存心机，凡事过目即忘，不为忧虑所困，对人生没有太多的奢求，虽然会为惊喜之事狂欢、为恼恨之事怒吼，情绪的激烈程度强过别人，但转眼之间忘得干净利落，在漫不经心中倾向于大肚能容。伏亦不亢、跳亦不扬的蠢人（人言其蠢，未必就蠢），只享受眼前的快乐，不大争名利（因为他知道自己无力去争），随遇而安，顺情行事，胸无城府，也不理会别人对他的“笨”“傻”“蠢”的评价，因此生活愉快。粗蠢各占其半的人，无忧无愁，心悦意畅，有童贞般的单纯和快乐，自然能心宽体健，胜人以寿。
　　古人讲糊涂学，多自诩“难得糊涂”。粗蠢各半者，是自然生得糊涂；而奋争事功、忧心积虑的人终日操劳、案牍劳形，受身外杂务所苦，困扰不堪，性命不易长久；胜人以寿就成为粗蠢各半者的优点。憨人自有憨人福。粗蠢各半者亦有所成，大概因为他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粗与蠢，，或许，这又不能言其粗蠢了。从做人来讲，许多的智者与奋斗者，能以粗蠢看待自己的遭遇，未必不是一件赏心乐事。
　　粗蠢各半者，因其漫不经心，要防其无心误事，但无野心这一点是好的，可以派上许多用场。“天生我才必有用”，即此理。曾国藩一生大半内心苦烈，严格进行自我约束，但操劳过度甚于他人，虽功高形伟、声名播于后世，但生时所受病痛与忧患的折磨，又非常人所能及。曾国藩60岁时，右眼已不可见物，不到62岁就去世了。追求功名的人，不以此为苦；欲享受生活的人，则不以为意，应该是生平所求不同的缘故。
　　2．纯奸能豁达者。
　　历来奸贼被痛恨的理由，无疑是卖国求荣、残害忠良，损害多数人的利益；但从个人成功的角度来看，他们又是当时环境中最适应的生存者。用人者挑选这类人，一是因为他的有用性，能在一定环境中办好许多事情；二是因为他会说话，讨人喜欢。
　　这只是表面的结果。从本性上讲，纯奸者又有豁达开朗的特质。“纯奸”一词，更多的含义，是指心机内藏，胸府渊深，喜怒不形于色，哀乐不显于表，为人做事处处保留三分，与“奸佞贼子”有褒贬上的区别。“奸佞贼子”多以身败名裂而终；纯奸而豁达者，由于有宽广的胸襟，容得下人事，举止大度豁然，气魄宏伟，多少有高人之风，能得人喜欢，能得人帮助，又深藏心机，伺机而动，自然是易于成功的。
　　纯奸能豁达者，其特点是心机深藏与心胸豁达，由此去鉴别他们，即可知其成就。用人者很难克服的一个弱点是个人的喜好。因同性相悦的缘故，忠正刚直者看不到奸诈多变者的长处，奸诈多变者看不起忠正刚直者的呆板迂腐，因此，欲成一番事功的人，必须正视“纯奸能豁达者”的特点。抛去褒贬意义，“纯奸能豁达”是绝大多数有用之才的共同特征，于鉴人之道，这个观点是极有见地的。纯奸，更确切地说，是富于权谋。
　　3.内奸功名可期者。
　　内奸者往往内有心计，内怀城府，外有温顺恭敬之意，既有计略心略，又不行于色，显得很沉稳、很平静，往往料事于千里之外，运筹于帷幄之中，是刚柔并济的人才，会有所成就。
　　4．纯粗无密者。
　　纯粗无密者做事往往容易半途而废，其实最根本的是浪费了时间，先期投入的计划、物力等损失都可以转换成时间损失。造成半途而废的诸原因中，人的因素是可以事先挑选和避免的。
　　纯粗无周密，与粗中有细相对，张飞就贵在粗中有细，可惜到头来仍死于粗中少细，他因喝醉酒而鞭打部下，部下辱而怒，恶念陡生而割头叛主。半途而废有多种原因，当事者意志不坚是首要原因，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而欲成大事者，历来甚少。聪明有余之士，更应观其是否有坚忍不拔之毅力，如果没有或不足，他们常常会先乱用人者之耳目，得到信任后，因其意志力弱，之后便会半途而废，坏用人者之大事。其次是能力不足，思考欠周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事情被迫半途而废。
　　纯粗无周密者，性情阳刚，且一味地刚，不分形势，不辨场合，不知进退，任凭性情行事，又缺乏周密思考，惹下事端就不能收场，甚至可能撇下烂摊子一走了之。
　　纯粗者还包括做事拖拉、粗中少细、不动脑筋之人。这种人缺乏计划性，做事情凭着感觉走，行动上似乎风风火火，但事情总不能圆满地完成，效率极低。这类纯粗者，如果没有人去督促叮嘱指导他，而任其行事，也往往会半途而废。纯粗、却肯不终断学习的，虽在初始办不好事，但在经验积累中不断改进、锐意进取，又是一种好品格，属孔子讲的“困而学之”。“已非昔日吴下阿蒙”的三国时期东吴大将吕蒙，初时有勇无谋，纯粗无周密，后来孙权叫他读书，吕蒙逐渐成为智勇双全的栋梁之才，败关羽于麦城，威震华夏。
　　以上种种真假混淆的人才与非人才迹象，不细细分辨，很容易被忽略。许多人常自以为会察人，实际上是“以己观人”的缘故，造成识人用人错误的，十有八九是这个原因。人心不易知，人不可以貌相，此之谓也。
　　四、十二种人的性格特点。
　　外刚柔和内刚柔的结合形成了十二种人的性格特点。对此，刘邵做了更深入地剖析，现分别说明如下：
　　1．强毅之人。
　　这种人狠强刚戾又平和，不以狠强为警惕，而以柔顺为挠弱，与唐突之心相抵抗。这种人可以进行总体规划，但不能仔细观察其细微之处。
　　2．柔顺的人。
　　宽恕容忍而又优柔寡断，不根据事物整体情况加以考虑，遇事常强加忍之。这种人可以应付一般事情，却不是办大事的人。
　　3．雄悍的人。
　　对待事情勇敢奋起，但往往对事物缺乏警惕性。这种人可以克服困难，却不能遵守规定。
　　4．惧慎的人。
　　畏惧、谨慎小心地对待事情，但性格过于软弱，而且猜疑心强。所以这种人可以保住自己，却不能树立节义。
　　5．凌楷的人。
　　对待事情专断，常以雄辩的外在表现掩盖其内在专断之心。这种人可以坚持正义，却不能使众人心服而依附之。
　　6．辩博之人。
　　这种人能言善辩，对语言使用泛滥不加以警惕，因而在理论上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在实践上却一窍不通。
　　7．弘普的人。
　　博爱而又周到融洽，但在交际上往往广结朋友，不注重选择对象。这种人可以抚慰众人，却不能端正风俗。
　　8．狷介的人。
　　廉洁而能激浊扬清，不怕道路狭窄继续走自己要走的路，对于好、坏界线清楚，以弘普为污浊而增益其拘谨之心。这种人可以固守节操，最终却往往走不通。
　　9．休动之人。
　　一味地攀登与超越，以沉静为停滞而增果锐之心。这种人可以进趋在前，却不能容忍自己居于别人之后。
　　10．沉静的人。
　　前思后想而考虑周密，遇事反映较为迟钝，这种人可以深谋远虑，却不能敏捷而速达。
　　11．朴露之人。
　　质朴诚实，不以其诚实作为做人的一种标准，却用奸诈手段来表露其诚实，这种人可以确立信用，却不能衡量事情之轻重。
　　12．韬谲之人。
　　足智多谋，不以其谋略之离正为警惕，以忠贞为愚直而贵其浮虚之心。这种人可以佐助事务而不能矫正违邪。
　　姿容相貌，尽观个性。
　　人的姿容可贵之处就在于“整”，这个“整”并非整齐划一的意思，而是要求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要均衡、匀称，构成一个有机的完美整体。就身材而言，人的个子可以矮小，但不要像一头蹲着的猪；个子也可以高，但不能像一棵细长的茅草那样插立着。从体形来看，可以胖，但不能胖得像一头贪吃的熊那样臃肿；也可以瘦，但又不能瘦得如同一只寒鸦那样单薄。这些就是本节所说的“整”。再从身体各部位来看，背部要浑圆而厚实；腹部要突出而平坦；手要温润柔软，手掌则要弯曲如弓；脚背要丰厚饱满，脚心要空，空到能藏下鸡蛋则佳，这也是所谓的“整”。五短身材虽看似不甚了了，这些人却大多地位高贵，两腿长得过分的长往往命运不佳。一个人走起路来如同背了重物，那么此人必定有高官之运；走路若像老鼠般步子细碎急促，两眼又左顾右盼且目光闪烁不定者，必是贪财好利之人。这些都是固定格局，屡试不爽。还有其他的格局：如两手长于上身（最好超过膝盖），上身比下身长，再有着一副上佳之骨，那么一定会有公侯之封。再如皮肤细腻柔润，就好像绫罗布满全身，胸部骨骼隐而不现，纹秀别致，再有一副奇佳的神态，不做宰相，也会高中状元。
　　人的面貌之相有清秀、古朴、奇伟、秀致的分别。这四种相貌主要以科名星和阴骘纹为主去辨别，科名星在十三岁到三十九岁这段时间随时都可以看到，阴骘纹在十九岁到四十六岁这段时间也可随时看见。阴骘纹和科名星这两样都具备的话，将来会成为人物，能够得到其中一样，也会富贵。科名星显现在印堂和眉彩之间，有时会出现，有时又隐藏不现，形状有时像钢针，有时如小球，是一种红光紫气，在喝酒之后和发怒时容易看见。阴骘纹出现在眼角之处，遇到阴天或下雨天便能看见，像三股叉的样子，在人快要睡着的时候最容易看见。有科名星者，少年时就会发达荣耀，有阴骘纹者，发迹的时间要晚一些，两者都没有的话，前程就别问了。另外，明骘纹若现于咽喉部位，主人喜得贵子；若阴骘纹出现在其他部位，则不能这样断定，也就是不一定会得贵子。
　　人的眼睛如同面部的两方水潭，神气不深沉含蓄，面部就不会清朗明爽。鼻子如同支撑面部的山脉，鼻梁不挺拔，准头不丰圆，面部就不会现机灵聪慧之气；嘴巴宽阔又方正，主人有享千钟之福禄；牙齿细小而圆润，适合在外地发展事业；两眼秀长并插至鬓发处者，必掌司法大权；秃发谢顶而使头与面额相连，无限界，能掌财政大权：这些都是富贵的象征。口吃者无官运；面部肌肤粗糙如桔子皮的人不会发达；文人若左眼有伤那么文星陷落而无所作为；鼻子如鹰嘴的人，必定内心阴险狠毒，喜伤人：这些都是贫贱的征兆。
　　一、善观容貌，可得任大事之人。
　　曾国藩说：“容以七尺为期，貌合两仪而论”。这句话意思是说：容和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容是指人的整个身体及表现出来的情态，貌则是指天庭至地阁之间的整个面部。容的范围限七尺之躯，貌的范围在两仪之间。
　　曾氏认为：“直容之动，矫矫行行；休容之动，业业呛呛；德容之动，颐颗印印。”即观察一个人的“容”，能发现其正邪与谨散。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必然会在容止上有所表现，即便当事人极力掩饰，也如“羚羊挂角”，终有迹可寻。容止不正，其人必怀他念，这就需要考察这种人的真实动机和想法。容止正派，其人内心纯粹，心无旁杂，不会轻易地“见利忘义”。一般而言，容止庄猛的，勇武刚健；容止沉稳的，则谨慎有节；容止圣端的，则肃敬威严。此即为观容。
　　曾国藩认为，以容貌观人虽然只能说是一种主观的臆测，但也不是全无凭据的瞎猜，有时也可有一得之见。
　　古代圣人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胸腹手足能接五行，耳目口鼻能通四气”是指人要与自然相互和谐。曾国藩认为，人是一个由身体各部位相互关联的整体，各个部位应当相辅相成、协调生动。即胸腹手足互相般配，耳目口鼻相互照应，只有这样，才符合自然之理，既表明身体健康，还表明相貌不凡。反之“如背如凑，林林总总”，自然是说人体各部生拼硬凑，杂乱无序，不符合自然协调、均衡的标准，这样的相貌自然就最差，其命运就更不值得一提了。
　　这里，有一个淮军大将刘铭传的例子，他是后起的淮军将领，一次，随李鸿章赴上海镇压太平军，出发前与其他将领一道去谒见当时任职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传说某日，曾国藩步行只身悄入宿馆，见李鸿章邀来的众人，有的正饮酒划拳，有的放声高歌，有的默坐无言，而南窗下有一人，裸腹踞坐，左手执书，右手持酒，朗诵一篇，饮酒一盏，长啸绕座，大有旁若无人之慨。视其书，原来是一本《史记》，曾国藩对其十分欣赏。巡视毕，曾氏径自走出，众人皆不知走出的人就是曾国藩。曾国藩返回见李鸿章，说明此次暗察的结果：“诸人皆可立大功，任大事，唯将来成就最大者，南窗裸腹持酒人耳！”其人为谁，即淮军赫赫有名之刘铭传也。后来因为曾国藩午休未及接见他们，使他们等候了近半个时辰，在人群中的刘铭传已经按捺不住性子了，向众发作说道：“对部将如此怠慢，岂不令人心冷！烽火其间如此静候，岂不延误军机！”语音未落，曾国藩步入大堂，众人皆为刘捏一把汗，担心曾氏降罪于他，岂知曾国藩不但没有因此怪罪他，反而更欣赏他了。其实当日初见之下，曾国藩见刘铭传“颜广面长，钟声铁面”，有“雄侠威棱”之气，便断定他日后之事业，非淮军其他将领可比，遂嘱咐李鸿章日后对此人须好好看待。
　　刘铭传果然智勇双全，统军所向有功。刘本人也常在戎马倥偬中不忘研习兵法，才俱日增。同治七年，曾国藩奏言：“剿捻之师，谋勇以刘铭传为最，请于寄谕中，奖其勋谋，慰其劳苦。”刘遂于36岁封爵，为淮军冠。光绪十年，中法越南战役中，刘统兵到台湾，与法军在基隆、淡水一带苦战，结果大败法兵，并成为首任台湾省巡抚。刘铭传在台六载，创下修筑铁路、兴办实业等种种政绩，遗爱在民，实为郑成功后第一人。
　　虽然人的容貌举止是人的美丑善恶中表现非常明显的外在因素，但是，根据容貌辨别一个人的前途命运也并非全无道理。关于这点古人通过无数次的观察，总结出来了一些粗略规律。曾国藩深谙此道，而且把它当作用人的一条重要标准。
 



第32章 曾国藩的识人智慧(3)


　　识人是曾国藩谋人之术的一环，身处官场，不能识人辨人，为奸佞无能者所蒙蔽，只看到人的表面现象，而看不到人的本质，而知错人、用错人，必将惹出祸乱，于人于己都会祸害非浅。曾国藩以其独到的相人之术，明辨英才，并予以择取，是其变术的经典手段。网罗人才、交贤结哲，翔实幕府，都是他立足变幻的官场的强援支柱，这也是曾国藩的择人之术，因人而异，人皆英才，如此，仕途不畅是不可能的。
　　二、考察仪容识别人。
　　观察一个人的“仪”，能鉴别他的心质好坏、修养高低。仪态大方稳重的，修养深而且素质高；仪态畏缩卑懦的，修养浅而且素质低。古人说：“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休决，其仪进猛；心质平理，其仪安闲。”一般来说，耿介忠直的，仪态坚定端庄；果敢决断的，仪态威猛豪迈；坦荡无私的，仪态安详闲静。环境对仪态的形成有极重要的影响，所谓“居移气，养移体”就是此理，高贵环境中的人自有一种逼人的气势和仪态。这可作为识别人物的一个外部根据。
　　曾国藩认为，人的姿容以“整”为贵，“整”是其规律的不二法门。“整”，不指人长短漂亮英俊与否，而是指人的身体部位均衡、匀称、协调与否。
　　1．容贵整。
　　以长短肥瘦来论英雄，道理就在曾国藩所言的一个“整”字，这里包含着阴阳五行生克调和的辩证道理。简单的道理可归结为：木受金克，如果木弱金旺，一克便没了生的消息；如果木弱金弱，木虽不会消失，但也无大用；如果木强金弱，金不但克了木，反受木辱；如果木金俱强，两势相当，则为有用之木。其中强弱分数不同，又会生出许多变化。
　　以长短肥瘦而论，矮者不惧其矮，分寸得度，则以短为贵，正所谓“浓缩的都是精华”。一寸短，一分险，一寸长，一分强，指兵器而言，物的有用性也在于此。身材矮小无妨，但应有挺拔、气度不凡之势，自然不是普通人，其胸中往往有奇气。如果形如蹲着的豕（猪），无进取慷慨之志，当然不足为论。
　　身材高长也无妨，高者自有高的优势，身材也以高的为美妙。高虽好，但如果高长如风中茅草，虽长立在众物之上，风吹即摇摆不定，自然难以负重挺拔，终不可用。
　　肥也无妨。是胖的美，还是瘦的美，各时代标准不一样，而且每个人喜好也不一样。以胖为美者喜其丰满，以瘦为美者喜其纤丽，不可唯一而定。胖，如无臃肿虚浮之态，也不像贪吃懒惰的肥熊，不失其灵便有力特征，当然也是好的，自有其特长和用处。
　　瘦也无妨。瘦，如果不轻佻浮扬，不像风中竹竿，不像寒冬孤鹊，有稳重敦厚感，有筋有骨，筋劲骨植，高而不虚，长而不弱，轻而不飘，瘦而刚劲，当然也是不错的。
　　由长短肥瘦而论，只要调停中和，互补互用，匀称协调，折中均衡，即可任用。如果短过了头，如卵石乱堆，不成形貌，自然丑陋无用；长过了分，如风中长蒿，纤弱单薄，自然不为栋梁；肥过了度，如惰食笨熊，臃肿虚浮，呆头呆脑，自然不能当众兽之王；瘦削了蜂腰之美，则形吊影单，孤苦凄弱，无力与命运事物抗争，缺乏斗争意志，自然难有成就，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即是一理。长短肥瘦的标准，就是“不茅立”“不豕蹲”“不熊餐”“不鹊寒”。
　　长短肥瘦论人整体态势，是远观的姿态。背腹手足则论述容贵整的若干细节形态，作长短肥瘦的补充。
　　长短肥瘦不以美丑为标准，腹背手足也不以形状和美丑、肤色论人前程和才能，而是论其特点。
　　背宜圆厚，厚能负重，是担当大任的象征；圆可通融，是立于群人之中左右逢源、四通八达，行事有分寸、有办法的灵活通变的象征。腹宜突坦，腹部外突而不失平坦之征，表明有承受大任、突出在众人之外之象，但又有平坦之势，表明有供他人平稳生活之地。
　　手宜温软，是贵人之相。大凡有地位有权势有财富的人，脱离体力劳动多年，休养处尊，即便如刘邦一样早历艰辛的人，体势劲力也已大变，手上的毛茧消失得干干净净，反而成了温软之物，再加上香薰玉沐，自然不是劳动人民的粗硬大手可比了。
　　足宜丰满，下宜藏蛋。这一点可用现代生理解剖学来解释。足分弓形足和扁平足，弓形足高的，足弓下可藏鸡蛋。扁平足不利于足部血液循环，因此不胜长力行走，因此曾有一段时间，征兵对扁平足有限制；弓形足弹性好，行动迅捷，血液循环快，不宜疲劳，宜于长足跋涉，因此是军人必备条件之一。
　　以上对背、腹、手、足“整”的要求，在现代解剖学上都可找到对应的依据。这是中国古人在认识人这个问题上的一种逻辑，可惜生理学的印证仍欠缺许多有说服力的数据，倒不如中国古人的直觉智慧来得快而直观。
　　五短多贵，贵在其短，短得有分寸，不失匀称协和之美；或互补有情，配合奇佳，自然不是一般的人。
　　两大不扬，两条腿纤细竿长，失去了协调之美，突破了习惯标准的长度，当然难看，是不值得称扬的“修长玉腿”了，自然不足为论。
　　负重高官，行路有如重负在背，沉稳有力，坚实稳健，不疾不徐，而无大山压顶之绝望吃力态，也是好的，是担当重任的象征。这种任重道远的类比取象手法，涵盖了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
　　鼠行好利，道理同一。行步像老鼠一样细碎快速、无声而疾、急速匆忙，左顾右盼，目光闪烁不定，稍有声响，即惊惶鼠窜。这种人是生性好利之人，不是重义气重朋友的汉子。
　　2．观察体型特征。
　　从一个人的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活动，通过对一个人的体型的观察，更可以看出对方的某种特殊的潜质。
　　三、观察面相识别人。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头部圆圆，一定富贵；眼睛流露善意，心底必定慈悲；眼睛横竖，性情刚烈；眼珠暴突，性情凶恶；眼睛斜视不语，心怀妒忌不满，近距离细看则神情内藏不露。性情温柔的人容貌平和，脸色青蓝的人多遭困顿，脸色红黄不改的人一定荣昌，面上有黑白色的人，疾病不断，面上有紫色的人，福禄晚至，面上有赤红色的人，必有犯官作乱之事。眉毛平直如一字，仁义之人。鼻头尖薄，定是奸险孤贫之人；鼻头圆圆，好似截筒，定居高位。眼珠黑如点漆，富贵聪明。四字口，朱红唇，日月二角朝向天仓，此是公侯之相。眉毛高翘，两耳耸起，官运亨通。
　　仪表，可以显示一个人的性情、能力、福泽等等。因此，每一个器官都可以用许多形容词来形容，因其人的身份不同，形容词的涵义亦会发生极大甚至截然相反的变化。
　　古人认为人的面相脸型与人的成就具有密切关系。清朝举人会试三科不中，而年龄渐长，苦生计艰难，需要俸禄来养家时，可申请“大挑脸”。则纯然以貌取人，而以一字为评，长方为“同”字脸，圆脸为“田”字脸，方脸为“国”字脸，这都是能挑中的好脸；而冷落的则有上丰下锐的“甲”字脸，反之即为“由”字脸，上下皆锐则为“中”字脸，均不能重用。
　　就相貌来看人，最要紧的是“五官端正”。“端正”即是匀称之意，“五短身材”之所以称为贵格，就在于其匀称。就五官而言，在男子眉宁粗勿淡，眼宁大勿细，鼻宁高勿塌，口宁阔勿小，耳宁长勿短，当然要恰如其分，过与不及，皆非美事。
　　古人认为，好的面色是：面相有威严，意志坚强，无私正直，嫉恶如仇；秃发谢顶，善于理财，有掌管钱物的能力；观颧高耸圆重，面目威严，有权有势，众人依顺；颧高鼻丰并与下巴相称，中年到老年享福不断；颧隆鼻高，脸颐丰腴，晚年更为富足；颧骨高耸，眼长而印堂丰满，脸相威严，贵享八方朝贡。
　　古人识面认为不好的脸色是：颧高面瘦，做事难成，晚年孤独清苦；颧面而鬓发疏稀，老来孤独；颧高鼻陷，做事多成亦多败。薄脸皮的人常常会被误认为高傲，或者低能，这些误解更增加了薄脸皮者在人际交往中的困难。因此，他们在处理问题时常常不敢大胆行事，宁愿选择消极应付的办法。他们对工作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怕担风险。然而，脸皮薄的人并非一无是处。一般说来，脸皮薄者的为人是比较坚定可靠的。他们是好部下、好朋友，在特定的狭小范围内，还可以充任好骨干。
　　人类对事物的一般认识过程是：首先是感官接受了外界事物，然后心里有了印象，接着发出声音加以评论，最后才表现为对人的外表反应。所以我们可以说从貌知其音，再知其心气，最后看清他的内心世界。我们从以下方面可作一些参考。
　　一个心质诚仁的人，必定会展现出温柔随和的貌色。
　　一个心质诚勇的人，必定会展示出严肃庄重的貌色。
　　一个心质诚智的人，必定会展示出明智清楚的貌色。
　　人们普遍相信“人不可貌相”的格言，但在理解上有所偏差。的确，一个人品质的好坏、才能的优劣，当然与美丑无关。人的品性和才能，都是形于中而露于外的，通过观察，不是不能发现。当然，这首先要取决于你是否有一双慧眼。
　　相人之要，情态为先。
　　容貌是人的外部显现，常常能弥补内在的不足；情态则是神的外在表现，常常能弥补神的不足。久久审视，应主要观察人的精神；短暂一见，主要观察人的情态。大家高人之态，即便有女儿家似的羞涩，也不失为佳相。像小孩儿一样哭哭啼啼，又叫又跳，愈是掩饰造作，愈使人觉得虚伪粗俗。审视情态，应首先分辨清浊，近观细审时，还要兼论取舍存留，方可从大处着眼，于细处定性。
　　常见的情态有以下四种：委婉柔弱的弱态，狂放不羁的狂态，怠慢懒散的疏懒态，交际圆滑的周旋态。如小鸟依人，情致婉转，娇柔亲切，这就是弱态；衣衫不整，倒穿鞋袜，不修边幅，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旁若无人，这就是狂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分场合，不论宜忌，这就是疏懒态；把心机深深地掩藏起来，处处察言观色，事事趋吉避凶，与人接触圆滑周到，这就是周旋态。这些情态，都来自于内心的真情实性，不由人任意虚饰造作。委婉柔弱而不曲意谄媚，狂放不羁而不喧哗打闹，怠慢懒散却坦诚纯真，交际圆润却强干豪雄，日后都能成为有用之才；反之，委婉柔弱而又曲意谄媚，狂放不羁而又喧哗打闹，怠慢懒散却不坦诚纯真，交际圆滑却不强干豪雄，日后会沦为无用的废物。情态变化不定，难于准确把握，不过只要看到其大致情形，日后谁会成为有用之才，谁会沦为无用的废物，也能看出个二三成。
　　一、情态，，神之外在表现。
　　容貌不同于人们常言中的容貌，“文人先观神骨”，以骨鉴人心性才能，实在是有虚无缥缈的感觉。用“容貌是骨的外在表现”来理解，倒可以让人接受，多少能合于自西方传过来的“科学”的逻辑，因此才能被现代人理解。容貌弥补骨的缺陷，仍是虚幻不明的一个概念，这里不细论。
　　考察情态的目的在于用人者在彼此短暂相见过程中，确定人物的心性才能品质。曾国藩视刘铭传从大厅里经过，就辨识出他的大将气度，这是几十年阅历经验所致，偷不得半点机巧。人们也不乏这种经验，刚一见面，就喜欢上了他，认为是一个人才，这就是从人的情态得出的结论。
　　把情态理解为神的流露和外现，有一定道理。情态是人内心欢悦痛楚的面部表现，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清丽绝俗、优美端庄、优雅洒脱、气度豪迈、冷艳飘扬等。如果一个人精神不足，可以由情态来补充，佐以优雅洒脱、气度豪迈、冷艳飘扬之态，当然别有一番风姿。以《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论，一身病态，精神自然是不足的，虽得珍贵药物调养，仍然回天乏力；但她身上的冰雪聪明、弱态娇美、凄苦轻扬，却别是一种美丽。这是情态者，属神之余。
　　神与情为表里关系，是经常合在一起的，讲“神情”，神隐含于内，情现露于外，一个抽象，一个具体，前者不易识别，后者易于识别。神以静止态为主，情以运动态为主；神是持久性的内在力量，贵在充沛，隐隐有形；情通常以瞬间表现为单位，贵在自然纯朴。
　　如果说神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事物，使人不易理解，那么情态的具体性则能够作为神的补充。在考察人物时，通过各种情态来发现人物的真性情、真本质，这是相对容易办到的事。
　　常见有容貌清秀俊雅美丽的人，但其言谈举止之间却俗媚难持，这是容貌佳秀而情态不足的；又有容貌丑陋不饰、观不入目的人，但却是风姿绰约、端庄贞谨，不失一种深藏内在的美，这是容貌不足而情态有余的。两种情况的根源在于环境的修养和造化，其中有家庭的影响、社会的熏陶与自身的磨练。古人讲，贫者因书而富，富者因书而贵，贵者因书而守成，皆因为书中的人生道理能启人智慧。从本节所讨论的角度来看，是因为情态受人主观修养的控制，有一个从不足到有余、从不雅观到端庄贞谨的演化过程，或者相反的过程。基于情态乃神的外部表现与补充这一说法，可以推知，神也是可以经由后天的磨练得到改变与强化的。
　　二、细微动作反映心理状态。
　　脸部的表情最容易显现出人的心理状态，人对脸部以外的四肢活动，反而较少在意。若要看出对方隐藏的个性，可以观察他细微的动作。
　　某一实验证明，看照片时注意脖子以上，或脖子以下及全身时，有下列不同的表示：
　　第一，只看脖子以上的人，容易表示友善的态度，个性开朗豁达，感情丰富，也很细腻，重义气，让人觉得老实、体贴。
　　第二，只看脖子以下的人，时常紧张、神经质，做事并无主见，常常无助与迷茫。
　　第三，注意身体全部的人，善变，敏捷，具有活动性。
　　总之，看照片时，只看脖子以下的人，比较容易洞悉对方的为人，只看脸的人，容易被照片的影像所蒙骗，结果并不是很好的。
　　当年，水门事件中的尼克松总统一边回答记者提问，一边随手抚摸自己的脸颊和下巴。这些微妙的动作在以前不曾有过。
　　尼克松总统的身体语言已是一份“供词”，表明了他与水门事件大有牵连。
　　三、观察人的恒态。
　　精神是本质，情态是现象，要知人本质，须从神入手，而情态能佐神之不足，因此考察人物时，有初观情态，深察精神这两个层次和步骤。
　　情态的表现百种千样，却在瞬间即可看到其变化。精神的本质则不易知，故曾国藩关注江忠源良久，待他走后才说明“名扬天下，壮烈惨节而死”的结论，其中不排除“久注人精神”的原因。情态根据静与动可分为恒态和时态。
　　恒态直解为恒定时的形态，具体地说，就是人的形体相貌、精神气质、言谈举止等各种形貌在恒定状态时的表现，在这儿主要是指言谈举止的表现形态。观察一个人的恒态，对帮助评判他的心性品质有重要作用。恒态有四种表现形式：弱态、狂态、疏懒态、周旋态。
　　弱态者，性情以柔为主。从缺点上讲，容易优柔寡断，信心不足，少果敢独立之气，不能坚持个人意见，缺乏主心骨，易言听计从。但是，他们的优点在于内心细腻、感受敏锐深刻细微，能注意到常人注意不到的细节，也善于从生活中发现美。这种人精明干练，心思周密，做事周全，叫人放心，在许多细节问题上会处理得非常巧妙，非常有创意，可惜豪气不足，不适合做独当一面的开创性工作，适合从事文学艺术和慈善事业。
 



第33章 曾国藩的识人智慧(4)


　　狂态者，大多对现实不满，个性狂放不羁，愤世嫉俗，为人耿介朴厚，有高人之风，但宽容不足，机巧圆润不足。因此这类人为人行事自成一格，既不为他人理解，也不肯屈尊去迁就他人；又由于此类人孤独，因此能沉心于个人兴趣之中，钻研，这类人发奋，持之以恒，终于有过人的成绩。历史上诸如郑板桥等一类人物，皆属此类。狂傲，此类人多半以充足的信心为基础，常以为天下人皆不如己，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有利于将个人才智淋漓尽致地发挥；但失于分寸，忘记自律，不分场合，皆以己意行事，则会坏人坏己之大事，而难得善果。另有用狂傲态来掩饰真心的情况，不可不细察。狂傲的人又是最孤独的，因此是搞艺术的绝佳人选。
　　疏懒态者，大多有才可恃，但因为眼光犀利，什么东西一眼就能看穿本质，反而缺乏了行事的兴趣和动力，显得生疏懒惰。如果有某项事功确实打动了他的心，吸引了他，他会很容易着迷，深陷不出。因此这种人的成就可看得见。
　　其实，人身上都多少具备一些以上四种特征，但又以某一种为主要特征。从成才角度看，以上四种，各有所长，弱态之人，不媚俗迎众；狂态之人，不哗众取宠；疏懒态之人，出于真性情；周旋态之人，举止圆滑中不失中正刚健，都可以有所作为，而被历史铭记。反之，则是败器之人，不足为论。
　　四、观察人的时态。
　　时态与恒态相对，直解为运动时的形态。时态与人的社会属性、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人的活动，无不被打上环境和时代的烙印。脱离时代与环境而独立生活的人是不存在的。
　　古人并没能提出“恒态”“时态”的动静结合方法，而《冰鉴》却弥补了不足。实际上，恒态与时态相结合的方法，有辩证法的成分，能有效地避免机械主义的错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识人。古人把时态分为三类：深险难近者、卑庸可耻者、妇人之仁者。
　　深险难近者正在交谈之时，忽然随便地把目光移往别处，这种情况表明，他心存别念，或者是心不在焉，没有给对方足够的重视。如无特殊原因，这种人缺乏诚意，不尊重对方，心怀他念。如果与这类人交流谈心，那是找错对象了。另一种可能是，谈到一个话题时，他迅速地转向了另一个话题。这种情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内倾式思维者，多关注个人内心世界，内心感情敏感而丰富，思维转得快，但不依据、照应外界的情况变化；另一个原因是心有别念。前一种原于本性，不足为怪，后一种情况则不足与论情了。
　　大伙儿正谈得高兴，唯独他一个人在旁边冷嘲热讽、无动于衷，或者是冷眼旁观、不屑一顾。这种人，要么是高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见旁人胡乱瞎侃，心中不舒服，本不想掺杂到当中去，却又忍受不了他们乱讲，因此在情态上有所表现；要么就立马走开，不予理睬。这种情况为情理中事，不足为奇。另一种情况则是没来头的冷嘲热讽，自以为高于众人，这种人冷漠寡情，居心叵测，不值得深交。有的人天性如此，倒也不必多怪。
　　卑庸可耻者在他人的言论并不正确的时候，却在一旁连连附和，高声称唱。如果不是存心这么做，必定是个小人，胸无定见，意志软弱，只知巴结逢迎、投机取巧。这种人不可信赖。
　　妇人之仁的表现各不相同，项王待人仁慈有礼，言语温和，部下有人生了病，他会流着泪把自己的饮食分给他们；当手下的人有了功劳应当赐封爵位时，他却把刻好了的印章拿在手里，玩弄得磨去了棱角，却舍不得给人家，这种行为，就是所谓的妇人之仁。对欲成事功的人来说，应引以为戒，怀妇人之仁者，不足以与之交谈大事。
　　中国古代对人的性格气质等都有所研究，但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体系，多散见于各种著述之中。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不是一成不变呢？不是。曾国藩体情察意，明确认识到性情气质不是固定永恒的，而是会有所变化的。更深一步说，作者已经明确认识到一个人的性格性情、人格情操、言谈举止，跟他的命运好坏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不会决定人的终身命运。验之于社会现实生活，可以发现，一个奸邪的小人却能身居高官显位，而一个正人君子却功名难求；贤相良将常常过早身首异处，巨奸大猾往往能够得享永年。“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屡见不鲜，不算什么怪事，因为社会生活太复杂了，没有固定不变的公式。
　　早眉晚须，勿失于呆。
　　人们常说“须眉男子”，是将须眉作为男子的代名词。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还没有见过既无胡须又无眉毛而能称为男子的。人们还常说“少年两道眉，临老一付须”，这两句话是说，一个人少年时的命运如何，要看眉毛，而晚年运气怎么样，则以看胡须为主。但是也有例外，脸面呈紫气，即使没有胡须，地位也会高贵；两腮突露者，就算胡须稀少，也能够声名显达。郭子仪虽然胡须稀疏，却位极人臣，名满天下；霍去病虽然没有胡须，只是一副寡脸，却功高盖世。但这种情况，不过只是偶然碰到，毕竟有胡须有眉毛的人，占九十以上。
　　眉崇尚光彩，而所谓的光彩，就是眉毛梢部闪现出的亮光。富贵的人，他眉毛的根处、中处、梢处共有三层光彩，当然有的只有两层，有的只有一层，通常所说的“文明气象”指的就是眉毛要疏密有致、清秀润朗，不要厚重呆板，又浓又密。远远望去，像两只凤在乘风翱翔，如一对龙在乘风飞舞，这就是上佳的眉相。如果像一团散浸的墨汁，则是最下等的眉相。双眉倒竖，呈倒八字形，是好的眉相。眉下垂，呈八字形，是下等的眉相。眉毛如果比较长，就得要有起伏；如果比较短，就应该昂然有神；眉毛如果浓，不应该有虚浮的光；眉毛如果淡，切忌形状像一条干枯的绳子。双眉如果像两把锋利的宝剑，必将成为统领三军的将帅，而双眉如果像两把破旧的扫帚，则会有杀身之祸。另外，这里面还有其他的迹象和征兆，不可不认真地加以辨识。但是，如果眉毛过长并压迫着双眼，会使目光显得迟滞不利；眉毛散乱无序，会使目光显得忧劳无神；眉形过于纤细并带有媚态，眉形过于粗阔，使其没有文秀之气，这些都是属于最下等的眉相。
　　胡须，有的人多，有的人少，无论是多还是少，都要与眉毛相和谐、相匹配。胡须多的应该清秀流畅，疏爽明朗，不直不硬，并且长短分明有致；胡须少的，就要润泽光亮，刚健挺直，气韵十足，并与其他部位相互照应。胡须如果像螺丝一样的弯曲，这人一定聪明，目光高远，豁然大度；胡须细长的，像磨损的绳子一样到处是细弯小曲，这种人生性风流倜傥，却没有淫乱之心，将来一定能名高位显；胡须刚劲有力，如一把张开的利戟，这种人将来一定能当大官，掌重权；胡须清新明朗，像闪闪发光的银条，这种人年纪轻轻就为朝中大臣。以上这些都是宦途官场上的大材大器的人物。如果人的胡须是紫色，眉毛如利剑，声音洪亮粗壮，胡须像虬那样蓬松劲挺散乱，而且有时还长到耳朵后边去，这样的胡须，再有一副清爽和英俊的骨骼与精神，即使封不了千里之侯，也能当十年的宰相。其他的胡须，如辅须先长出来，终究没有好处。人中没有胡须，一辈子受苦受穷；鼻毛连接胡须，命运不顺利，前景黯然；短髭变长了而遮住了嘴，一辈子忍饥挨饿等等。这些胡须的凶像是显而易见的。
　　一、少年两道眉，临老一副须。
　　看人看须眉。在最初时，有人认为此举可笑，胡须和眉毛这等生理学上讲的皮肤衍生物，可以用来鉴别人才么？如果成立，不是要滑天下之大稽，指甲、汗毛等皆可以用来鉴别人才了么？如果说古人错了，内圣外王的曾国藩也一定能想到，但他对此只字未提，而承继了前人的说法，想来其中一定有他的道理。
　　古人以留长须为美事。苏东坡有一嘴胡须，以至于宋神宗有时会称他为苏大胡子。其他有“美髯公”之称的人也不少，三国时的关羽、北宋水泊梁山上的朱仝都如此。
　　胡须和眉毛是古人“丈夫气概”的标志，故无须眉不足以称男子。从古代医学来看，须属肾，肾属水，性阴柔而近水，故下长而宜垂；眉属胆，胆属火，性阳刚而近火，故上生而宜昂。古人认为，“须”是山上松柏，象征一个人的生命力，故可显示其强弱。胡须漂亮光洁，一尘不染，生命力就旺盛；胡须枯黄稀落，昏暗晦滞，生命力就虚弱。
　　从审美来看，眉以疏朗、细平、秀美、修长、滋润为佳，形如一弯新月。如果眉毛细软、平直、宽长，象征着一个人聪明、尊贵、身健体康而长寿；如果眉毛粗硬、浓密、散乱、促生攒缩，则象征着一个人愚顽、身体不健康。因此，眉有日月之华彩、山峦之花木的作用。一个人的健康、个性、秀美、聪明、威严都可以通过眉毛来显示，进而可以判断其成就高低、事业成败。眉毛生得好的，显得英俊秀挺、聪明伶俐，能给人留下睿智、聪明的深刻印象。
　　为什么曾国藩说一个人晚运和胡须有关系呢？其原因大概是这样的，大凡胡须丰满美丽者，是因为肾水旺、肾功能强，而肾旺是一个人身体健康和精力旺盛的重要原因和必不可少的条件。身体健康，精力旺盛，意志力常常也很坚定，工作起来得心应手。经过日积月累，到了中晚年，事业就有所成。再者，在传统社会中，以多子多孙为贵。肾是生命系统的根本，肾水旺，肾功能强，自然容易多子，多子就容易多孙，而多子多孙意味着多福，至少当时的人这么认为。所以说“须主晚运”。
　　人的眉毛、胡须都只是人体毛发整体中的两个部分。既然是整体中的各个部分，那就应该相顾相称、均衡和谐。眉虽主早成，仍须苗大丰美，否则难以为继，不能善始善终，即便有成，也怕是维持不了多久。再说，眉强须弱，毕竟有失匀称，有损形象，“其貌不扬”就这样形成了。胡须虽主一个人的老来运气，但还是需要得到眉毛的照应。不然，就如同久旱的秧苗，迟迟才有雨露浇灌滋润，其果实也不会丰满。总之，阴阳须和谐，须眉要相称。
　　关于眉毛所表现的身体语言基本上有五种形态，第一是表现恐惧、惊吓的眉毛上耸型，第二是表现愤怒的眉角拉下型，第三是困窘不愉快时，表现不赞成意思的眉毛并拢型，第四为做出询问表情的斜弯型，第五则系充满亲切、表示同意时的迅速上下动作型。
　　二、察眉识人。
　　古代医家论眉言：“眉为两目之华盖，实为一面之威仪，乃日月之英华，主贤愚辨别。”眉之重要性，亦不容忽视。古人曾将眉毛分为清秀眉、新月眉……等类，兹举主要的常见的分述如下：
　　清秀眉：这种眉再配上丹凤眼真是“眉清目秀”，贵不可言。这种人具大才，爱情专一，是女孩子择偶的好对象。
　　新月眉：纯情、明朗、快活。女人具有这种眉，温柔多情，是男士追求的好对象。
　　柳叶眉：这种人骨肉情疏，但对朋友却很情笃。
　　八字眉：这种人陷于悲观，而且是个爱情不专的人。相法谓：“眉分八字，贪花柳。”
　　一字眉：这种人固执、独断、自尊心极强。
　　虎眉：性野，勇而无谋，果敢逞强。
　　鬼眉：眉毛粗而阔，人面兽心，占有欲特强。
　　古人各种眉毛的分类图（选自《三才图会》）
　　间断眉：兄弟无缘，薄情，这是凶相。
　　交加眉：毛交叉相错，贫贱伶仃之相，有这种眉毛的人，一定是会倾家荡产的败家子。
　　古人对眉毛有四条要求：
　　有势，即“弯长有势”；
　　有神，即“昂扬有神”；
　　有气，即“疏爽有气”；
　　有光，即“秀润有光”。
　　下面分别论述。
　　1．弯长有势之眉。
　　“一望有乘风翱翔之势”，这种眉，乃是势、光、神、气四美兼具之眉。疏爽之至，清秀之极，即便不能富贵福寿俱全，至少也能占其一二；即使不能“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全占，也能据其一项，所以这种眉毛是上佳的眉相。远远望去，如龙凤在乘风翱翔飞舞。所以，有此眉相的人大富大贵，禄厚寿长。如龙眉、剑眉、新月眉就属于此上等眉相。
　　“泼墨”之眉，就是形同倒在地上的墨迹，其形当然是乱七八糟、丑陋不堪的。鬼眉、尖刀眉、扫帚眉的表象也是涣漫散乱的，就如同“泼墨”般难看。
　　“倒竖”之眉，指眉相成倒八字，主人性格刚毅，有远大抱负，并且勇于进取，具备了成就大业的所有心理品质，当然容易成功，属“上也”。但万物都有其限度，过则不美。这种眉如过于飞扬无度，使眼显得低陷无气，则多为好高骛远、心比天高之徒，小事不愿做，大事又做不了，终无所成。
　　“下垂”之眉，就是眉相形同“八”字，这种人性格懦弱，为人卑劣。多是行为猥琐、贫贱低下之人。所以谓之“最下”。
　　2．昂扬有神之眉。
　　“长有起伏”，指眉粗清秀有起伏。主人性格稳健，清贵高雅。有这种眉相的人，既能享受富贵，而且寿命也长。相反，如果眉毛过长却没有起伏，直得像箭一样，则为人脾气火爆、逞强斗狠。
　　“短有神气”，“短”是指眉毛相对于面部而显得较短，前面的“长”也是指眉毛相对面部而显得较长，眉毛短又缺乏神气，就使眉相显得急促又露肉，丑陋又单薄。相反，如果“短而有神气”，那么，眉毛短的缺陷就可以由神气来补救，这就是常说的以神补形。
　　3．疏爽有气之眉。
　　人体毛发的蜕变，即由多变少，由浊变清，这是人类由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进化到文明阶段的标志，也是所谓文明气象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既为文明时代的人，就应该有颇具文明气象的双眉，其眉毛“宜疏爽不宜凝滞”。这里的“疏爽”就是“清秀”的表征，而“凝滞”则是“俗浊”的表征。人的眉毛要有文明气象，首先，就要“疏爽”。
　　“疏爽”和“凝滞”，有两种情况，一是眉自身或为“疏爽”或为“凝滞”，二是两眉之间的关系或为“疏爽”或为“凝滞”。前者如龙眉、轻清眉、柳叶眉、卧蚕眉、新月眉、清秀眉等，为“疏爽”；而扫帚眉、小扫帚眉、鬼眉等则为“凝滞”。后者如龙眉、剑眉、轻清眉、清秀眉等为两眉之间关系“疏爽”；而交加眉、八字眉等，则是两眉之间关系“凝滞”。
　　4．秀润有光之眉。
　　一个人的眉毛若能有光彩，就如同珠宝熠熠生辉，如果黯然失色，好比珠宝年久无辉。而所谓“光”就是本部分所强调的彩，所以在本部分就开门见山地提出“眉尚彩”。
　　毛发有亮光，是一个人生命力的显现和标志，年轻人的毛发通常都很光润明亮，老年人的毛发，却多是干枯无光，原因就是前者的生命力比后者的生命力要旺盛得多。鸟兽的羽毛在末梢处都能显示其光亮。特别是珍禽异兽，比如虎豹、孔雀之类，更是光彩照人，鲜艳夺目。似乎动物皮毛的光亮，也能显示其在动物中的位置和层次。
　　三、瞬间读懂眉语。
　　当人们心情变化时，眉毛的形状也会跟着改变。眉宇之间的一些信息能透露人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关注细节的持久度，以及是否能够做到“实话实说”等。
　　眉毛的性格语言，大致有以下五种表现：
　　1．扬眉。
　　当人的某种冤仇得到伸张时，人们常用“扬眉吐气”一词来形容这时的心情。当眉毛扬起时，会略向外分开，造成眉间皮肤的伸展，使短而垂直的皱纹拉平，同时整个前额的皮肤挤紧向上，造成水平方向的长条皱纹。扬眉这个动作，能扩大视野。但同时也要认识到，一个眉毛高挑的人，正是想逃离庸俗世事的人，通常会认为这是自炫高深的傲慢表现，因而被称为“高眉毛”。
 



第34章 曾国藩的识人智慧(5)


　　当一个人双眉上扬时，表示非常欣喜或极度惊讶。单眉上扬时，表示对别人所说的话、做的事不理解、有疑问。当人们面临某种恐惧的事件时，可以用皱眉来保护眼睛，也可以用扬眉来扩大视野，两者都对我们有利，但我们只能选择其一。一般的反应是：面临威胁时，牺牲扩大视野的好处，皱眉以保护眼睛；危机减弱时，则会牺牲对眼睛的保护，扬眉以看清周围的环境。根据眉毛的变化方式，你可以判断出对方当下的感受。
　　2．皱眉。
　　皱眉的情形包括防护性和侵略性两种。防护性的皱眉只是保护眼睛免受外来的伤害。但是光皱眉还不行，还需将眼睛下面的面颊往上挤，眼睛仍睁开注意外界动静。这种上下挤压的形式，是面临外界攻击、突遇强光照射、强烈情绪反应时典型的退避反应。至于侵略性的皱眉，其基点仍是出于防御，是担心自己侵略性的情绪会激起对方的反击，与自卫有关。真正侵略性眼光应该是瞪眼直视、毫不皱眉的。最常见的皱眉，往往被理解为厌烦、反感、不同意等情形。
　　3．耸眉。
　　耸眉指眉毛先扬起，停留片刻，然后再下降。耸眉与眉毛闪动的区别就在那片刻的停留。耸眉还经常伴随着嘴角迅速而短暂地往下一撇，脸的其他部位没有任何动作。耸眉所牵动的嘴形是忧伤的，有时它表示的是一种不愉快的神情，有时它表示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样子，此外，人们在热烈地谈话时，会做一些小动作来强调他所说的话，当他讲到重要处时，也会不断地耸眉。
　　4．斜挑。
　　斜挑是两条眉毛中的一条向下降低，一条向上扬起，这种无声语言，较多在成年男子脸上看到。眉毛斜挑所传达的信息介于扬眉与皱眉之间，半边脸显得激越，半边脸显得恐惧。扬起的那条眉毛就像提出了一个问号，反映了眉毛斜挑者那种怀疑的心理。
　　5．闪动。
　　眉毛闪动，是指眉毛先上扬，然后在瞬间再下降，像流星划过天际，动作敏捷。眉毛闪动的动作，是全世界人类通用的表示欢迎的信号，是一种友善的行为。当两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相见的一刹那，往往会出现这种动作，而且常会伴随着扬头和微笑，但是在握手、亲吻和拥抱等密切接触的时候很少出现。眉毛闪动除了作为欢迎的信号外，如果出现在对话里，则表示加强语气。每当说话者要强调某一个词语时，眉毛就会很自然地扬起并瞬即落下。
　　总之，眉毛虽然也只是人面部一个很小的部分，有人的眉毛甚至不是十分的明显，但作用却很大，它的一动一静，就在无形中透露了你的心境。如果要不想让别人太看透你，那么你就得让自己的心态再老成一点，最好能处变不惊，但尽管这样，也不能完全阻止对方发现你的心境。当然，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小部位的举动，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不太平凡的人。
　　四、观人之胡须。
　　曾国藩对胡须的要求有相称与相合这一原则。相称，指形体各部位之间相互顾盼、相互协调，显得匀称、均衡，使整个形体呈完美之相。相称为有成之相，反之则为无成之相。相合，指合五行形局，若合五行正局则为上相，反之则为下相。“金不嫌方，木不嫌瘦，水不嫌肥，土不嫌矮”等，均合五正局，为上相。
　　人的胡须，有的人多，有的人少，胡须的多少与须相的好坏没有因果关系，也没有正比例或反比例的关系，不管多与少，都必须和眉毛相称。也就是说，假如眉毛多，胡须也要多，眉毛少，胡须也要少。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是佳。为什么胡须的多或少、“须相”的有成与无成，和眉毛的关系这么大呢？因为眉毛和胡须对于人来讲，属于同类，都是人体的毛发，此其一也；胡须和眉毛同位于人的脸部，都是面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是专指男性），此其二也；第三则是取其水火既济或水火未济之义，也就是胡须和眉毛相称为既济，不相称为未济，既济是上相，未济是下相。
　　多者要“清”，“清”就是清秀、清朗、清雅、清爽，就是不浊、不乱、不俗、不丑；要“疏”，“疏”就是疏落、疏散、疏朗，就是不丛杂，不淤塞；要“缩”，“缩”就是弯曲得当，不直，不硬；要“参差不齐”，就是有长有短，长短配合得当，错杂有致，不要整齐划一，截如板刷。这种多而“清、疏、缩、参差不齐”的须相，不管眉毛的多或少，都能和眉毛相称。若眉毛多，这种须相可与之形成一定的反差，若眉“少”，这种须相则可从“神”上与之协调一致。因此说，“多者，宜清，宜疏，宜缩，宜参差不齐”。
　　“少者”要“光”，“光”就是不枯、不涩，就是润泽、光亮；要“健”，“健”就是不萎、不弱、不寒不薄，就是要刚劲、康健、坚挺；要“圆”，“圆”就是不呆、不滞、不死板，就是要圆润、生动、飘然。
　　在上文已说过，眉毛的四个条件就是弯长有势、昂扬有神、疏爽有气、秀润有光，其中的弯长、昂扬、疏爽、秀润是因主体的不同而提出的具体要求和标准。也就是说，眉毛长要“弯长”，眉毛短要“昂扬”，眉毛浓要“疏爽”，眉毛淡要“秀润”，而“有势、有神、有气、有光”则是对于人类各种各样的眉毛的共同要求和通行标准。
　　曾国藩所称道的上佳胡须有六种，分别是：
　　第一种，“卷如螺纹”。指人的胡须如同长江大河奔腾之势，在转弯或汇合处时激起的漩涡，即象其势，有此胡须的人高瞻远瞩、心胸宽广、胆识过人。所以说其人“聪明豁达”。
　　第二种，“长如解索”。指人的须相如同江河之水源远流长、波涛起伏，又如破裂之绳，索身多小曲，即象其形。有此之人爱美好色、风流倜傥却不淫乱，所以说其人“风流显荣”。
　　第三种，“劲如张戟”。是指须相如两军对阵时的剑拔戟张之气势，有这种须相的人，有魄力、有胆识、有作为，必能成大器，所以说这样的人“位高权重”。
　　第四种，“亮若银条”。是指须相如生命初成，生命力旺盛，气色润朗，一片生机，即象其气。这样的须相，主人文秀多才，超凡脱俗，所以说其人“早登廊庙”。
　　当然，这四种须相不一定能决定某人“聪明豁达”“风流显荣”“权重位高”“早登廊庙”，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四种须相都是身体健康的表现，其原因是中国医学认为须相上佳，表明精力充沛。
　　第五种，“紫须剑眉，声音洪壮”。这样的配合叫金形得金局。
　　第六种，“蓬然虬乱，尝见耳后”，是气宇轩昂、威德兼具之相。此二者本为佳相，如能配清奇的神和骨，乱世可成霸才，治世能为良将。
　　以音观识，以声观形。
　　人的声音，跟天地之间的阴阳五行之气一样，也有清浊之分，清者轻而上扬，浊者重而下坠。声音起始于丹田，在喉头发出声响，至舌头那里发生转化，在牙齿那里发生清浊之变，最后经由嘴唇发出去，这一切都与宫、商、角、徵、羽五音密切配合。识人的时候，听人的声音，要去辨识其独具一格之处，虽然人的声音不一定完全与五音相符合，但是只要听到声音就要想到这个人，这样就会闻其声而知其人，所以不一定见到他的庐山真面目才能看出他究竟是个英才还是庸才。
　　声和音似乎是密不可分，实际上差别不小，是两种不同的物质。声产生于发音器官的启动之时，是空气振动之初的状态，可以在发音器官启动的时候听到它；音产生于发音器官的闭合之时，是声在空气中传播的浑响状态，可以在发音器官闭合的时候感觉到它。辨识声相优劣高下的方法很多，但是一定要着重从感情的喜怒哀乐中去细加鉴别。欣喜之声，宛如翠竹折断，其情致清脆而悦耳；愤怒之声，宛如平地一声雷，其情致悲愤而强烈；悲哀之声，宛如击破薄冰，其情致破碎而凄切；欢乐之声，宛如雪花在空中飘飘飞舞，其情致宁静轻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轻扬而清朗，被列为上口之佳。如果是刚健激越的阳刚之声，那么，像钟声一样洪亮沉雄，就高贵；像锣声一样轻薄浮泛，就卑贱；如果是温润文秀的阴柔之声，那么，像鸡鸣一样清朗悠扬，就高贵；像蛙鸣一样喧嚣空洞，就卑贱。远远听去，刚健激越，充满了阳刚之气，而近处听来，却温润悠扬，充满了阴柔之致，起的时候如乘风悄动，悦耳愉心，止的时候却如琴师拍琴，雍容自如，这乃是声中之最佳者。俗话说，“高声畅言却不大张其口，低声细语牙齿却含而不露”，这乃是声中之较佳者。声发出之后，散漫虚浮，缺乏余韵，像荒郊旷野中的孤牛之鸣；急急切切，咯咯吱吱，断续无节，像夜深人静的时候老鼠在偷吃东西；说话的时候，一句紧接一句，语无伦次，没完没了，而且嘴快气促；说话的时候，口齿不清，吞吞吐吐，含含糊糊，这几种说话声，都属于市井之人的粗鄙俗陋之声，有什么地方值得跟以上各种声相比呢？
　　音，是声在空中传播的余波、余韵。音跟声差别并不大，但要从细微的地方才可以分辨出来。贫穷卑贱的人说话只有声而无音，显得粗野不文；圆滑尖巧的人说话则只有音而无声，显得虚饰做作。俗话所谓的“鸟鸣无声，兽叫无音”，说的就是这种情形。一般人说话，只不过是一种声响散布在空中而已，并无音可言。如果说话的时候，一开口就情动于中，而音中饱含着情，到话说完了声音仍在空中回响，则是温文尔雅的人，而且可以称得上是社会名流。如果说话的时候，即使口阔嘴大，但声气不乱发乱出，口齿伶俐，却又不矫造轻佻，这不仅表明其人自身内在素养深厚，其人还会获得盛名隆誉。
　　一、听其声，辨其人。
　　常言道，听话听音。通过人们发出的不同声音、说出的不同话语来识人，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方法。正直的人说出的话句句实在，良药苦口；邪恶的人说出的话语气苛刻，话中带刺；小人说的话则笑里藏刀，搬弄是非。所以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一句六月寒”。
　　人的声音各不相同。声音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着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着一个人的品位。语言，它作为人们交流信息、传情达意的重要手段，所表达的意义是通过人们对其发音器官的有意识控制和使用而表现出来的。这种控制和使用的重要对象便是说话的声和气。
　　有人对观声识人的情况加以总结归纳，得出了一些规律：在正式场合中发言或演讲的人，开始时就清喉咙者，多数人是由于紧张或不安；说话时不断清喉咙，是变声调的人，可能还有某种焦虑；有的人清嗓子，则是因为他对问题仍迟疑不决，需要继续考虑。有这种行为的男人比女人多，成人比儿童多。儿童紧张时总是结结巴巴或吞吞吐吐地说：“嗯”“啊”，也有的总喜欢习惯性地反复说：“你知道……”。故意清喉咙则是对别人的警告，表达一种不满的情绪，意思是说如果你再不听话，我可要不客气了。口哨声有时是潇洒或处之泰然的表示，但有的人会以此来虚张声势，掩饰内心的惴惴不安。
　　这些声音你能判断准确吗：“嗯。”，，表明知道了；“喔！”，，表明感到惊奇；“喔？”，，表明心存疑问；“好的，照此办吧。”，，表明完全接受；“好，以后再说吧。”，，表明不肯接受；“好，再研究研究。”，，表明原则同意，办法还须讨论；“好的，你听我回音。”，，表明愿意帮忙；“好的，我替你留意。”，，表明没有把握；“好的，我替你想办法。”，，表明肯负几分责任。现代生物学和物理学已经证明，声音的生理基础由肺、气管，喉头、声带，口腔、鼻腔三大部分构成，声音发生的动力是肺，肺决定气流量的大小，音量的大小主要由喉头和声带构成的颤动体系决定，音色主要取决于由口腔和鼻腔构成的共鸣器系统。声音是由物体震动空气而形成的，声音是听觉器官，，耳的感觉。声音音量有大小之分，音色有美异之别，另有音高、音长之分。人类的声音，由于人与人不同、健康状况不同、生存环境不同、先天禀赋不同、后天修养不同等等而有很大差异，所以声音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着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着一个人的文化品格，，雅与俗，智与愚，贵与贱，富与贫。既然如此，那么声音便与人过去和现在的生存状况，以及未来的生存前景有一定关联。但是如果说声音能够决定人的一切，则未免虚妄不实。成功的歌唱家，一般都有苦学苦练的经历，但是如果天赋不高，单靠苦学苦练，是不会成为歌唱家的，不过声音对人生存的意义不能过分夸大。不少社会名流人物，其讲话、演说的声音，实在不敢恭维，而其才气却不能不令人竖起大拇指。
　　二、通过声音来识人。
　　声音辨人是指通过声音来识别人才。浅层的理解，是指听到一个人的声音（不仅仅是说话的声音，也包括脚步声、笑声等），就能知道他是谁。前提必须是对此人的声音很熟悉，一般在朋友、亲人之间才能辨别，这只是辨别人的身份。高层次的理解，是由声音听出一个人的心性品德、身高体重、学历身份、职业爱好等。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判断过程，既有经验的积累，又有灵感的涌动。声音可细分为声与音两个概念，既可由声来识人，又可由音来识人，但在实际运用中，多是由声音即两者同时来识别人。
　　人的声音各有不同，有的洪亮，有的沙哑，有的尖细，有的粗重，有的薄如金属之音，有的厚重如皮鼓之声，有的清脆如玉珠落盘、字正腔圆。有的人身材矮小，声音却非常洪亮，即日常所说的“声音若洪钟”；有的人生得高大魁梧，说起话来却细声细气，有气无力。古人对这些情况加以总结归纳，得出了一些规律。
　　1．辨声识人。
　　辨声识人，古本秘籍《灵山秘叶》中有四句话，很值得我们值鉴：
　　“察其声气，而测其度；
　　视其声华，而别其质；
　　听其声势，而观其力；
　　考其声情，而推其征。”
　　这四句话中大有学问，中国古文微言大义的特点，由此可窥一斑。这三十二个字至少讲明了这几个问题：
　　由声音中蕴含的气充沛与否，可以测知他的气概胸襟；
　　由声音的音色音质协调悦耳与否，可以测知他的性情爱好与品德，这里重在一个“和谐”，不以悦耳动听为唯一标准；
　　由声音的势态，可以测知他的意志刚健与否，声势高壮的，其意志力必然坚强，声势虚弱的，缺少主见；
　　由声音中所包含的感情，可以测知其当下的心情状态，“如泣如诉”是一种，“如怨如慕”又是一种，“情辞慷慨，声泪俱下”又是一种，此种分类，不一而足。
　　曾国藩在《冰鉴》中指出：“辨声之法，必辨喜怒哀乐。”人的喜怒哀乐的确能在声音中有所体现，即使人为的掩饰，也会有此特征，前面郑子产识别声音就是很经典的例证，这是观察人物内心世界的一个可行途径。辨声的同时结合考察眼神、面色、说话态度的变化，真实度、准确性就会更高。
　　假如欢喜的声音像青竹折裂时一样清脆悦耳，有天然柔和协美之动感，这样的声音有自然淳朴之美，不虚饰，不造作，是真性情的坦率表露，自然大方，不俗不媚。
　　当愤怒时，突然爆发出来的洪亮响声，如雷霆震于空中，击在地上，气势豪壮，强劲有力；但以“阴”盖头，则没有暴躁戾气，反而呈容涌大度之态，不带五雷轰顶之势。
　　在哀恸时，声音如同薄冰破碎时发出的声音。薄冰虽然容易破碎，但声音却清脆响亮，不散不乱，不聒不噪，也不扰人耳力，虽然是悲怆苦楚之象，但有“发乎情，止乎礼”之势。这样的态度也是雍容华贵、无小家子气的。
 



第35章 曾国藩的识人智慧(6)


　　风舞雪飘，放眼望去，冰天雪原，玉树琼枝，山川大地，银白世界，是何等的美妙。这已是古人见惯了而今人再难欣赏到的冬日美景了。高兴时，借音乐伴舞，声音如雪花漫舞之姿，轻而不狂，美而不淫，飘而不荡，奔而不野，是天下至纯至美的轻灵飘逸的潇洒态；又如女子临池兴舞，衣袂飘飘，长带曳曳，美不胜情。
　　钟响与锣鸣，都属于雄声，即阳刚之声，声音粗壮，气势宏大。然而“钟”声洪亮沉雄，远响四方，余韵不绝，悦耳愉心，所以为“贵”；而“锣”声则声裂音薄，荒漫沙嘶，余韵全无，刺耳裂心，所以为“贱”。
　　雉鸣与蛙鸣，都属于雌声，即阴柔之声，声音轻细，如旷野闻笛。然而“雉”声清越悠长，声随气动，有顿有挫，抑抑扬扬，同样悦耳动听，所以为“贵”；而“蛙”声则聒聒噪噪，喧嚣嚎叫，声气争出，外强内竭，同样刺耳裂心，所以为“贱”。
　　“远听声雄”，是说其声有如山谷回响，表明其心胸气魄宏伟，赋情豪放；
　　“近听悠扬”，是说其声如笙管之婉转，如春鸟翱翔，表明其人必神采飞扬，功名大就；
　　“止如拍琴”，表明其人必高雅冲淡，雍容自如。以上皆为“声”之最佳者，所以定为“上上”。
　　“大言不张唇”（严格地说，这是不可能的，应该是“大言却不大张唇”）是谨慎持重、学识深厚、训练有素的表现；“细言若无齿”，表明其必温文尔雅、精爽简当、成熟干练。以上为“声”之佳者，所以定为“上”。
　　荒郊旷野，一牛孤鸣，沉癖散漫，有声无韵，粗鲁愚妄之人，其“声”大抵如此；夜深人静，群鼠偷食，声急口利，嗝嗝吱吱，“字句相连，喋喋利口”，足见其语无伦次，声无抑扬，其人必幼稚浅薄，无所作为；“齿喉隔断，喈喈混谈”，足见其吞吞吐吐，不知所云，其人必怯懦软弱，一事无成。以上“声”相，当然属于下等。
　　2．声之魅力。
　　不同的声音会给人不同的感受，经过心理学的调查，大致形成这样几种类型：第一，声低而粗。这类人生活在现实里，性格成熟潇洒，较有适应力。第二，声音洪亮。表示此人精力充沛，具有艺术家气质，有荣誉感、有品位、有热情。第三，讲话的速度快。代表此人朝气蓬勃，活力十足，性格外向。第四，外带语尾音。这种类型的人，精神高昂，有些女性化倾向，具备艺术家气质。
　　以上这四种类型的声音，不论在交易或说服的工作上，都具有较为正面的作用。同样地，也会有产生负面作用的声音：第一，鼻音。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这种声音。第二，语音平板。较男性化，较沉默、内向、冷漠。第三，使人产生紧张压迫的声音。这类人很自傲，喜欢用武力解决事情。
　　好的声音和谈话技巧能提高说服力。那些说话音粗而低，说话速度快，尾音明亮的人能给听众一种“这人值得信任，积极、潇洒、有领导才能”的印象。
　　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什么声音好，也与谈话的地点、对象、内容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舞场上，由于灯光较暗，加上光线闪烁等因素，舞伴们很少能看清对方，在这种情况下，优美的声音就会产和很大的魅力。
　　3．闻声辨思。
　　生理学认为，声音中上佳者，应是始发于“丹田”中的。丹田，在人身脐下三寸处（古之道家有上丹田、中丹田、下丹田之说，这儿属其一）。发于丹田的声音深雄厚重、韵致远响，是肾水充沛的表现。肾水充沛，身体自然健康，能胜福贵，因而主人福贵寿全。同时，这种丹田之气充沛，丹田之声洪亮悦耳，易引起共鸣效果，给人舒服浑厚的感觉。不好的声音，则是那种发于喉头、止于舌齿之间的根基浅薄的声音。这种声音声气不足，给人虚弱衰颓之感觉，为肾水不足的表现。
　　《礼记》中曾谈到内心与声音的关系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到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人对于一种事物由感而生，必然会表现在声音上。人外在的声音随着内心世界变化而变化，是外物使它那样。
　　因为声音会随内心变化而变化，所以，一个人如果内心平静时，声音就会舒缓和顺；一个人如果内心清顺畅达时，声音就会清亮和畅；一个人如果内心渐趋兴盛之时，声音就会偏激热烈。
　　有关闻声辨思这方面知识，《逸周书·视听篇》有四点内容可供参考：第一，内心伪善的人，说话声音紧张结结巴巴，这是心虚的表现；第二，内心诚信的人，说话声音清脆而且节奏分明，这是坦然的表现；第三，内心卑鄙乖张的人，心怀鬼胎，因此声音阴阳怪气，非常刺耳；第四，内心宽宏柔和的人，说话声音温柔和缓，如细水长流，不紧不慢。
　　4．从声气中认识人。
　　声来自发音器官的启动，可以在发音器官启动的时候听到它；音来自发音器官的闭合，可以在发音器官闭合的时候听到它。辨别声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辨别人抒发喜怒哀乐之情时声的情状。
　　人类的声音包含各种要素。声调是很重要的要素之一，大的声音，同时也具有权力。发出很大的声音，可以让别人沉默下来。然而，小的声音有时候更能发挥效果，这是因为人们会注意去听的缘故。当然，声大声小都需要姿势辅助，效果才更好。
　　发声法对音质有很大的影响。若以鼻子产生共鸣，声音像是如泣如诉，也会给人傲慢的印象。但是，如果是以胸腔来产生共鸣的话，发声法亦随之改变，变得丰富、强力，响度也够。
　　讲话的速度也影响到会话。说话速度太快的人，一方面容易给人好像有某种急事、发生了戏剧性的事件或热心投入的印象；另一方面会让对方感觉焦躁、混乱以及些许的粗鲁。说话缓慢的人，虽然给人深思熟虑、诚实的印象，但太慢也会变成犹豫不决或漫不经心，甚至还会呈现消极的含义。
　　无论是在战场上、商场上，还是别的什么“场”上，领导从声气识人，都是很重要的。
　　（1）和声细气者。
　　人们在请求、询问、安慰、陈述意见时常使用和声细气。它可以弘扬男性的文雅大度和女性的阴柔之美。尤其是在抒发情感时，和声细气的运用，更具有一种迷人的魅力。由于语音学中音素、音位的原理和人们说话时用声用气的心理状态及规律的不同，和声细气，这种声和气宛如柔和的月光和涓涓的细流，由人的心底流出，轻松自然，和蔼亲切，不紧不慢，能给听者以舒适、安逸、细腻、亲密、友好、温馨的感觉。和声细气地说话的男人，为人必定厚道、宽容、襟怀开阔；和声细气地说话的女人，为人必定温柔、善良、善解人意。
　　（2）轻声小气者。
　　轻声小气表现说话者对人的尊敬、谦恭、谨慎和文雅。在和别人交谈时，可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距离，密切双方之间的关系。有时，它还能避免一些可能会招致的麻烦。但用它来公开坚持意见、反驳别人、维护正义和尊严或表示强调是不可取的。
　　（3）高声大气者。
　　高声大气是人们用来召唤、鼓动、说理、强调和表达自己激动心情的声和气。它可以表现说话者的激情和粗犷豪放的性格。它通常用来表示极度的欢喜或慷慨激昂的情绪。
　　（4）唉声叹气者。
　　这种人心理承受能力弱，自信心不强，缺乏勇气，一旦遭到失败，便灰心丧气，沮丧颓唐，乃至一蹶不振。
　　三、听其音，识其人。
　　1．声与音的区别。
　　声是气息冲击声带，引起空气振动而成的。这一刻气息冲击力强，是突发爆破式的，空气受振频率高，发音器官最紧张，因此效果强烈，听着清晰有力，是一种张扬的状态。
　　声爆破产生之后，空气受振动作用持续在空中传播，由此而产生音。此时发声器振频已经减小，发音器官也已松弛。也就是说，音是声在空中传播的状态，是声的余韵。音是一种持续的状态。
　　音是声在空中传播的余韵。音跟声的差别并不大，只有从细微的地方才可以分辨得出来。犹如一口大钟，用木棒敲击，这时发出的响动是声；嗡嗡作响，在空中传播的是音。完好无损时与稍有裂口时的声音有差别，裂纹越小，差别越小。两口质地不一样的钟，声音也有差别。由声音来识别人物的心性能力，与以声辨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只因其中不可确定的因素太多，因此能掌握其中真谛的人少之又少。当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区别声与音，再用二者去察人心性品质，本来就是荒唐之言，当然不可能有人会掌握其中的奥妙了。但声音总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人的一些信息来，因此有必要研究，也许正因为人们无法揭示其中的奥妙，所以可靠性、准确性不高。只要有一定的可行性，其中肯定有它未被人知的道理。
　　由于声的振频、强度不同，音在空中传播的余响效果会有一定程度的差异，这是音色的表现。音有音高、音长、音强、音色的差别，声乐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
　　古人认为，贫贱者有声无音，伪装虚饰者有音无声。这个论断正确与否，值得推敲。有声无音，就是说气息冲击声带，发出了声响，但在空中没有什么余响，相当于单调的声音，没有混响效果。有音无声，指气息冲击声带，却没有发什么声音，仅在空中有余响。这在声学的角度上是讲不通的。因此，仅凭声音的高低悦哑，不与语气、语势、语义相结合，是不能够正确鉴别人才的。声音只是一个参数，不能也不可能单列出来，不能凭此一点断人才性。
　　为了解释上面的论断，古人还用动物作类比，说“禽无声、兽无音”。从事理来看，阳春三月，草长莺飞，百鸟争鸣，莺语间关，燕声呢喃，春雨婉柔，增天地美色。百鸟齐鸣，啁啁啾啾，这是悦耳动听的声音；但对行事立功的人来讲，总觉得绵曼之气有余，豪迈雄壮之气不足，这就是有音无声的缘故。而荒山旷野，大漠草原，朔风劲草，丛林万千。狮吼狼嗷，野兽出没，森气弥漫，惊骇突兀，虽然豪气冲天，威猛肃杀，但却是刚猛有余，曲折婉转之意不足，这是兽无音的缘故。用在人身上，有音无声的傲气不足、骨气不足、刚气不足，因此多为贫贱所困；有声无音的婉转不足、柔情不足、血性不足，因此多属无情残忍之辈。
　　人在讲话的时候，声音随空气振荡而向四方传播，以正前方为信息发射源。“开谈多含情，话终有余响”，这种话语谈势，古人认为是高人国士的风范。这怎么理解呢？人以情为主，凡事多能兼顾情理，又不违背事理，这是一种处世的原则和标准，能两兼其美的人当然可以得到大家的称赞和拥护。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种人的话，普通老百姓爱听，因为他们能从开口含情之中辨出情的真假，情绪的感染力在演讲中是可以明显感觉到的。讲话完毕，余意绕梁，荡气回肠，听者心摇神驰，这种深入人心的效果是情绪感染力的极致状态。有如此号召力的人，当然称得上高人国士。
　　除“开谈多含情，话终有余响”之外，对讲话的要求还有“口阔无溢处，舌夹无窈音”。“口阔无溢处”，是指口虽大，但在讲话时不漏风，先有声，后传音，声气相投，不散不乱，这是修养深厚的人的讲话状态；反之则是粗声大气，脸上溅珠，口中吐沫，这种形态的人自然难登大雅之堂。从江湖中冲杀出来的英雄豪杰，虽然身上野气很重，但豪气占了主导，虽带有草莽气，仍不失英雄本色。话又说回来，这种草莽江湖气，会在事业一步步的拓展之中，随着接触的人物的增多、交际面的扩大渐渐收敛。雄才身上多了英气，英才身上染有雄气，如此方可称雄天下。刘邦如此，赵匡胤如此，朱元璋也是如此。像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鼎盛时也算兵强马壮，群贤毕至，但草莽气太重，没随事业的拓展在文治上下功夫，又一心想被招安，最后终成不了气候。
　　舌尖无窈音，是指虽然激情昂扬，但不口沫横飞；虽流利灵巧，但不轻浮张狂。这种人不但才智敏捷，而且含蓄务实，厚重端庄，不但会得人帮助、事业有成，而且有很好的名声。
　　“开谈多含情，话终有余响。口阔无溢处，舌尖无窈音”，是古人对国士高人讲话状态的描述。现代演讲更是要求达到内容美、技巧美、语言美、风度美、服饰美和场景美的统一。讲话作为人们表情达意的一种最常见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在社会交流中具有特殊功能，同时也是识别人的一条途径。
　　古时以声音识人，按照现代的理解，就应该是以谈吐讲话识人。因为人嘴里发出的音节都是有社会意义的词语，而非鸡鸣狗吠或龙吟虎啸。所以，以“声音”识人要结合话语的内容、神态语气一起进行，才不至于有失偏颇。风度优雅、举止潇洒、谈吐文雅、才思敏捷，无论古今，都是好的谈吐之相；反之，夸夸其谈、无病呻吟、张牙舞爪、口沫横飞，这些姿态是令人厌恶的。
　　2．从音色中辨别人。
　　音，是声的余波、余韵。音跟声相去并不远，它们之间的差异从细微的地方还是可以听出来的。
　　人的声音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能引起人复杂的心理反应。声音的强弱、快慢、高低、纯浊，都能显示出异常复杂的情感。《灵山秘叶》中有这么几句话：“察其声气，而测其度；视其声华，而别其质；听其声势，而观其力；考其声情，而推其征。”其中的“声气”，略同于声学中的音量，通过声气粗细，可察看人的气度；“声势”相当于声学中的音长，声势壮者，声力必大；声华相当于声学中的音质音色，“声华”质美，则其人性善品高；“声情”相当于带感情的声音。人有喜怒哀乐七情，在语音中必然有所表现，即“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因此，由音能辨人之“征”。人的喜怒哀乐，必在音色中表现出来，即使人为极力掩饰和控制，但都会不由自主地有所流露。因此，通过这种方式来观察人的内心世界，是比较可行的方法。
　　（1）凝重深沉者。
　　这种人才高八斗、言辞隽永，对人情事理理解得深刻而准确，对社会、对他人较负责任，有一定的可靠性。但由于人情事理的复杂性，使这种人能力得不到重用，抱负无法施展，如先秦时期的屈原。
　　（2）锋锐严厉者。
　　这种人言辞锋锐，爱好争辩。谈话时他一旦逮住对方语言的漏洞就会不留情地反击，让对方无话可说。这种人看问题一针见血，眼光犀利，但由于急于找到并攻击对方的弱点，从而忽略从总体上把握问题的关键，陷入舍本逐末、顶牛抬杠的处境而不能自拔。
　　（3）刚毅坚强者。
　　这种人办事坚持原则，公正无私，是非分明，但是因原则性太强而显得不善变通，让人没有商量的余地。不过，他还是因为肯主持公道而得到了别人的尊敬。这种人在评判他人的价值时，不因个人恩怨而产生偏见，依然能做到公正无私，扬善除恶，光明磊落，实事求是，主持正义。
　　（4）圆通和缓者。
　　这种人为人宽厚仁慈，性格宏度优雅，具有圆通性，对新生事物持公正包容的态度。在语言上圆通能使一个人在交往时显得温和可爱，这种人具有柔和的言辞和态度，不喜欢进行争论，怕伤了和气。拥有这种才能的人，总是“入乡随俗”，不在别人面前大露棱角，举止、言语无不八面玲珑。这种人可以从事任何职业，因为搞好人际关系，这是必要的条件之一，尤其是外交官，若不会交际与圆通，必然不胜其任。
　　（5）温顺平畅者。
　　这种人说话速度慢，语气平和，性格温顺，权利欲望平淡，与世无争，易与人相处。但因为用意温软，而使自己长期处于一种胆小怕事的状态，对外界人事采取逃避态度。如果他能遇上一个肯提携他的人，从旁帮他一把，教导他磨练胆气，知难而进，那么，他就会成为一个能刚能柔的人物，会有一番大作为，令人刮目相看。
　　（6）浮漂燥热者。
 



第36章 曾国藩的识人智慧(7)


　　这种人易犯浮躁的毛病。他们做事情既无准备，又无计划，只凭脑子一热、兴头一来就动手去干。他们不是循序渐进地稳步向前，而是恨不得一锹挖出一眼井。结果事与愿违，欲速不达。
　　（7）激荡回旋者。
　　这种人有强烈的好奇心，有独特的思维能力，敢于向传统挑战，敢于向权威说“不”。他们对事业开拓性强，经常弄出些奇思妙想，令人赞叹。他们在语言上的特点也与众不同，他们异想天开，独树一帜。他们的缺点是不能冷静思考，难以被世人理解，成为孤胆英雄。
　　3．说话声音反映个性。
　　平板、起伏不大的声音，常给人“男性化、不修边幅、冷淡、忧郁”的印象。鼻音重的声音，则给人“对社会不抱希望、言行举止俗不可耐”的印象。由此可见，说话声音也可以反映一个人的个性。
　　声音的特征和个性有关吗？与其说“这种声音是属于这种个性”，还不如说“这种声音的人，通常给人这种印象”来得恰当。根据阿狄顿对声音的研究，有以下几个例子作为辅助说明。男性的声音若是过于低沉，会给人“装腔作势、现实、八面玲珑、干练、适应力强”的感觉；若是女性，则会给人带来“头脑不好、懒惰、土气、丑陋、身体差、愚笨、自卑”等负面的感觉。
　　相反的，明朗的声音，不管是男性或女性，都会给人一种“干练、自信、充满朝气、善于社交”等等之类印象比较好的感觉。
　　4．分析说话的内容。
　　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喜欢说些什么更能体现他的性格了。一个人喜欢由什么样的话题切入谈话，绝对是与他的个人修养和个性特质有联系的。
　　（1）谈论自己的人。
　　喜欢谈论自己，包括经历、个性等等，一般来说，这样的人性格大多比较外向，感情色彩鲜明而且强烈，主观意识较浓厚，喜欢表现自己，多少有点虚荣。
　　（2）不经常谈论自己的人。
　　不喜欢谈论自己，包括经历、个性，对外界一些事物的看法、态度和意见等等，这种人的性格比较内向，感情色彩不鲜明也不强烈，主观意识比较淡薄，不太爱表现自己，多少有一些自卑心理。另外，这种人可能有较深的城府。
　　（3）单纯地叙述事情的人。
　　在叙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只是单纯地在叙述，不加入过多的自我感情色彩，这种人比较客观、理智，情感比较沉着和稳定，一般不会有过激行为。
　　（4）过分描述细节的人。
　　在叙述某一件事的时候，自我感情非常丰富，特别注意个别细节，这种人感情比较强烈，常常会一触即发，属于心直口快型的人。
　　（5）习惯于逻辑推理的人。
　　在说话时，习惯于进行因果和逻辑关系的推理，并给予一定的评价，这种人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客观和注重实际，自信心和主观意识比较强，常会将自己的思想观点强加于人。
　　（6）说话简单准确到位的人。
　　谈话属于概括型的，非常简单又准确到位，注重结果而不太关心某个细节，这种人具有一定的管理和领导才能，独立性较强。
　　（7）关注局部甚于整体的人。
　　谈话非常注重过程中的某个具体细节问题，对局部的关注要多于对整体的关注，这一类型的人支配他人的欲望不是特别强烈，可能会顺从于他人的领导，适合于做一些比较具体的工作。
　　（8）谈论内容多为生活琐事的人。
　　这种人属于安乐型的人，比较注重享受生活的舒适和安逸。这种人往往也是很现实的人，比较注重实际。
　　（9）经常谈论国家大事的人。
　　这种人的视野和目光比较开阔，而不是局限在某一个小圈子里。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并且愿意参与其中。这种人往往是不太注意细节的人。
　　（10）喜欢畅想将来的人。
　　这种人是爱幻想的人，有的能将幻想付诸行动，有的却不能。前者注重计划和发展，实实在在地去做，很可能会取得一番成就；但后者只是停留在口头说说而已，最终多会一事无成。
　　（11）在谈话时比较注重自然现象的人。
　　这种人的生活一定很有规律，为人处世也非常小心和谨慎。他们适合一些精细的工作，有风险的工作不太适合。
　　（12）当面背后言辞一致的人。
　　不愿意对人指手画脚、对人进行评论时当面与背后的言辞也多会基本保持一致的人，这种人是非常正直和真诚的，对人对事都能客观公正地看待。
　　（13）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
　　对他人的评价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奉承表扬，背后谩骂诋毁，这种人极度虚伪，是最不值得交往的人。
　　（14）谈话中经常变换话题的人。
　　在谈话中总是把话题扯得很远，或者不断地转变话题，这种人思想不够集中，而且缺少必要的宽容、尊重、体谅和忍耐。
　　5．辨别说话的态度。
　　在社会中生存，人人免不了说话。一个人说什么样的话，怎样说话、直接反映他的心理及个性，一个人说话的态度可以从某些方面表现出人的修养和个性。
　　（1）在说话中善于使用恭敬用语的人。
　　这种人多比较圆滑和世故，他们对他人有很好的洞察力，往往能够体会到他人的心情，然后投其所好。这一类型的人能随机应变，适应性很强，性格弹性比较大，与绝大多数人都能够保持良好的关系，在为人处世方面能进退自如、左右逢源。
　　（2）在说话中善于使用礼貌用语的人。
　　这种人有一定的学识和文化修养，能够给予他人足够的尊重和体谅，心胸比较开阔，有一定的包容力。
　　（3）说话非常简洁的人。
　　这种人性格多豪爽、开朗、大方，行事相当干脆和果断，凡事说到做到，拿得起放得下，从来不犹犹豫豫、拖泥带水，非常有魄力，开拓精神可嘉，有敢为天下先的胆量。
　　（4）说话拖拖拉拉、废话连篇的人。
　　这种人大多比较软弱、责任心不强，遇事易推脱逃避，胆子比较小，心胸也不够开阔，婆婆妈妈，整天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面纠缠不清。虽然对现实的状况有诸多不满，但缺乏开拓进取精神，不会去寻求改变，只是在等待。他们还特别容易嫉妒他人。
　　（5）善于劝慰他人的人。
　　这种人一般都多才、思维敏捷、健谈，对人情世故有深刻而又正确的理解和认识。感情丰富，易于和他人产生共鸣。
　　（6）善于奉承他人的人。
　　这种人大多比较圆滑和世故，在处理各种事情时都显得相当老练。他们相当精明，自己很少会有吃亏上当的时候。虽然表面上看来他们很容易向他人妥协，但实际上有自己的主张。他们多有一张非常实用的关系网。
　　（7）总是不断发牢骚的人。
　　这种人多是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的人。他们虽然想改变自己的处境，但却只是安于现状、坐享其成，而不去付诸行动。一遇到挫折和困难就逃避退缩，把原因都归结到外界的因素上。他们对他人的要求总是相当严格的，却从不以同样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们自私自利，缺乏容人的气度，很少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却总期望得到更多的回报。
　　（8）在谈话中好为人师的人。
　　这种人大多自我意识强烈，常常自以为是，目中无人，表现欲望强烈，希望自己能够引起他人的注意，好卖弄。这种人大多心胸狭窄，无法容忍别人比自己过得好，嫉妒心很强，爱搬弄是非。
　　（9）说话尖酸刻薄的人。
　　这种人多不太尊重他人，也时常缺乏必要的礼貌，他们对人特别挑剔，似乎永远也没有满意的时候，时常会遭到周围人的厌恶。他们人际关系并不是很好，而自己却意识不到这一点。
　　（10）说话锋锐严厉，多有攻击性的人。
　　这种人在与人交往中，一旦发现谁有不对的地方，总是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来，甚至会让对方显得非常难堪。这种类型的人往往有比较强的洞察力，自己的思想又很独特，所以看问题往往能一针见血、指出其本质所在，但他们有急于求成的毛病，时常会忽略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舍本逐末，最终使自己陷入某种困境之中而无法自拔。
　　（11）说话刚毅坚强的人。
　　这种人多是组织性纪律性比较强、办事坚持原则、是非善恶分明、能够做到公正无私的人。可是这一类型的人大多比较固执、不善变通，做事总是不给人留下商量的余地，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会得罪一些人。但因为他们能够做到公正、公平、公开、光明磊落、实事求是，还是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的。
　　（12）说话圆通和缓的人。
　　这种人待人多诚恳、热情、宽厚、仁慈，具有一定的同情心和理解心，处世圆滑，不太容易受到他人的责怪。对于新生事物，虽然他们的接受能力有一定的限度，但会持理解的态度，心胸比较开朗和豁达。
　　（13）说话温顺平静的人。
　　这种人大多性格温和，淡泊名利，渴望过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他们很少与人发生利益上的冲突，所以大家相处起来比较容易，关系也不错。在他人看来，这一类型的人总是显得有些胆小怕事，其实不然，这是由他们恬淡的性格所致。由于不想把自己卷入到许多是非当中，所以他们会采取回避的态度，但如若有人在旁指导，使他们加入到各种竞争当中，他们也会将自身的才华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成为一个能刚能柔、能屈能伸的人，也会大有一番作为。
　　（14）说话浮躁的人。
　　这种人大多脾气暴躁、易怒，他们做事常常欠缺周密的思考和完善的计划，只凭着一时的情绪、兴趣去行动，同时又缺乏耐性，不能循序渐进地稳步前进，而是急于求成，结果多是不尽如人意。
　　以气观志，以色观人。
　　如果说面部象征并体现着人的大命，那么气色则象征并体现着人的小运。大命是由先天生成的，但仍应该与后天遭遇保持均衡，小运也应该一直保持顺利。所以如果光辉不能焕发出来，即使是珍珠和宝玉，也和碎砖烂瓦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色彩不能呈现出来，即使是绫罗和锦绣，也和粗布糙麻没有什么区别。大命能够决定一个人一生的祸福，小运能够决定一个人一段时间的吉凶。
　　气是一个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要之神，在人体内部表现为人的精神，在人体表面表现为人的气色。气色有多种形态：其中有贯穿人的一生的气色，这就是俗话说的“少年时期气色为淡，所谓的淡，就是气稚色薄；青年时期气色为明，所谓的明，就是气勃色明；壮年时期气色为艳，所谓的艳，就是气丰色艳；老年时期气色为素，所谓的素，就是气实色朴”；有贯穿一年的气色，这就是俗话说的“春季气色为青色，，木色、春色；夏季气色为红色，，火色、夏色；秋季气色为白色，，金色、秋色；冬季气色为黑色，，水色、冬色”；有贯穿一月的气色，这就是俗话说的“每月初一日之后如枝叶盛发，十五日之后则若隐若现”；有贯穿一天的气色，这就是俗话说的“早晨开始复苏，白天充盈饱满，傍晚渐趋隐伏，夜间安宁平静”。
　　对于追求科名的文人来说，面部气色应该以黄色为主，因为黄色是正色、吉色。如果有一道黄色的彩云覆盖在头顶，那么可以肯定，这位士子必然会在科考殿试中一举夺魁，高中状元；如果两颧部位各有一片黄色向外扩展，如两只翅膀直插双鬓，那么可以肯定，这位士子登科升官或封爵受禄已经为期不远；如果印堂呈黄色，那么可以肯定，这位士子很快就会获得既能够致富又能够做官的机会；如果明堂部位即鼻子白润而净洁，那么可以肯定，这位士子必能科考及第；其他面部气色，如眼角即鱼尾部位红紫二色充盈，其状似绚丽的云霞，那么可以肯定，这位童子参加小考，必然能够顺利考中；印堂有一片紫色，向上注入发根之间，那么可以肯定，此人经常会获得一些钱财之利；如果两眼下方各有一片红晕，而且被鼻梁居中分隔开来从而互不连接，那么可以肯定，此人定会喜得一个宝贝儿子；如果两颧部位红润光泽，那么可以肯定，此人的亲人如父子、叔侄、兄弟等等，必然能够立功显名并发家致富。由此推而广之，足可以窥见面部气色与人的命运的关系情形。
　　面部气色忌青色，也忌白色。青色一般出现在眼睛的下方，白色则经常出现在两眉的眉梢。它们的具体情形又有差别。如果是由于心事忧烦困苦而呈青色，那么这种青色多半既浓且厚，状如凝墨；如果是由于遇到飞来的横祸而面呈现青色，那么这种青色一定轻重不均，状如浮烟；如果是由于嗜酒好色导致疲惫倦怠而面呈白色，那么这种白色一定势如卧羊，不久即会消散；如果是由于遭遇了大灾大难而面呈白色，那么这种白色一定惨如枯骨，充满死气。还有青中带紫之色，如果是金形人遇到这种气色，一定能够飞黄腾达；如果是白润光泽之色，土形兼金形人面呈这种气色，也会获得富贵，这些都是特例，不在以上所论之列。而最为不佳的，则是以下四种气色：“白色围绕眼圈，此相主丧乱；黑气聚集额头，此相主参革；赤斑布满两颊，此相主刑狱；浅赤凝结地阁，此相主凶亡。”以上四相，如果仅具其一，就会前程倒退败落，并且连接遭灾遇祸。
　　一、气与色。
　　“气”与“色”是中国古代哲学独有的概念。“气”，指生命的原动力，或称生命力。它无形无质，无色无味，在体内如血液一样流动不息，气旺者可外现，却能为人所见。而“色”，则是“气”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它是显现于人体表面的东西，就人体而言，就是肤色。
　　中国医学都认为，“气”与“色”密不可分，“气”为“色”之根，“色”为“气”之苗，“色”表现着“气”，“气”决定着“色”。“气”又分为两种，一为先天所禀之“气”，一为后天所养之“气”，即孟子所说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气”概如此，“色”自然也有先天所禀之“色”与后天所养之“色”的区别。古人把“气”和“色”这两个哲学概念拿来判断人的优劣。“气色”既有后天所养者，它们一定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的，所以又有“行年气色”之说。“生命在于运动”，也说明这个道理。
 


第37章 曾国藩的识人智慧(8)


　　“命”是一种先天禀赋，或曰一种先天获得的体现宇宙运动变化的生命力。英国《宗教伦理百科全书》认为：“命是一种势力，那是我们人为的能力所不能抵抗的。它是一种机械的、物质的、无意识的势力。这种势力能管理全世界，便是人也在被管理之列。”这种力量不可抗拒，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然而，由于它的物质的、机械的特性，便可以推度、预测。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运”，又称“气数”，即阴阳运行之变数；又称“时会”，即在运动变化着的宇宙状态中不同的机遇或遭际，所以别称“运气”。因此，尽管“运”常常与“命”并称为“命运”，然而细究起来，并非一回事。可以这样理解：“命”是先天禀赋，无法改变；“运”是后天造化，可以选择和变化，但力量不全来自于人的主观意志。
　　古人认为，人禀气而生，气有清浊、昏明之分，人有寿夭、善恶、贫富、贵贱、智愚、尊卑之别，这些都可以从“气”之上找到痕迹。气旺，则生命力强旺，头脑也就易处于清醒状态，处理问题正确率就高，失误少；气弱，则生命力衰微，精力不充沛，头脑就会变得混沌不清，失误就增多。这只是对气的一种解释，不能以点带面。气的衰旺，与人的沉静浮躁也有关。气旺盛的，以沉厚为佳，轻浮为不佳；气衰弱的，本已不佳，但如果衰而能静，也是坏中有好的事，较为难得。衰而浮躁，就无一可取了。以气足能沉为最好，足而不沉为次，衰而能静其三，衰而不静则下矣。
　　人好静好动，与气沉气浮相关，但不成正比，更多的是由性格决定。
　　二、观色识人。
　　“色”，指肤色，有白有黑，还与光泽相连。曾国藩认为：“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激奋之色；诚智，必有明达之色。”也就是说观脸色，“色”是一个人情绪的表现，“色”愉者其情欢，“色”沮者其情悲，也有不动声色之为，需从其他角度来鉴别他们的情绪状态。
　　“色”的含义比较广泛，是一个人气质、个性、品格、学识、修养、阅历等因素的综合表现，与皮肤的颜色没有直接的关系。一般来讲，仁善厚道之人，有温和柔顺之色；勇敢顽强的人，有激奋亢厉刚毅之色；睿智慧哲之人，有明朗豁达之色。粗略地理解，“色”就是人的面部表情。
　　三、面色识病象。
　　我们看一个人，通常先要看他的脸色，用专业一点的词叫做面色。那从面色上可以看出什么呢？中医里讲，“望而知之谓之神”，从面色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病象。我们下面一一讲解几种病象。
　　先是面尘脱色。面尘脱色的“脱色”是什么意思呢？脱色的一个解释是指没有颜色，脸色一点儿都不红润了；还有一个解释是说没有表情，就是人如果血不足，那么就会连表情都没有了。古人曾经说，大丈夫要“喜怒不形于色”，就是说一个人要能沉得住气，不要表现出来。“喜怒形于色”在中医里讲就是肾精不足的象。有些女孩子动不动脸呼地一下就红了，这就叫喜怒形于色，就是说马上就会让人看出你的羞怯来，或你根本就收不住这个脸色，这是沉不住气的一种表现；而做大丈夫的就要无论高兴与否都要让人根本看不出面目表情。面尘脱色在中医里边指的是肝病，是血虚不能上荣之象，就是血太虚了，导致脸上没有了表情，同时面色惨白，甚至口唇都是惨白的颜色。
　　还有一种叫做面如漆柴。这是肾病的表现。漆柴是什么样子呢？就像刚刚上过一层漆的柴火一样。年长的人都知道，过去人老了家里都要准备棺木，棺木是极讲究的，要一层一层地打磨，然后再一层一层地上油漆，每年漆一次，最后上了十年或二十年油漆后，棺材的外观非常之亮，叫做光可鉴人，这样才算好棺木。这也就是说，哪怕是黑，也必须是很有光泽才好。
　　在中医里，人的神就像蜡烛的光一样，是可以表现出来的，人脸上的光泽就是神的外现。如果你的脸像脏兮兮的木头上刷了一层黑油漆，既黑又暗，还很憔悴，没有一点光泽，那就是肾病的表象。五行中，黑色为肾所主。
　　如果面红，并且眼珠子黄，这是心包经的病。这样的人老有点喜笑不休。
　　还有一种叫面微有尘，体无膏泽。这种面相是什么样呢？就像人的脸上蒙了一层尘土，身体也一点儿都不滋润了。这实际上是胆气被郁，胆经生不起来，精气不能上开到身体的各个地方的象。
　　再有一种叫颜黑、鼽衄。这是什么病呢？颜黑属于胃肾病，这样的人整个前额都是黑的，前额为脾胃所主，前额黑是肾水上泛的象，也就是水反侮了土。如果前额黑，同时还出现鼽衄，这是太阴脾不能统血了。人的血应该是下行的，如果从上面的鼻子里冒出来了，就是脾不能正常挥统血的功能所致。
　　如果一喝酒特别容易脸红，那这种人就属于肝有病，为厥阴肝经收敛不住造成的病。要是喝酒全身红，更是肝功能出了问题。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一定要注意。
　　此外还有“肺热色白而毛败”，就是人身体上的汗毛卷曲、不润泽。“心热色赤而络脉溢”，就是脸上有红血丝。“肝热色苍而爪枯”，“爪枯”就是指甲出现问题。凡是指甲的病都是肝病。指甲上有竖棱儿是肝病，是肝气被郁的象；横棱儿是肝病好转的象。“脾热色黄而肉蠕动”，因为脾主肌肉，脾有病的人脸和眼皮的肌肉总会不自觉地抽搐，这都是脾中风的象。“肾热色黑而齿槁”，就是有肾病的人不仅脸黑，而且连牙齿也会干燥、枯槁，容易碎。这些都在中医古籍《黄帝内经·素问》“痿论篇”中提到过。
　　四、人以气为主。
　　人以气为主，气在内为精神，在外为气色，人们常把气与色看作表里性的一组概念。
　　“人以气为主”，是说“气”对人非常重要，处在主宰、根本的地位；“于内为精神，于外为气色”，是说“气”有内外两种存在形式，内在形式是“精神”，外在形式为“气色”。换句话说，观察“气”，既要观察内在的“精神”，又要观察外在的“气色”。这两句话实际上指出了观察“气”的门径，也指明了“精神”与“气色”的实质。
　　曾国藩向来看重人生气象，因此察人脸面也非常注意脸面气象，，一种“胸怀浩大”的精神。胸襟开阔需涵养淡泊宁静，表现出来便是平和空明。富有、显贵、功绩、声名，这些都是人世间虚浮的荣誉，只有心胸博大才算是真正的享受。
　　观察一个人的“气”，可以发现他的沉浮静躁，这是做大事的必备素质。
　　沉得住气，临危不乱，才能担重任，干大事；浮躁不安，毛手毛脚，做事只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底气足，做事精力集中，而且能持久；底气虚，精神容易涣散，遇到困难就不了了之。要注意活泼与文静不是沉浮躁静，文静的人也能动若脱兔，活泼的人也能静若处子；而神浮气躁的人，大大咧咧，遇事糊涂，该小心谨慎的地方也大而化之，不能静下心来仔细思考问题，遇事又慌张，稍有风吹草动，就气浮神惊，这样的人能成什么大事？
　　五、观其气而识其心。
　　依靠观察神气来识人，这是除了依靠观察性情德行之外的又一识人方法。神由心立，气由性达。观其神气，即能察其心术，知其德性。道家主张“气是神之本，神因气而显”。神能在气中观察到，气能在神中观察到。合神气为神，合气神为气，二者可以由一变为二，也可以由二归为一。豁达与放荡，节俭与吝啬，谨慎与拘束，简默与深险，倜傥与轻佻，慷慨与浮靡，坦白与旷野，镇静与空疏，忠厚与颟顸，粗明与刻薄，外表都极其相似，二者之间实则南辕北辙。所以看人不如看神，看神不如看气。
　　豁达的人气博大，放荡的人气涣散；节俭的人气固执，吝啬的人气紧缩；谨慎的人气镇定，拘束的人气呆滞；简默的人气和顺，深险的人气沉淀，倜傥的人气超然，轻佻的人气薄弱；慷慨的人气豪爽，浮靡的人气流窜；坦白的人气真质，旷野的人气鄙陋；镇静的人气凝固，空疏的人气顽嚣；忠厚的人气宽阔，颟顸的人气迟钝；精明的人气清秀，刻薄的人气紧促。用这些方法去识人、用人，与人相交，大概不会错。
　　进一步说，有太和之气的人，是圣人气象；有忠贞之气的人，是贤人气象；有侠义之气的人，是英雄气象；有浩然之气的人，是豪杰气象；有纯真之气的人，是君子气象；有严格之气的人，是志士气象；有阴阳之气的人，是奸人气象；有浮泛之气的人，是小人气象；有卑下之气的人，是乡愿气象；有庸俗之气的人，是凡夫气象。气象，显示其神，在神上显示的，即是其气。观其神气，便可知其人品。这是百无一失的知人方法。
　　六、人得“黄”色主贵。
　　《冰鉴》是一部以论文人容貌为主的书。曾国藩以科举得功名，又与当朝各种文士交往密切，即使在军营之中，也多启用文人带兵。文中所说的“科名中人”，用在今天的环境下，可以理解为拥有较高学历的人，如学士、硕士、博士，而且毕业后在政界文化界工作的人更合于此义。
　　在中国古代，黄色历来被尊为正色。皇帝是九五之尊，他的衣物器具，以黄色为主，而且一般大臣，不能着黄色衣袍。在五行中，黄色代表土，而在五行方位中，土是居中的，其他如金为西，火为南，水为北，木为东。中国古代文明发源地是黄河流域，也以黄为主，土地能养生万物，因此，黄色被尊为正色。
　　“科名中人，黄色为主”。科名中人，为皇家效力，自然以正色为吉色。这种黄色，虽与土色同，但须有光泽。如无光泽，则是气不足之态，也难以为用。
　　古代科学考试，自隋唐建制以来，到明清时代愈加完善。曾国藩24岁进京赴考，26岁中举，此后十年内连升十级，是清朝一代汉人中少有的幸运者（清朝是不大重用汉人的）。曾国藩本出生于湖南湘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是完全靠科举奠定他一生功名的基础，因而，他在论“科名中人”时，特别倡导文人正色。
　　科举考试，殿试第一名称大魁，也就是人们说的“状元”。一个文人，如有“黄云盖顶”，可谓祥云笼罩，不发才怪。黄色由天中、天庭而起，气势森然勃发，上达顶心，旁连鬓角边地，一片光华灿烂。这样的人，在殿试中必能取得很高名次，如中状元、榜眼、探花之类，因此说“必掇大魁”。
　　以上是黄气贯顶之象。如果黄气没有这么灿烂，只由两颧而起，如鸿鹄展翅，直入双鬓，有升腾之兆，但没有上贯头顶连成一片，较之“黄云盖顶”次一等，仍能“进身不远”，也就是仍能博取功名，但名次差一些。
　　“印堂黄色，富贵逼人”。人们常说某某人印堂发亮，聪明有为，定有好事临身。曾国藩看人，如印堂有黄色灿烂，鲜润奇目，则这人必定会取得富贵，这也与前面的“气”旺相关。
　　“明堂素争，明年及第”。“明堂”，就是一个人的鼻子，鼻是肺之窍，属疾厄财帛宫，能表明主人有无财富。“明堂素净”，就是鼻白润光洁，如果真这样，考试中第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明堂素净”也有一个得令不得令的问题，以秋季为当令，否则，先忧后吉。
　　“眼角鲜霞，决利小考”。眼角鱼尾纹处，如有红紫二色艳如霞彩者，自然有吉庆之事。这种人智清神明，有利于县试、州试。
　　“印堂垂紫”，两眉之间紫气流动。民间有“紫气东来”主吉祥之说，那么眉宇之间紫气流动，自然也是吉兆，如再加上眼神清澄、气朗如云，则“动获小利”，病者可以痊愈，讼者可以胜诉，谋职者可获职位，求功名者可获功名。但这种情况，难获大利。
　　“红晕中分，定产佳儿”。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而有喜得贵子一说，以生儿为人生一大喜事。《冰鉴》考察人之气色，如两眼下有红色如晕，由鼻分隔而左右互不相连，此为大旺，当产贵子。古人曾说，“火旺生男，木旺生女”，即指此。
　　“两颧红润，骨肉发迹。”亲人之间有血缘关系，一人有事，亲人能够遥相感知，或在梦中有感应，这已不是奇事。如人之两颧红润如霞，兆示着他的亲人如父子兄弟多有发迹之象。但红色并不易辨，红色深而为赤，则有凶灾；红色又不能带枯色，枯则不吉。
　　七、面色忌青、白二色。
　　鉴别人才，历来看重他的才能心智和品德，本质上是考察、寻求他的有用性。人才的健康状况和个人命运虽然不是用人者所求的，许多用人者也没有时间去关心这一点，但它与人才的才智发挥、事功的成败有相关性，最好还是以能关心为宜。身为主管，对属下待以朋友般的关心（但不宜太过），既是做人的原则，也是身处此岗位的一种责任，有利于上下齐心、内部团结。古人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也就是人才团结、使力量倍增的道理。
　　中国人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感恩戴德的精神至今没变，虽然中西交流已改变了许多，但其精神本质和影响并未变化。比如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样的豪行壮举今天多半是没有了，但其固有的性情血气没变，像倾其所有资助朋友，为朋友忍痛割爱（包括两人同处情场，一人挥剑斩情魔，断然退出，其心苦楚，非亲身经历，有谁能解），唯一的区别即不再是血淋淋的义气，但侠骨丹心、热血衷肠是不变的，扶危济贫、舍生取义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由此而讲，用人者在注意人才的能力品质之外，还应该在其他方面多留心。这一点是容易办到的，，观察面部气血，也可以称为血气。
　　前面讲到面部的各种吉祥吉庆颜色，这里着重讨论不吉祥、兆示着身体有病变的非健康色，以青、白两色为主。
　　青色常见于眼底。不健康的青色，与春天草木新生的青色不同，是血液淤积阻滞、流通不畅形成的，即“鼻青脸肿”“脸色发青”的青色，是一种紫黑色。遭重击会形成青色，如眼部受打击，长期疲劳工作得不到休息；体内新陈代谢不畅，血液滞留，也会形成青色；肌体发生病变，也会形成青色。这类青色都是提醒人注意的警兆。
　　白色，不是金秋爽朗一样明快的白色，而是没有血气、如枯骨白粉一样的白色，是血气亏损、不足的表现。枯骨白粉给人阴森可怖的感觉，这样的白色当然也不会是好的面色。白色常见于眉端。
　　青白两色虽以不健康为主征，但青白的变色又并非都表示身体状况不好。心事忧劳，青如凝墨；祸生不测，青如浮烟。大家都能看出，连夜加班、没有休息好的疲惫态，根据是精神状态不佳，还有一个根据就是在面部气色上，两眼微肿，眼袋发青发紫，眼中晶状体布有血丝。如果因为心事忧劳，连续几天不能休息好，面部发青现象就会很严重，如凝结有墨汁一般。青如凝墨，已是比较严重的征象，应即时加以调理休息，否则会压迫身体使之陷于混乱状态，这样出错的机率会大增。司机疲劳驾驶易出车祸即是一个例证。
　　如果“青如浮烟”，气色袅袅不定，而且没有一点光泽，就属死色，难以救助，不日就会有难测之祸。
　　如果为“酒色”伤身，精神倦怠，眉端会常现白色，这是肾虚肺衰之兆，所以表现为白色，有“白如卧羊”之态。这种白色，尚无大碍，休养几天，可以复原。
　　但如果面部“白如枯骨白粉”，那就不可救药了。这种色为死色，一旦定形，表明其人肾内功能衰至极处，精力颓废到回光返照的程度，灭顶之灾会接踵而至。
　　青白二色有许多变化情形，还不能机械地一概而论。由于时间、地理位置的变化，其吉凶的变化也会产生。
　　气色发由于人体五腑六脏，暗合于五行之理，又由于天、地、时、经的阴阳变化和合，在观人时，要注意这些变化带来的若干差异，不能妄执一端，死钻牛角。
 



第38章 曾国藩的用人智慧(1)


　　设下天罗地网，人才尽为我用。
　　在鉴别、选拔、任用人才方面，曾国藩的“明字诀”具有另一层含义，即要有知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树人之道。
　　能不能鉴别、选拔、任用人才，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吏治世风，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因此，曾国藩对于人才非常重视，不论在何时，他都注意留心人才。所以后来就有人评价他说：“曾国藩之好才爱士，为当时之最。故中兴将吏大半出于其幕”“曾国藩昔官京师，即已留心人物；出事戎轩，尤勤访察。虽一艺之才，阁不甄录，而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材。”……此类评价之多，难以一一列举。
　　善于识人用人是曾国藩成功的根本要诀。他认为，“为政之要，首务得人”“得一好人，便为天地消一浩劫”“多事之秋，得一人则重于山岳，少一人则弱于婴儿”“除得人之外，无一事可恃”。但是用人极难，知人尤难，所以他慨叹“人不易知，知人不易。”
　　经过长期实践，曾国藩提出了一套认识和鉴别、考察人才的理论和方法。他在《应诏陈言疏》中提出应以“考言”为主，看他是否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字能力；除此而外，还要考察人的志趣、意志、态度、品行和思想。例如就“志趣”而言，曾国藩认为卑微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高贵者“慕往哲盛隆之轨”，高低贵贱立时可判；就“品行”而言，人才要以“朴实廉介为质”，要有操守而无“官气”，这是考察和选拔人才的标准；就“思想”而言，曾国藩认为不外乎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
　　为了识别和鉴别人才，曾国藩甚至还发明了“相人”之术，从“神骨”、刚柔、容貌、五官、须眉、声音、情态、气色等方面来“相人”。虽然看相之术有许多迷信色彩，但是曾国藩相人之术中某些合理的内容对于识别和选拔人才，还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
　　曾国藩的知人之明，仅从他的幕府组成人员来看，就可窥见一斑。有人曾经对曾国藩的幕府人才作了总结，认为他幕府中的人才有以下几类：
　　谋略人才：郭嵩焘、左宗棠、李鸿章、陈士杰、李鸿裔、薛福成等。
　　作战人才：彭玉麟、杨载福、唐训方、黄润昌等。
　　军需人才：李瀚章、甘晋、郭嵩焘、李兴锐等。
　　文书人才：罗置、程鸿诏、向师棣、黎庶昌等。
　　吏治人才：李宗羲、洪汝奎、赵烈文、倪文蔚、方宗诚等。
　　文教人才：吴敏树、莫友芝、陆艾、俞越、戴望、吴汝纶、张裕钊、刘寿曾等。
　　制造人才：李善兰、徐寿、华衡芳、冯俊光、陈兰彬、容闳等。
　　仅上面所提及的曾氏幕府的佼佼者来看，就有近50人之多。因此，当时就有人在评价曾国藩幕府人才之盛时说：“幕府人才，一时称盛，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赢、倪文蔚、甘绍盘、方谋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
　　容闳评述曾国藩的幕僚时也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方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收罗致之也。”
　　从这些评论来看，无不是对曾国藩的知人之明和广致人才推崇备至，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曾国藩善于知人、明于用人的思想。
　　事实上，曾国藩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和营中将领也有许多中肯的评价，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曾国藩的知人之明，也可以领略到他的用人之术。下面仅举几例：
　　对于胡林翼，曾国藩说：“胆识绝人，威望夙著”“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
　　对于左宗棠，曾国藩说：“其才可独立一面，固已历有明征。其虽求才太急，或有听言稍偏之时；措词过峻，不无令人难处；而思力精专，识量阂远，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左帅平定甘肃之后，恐下文尚长，亦由天生过人之精力，任此艰巨也。”
　　对于李鸿章，曾国藩说：“少荃天资于公犊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之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可胜江苏巡抚之任”“用人行政不改常度，而高掌远跖，治事清核，实鄙人所不逮”“殊为眼明手辣”。对于周梧冈，曾国藩评价说：“于军中小事尚能办理妥办，遇有大事则无识无胆”“暗于大局，不能受风浪，若扎营放哨、巡更发探、开仗分枝，穷系宿将，不可多得。”
　　对于杨载福，曾国藩说：“气韵沉雄，出奇制胜。”
　　对于彭玉麟，曾国藩说：“淡于荣利，退让为怀。”
　　在论及营中诸将时，曾国藩说：“塔齐布，一威望之将；毕金科，一晓悍之将；王福、韩升均属难得之才……”
　　“人才难得亦难知”，这是我国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在认识和选拔人才时说的一句话。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人才、将不同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是当政者需要着意关注的问题。曾国藩在这方面已经做了成功的范例，如果曾国藩手下没有这么多人才，可以说他就难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
　　选人重要，育人更重要。
　　曾国藩从办理团练开始，一步步发展到拥有几省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其湘军也成为清政府维持统治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期间，曾国藩的培养、选拔人才之道尤其值得重视。在曾国藩重用的人才中，固然以家乡湖南为主，这种地缘上的密切关系使他们在一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感，这是一种心灵上的认同，同时，曾国藩在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任用上也有自己独到的做法。
　　曾国藩在总结为政之道时说：“细思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广收”就是在广泛的范围内招揽人才。招来人才不一定马上重用，要仔细考察，通过培养教育，如果合格才加以重用。“严绳”就是在培养、选拔人才时，有严格的标准。
　　曾国藩把培养人才的方法分为四种：教诲、甄别、保举、超摧。教诲是培养人才，甄别、保举、超摧是为了推荐人才，四个方面都是培养选拔人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领导者，要有识别人才的本领，能够看出一个人优缺点、是否具备培养的潜质，然后再因材施教，助其成长，这就是曾国藩所谓“勤教”。在这一点上，领导者的责任同老师的责任是相通的。
　　在教育过程中，要严格要求人才，这就是“严绳”，否则，松散懈怠，教育不会有成果。要让被教育者既有自我追求向上的动力，也有稍有不慎就要受到责备的压力。他曾对人说：“督责者，商鞍立木之法，孙子斩美人之意，所谓‘千金在前，猛虎在后’也。”
　　督促下属们上进，首先要立下规矩，有了规矩，就要严格遵守，违反者，严惩不贷，就像孙子在训练吴国嫔妃时一样，对违抗命令者，严格法办，决不姑息。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老老实实按规矩办事。在教育培养的过程中，要区分不同类型的人，给予不同的奖惩、鼓励方法：
　　高明者好顾体面，耻居人后。奖之以忠，则勉而为忠；许之以廉，则勉而为廉。
　　卑琐者本无远志，但计锱铢。驭之以严则生惮，防之稍宽则日肆。
　　好脸面，懂得礼义廉耻的，就许之以大义，晓之以理；心胸狭小、好利者，就许之以利，管教太严了，也会有恐惧之心，但稍放松一点，他就肆无忌惮，因此，要时时留心才行。表彰一个人时，宜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对个人来说，是一种荣誉，对其他人来说则是一种榜样的力量、一种刺激。批评就要在私下里单独进行，这样可以照顾被批评者的脸面，同时照样可以起到改正错误的效果，而且更容易从思想深处与之沟通，比板起脸来、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通训斥要好得多。
　　要想教育别人、培养别人，自己首先要有好的表率，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正如曾国藩自己说的：
　　“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
　　树立一个标准，自己首先要严格遵守，然后与志同道合者一起遵守，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互相激励，共同进步，这样在教育下属时才有说服力，“欲正人先正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人常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大多数人不能不为利所动，所以也要体察并满足人们的这种物质需求。曾国藩一生清廉，不爱钱财，不汲汲名利，因此他在选将上也将不爱钱财不好名作为一条标准。他说，为名利而来的人，提拔稍迟一点就怀恨不已，薪水略少一点就计较不止，这种人胸无大志，最没有出息。
　　但曾国藩在用兵上，却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精力，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得到了一支勇猛无比的军事力量，这是他在军事上取胜的重要原因。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一两五钱，绿营的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食用，加之绿营兵饷日薄，这更无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
　　《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绿营兵“营中公费，近年益亦缺，各种杂出费用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兵饷三钱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纪或另有他项技艺，借资事畜”，因此绿营兵就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便忽视了在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低下。绿营军官为了聚敛财富也常常克扣军饷或冒领军饷，导致绿营军军心不稳。
　　曾国藩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规定口粮，操演日给予一钱，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粤匪”，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以次而加；养伤银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两；阵亡恤银六十两；征“土匪”减半，比绿营的饷差不多加了一倍。
　　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连曾国藩本人也认为军饷过于丰厚，湘军几乎人人足于财。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的原则，收到了一些成效。湘军士兵的兵饷，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能够安心操练，提高了战斗力。曾国藩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它事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将领以丰厚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目的。曾国藩在奏疏中阐述了这一想法，“臣初定汀营响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于是，当兵，卖命，发财成了湖南贫苦农民的第二职业，湘军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
　　除了兵将，曾国藩幕府里还养了众多幕僚，大有战国时代的平原君、春申君的风范。这些幕僚都是文人，有的还是“硕学鸿儒”，名声很大，乃至列入所谓“三圣七贤”。这样，武人给钱，文人给什么呢？曾国藩的做法是：给名。
　　在曾国藩多年的仕宦生涯里，有一个“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广荐人才。
　　曾国藩从军之初，“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如1854年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百分之三，两年保奏三案，合计仅数百人；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因而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往往都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主要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至。回顾往事，亦甚感对不住李元度、甘晋等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他们长期沉于下位，实与自己保举不力有关。对此，好友刘蓉、赵烈文多次恳切进言，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在保举方面也不再像过去慎重了，而是大保幕僚。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攻占一城、夺回一地或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于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特保多以荐举人才的方式保奏，如1861年曾国藩以常州士绅办团坚守危城为由，一次就特保周腾虎、刘瀚清、赵烈文等六员。密保之案则专为立有大功或特别优异的人才个别办理，或专具密折，或夹带密片，如保奏左宗棠、沈葆祯、李鸿章之密折等。
　　汇保与特保皆属一般保案，人数较多，办理稍宽，只能保奏候补、候选、即用、简用之类，或仅保一官衔，且有时全准，有时议驳；或只批准一部分。因实缺有限而记名、候补之类无限，所以用汇保之案开空头支票就成为曾国藩乃至所有统兵将帅在战争期间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武人给钱，文人给名，这种办法初由曾国藩创立，后来风行全国，愈演愈烈，成为晚清一大弊政。
　　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
　　要想做大事业，用人是关键。你可以不会做具体事情，但是不可以不会用人。在用人方面，曾国藩主张“广收”“慎用”。他声称：“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为什么要慎用？因为“人不易知，知人不易”，慎用的核心是量才器使。“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薛福成称曾国藩“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誉，量才录用”。曾国藩获得“有知人之明”的赞誉，就因为他慧眼识人，又因材使用。
　　认人、识人是做到量才器使的前提。他指出：“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甚至神化，无疑是认识人才上的一种片面性。因此，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断事情要不苛求，不因木材腐朽就弃置不用，不频繁撒网就有失去捕抓大鱼的机会，重要的是要善于去认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苛求全才，“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他写信给弟弟说：“好人实难多得，弟为留心采访。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肯轻视。”有材不用就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曾国藩说：“虽有良药，假如不是对症下药，那么也形同废物；虽有贤才，如果没有发挥其作用，那么与庸俗之辈无什么两样。栋梁之材不可用来建小茅屋；牦牛不可用来抓老鼠；骏马不可用来守门；宝剑如用来劈柴则不如斧头。用得合时合事，即使是平凡的人才也能发挥巨大作用，否则终无所成。因而不担心没有人才，而担心不能正确使用人才。”
　　随时对人加以考察，从细微处入手，这样才可以做到“慎用”。曾国藩说：“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就是说，要对下属的办事情况和言论情况同时进行考察，而曾国藩尤其注重部下的建言。当时，“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曾国藩说：“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确实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
　　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所上的广开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针对咸丰帝下令求言的应时之作，同时也隐约反映了汉族官员要在满清王朝获得更多的“伸张”的机会。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出了对人才的“甄别”，他把它归之于“培养之方”中。
 



第39章 曾国藩的用人智慧(2)


　　曾国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才，对于僚属的贤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惊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而且，他阅世愈深，观察愈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为事、待人等等，都在他的视线之内。据说，曾国藩颇知麻衣相法，有一首流传的口诀，传闻是他写的：“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又有四句：“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著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虽然曾国藩的有些看法非常唯心，但“端庄厚重”的气度确是用人的一条重要参考标准。
　　驾驭人才要恩威并济。
　　与有德无才者相反，小人也许才华横溢，但品德有失高尚。这样的人才怎样使用，请看曾国藩是怎样巧用刘铭传的。
　　刘铭传生长在民风强悍的淮北平原，自小养成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豪霸之气。十八岁时，一个土豪到他家勒索，其父亲与哥哥皆跪地求饶，只有刘铭传愤而寻找土豪报仇。土豪欺他年少，对他进行污辱，不料他大步跨上前去，抢过刀子割下了土豪的首级，之后便聚众为王，拉起了两支队伍，成了乡里有名的流氓头子。
　　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回原籍招募淮军时，第一个就看中了他。因此，将他的队伍募入淮勇，名为“铭军”，并花了不少银两，从洋人手中购买了枪支弹药，把铭军装备成为近代武装，这支队伍为李鸿章建立功业出了不少力，但对于刘铭传的倨傲狂妄，李鸿章也着实恼火。因此，当曾国藩借用淮军剿捻时，李鸿章就把“铭军”拨给了老师，希望曾国藩能够熏陶、管教他一下。
　　果然，在“剿捻”过程中，刘铭传军与另一悍将陈国瑞军发生了争斗。怎么处理这个事端，可真让曾国藩犯了难。不处理吧，于事不公，双方都不能平心静气，今后还会内讧；处理吧，这是李鸿章的属下，且刘铭传谋勇兼备，又有洋枪洋炮，今后自己还要倚重他。于是，曾国藩想了个万全之策，就是对刘铭传进行严厉斥责，嘴上说得狠，但对其过失不予追究，使他心生畏悸。这一招果然管用，只是不久，曾国藩就调铭军独自赴皖北去剿捻了。
　　对于老师的办法，李鸿章心领神会，所以他照方抓药，在剿捻成功后，他向清廷力保刘铭传的功绩，使刘铭传得以委任台湾道员。正是这个桀骜不驯的人，在中法战争中带领台湾军民奋起抵抗法军的进攻，使法军终未能攻下淡水，也使他们占领台湾的梦想破灭了。
　　1885年，清政府将台湾正式撤道改建成省，刘铭传被任命为台湾第一任巡抚。
　　所以，对于有才无德者，要控制使用。这就好像剑一样，控制好了，则为利器，控制不好，则为凶器。
　　一般而言，悍将多粗鲁、莽撞，因此，要想利用悍将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悍将的优点是勇敢、不惜力，冲锋陷阵的时候，还真少不了他。所以，悍将就像烈马，要想使用他，先要收服他。
　　什么人能收服悍将呢？有两种人，一种是比悍将更强悍的人，另一种是有威严、能震慑住悍将的人。
　　前边提到的陈国瑞，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的手下大将。他从未读过书，更不知道什么德不德，只是开口脏话，只要是他想干的事，任天塌下来也要办成。
　　陈国瑞十五岁时，在家乡湖北应城投了太平军，后来又投降清军，几经辗转被收在僧格林沁部下。据说他异常骁勇，打仗时，炮弹击碎了他手中的酒杯，他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高叫“向我开炮，向我开炮”，使手下都很敬畏他。
　　要说粗鲁莽撞之人，僧王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传说僧王是个暴虐、狂躁、喜怒无常之人，听手下汇报战况也要到处走动，赞赏时不是割一大块肉塞进对方嘴里，就是端一大碗酒强迫别人喝下去。发怒时则用鞭子抽打或冲过去拧脸扯辫子，搞得很多人都难以接受，只有这陈国瑞不怕僧王，他是打心眼里佩服僧格林沁。
　　僧王死后，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与陈国瑞军打上了交道。当处理陈国瑞与刘铭传所统率的两军械斗事宜时，曾国藩感到只有让他真心地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地任用他。于是，曾国藩拿定主意，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的评价，当陈灰心丧气、准备打退堂鼓时，曾国藩话锋一转，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告诉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以莽撞毁前程，这使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坐到他面前，像与朋友谈话那样谆谆教导他，给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三条规矩，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口服心服，无言可辩，只得唯唯退出。
　　但是，陈国瑞莽性难改，所以一回营就照样不理睬曾国藩所下的命令。看到软的作用不大，曾国藩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和办军务之职，剥去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他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了。陈国瑞一想到那无酒无肉、无权无势的生活，立即表示听曾大人的话，率领部队开往指定地点。
　　所以，曾国藩驾驭悍将，无外乎用两种手段，或软硬兼施，或外严内宽，坚持两手都用，两手都要硬。这样，就可以人尽其才。
　　用人都想用能人，能人是指有一技之长的人，这类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智者多诈，勇者多怒”，要使人才真正的发挥作用，就必须做到两人都要硬，既怀之以德，又严之以法，使他们扬长避短，各尽其用。美国著名企业家玛丽·凯阿什认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管理人才，第一要做的就是了解下属。她在任用每一个部门经理前都会对他们进行彻地调查和了解，根据每一个部门经理各自不同的特点，委以不同的职务，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
　　治军严明才能拢住人心。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无一兵一卒，但他却在最后成为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的湘勇等势力的精神领袖，并在湘军的逐渐发展过程中，使大批湘籍非湘籍的人才为其所用。除了志向、思想相通之外，曾国藩待人之道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待人以诚，待人以恕”，但在关键时刻却丝毫不会心慈手软。
　　在曾国藩移驻衡阳前编练湘军的时候，王錱本来是曾国藩非常赏识的一名将领，曾国藩一直准备要重用他。王錱在曾国藩将营地搬到衡阳后，曾受命回湘乡募勇，但王錱回到湘乡后，十分张扬，出入都要敲锣打鼓，乡人为之侧目，此外，他又将勇丁多招至三千人。更令曾国藩气愤的是，王錱带着这三千勇丁到长沙，竟与湖南巡抚骆秉章来往密切，并渐渐流露出自成一军、不再听曾国藩指挥的倾向。
　　曾国藩于是断然要求王錱除原带一营外，新招者只留二营或三营，营官由曾国藩任命，并按统一营制编练。但骆秉章却不令裁撤，命其加紧操练，驻省听调。这样，王錱更拒不听命，从而导致曾、王彻底决裂。王錱从此自定营制，自派营官，在组织上、制度上独立于曾国藩之外，自成一军。人们以后也习惯地称之为老湘军，以别于曾国藩统辖的湘军。
　　曾国藩在遇到关系到自己以及湘军的前途命运的大事时，每次都不妥协，这次也不例外。于是，在1853年12月，他终于与王錱摊牌，就两人间的关系做一个了结。他给王錱发去一封最后通牒式的信函，提出王錱必须在遵守湘军的营伍制度与脱离曾国藩的湘军系统之间做一个明确的选择。
　　曾国藩向王錱提出了五条要求，并声明，如果对方接受，则合力并进；如果不能接受，则从此分道扬镳。
　　曾国藩所强调的不可更改的五条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求王錱自己只能统带其中的一营，其他各营需要由曾国藩另行委派营官统带，各营勇丁的数量也必须遵守湘军统一的营制，不得自行其事。勇丁在招募入营后，必须经过至少两个月的训练，才能开赴战场打仗。一句话，王錱必须听从他的指挥，否则，他就不承认王錱继续做他的部下。
　　王錱此时以为自己追随湖南巡抚骆秉章比跟着曾国藩走更有前途，便对曾国藩的警告不予理睬。骆秉章也趁机拉拢王錱，表示他所统带的三千勇丁可以不裁撤，并继续驻守在省城长沙。曾国藩看到局势已无可挽回，便忍痛与王錱一刀两断，将他逐出教门。
　　曾国藩明白：与王錱式的矛盾如果连续发生，将对湘军，特别是对曾国藩个人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曾国藩断然割断与王錱的一切联系，把他逐出教门，且在致自己的老师吴文镕的书中，对王錱大加攻击，使吴不能再调王军北援，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事实上，王錱也由于不能援鄂，省内财政又困难，不得不将所部三千四百人减去一千。这样，就对后来可能的效法者，起到了警戒作用。同时，曾国藩更刻意讲求笼络和控制部属之方，利用同乡、师生、亲朋等关系，结成以他为中心的集团，并对个别敢于步王錱后尘的人，给予打击。
　　曾国藩在用人和笼络部下方面颇为用心。他待人以诚，宽厚仁慈，但如果部下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他却绝不会心慈手软。如此恩威并施，自然会赢得人心，严肃纪律。
　　曾国藩为了保全、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很懂得珍惜人才，即使在弹劾别人时，也是小心翼翼、谨慎持重。他明白楼高易倒、树高易折这个道理，为了拉拢人才，留住人心，他让自己做到了该放权时就放权。
　　对于鼓励人才，曾国藩有一条很重要的体会：“人才尤应惜之，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因此，他认为，要使人才规模宏大，就需要放权，让别人自主发展。但是，什么时候让手下去另谋发展，却是大有讲究的。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的做法是：局面小时，坚决维护手下队伍的团结统一，对另立门户者坚决予以打击。因为在这时自立门户，无异于分裂队伍，瓦解自己；但是当自己的发展具备了一定规模、是自立于世的时候，一定要让手下另谋发展。这不仅是所谓“利己利人”“达己达人”之道，更是自己事业的扩大之道。因为另谋发展以后，总还是自己的属下，可以为自己节制；即使完全独立，也还是可以互相有所照应。
　　与此同时，曾国藩更刻意讲求笼络和控制部属，利用同乡、师生、亲朋等关系，结成以他为中心的集团，并对个别敢于不遵从他领导的人给予打击。
　　尊重、服从上级领导同谋求自身的独立发展，这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是不易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在专制制度下，情况更为棘手。曾国藩高出同时代人的卓识之一，是局面做大时公开鼓励下属谋求独立发展。这并不是说曾国藩主张不分是非，倡导互相吹捧的庸俗风气。
　　相反，他力主吏政和治军都必须严格，但在方法上则必须着眼于表扬和鼓励，而在批评缺点错误的时候也必须注意选择适当的场合，照顾对方的自尊。他的这些主张同现代心理学有惊人的暗合之处。例如，马斯洛就认为：“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阿德勒个性心理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则是不断追求优越，这是人们行动的内驱力，它引导着个人和种族不断进步。
　　在放权方面，曾国藩始终表现得很开明，并适时加以鼓励，湘军的力量发展很快，并逐渐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团势力，而且始终保持相对的统一性，至少也以曾国藩为其共同的精神领袖。这使曾国藩的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十年后，湘军集团中督抚大帅，纷出并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相近者就有二十余人。这些军队与督抚协调行动，互相配合照应，更使曾国藩的声望如日中天。
　　看来鼓励手下独立发展，既有一个襟怀问题，也有一个时机问题。放权也是如此。
　　自先秦荀子等人开始，就鼓励后人超越前辈。不过，真正见诸行动的人，特别是军事和政治领导者，却历来是鲜见的特立独行。中国传统文化中，虽不乏尊重个人独立人格的论述，那也不过是吉光片羽。专制制度下的上下关系以顺从为主要特征，且已上升为美德。曾国藩却力倡“自立门户”“自辟乾坤”，把传统文化中尊重个人的因素发挥尽致。为此，他甚至主张，宁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而能“遇事体察”者，不用“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的官气十足之辈。这固然与他领导的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跌宕起伏，生死相循，不能不充分发挥部属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有关，也显示了他罕见的胸怀。
　　对于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曾国藩都体现了他鼓励下属谋求发展的精神。李鸿章赴上海练淮军，曾国藩说：“少荃去，我高枕无忧矣。唯此间少一臂助，奈何？”李鸿章再请，曾国藩不但欣然同意，还送上马扶一程，这令李鸿章终生铭记。
　　李鸿章所募淮勇到安庆后，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湘军营规以训练之”。1862年2月22日，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难膺重任。他知道自己的部队除张遇春一营外，均系新勇，战守难恃，往征异地，若无精兵宿将，立有覆败之虞。因此，他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斗力。曾国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击，又打算凭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介”，以陶铸淮军风气，因而允其所请，陆续调拨湘勇八营，归其节制。其中有曾国藩新兵两营，由韩正国统带，充任李鸿章亲兵；开字两营，借自曾国荃，由程学启统带，程系陈玉成部太平军叛徒，其部下多籍隶两淮；林字两营，由滕嗣林、滕嗣武统带，乃系江苏巡抚薛焕使之在湖南招募而来，原为四千人，经曾国藩裁汰至千人，编入淮军；熊字营由陈飞熊统带，坦字营由马先槐统带，均系奉曾国藩之命在湖南所招，原由湘军部将陈士杰率领，随同李鸿章援沪，因陈氏不愿前往，遂拨归淮军。所有这些，就是淮军初创时期的基干队伍，共计十三营，六千五百人。后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膝嗣林等营，标志着淮军正式建成。同源相生者，只能患难相助，不会同根相残。他认为湘、淮本是一家，淮军由湘军而派生，“尤有水源木本之谊”。
　　对于左宗棠，虽然他在多种场合曾对曾国藩有微言，两人也几年不通音讯，但在收复新疆这个问题上，他第一个荐举左宗棠，同样能说明他的胸襟。
　　让能者上、庸者下。
　　奖惩分明是曾国藩用人的一个基本原则。他对部属要求极为严格，尤其是其立下的军令，更要求部属必须做到。他认为“视委员之尤不职者，撤参一二员，将司役之尤不良将，痛惩一辈”，那么“自然人知做慎，可望振兴”。他经常引用孙武演兵杀宠姬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
 



第40章 曾国藩的用人智慧(3)


　　孙武演兵杀宠姬之事，载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讲的是春秋时著名军事家孙武为吴王阖闾操演兵法、三令五申、杀一儆百、训练女兵的故事。孙武原为齐国人，精习兵书战策。吴王阖闾读过孙武的《兵法十三篇》，对孙武十分钦佩，便想拜他为将军。但他又有些信不实，就对孙武说：“你的兵书我都看完了，可以当场试验一下吗？”孙武说可以。吴王想难为他，又问：“可以用妇人来操演吗？”孙武又很爽快地回答说：“可以。”
　　于是，吴王阖闾就在宫女中挑选了180人，交给孙武。孙武把宫女们分为两队，命吴王的两个宠姬做队长，令她们每人持戟，站好队。孙武问宫女们：“你们都知道心、左右手和背的方向吗？”宫女们答：“知道。”孙武说：“心在前，左手在左，右手在右，背在后。”
　　部署停当后，孙武又设下执行军法的斧钺。然后传下命令，一通鼓响，令其向右。号令一出，众女掩口嬉笑，哪里顾得前后左右。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这次应由将帅负责。”令军士再次告谕众女，然后再击鼓呼进，宫女们愈发笑个不停。孙武三令五申，又传令向左，宫女们仍然不听调度。孙武变了脸色：“申令不熟，将之罪，现在已经三令五申，仍不执行，罪在吏士。”立刻传令将左右队长斩首，以正军纪。
　　吴王正在台上观看操练，见孙武要杀他的爱姬，急忙派人传话，说：“我已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没有这两个爱姬，我连饭都吃不下，请不要杀她们。”孙武正色说：“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当即把两个队长斩首示众，依次派另外二人分任队长，接着击鼓操练，宫女们见此情形，再也不敢怠慢，确认左右前后，无不严格听从将令，连声都不敢出。
　　于是，孙武命人请吴王下台阅兵，说现在宫女们可以参战了，即使赴汤蹈火，她们也会勇往直前了。吴王虽心痛两个宠姬，心有不悦，但毕竟知道了孙武善于用兵的能力，终于拜他为大将。孙武率兵西破强楚，北威齐、晋，使吴国显名于诸侯各国。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辛苦久从之将”，曾国藩自称与李“情谊之厚始终不渝”，在靖港、九江、樟树镇屡战屡败的艰难岁月中，他多次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但李元度丢失徽州以后，仍被曾国藩弹劾而去职。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徽州。徽州是祁门老营的屏障，徽州得失关系重大，李元度领兵前去救援。因其擅长文学，不精于兵，曾国藩恐其有闪失，特与他约法五章，一再告诫他要守住徽州，不得轻易接仗。然而，当太平军李世贤部来攻时，李元度却违反曾国藩“坚壁固守”的指令，出城接仗，结果一败涂地，丢失徽州。曾国藩悔恨交加，为严肃军纪，决定上疏劾之，一班文武参佐群起反对，有人甚至指责他背离恩义、有失恢宏之气。李鸿章也表示要“率一幕人往争”，但曾国藩仍不为所动。像李元度这样与曾国藩交情深厚、且有过大功的将领一旦违反军令，也丝毫不予姑息，这一轰动事件传出后，众将为之凛然，盖知军法无情，不容苟且。
　　同时，他对有功将士有才良士也倍加爱护，有功即赏。雷嘉澍是已被革职了的一个知县，因为失守德兴县，被江西抚臣毓科弹劾罢免了官职，他其实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在清朝宦海中，是难得的清廉刚正的父母官，做事勤奋而又严谨，奉公守法，爱护百姓，深得民心。
　　离职后，恰逢太平军的一支赖文鸿等人逃往德兴。左宗棠知道他平日颇得民心，就委令他招集兵勇，训练兵丁，阻挡围剿匪军，断其退路。雷嘉澍就在五村地区与左宗棠的官兵齐心协力会战太平军，最终大获全胜。
　　曾国藩知道后就上奏咸丰皇帝，陈述其事为雷嘉澍邀功，同时请求圣上取消对他的处分，并让雷嘉澍到自己的军营内听差，以观后效，再加提拔。
　　成大事者统率团队需要铁的纪律。要想使得某项主张得以贯彻，必须抓住两点：首先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道理、做法，让人们知道如何行动；其次便要照章办事，如有违抗或玩忽职守者，便拣其首恶者，严加惩治，以收惩一儆百之效，而对执行得好的则需加以表彰与奖励。
　　施恩是要讲究技巧的。
　　曾国藩认为，要想使自己的手下心服口服地为自己卖命，就必须对自己的僚属施与恩惠，使僚属自觉地将自己与官长联为一体，让僚属感到自己对行为的选择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官长负责，否则我就对不起他！施恩的方法不同于施威的方法。官长对僚属施威主要是通过有过必罚、严厉督责等方式，使僚属产生惧怕得罪的心理，使其行为选择建立在对自己负责的基础上，间接对官长负责。比较而言，施威相对单纯，大抵做到“有过必罚，不论亲疏”即可，而施恩则颇有讲究，要施得巧妙、施得艺术、施得不露痕迹，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如果把一番盛情好意弄成了一盘盛气凌人的“嗟来之食”，反而会弄巧成拙。
　　在曾国藩看来，施恩之法有以下几种：
　　一是推功揽罪法，也即推功于下、归罪于己。功罪的归属，常常涉及到利害关系，官长们推功于下、归罪于己，往往能使僚属趋利避害。推功揽罪有时是同时表现在一人身上的。
　　例如北周赵善做尚书右仆射，其“职务克举，则曰：‘某官之力。’有罪责，则曰：‘（赵）善之咎也。’”功归下僚，罪责自己承担。不过推功与揽罪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分离的，某些人以推功见长，某些人则因揽罪而闻名。
　　先说推功。西汉赵广汉做郡守，经常“推功善归下”，常说：这是某某曹掾所为，非我所及。由于赵广汉“行之发于至诚”，致使看到或听到此事的僚吏们都“输写心腹，无所隐匿，咸愿为用，僵仆无所避”；东汉的刘宽为南阳太守，也“事有功善，推之自下”。酷吏张汤也精于此道。张汤奏事，汉武帝连连说好，张汤就会说：这个奏章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掾史某某所为。
　　推功法是僚属主动积极的再创造过程。它以对僚属过去成绩的肯定，激发他们的自觉性并给予充分的再表现的机会。同时，由于推功涉及的是某个具体的个人，而不是笼统的“大家”，所以既鼓励了当事者，又激励了见知的其余僚属。
　　再说揽罪。揽罪法以官长引咎自责为特征。闻人晋做泰山太守，“吏有过谬，引以自责。”官长反躬自责，将僚吏的罪过等同于自己的过错，“自责”已经是出人意料的“过分”行为。
　　而一旦从引咎自责进入到引咎自罚，“过分”就更会带来意外的效果。
　　西魏文帝时，长孙俭做荆州刺史兼东南道行台仆射。辖区内郑县的县令泉璨有不法行为，被百姓告发，经过审讯，判定所告属实。长孙俭召集僚属，当众宣布：这都是因为我教诲不够，恩信不及，是我的罪过，不是泉璨的过错。于是在官衙前，袒衣露肉自罚了三十杖，却没有制裁县令。据说，自此之后，“属城肃励，莫敢犯法”。魏文帝听说此事后，下诏褒勉慰劳他。权臣宇文察也写信给长孙俭说：“近来听说您部内县令犯罪，你自罚三十杖，警示众僚。过去虽听说过‘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说的是忧公忘私、知无不为的事，但还不如您舍身自罚、训诫群僚。”听说之后，很是赞赏。
　　揽罪法也创造着僚属的主动积极性。它对僚屑行为的否定，是通过自我反省的“反躬法”作出的，这就是传统儒学的“恕”道。结果，同样以曲折的方式激励了僚属。因为按照“恕”道，不应当再让官长“自责”“自罚”了，谁要再引起这种后果，就会惹发众怒、引火烧身。推功揽罪是一种稀见、难得、过分的极端举动，也正因为如此，它具有撼动人心的感化作用。
　　三是不罚示恩法。中国古代有一种通行的施之于僚属的责罚力式，，杖罚，也即打板子。各级官长都拥有对僚属的杖罚权。但精于治道、治术的官长们往往放弃这种法定的惩罚权，不依恃杖罚而求得治理。唐玄宗开元初，砀山县令韦恒“为政宽惠，人吏爱之”，遇皇帝出巡，硒山应当供应衣食住行事宜。当时沿途州县惧怕这一重要事情安排不好，“务于鞭扑”，督责吏人。韦恒“独不杖罚而事皆济理”。德宗贞元时，吴凑做京兆尹，僚吏“非大过，不行笞责”，只是召来当面问清事情原委，批评之后将之放归继续工作。“吏尤惕厉，庶务咸举。”
　　陆象先，玄宗先天二年做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剑南道按察使，在官“以宽仁为政”。同僚司马韦抱真劝说他：“希望您厉行杖罚，树立威名。否则，一旦下僚懈怠起来，却没有震慑他们的东西。”陆象先说：“做官能够治理就行了，何必用严刑来树立威风！损人利己，那不是宽恕之道。”后来，陆象先又做了蒲州刺史、河东道按察使。
　　一次，一个小吏犯罪，陆象先只是批评他几句，就放他回去了。旁边的录事说：“这种情况按法应当行杖。”陆象先驳斥说：“人情都是相差不多的。你怎么就不懂我的意思？如果说今后一定要打板子的话，那就从你开始吧！”一席话说得录事“惭愧而退”。按照陆象先的说法：天下本来是没有多少事的，只是那些庸人插手干扰，这才搞得繁不胜繁。如果在源头上就以清静安之，不用发愁，事情自然就减少了。因而，陆象先前后做州刺史，“其政如一，人吏咸怀思之。”
　　武则天时，徐有功为蒲州司法参军，“为政宽仁，不行杖罚”，胥吏们感恩戴德，互相诫约：谁犯了徐司法杖罚，大家就一起来贬斥惩罚他！结果，胥吏们争相做好自己的工作，直到徐有功任满离开蒲州，没有，个人被杖罚过。
　　玄宗先天时，李日知做刑部尚书。他做官的风格是“不施捶挞而事集”，既不用杖罚威胁，公事也都办利索了。有一次，一个令史接到诏敕，竟忘记了当天发下去。这当然是了不得的过失，作为刑部长官的李日知自然发怒了。他召集众僚，命人取来杖板，准备杖罚这个小吏。但转而一想，又改变了主意，对那个令史说：“我要是打了你，天下人肯定会说你能撩拨我发怒。而一旦真的打了你，你的声名也就完了。不光矮同僚半截，你的妻子儿女也瞧不起你了。这次就饶了你吧！”从此之后，“吏皆感悦，无敢犯者。脱有稽失，众共谪之。”
　　陆象先把大肆杖罚看成不会得一日安宁的“繁扰”下策，以为一施杖罚就会造成“打而不胜打”的恶性循环，所以，他认为不用杖罚是“安静”“简化”的根源，也即开始不打板子，最终也就无人可打了。其实不罚示恩的功效也在于此，它能使官与吏的关系呈良性循环状态。
　　一个想成大事的人，必须要在下属心中建立良好的形象、树立有力的权威，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从内心上真正服从你、真正地为你卖命。因此，除了施威之外，他还必须巧妙地对下属施以恩惠，做到投之以桃李，而报之以琼瑶。
　　伯乐相识千里马。
　　1859年1月，正当曾国藩为三河之败心情郁闷时，李鸿章，，可以说是他平生最得意的门生来到建昌大营。
　　李鸿章（1823~1901年），号少荃，安徽合肥人。曾国藩是在京师做官时认识李鸿章的。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时考中进士，在那个时代叫做“同年”，同年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就好像现在的老同学一般。李鸿章自幼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功名心也非常强烈。
　　1843年，李鸿章入京参加乡试（考举人）。意气风发的李鸿章赋诗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第二年，他顺利考中了举人，此时的李鸿章只有二十一岁。当时曾国藩的文章道德学问在京师已经小有名气，李鸿章进京不久，就以同年之子的身份拜访了曾国藩，并拜曾国藩为师。
　　曾国藩一见李鸿章，便判断他将来是个可成大器的人，再加上很喜欢李鸿章的诗文，因此，李鸿章得到了曾国藩的悉心指点，指点的内容，除了作诗作文外，主要是义理、经世之学，师生二人气味相投。李鸿章在家信中，常称曾国藩为“曾夫子”，并说他与曾国藩“朝夕过从”。
　　因为有这层关系，当江忠源出任安徽巡抚时，曾国藩就想起李鸿章，让江忠源到安徽后与李鸿章联系。他在给江忠源的信中说：“李少荃编修，大有用之才，阁下若有征伐之事，可携之同往。”当时曾国藩还在衡阳训练湘军，李鸿章之兄李瀚章已入曾国藩幕府，为曾国藩管军饷，等于是曾国藩的财政大臣。曾国藩在写给李瀚章的信中说：“令弟少荃，自乙、丙（1845年、1846年）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
　　1852年曾国藩离京后，李鸿章便与他的老师分别了，他回到安徽办团练对抗捻军，但几经辗转，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靠山，现在是专门投靠曾国藩来的。曾国藩因为他有清醒的头脑，能够洞察全局，又能随机应变，所以不断对他委以重任。不久，李鸿章便成为曾国藩门生中的第一人，步步高升。
　　1853年，太平军自武汉顺流东下，攻占当时安徽的省城安庆。咸丰帝命工部左侍郎吕贤基赴安徽办团练，与太平军对抗，李鸿章奉命随同帮办。此时的李鸿章刚到而立之年，满腹经纶，又兼血气方刚，非常想借此机会建功立业。不料，在安徽的几个带兵大臣都不是成事的材料，马贤基是书生出身，根本就不懂带兵打仗之道，对军队调度无方，不久便兵败身死；江忠源刚到安徽，还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就遇到太平军围攻，也兵败身死；其他领兵大员则多是带兵打仗无能，互相倾轧则绰绰有余。李鸿章辗转数年，没有多大成就，很不得志。
　　曾国藩早知道他这位学生的才干，这时仍在曾国藩幕府的李瀚章又推荐其弟。于是曾国藩多次致函邀李鸿章来帮忙。
　　号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傅相（李鸿章）闻曾文正公督师江西，遂问道往谒焉。谓文正笃念故旧，必将用之。”不料“居逆旅几一月，未见动静。此时在文正幕府者，为候补道程桓生尚斋、前翰林院庶吉士陈鼐作梅、今江宁布政使举人许振棉仙屏。陈鼐与傅相本系丁未同年，傅相使往探文正之意，不得要领。鼐因言于文正曰：‘少荃以昔年雅故，愿侍老师，藉资历练。’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méng chōng）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鼐曰：‘少荃多经磨折，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盍姑试之？’文正许诺。”
　　薛福成还说，这是曾国藩知道李鸿章才气不羁，所以故意这样做，目的是要稍挫李鸿章的傲气。
　　《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的作者李鼎芳还把此事作为曾国藩历练人才的方法。
　　薛福成记述的这件事为许多书籍多次引用，但此事的记载可能有相当的误差。据曾国藩致曾国潢等的家书载，李鸿章系于阴历十二月初十日（1859年1月13日）抵达曾国藩大营。而据曾国藩的日记，此前十一月二十五日（1858年12月29日），曾国藩听说李鸿章已过广信，即将来营会晤，正为曾国华和李续宾新丧悲伤的曾国藩“为之欣喜”。李鸿章到曾国藩大营的当天下午，曾国藩便与之“久谈”，晚上又与李鸿章、王闿运谈至三更，次日，又与李鸿章谈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及继江忠源任安徽巡抚的福济（时已调京）的情况。此后数日，曾国藩天天与李鸿章叙谈，并且不是一般的闲谈，如十三日（1859年1月16日）曾国藩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他们的所谈内容为“论江南北各路军务”。
 



第41章 曾国藩的用人智慧(4)


　　李鸿章到曾国藩营刚好一个月，曾国藩便命他赴淮北招募并训练骑兵，以便将来对付常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捻军。事情虽因淮北局势动荡而没有办成，但这充分显示了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似乎没有故意冷落李以折李鸿章傲气的举动。
　　不过，薛福成记述的另外一件事是可信的：“傅相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曰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以头痛辞。顷之差弁（biàn）陆续而至，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李鸿章有才子气，不拘小节，当时又年轻，贪个懒床是完全可能的。此事后来李鸿章也对别人说过。
　　曾做过李鸿章下属的曾国藩的孙婿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写道：“公（李鸿章）平素最服膺曾文正，启口必称‘我老师’，敬佩殆如神圣。”又记述李鸿章亲自讲述在曾国藩幕时的事情：“文正公你太丈人，是我老师。你可惜未曾见着，予生也晚呵！我老师实在利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膣（méng zhì）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经过曾国藩大营的熏陶，李鸿章果然形成了严谨的生活习惯。吴永记述他亲见李鸿章的起居工作习惯道：“公（李鸿章）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至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曾国藩让李鸿章负责文书，稍后命其批稿、起草奏折。李鸿章有才气，所处理的文牍令曾国藩非常满意。数月后曾国藩对人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则对人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非浅。”
　　曾国藩的幕府，实际上等于是一个不挂牌的人才培训基地。很多人都像李鸿章一样，在曾国藩这里得到历练，得到提高，然后走向全国承担军政重任。果然，李鸿章来到曾国藩幕府不到半年，曾国藩便让他与曾国荃同去攻打景德镇。曾国藩不是叫他带兵打仗，也不是叫他做一般的参谋，而是交给他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曾国藩在信中如此说：“阁下此行，其着意在察看楚军各营气象，其得处安在？其失处安在？将领中果有任重致远者否？规模法制尚有须更改者否？一一悉心体察。”曾国藩让他做的，全是大政方针，是关乎全局的问题，是把他当作大才来历练的。他在信中还说：“阁下宏才远志，自是匡济令器，然大易之道，重时与位，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与于其间。”曾国藩一方面肯定李鸿章的才干；一方面又叫他不必急于马上出人头地，而是要耐心等待时机。
　　一个人，一生的事业能否成功，不仅要靠个人天分和才干，还要有相当的机会和客观环境。如果世上没有伯乐，纵然有千里马，也只能埋没于乡间田野之中。何况千里马既需要人发现，也还需要有人加以训练，才能成为真正的千里马。李鸿章是幸运的，他是千里马，曾国藩是伯乐。曾国藩这个伯乐发现了李鸿章这匹千里马，并且，曾国藩还善于养马、驯马。李鸿章是个有才干的人，但如果他继续在安徽游荡而不是到曾国藩幕府，他可能一辈子也做不了什么大事。经过在曾国藩幕府的历练，他的生平事业也就从此开始了。
　　重用有才能的人。
　　李鸿章是个人才，而且将来肯定能成大器，这是曾国藩早就看出来的。所以，曾国藩如果有什么大的行动，他肯定会让李鸿章参与，听取他的意见。此时，曾国藩留驻武昌，与胡林翼商定了进兵安徽的计划之后，向咸丰帝上奏的进兵的折本就是由李鸿章谋划的。折本内容强调进兵安徽的重大军事意义，他说：“金陵之所以久攻不下，是因为陈玉成掌控安徽。陈玉成开辟并护持住金陵与安徽的通道，以安徽为金陵的后方，并在三河、浦口、庐州叠挫清军。因此，要想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州）、和（州），阻住金陵与安徽的通途，割断芜湖的粮道，金陵则不攻自危。而要想把重兵驻到滁、和，就得围攻陈玉成的驻军之地安庆，兼攻安徽的首府庐州，迫使陈玉成进行决战，这样攻陷安庆、庐州，攻克金陵就没有大问题了，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消灭陈玉成的安徽军队。曾国藩采纳李鸿章的这个策略，自然是切中要害的。当时太平军的战略要地的确在于天京与安徽之间的相互毗连之处，陈玉成往返于天京与安徽之间，以滁、和、安庆为屏蔽，不断阻击湘军与胜保等部的进犯，才保住天京的安全。曾国藩把进兵安徽、攻陷安庆当作打败太平军的中心战略，到底让他抓到了太平天国的生死关键了。
　　咸丰九年九月（1859年9月末），曾、胡商定了三路进兵计划：都兴阿、多隆阿、鲍超、杨载福沿江东进，围攻安庆为第一路；曾国藩攻太湖、潜山、桐城为第二路；胡林翼取道英山、舒城、六安为第三路。咸丰帝听了别人的建议，害怕湘军会把安徽的太平军逼向淮北，便令曾、胡改变战略计划，而曾、胡并未接受，曾国藩反而亲领围攻安庆的第一路军，第二路军调多隆阿、鲍超担任指挥。
　　三路军的作战任务是：第一路为主力军，攻占安庆；第二路切断庐州与安庆的联系，阻止太平军援安庆；第三路阻止太平军西进，攻取湘军的后方。咸丰九年十月二十四日（1859年11月18日），曾国藩从巴河出发，率第一路军万余人马经黄梅进驻宿松，派李榕、朱品隆率兵进攻太湖的太平军。此时，第二路军多隆阿、鲍超、唐训方、蒋凝各部二万余人马已进驻太湖城外，当各路人马会齐，便发起对太湖的进攻，打响了湘军反攻安徽的第一仗。
　　湘军入皖早为太平军所注目。当战争在太湖发生后，陈玉成于咸丰九年十二月（1860年1月）率大军增援太湖，扎营七十余座，包围进攻太湖的湘军。胡林翼闻讯也迅速由黄州进驻英山，并向曾国藩告急，建议集中兵力打击陈玉成的援军。曾国藩同意了胡林翼的建议，但并没有放弃进攻安庆的计划，他提出让李续宜、曾国荃增援太湖，李、曾两支人马尚远在湖南和江西，无法马上应援。因此，进攻太湖和阻击陈玉成的援军，仍旧只有多隆阿、鲍超率领的第二军，另有曾国藩派去的朱品隆、李榕的少量湘军。
　　鲍超是带领第二路军的主要将领之一。他在太湖之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也因此名声大震。鲍超，四川奉节人，字春霆，是湘军中的一个传奇人物。其父为绿营士兵，在鲍超幼年时即战死军中，其母亦丧。他十余岁时到四川峨眉山清虚观为道士打柴挑水，因他为人爽直、做事卖力，深得道长喜爱，在清虚观几年，竟学来了道长的真传武功。道长欲留他在观里，但鲍超却要凭着自己的一身本事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到了成年后便下山投了清军。当时正值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鲍超被发往广西，选入向荣的亲兵营。永安一战，他身负重伤，留在广西，并在此成家，与一位韦姓女子结了婚。鲍超伤好之后，他想领着妻子到湖南追随向荣，但没有追上，却遇上了曾国藩在招兵。当时，鲍超几乎是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他已身无分文，还带着妻子。曾国藩试了他的武功和谈吐，知此人未识一字，却有一身莽力和武艺，就安排他做了湘勇的一名教练。后来，鲍超进入塔齐布的军营，数战之后，以勇悍闻于湘军。后编练湘军水师，曾国藩让他做了水师哨官，是杨载福长江水师的前锋船，并参加了洞庭、岳州、金口、武昌、田家镇等战役。鲍超每战皆立功，破田家镇拦江大锁，他的功劳尤大。战后，被提拔为营官。
　　曾国藩家居期间，鲍超留湖北，属胡林翼，参与多次战斗，功劳卓著，胡林翼对他十分器重，认为“布衣知己，尝以弟呼之。”并改鲍超所部水师为陆师，招长沙勇三千，号“霆军”，转战安徽、湖北等地，屡与陈玉成及捻军作战。在太平军的心目中，鲍超是一个最为凶恶的强敌。这次参加会攻安徽，鲍超以参将衔为第二路军主要将领，率众六千余人。
　　陈玉成领兵援太湖，鲍超主动要求支援。多隆阿让他率本部人马到太湖东北的小池驿驻扎，阻止陈玉成进兵太湖。仗打起来后，鲍超抵挡了陈玉成的全部援军，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他离诸军距离很远，成了一支最孤立、最突出的挨打部队。他屡次向多隆阿要求增援，多皆置之不问。结果，在没有援兵帮助的情况下，他带领将士们孤军奋战，部队死伤过半，后被陈玉成团团包围。
　　鲍超坚忍不拔，在包围圈里往往率队主动出击，使陈玉成的数万军队一时不能战胜他。一次夜间，他乘太平军连日围攻疲惫之时，率军摸进敌营，发起突袭。太平军在睡梦中突遭袭击，不知是何军杀来，几被其击溃。幸赖陈玉成挥军迎战，才免于溃败。
　　正在太平军围攻鲍超之时，胡林翼突然派金国琛、余际昌率兵1万多人从太平军背后袭击。鲍超趁机率部从城内杀出，陈玉成腹背受敌，自顾不暇。多隆阿见状，立即派兵烧毁陈玉成的粮库。这样一来，陈玉成于1860年2月16日不得不放弃太湖，连夜撤走。
　　鲍超的苦战并没有付诸东流，这一苦战有力地阻住了陈玉成的大军，使太湖一战取得胜利。战后，鲍超及其“霆军”声名大振。咸丰闻报，加封提督衔，并赏假回籍养伤、省亲。待他假满之后，曾国藩、胡林翼令其募勇万余人统带，成为湘军中最主要的一支部队。
　　太湖是安庆的门户，门户一开，湘军便长驱直入。这时的安庆仅剩下枞阳一线与桐城相通。曾国藩后来利用卑鄙的手段收买了韦俊，这位曾经两次攻克武昌的骁将顿时成了太平天国的罪人。1860年6月，韦俊在湘军水师彭玉麟、杨载福的配合下攻陷枞阳。安庆完全暴露在湘军的眼前。
　　曾国藩有意要成全曾国荃，命他带领曾家军的嫡系部队进驻集贤关，兵临安庆城下，形成围攻之势。从此，安庆内外隔绝，成为一座孤城，处在湘军严密的包围之中。
　　忠肝义胆江忠源。
　　《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义薄云天，以至于被后世称为神。尤其是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妇孺皆知，老少咸闻。其实，江忠源也有过千里走单骑的经历，而且不只一次。清代道光年间，新化籍举人邹柳溪病逝于北京，江忠源护送其灵柩由京返湘。后来，湘乡籍举人邓铁松在北京患了肺病，死在回湘途中的河北献县，又是江忠源负责料理后事，并护送其灵柩回到家中。献县到湘乡三千多里路，北京到新化就更要远一些，陪伴着一个死人，一路上或舟车或步行，风餐露宿，其间的艰辛险阻可想而知。江忠源的两次义举，使得他的名声大播京城，曾国藩称之为“真侠士”。当时京城对湖南有此奇人也无不敬仰。
　　曾国藩见了江忠源后，认定此人将来一定会为国家立下大功，可能会死于节义。后来的事情果然都验证了曾国藩的话。
　　道光二十八年，江忠源本丁父忧在籍，太平军举事，江忠源在老家新宁募五百兵士，号为“楚勇”。江忠源先是平息了本地瑶民雷再浩的造反，后来开赴广西前线与太平军正面交锋。咸丰元年十一月，和赛尚阿一起围堵太平军于永安。由于赛尚阿指挥错误，致使太平军从永安突围逃脱。咸丰二年二月，太平军从水路进攻湖南，江忠源率楚勇赶到全州蓑衣渡，在此伐木作堰，横江拦截，致使太平军在蓑衣渡一战中损失惨重。清军击毁太平军所有船只，太平军的“开国元勋”南王冯云山也在此役中被炮击中身亡，取得了清王朝与太平军作战史上第一场大捷。江忠源从此名气大震。
　　咸丰二年十月，太平军围攻长沙，江忠源赶到长沙支持张亮基。此时的长沙不仅兵微将少，仅有的数千绿营兵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从各地赶来增援的兵士也各自为政，或不听调度，或无事生非。张亮基在危急之中看到江忠源的“楚勇”却是另外一番气象，其军不仅秩序井然，而且号令严整，张不禁大为感慨，以为是到了当年的“细柳营”。
　　张亮基在和他的一席谈话中，发现江忠源不仅善于打仗，而且颇有谋略。江忠源分析太平军实力其实并不可怕，之所以让太平军频频得手，关键就在于朝廷兵将多年不曾打仗，一闻大兵压境便举止失措，指挥失误，缺少全局观念。应该说，这一分析是非常恰当到位的。
　　太平军在围城一段时间后，采取了挖地道的方式，几乎攻破长沙城防。在左宗棠的指挥下，江忠源率士兵坚持抗击，终于在天心阁下，将太平军的又一“开国元勋”西王萧朝贵一炮打死，迫使太平军连夜弃长沙逃往别处。
　　诛杀南王和西王，江忠源之功非同小可。不久，江忠源即出任湖北按察使。
　　咸丰四年，江忠源出任安徽巡抚，成为湖南办团练而迅速崛起升至高位的最早一人。江忠源早年本是一个风流浪荡公子，不想后来改过自新，成为京湘两地士人中有名的侠义举人。江忠源的成功为湖南士人树立了一个弃笔从戎、立功军旅的好榜样，并激起了湖南士人建功立业的热情。
　　正是这样一个江忠源，与曾国藩相交甚好，由于有在京城的经历，曾国藩格外赏识他。他也不负所望，为谢曾国藩的知遇之恩，江忠源在历次给朝廷的奏折中陈述曾国藩办团练的业绩，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设法为曾国藩扩军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咸丰四年（1854年），正当曾国藩率湘军水陆进军出师入鄂之际，时任安徽巡抚的江忠源奉旨进驻庐州，阻击石达开率领的西征军。太平军将庐州重重围住，以地雷攻破庐州城，江忠源身受重创，自坠古潭而死，年仅四十二岁。应验了曾国藩十年前所预言的“以节义死”。
　　江忠源死后，清廷追赠他为总督，谥“忠烈”。曾国藩闻听恶信，心中如折了一根支柱。心里空落许久，方为他撰一挽联：
　　“百战守三城，章贡尤应千世祀；
　　两年跻八座，江天忽报大星沉。”
　　春风怒号罗泽南。
　　曾国藩手下有两员得力干将，一位是江忠源，另一位就是被人称为湘军儒将、悍将的罗泽南。
　　初办团练的曾国藩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他所恃者无非就是二品侍郎的空衔，以及当年在京城里开创出来的海内人望。但论实力，曾国藩几乎是一张白纸。
 



第42章 曾国藩的用人智慧(5)


　　曾国藩到长沙的第一步，就是把他的老乡罗泽南拉了过来。对于这个罗泽南，任何谈论曾国藩的人都不可回避地要谈及他。曾国藩为什么会看中罗泽南？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时的罗泽南，手里有一支千余人的武装。在老家时，曾国藩曾与他交谈过，善于识人的曾国藩之所以应允墨绖（dié）出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有了罗泽南。
　　罗泽南比曾国藩还要大三四岁。他字仲岳，号梅泉，现今湖南双峰县石牛乡人。因其家住在罗山山麓，故又称之为罗山。
　　和当时许多其他湖南士人不一样的地方，罗泽南的家境可能是最差的了。一些史志上都记载，罗泽南的家境情况是“家酷贫”“大父拱诗屡典衣市米，节缩于家，专饷于塾”。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要靠典当家里的衣服来买米的地步，节衣缩食，为的是什么？是供罗泽南读书。
　　罗泽南读书用两个字概括就是“苦读”。夜里没有煤油灯，他就把书拿到月光底下去读，累了就地露宿。十九岁那年，母亲去世，再过一年，祖父、兄嫂相继死去；二十九岁时，长子、次子、三子先后死去。他屡遭丧亲的打击，十年间死了十一个亲人。道光十五年，大旱，罗泽南考试回来，到家已是半夜，正要敲门，听到妻子在放声大哭，一问方知三个儿子都饿死了，只有诗圣杜甫有过类似的经历，恐怕再找不出第二个比他更命苦的士子了，但越是受到打击，罗泽南的心更坚，志更大。“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这正是孔子圣人所说的“忧道不忧贫”的典型了。直到三十三岁罗泽南才得以“补县学生”。
　　从十九岁起，罗泽南开始自己谋生，在县内各地开馆讲学。他所讲的内容和方法都不同于一般的塾师，他除了教人识字开蒙、应试科举之外，还教人静心养性，练习跳高和拳棒。上午讲学，下午操练，这种方法竟然招来了不少学生，如后来在湘军中冲锋陷阵的李续宾、李续宜、王錱等湘军名将，都是罗泽南的弟子。道光二十四年前后，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曾国华和曾国荃兄弟一面在城南书院读书，一面附课于罗泽南处，咸丰元年，得以举孝廉方正。可见，饱学之士也不一定科举顺利。此时的曾国藩已是朝廷二品大员。然而，相形之下，罗泽南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穷年汲汲，究心洛闽之学，“宗周敦颐而著《太极衍义》”“宗张载而著《西铭讲义》”。周敦颐是湖南学界祖辈，理学开山之人；张载是湖湘学派先师。故泽南成为湖南士人的典型，同时也是极具湖湘性格的士人。
　　咸丰二年，太平军从广西窜入湖南。罗泽南以一介书生在乡操办团练，带领自己的弟子一班人组织起一千多人的队伍。正如他所说：“余以一介书生，倡提义旅，驱驰于吴、楚之间，而其一时之同事者及门之士居多。共患难，履险蹈危，绝无顾惜，抑何不以厉害动其心耶？当天下无事之秋，士人率以文辞相尚，有言及身心性命之学者，人或以为迂。一旦有变，昔之所谓迂者，欲奋起而匡之救之，是殆所谓愚不可及者欤！亦由其义理之说，素明于中故。”他拉起这支队伍，是要把自己平生所学化为匡救时难的经世之功。也正是这支队伍，给曾国藩增添了建功立业的信心，而曾国藩的赏识和提携，也为泽南提供了一个把自己平生所学发扬光大的平台。所以在后来的征战中，罗泽南成为曾国藩最坚定的助手和沙场先锋。
　　三国里面的关羽，作战之余爱读《春秋》。泽南颇有此儒将风范。在湘军中除曾国藩之外，罗泽南也是一个将读书之风带到军营里的将领，白天鏖战疆场，夜晚则在营帐读四书，前后身经大小二百余战，常以坚忍而胜。时人问及他制胜之道，他回答说：“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脚也。”
　　向来只闻读兵法可以打仗，从来不闻读《大学》也能打仗的。可见罗泽南读书颇有一套心得，而不是读死书。他的弟子李续宾，自负臂力，精于骑射，能征善战，而甘心在一个穷教书匠手下“折节受学”，若不是罗泽南有非凡的人格魅力，何以驾驭得这样一个悍将？后来，曾国藩对李续宾有过评价，其中之一便是一个“静”字。可见，李续宾深得罗泽南之学，不愧为罗泽南高足。
　　正因为这样，曾国藩出山之后，首先想到的便是罗泽南。后江忠源在南昌被太平军围困，致书曾国藩求救，曾命罗泽南率二千人前往，因立功官升同知。后罗又在衡阳协助曾国藩改组湘军，此后一直跟在曾国藩身边，和塔齐布一起，成为曾国藩的左右臂膀。后来，两人还结成儿女亲家，可见其关系非同一般。
　　咸丰五年，罗泽南随曾国藩出师江西，久攻九江不下。曾国藩爱将塔齐布因此呕血而死，而太平军又在猛攻武昌。此时罗泽南向曾国藩建议不如暂时放弃九江、湖口，要打破当前僵局，变被动为主动，不如回军上游，占据武昌，打通江西与湖北之间的通道。
　　事实证明了罗泽南的建议是非常正确的，但曾国藩爱才心切，生怕罗泽南有什么闪失，便不让罗泽南远走，考虑再三，才派他率军回援武昌，还把自己的好友刘蓉派去做他的助手。这时湖北巡抚正是胡林翼，罗泽南和他一起合力作战，进攻武昌，取得大破太平军的胜利。眼看武昌不日即可攻下，罗心里惦记江西战事和困在江西的曾国藩，加紧了攻城的步伐，企图一举成功，然后挥师回援江西。咸丰六年三月，在一次攻城之战中罗泽南额上中弹，但他仍然坚持作战，五天后他伤势加剧，不治而亡。临终之前，罗命人取纸墨，写下：“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写罢，握住胡林翼之手，说：“死何足惜，恨贼未平。愿以兵属迪庵（迪庵是李续宾的字）。”说罢撒手而逝，年仅五十岁。
　　得到罗泽南的死讯，曾国藩如五雷轰顶。是时3月，劲草已肥，春华未发。“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他在家书中说：“吾邑伟人，吾店首功，何堪闻此”。清廷追封他为骑都尉，谥“忠节”。
　　从胡林翼的两副挽联中可以看出，罗泽南的死对湘军的损失是巨大的，影响也很深远。
　　其一是：
　　“上马杀贼，下马著书，仗大力撑持，真秀才，真将军，真理学；
　　前表出师，后表誓志，痛忠魂酸楚，有寡妇，有孤儿，有哀亲。”
　　其二是：
　　“公来使我生，公去使我骇，公逝使我悲，七尺躯系天下安危，存宜尸祝，殁宜尸祝；
　　贼至还他战，贼退还他守，贼炽还他死，一腔血酬半生知己，成亦英雄，败亦英雄。”
　　左宗棠的挽联则云：
　　“率生徒数十人转战而来，持三尺剑，著等身书，亦名将，亦纯儒，独有千秋，罗山不死；
　　报国家二百年养士之德，复州六城，杀亿万贼，是忠臣，是良友，又溺一个，湘水无情。”
　　两年前，曾国藩的爱将江忠源死节于战场；两年后，他的另一位爱将罗泽南又战死沙场。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两位爱将的折损，无异于折断了他的左膀右臂。
　　为国求才不避嫌。
　　龚自珍曾仰天长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曾国藩也曾感慨国中无人，他认为，中国若不想与外国列强讲和，就得有四五个得力的大将，他数来数去怎么也数不出来。正因为如此，他才对人才倾注了较多的心血。只要这个人确有所长，哪怕给他的印象并不好，甚至与他心存隔阂，曾国藩都不惮任用和举荐。大至总督，小至营哨，曾国藩举荐和扶植的人才不可计数。可以说，发现人才是一个成功领导者的首要本领，其价值往往超过了所发现人才的价值。
　　曾国藩认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应该为国家举荐英才。他三番五次地说：“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并说：“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曾国藩之所以善于选将，皆因其知人晓事。蔡锷所辑之《曾胡治兵语录》于曾国藩知人晓事之说，甚表赞同。其言曰：“文正公谓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为职，且以能知人晓事与否，判别其为君子小人，虽属有感而发，持论至为正当，并非情激之说。用人之当否，视乎知人之明昧；办事之才不才，视乎晓事之透。不知心则不能用人，不晓事则何能办事，君子小人之别，以能否利人济物为断。苟所用之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贻误大局，纵曰其心无他，究难为之宽恕也。”
　　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在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按照惯例，各省督抚每年年终要对司、道、府、县官员进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实考语，“以备朝廷的酌量默陆”，故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措词偶涉含糊，即令更拟”，官员的升迁降黔皆以此为据。战争期间，清政府基本上仍沿用此法，虽候补官员汇保甚滥，但实缺官员的补授则非地方督抚出具的切实考语不可。因这些考语是秘密的，任何人不得外泄，所以，这种考核办法及其考语，称为密考。而依照此法保奏官员即称为密保。也因为这一点，汇保一般只能得到候补、候选、即用、即选之类，而只有密保才能得到实缺官员，所以，曾国藩欲保奏实缺官员，就只有密保。
　　荐举人才曾是封建社会中任人为官的一种制度。如汉代采用“察举”制选才，就是各地方官员以一套选人准则选拔人才，进而推荐给朝廷任官；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九品中正制成为选才任官的准则，这种任官方法也是由专门的官员去查访各地贤良，然后依标准划分为上中下三六九等，依次授予相应官职；只是到了隋唐，科举制度大兴，这种荐举人才的方法就渐渐走出了历史舞台。到了封建专制达到顶峰的明清时期，科举取士已然僵化，毫无生机。八股取士，往往只能取到一些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根本不能用以经世致用。
　　晚清以来，内忧外患不断，选才自然也有变通，因而曾国藩大胆举荐人才。
　　曾国藩在举荐人才时，从来不忌讳个人间的嫌隙，他举荐任用左宗棠，便是很好的一例。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二人甚是不合。但曾国藩爱惜其才，虽二人交恶，仍多次举荐。
　　左宗棠比李鸿章晚到曾氏幕府一年半，当时的军事形势和曾国藩本人与咸丰十年三月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咸丰十年春夏之交，中国国内到处是紧张而复杂的局势，英法联军正陈兵大沽口，对清朝廷的首脑机构构成了严重威胁；闰三月，清军江南大营遭到了第二次惨败，主帅和春受伤病死，太平军相继攻克了江苏的富庶之地苏州、常州；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在头一年八月就开始了夹江进击的第二次西征，胜利推进。环视内外，曾国藩感到运筹帷幄，志在必得，他已意识到，朝廷必定会把剿灭太平军的任务放在自己肩上。他的部属更是举杯欢庆，对江南大营的溃败，一个个都感到兴奋异常。左宗棠闻而叹曰：“天意其有转机乎？”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他说：“江南大营得此一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他们不顾同伴的失败，却只想到失败带给他们的好处。胡林翼说得则更为露骨：“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
　　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下，到曾氏幕府不久的左宗棠，便得到了曾国藩的举荐，于四月二十日奉上谕，“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而在曾氏幕府多待了一年多的李鸿章，在这年五月才被曾国藩派去做淮扬水师的组建工作。
　　左宗棠初到曾国藩宿松大营的时候，认为作为一名君子，不可以被人再三侮辱，死于小人还不如死于盗贼，因而想在曾国藩手下做一营官，既满足了自己讨贼的心愿，又可以使自己策马扬鞭、冲锋在前。当时，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想法是不一致的，在给骆秉章的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左季翁自领一队之说，侍劝其不必添此蛇足，今已作罢论矣。”但曾国藩接到咸丰帝的寄谕，征求他的意见：“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办团练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曾国藩这才改变了原有的想法，叫左宗棠另外带领一队湘军。左宗棠原打算募二千五百人，曾国藩的意见却是让他募五千人。
　　左宗棠在宿松只待了二十多天，因为儿子病情很严重，他提前回到湖南。曾国藩的本意，是叫他募勇对安徽的兵力进行支援，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却这样说道：“苏州既失，为公计者，宜先以偏师保越为图吴之计”“是制此贼，必取远势，而不能图速效”。又说：“先将江西兵事、饷事逐为经划，亦当务之急也。”这个计策实际就是“保越图吴”，尔后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长期运用了这一战略。左宗棠在湖南招兵买马，将以前大批的湘勇集合在一起，又收聚了王錱的旧部，共得五千八百零四人，被称为楚军。这年八月间，他率楚军经醴陵直趋江西，先在江西东北部和东部与太平军进行了几次交锋，随后转战到了浙江。
　　太平军在战略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自安庆失守后，李秀成便把兵力全部集中到了江浙。从江西东向的侍王李世贤部及从广西回师的石达开旧部，几乎遍布了浙江全省。十一月二十八日，李秀成带领太平军一举将浙江省会杭州攻克，巡抚王有龄万般无奈，只得自杀。在这之前，十月十七日、十月十八日、十月二十三日，清廷曾发三次廷寄，谕令左宗棠马上赶到浙江去，负责军务的督办。曾国藩等于十月底做出决定，他们于十一月十六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臣等往返熟商，即请左宗棠督率所部进援浙江，并将驻防徽州之臬司张运兰，驻防广信之道员屈蟠，驻防玉山之道员王德榜、参将顾云彩，驻防广丰之道员段起各军及副将孙昌国内河水师，均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兵力稍厚，运棹较灵，于援剿浙、皖之时，仍步步顾定江西门户，庶于三省全局有裨。”
　　当时，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原本只是负责统率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清廷因为对曾氏集团的依赖，又于十月十八日下发明谕，上述除三省外，“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杭州将军瑞昌只是负责浙江军务的帮办。但曾国藩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给朝廷的奏折中说：“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又说，左宗棠“其才实可独当一面，应请皇上明降谕旨，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军务，所有该省主客各军，均归节制。即无庸臣兼统浙省”。曾国藩深感朝廷对自己有太重的依赖，给了他太尊贵的权位和太多的期望，这令他感到有些畏惧，因此不敢控制四省，恐怕自己会犯下过错；另一方面，也说明曾国藩当时给予左宗棠的信赖与倚重也是非常多的。
 



第43章 曾国藩的用人智慧(6)


　　左宗棠此时在广信负责驻防工作，他根据“宁肯缓进，断不后退”的原则，率军至婺源，又分兵解除了徽州的包围，使后方得到了巩固。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十四日、十六日，朝廷又连发四道谕旨，催促左宗棠赶快带兵赶到浙江。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左宗棠才从江西东北边境和皖南边境翻山越岭、历经千辛万苦进入到浙江省西北部开化县，迫使太平军退到遂安方向。其后，左宗棠根据曾国藩的以衢州府作为控制全浙的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于五月初四日攻占衢州，以衢州为基地进夺全浙。八月，蒋益澧带领八千多名湘军从广西开至衢州，左宗棠部的人数增到了一万六千名之多。他们由南向北逐渐推进，太平军顽强地抵抗了这种推进行动。
　　经过一年多的双方拉锯，直至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五日（1864年），左宗棠在法国军官德克碑的不败之师的帮助下，才最后把杭州攻下。双方又争夺了几个月，到这年八月下旬，左宗棠的楚军基本上占领了浙江全境。左宗棠攻占杭州后不久，在三月十八日，朝廷命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左宗棠补授闽浙总督，同时仍然担任浙江巡抚的职务。
　　此时，左宗棠在官场已经站稳脚跟，在清廷有了一定的地位。他与曾国藩的地位不相上下。
　　选择接班人要慎重。
　　曾国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才培养上的成功。这一方面保证了自己事业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也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保证后来人不会挖自己的坟墓，而是后继有人。
　　曾国藩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他很早就把选择人才和接班人的问题摆在重要地位之上了。他希望“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有三种：课读，历练，言传身教。
　　一般来说，曾国藩把各种人才选拔上来之后，除去一些直接破格摧授以重用的人之外，他总是先把所有罗致来的人才安置在自己的行署军营中，让他们办理一般文书、参谋事宜，使他们在实际的工作中接受锻炼，涵养性情。而且在初始阶段，他还对每个“人才”进行摸底访察，考察其贤愚、真伪，并且对他们才干的个中长短有个了解，以便对症下药，便于日后培养与任用。
　　由于经常在曾国藩左右参与幕政和公务，一些人才也就自然而然增长了见闻和实践的能力。各式人才与曾氏每日前后相见，十分便于曾国藩对他们进行日常性的品德教育和熏陶，曾氏每日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以师表之功对众人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
　　此外，曾国藩时时要求所有部属、幕僚按其专业方向读书学习，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则抓得更紧，要求严格，既要布置“作业”，还常检查“作业”。在环境较为安定、军务不紧的情况下，他要求对身边幕僚进行定期考试，每日两次，亲自命题，亲自阅卷，还要评定等次。就是用这种方式，曾国藩既实现了对幕僚的经常性的督导，又能常常了解到他们各自才识最新的情况与水平。
　　曾国藩对众人进行日常熏陶的方式也很多样，譬如利用茶余饭后的闲暇之功，结合自己的阅历与读书心得谈古论今、神游八方，内容既切合实际，形式也生动活泼，使幕僚们迅速增广学问、拓展眼界。
　　曾国藩的得意门生薛福成与李鸿章都先后谈到过曾国藩聚众“会食”和饭后讲论的情况。李鸿章曾对人说：“在营中时，老师总要等我们大家同时用饭，饭罢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笑疼了，个个东倒西歪的，他自己偏偏不笑，以五指作把，只管抨须，穆然端坐。”据后世之人观之，这其中自然也体现了曾国藩高超的教育理念。
　　当然，曾国藩对人才的培养也并不总是和颜悦色、如兄如长，外松内紧的“严绳”也是他在教育中的重要法门。他在《人才论》中，即强调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身边人身上有官气，认为即使是有“乡气”，也不可有“官气”。于是他力避官场排场，禁绝部属迎送虚文。
　　曾国藩幕府庞大，其职能一是治事，二则在于育人，他一心要将自己的幕府变成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军政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公务员，又是学生。曾国藩就曾给朋友描述过自己的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的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说：“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可譬犹垫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里所说的既是对丁日昌所部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自己的整个幕府的理念。
　　曾国藩为培养人才可谓煞费苦心，而他的心血确实也没有白费，他一生的事业正是靠这些人才发展壮大起来的。而在这些人才中，曾国藩花费心血最多、提拔最力、成长最快、也最能克绍曾门衣钵的，就是后来的“中堂大人”李鸿章。
　　1861年，太平军在江浙进犯，清廷的财赋重地岌岌可危，尤其是上海面临被占领的威胁。从清廷到江浙地方官绅，都向曾国藩发出派兵解援的吁请。曾国藩认识到这是扩大湘军势力的极好时机，但不能将精锐派到上海，而只能另辟蹊径，再练一支军队。
　　当时曾国藩考虑这个人选时，主要从以下几点出发：湘军嫡系，能够胜任此项事情；对湘军、对自己都大有益处，断不会成为掘墓人。
　　经过再三权衡，他举荐李鸿章可担此大任。1862年2月28日，曾国藩与李鸿章谈了个通宵，嘱咐他先把兵练好，不要急于出战，吏治、详务可以缓办。他知道在封建的中国“有军则有权”的道理，告诫李鸿章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在他看来，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甚至有丧失生命的危险。他还看出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这些致命弱点如不改正，后患无穷。因而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其他好友也纷纷提出忠告。李续宜“以从客二离”规之，沈葆祯、李桓“又以勿急相戒”。李鸿章深受教益，在给李桓的复信中表示：“手谕诲爱谆切，感佩无量。鸿章素性激直，从事师友贤豪间，皆深知其戆而曲谅之。自兹以往，不欲蹈习官样，又未便率性而行。”对于师友们的劝诫，“当奉为枕中秘”。
　　李鸿章到上海后，处处以弱军自居，他打定主意：即使朝廷下十二道诏书都不出兵，因为军队是他的血本。不久，慈禧又施加压力，声称如果再不出兵打太平军，就将他调离。李鸿章仍不回话。清廷知道只有曾国藩能调动李，于是令曾国藩劝李出兵作战。李鸿章特向老师诉苦，曾国藩知道个中奥秘，开始支持他按兵不动，待清廷令他劝李出兵的谕旨下发后，曾国藩又出一招，让李“勉为应允”“会防不会剿”，即与外国势力一同防守上海，但不参加共同对抗太平军的会战。因为曾、李都清楚，自己不能被当枪使，把本钱送给别人花。李鸿章经过多次试探，终于看准洋人的用意是拿他的军队当替死鬼，他不但佩服老师的眼力，更坚定了不出兵的信念。自此后，李鸿章处处秉承老师的旨意办事，在上海六个多月间，李鸿章写给曾国藩的信即有44封之多。他把曾比作佛祖释伽牟尼，而自己是佛门传徒习教之人。他常事事请命、时时请命，有何创举总拜求曾国藩创首，有何大政总拜求曾国藩主持。尤其是洋务大政，李鸿章推曾国藩为领头，从而掀起极大的声势。曾国藩得虚誉分担风险，李鸿章则由此实力大增。
　　李鸿章对曾国藩确也投桃报李，每月仅接济安庆大营的银子就达四万两之多，洋枪、洋炮更不计其数，有一次仅子弹就送100万发。
　　湘军攻占南京前后，曾国藩不但是清军进剿太平天国的前线最高统帅，且握有苏、浙、皖、赣四省军政大权。不过谁都知道，朝廷已经在忌其兵权过重，尽管表面上圣宠甚隆，但骨子里君臣都在为后事发愁。因此，曹国藩急需一位不会挖掘自己祖坟的传人，他最怕朝廷内部矛盾激化成灾，殃及自家。
　　曾国藩曾有一个座右铭，后为李鸿章所发扬光大：“禹墨为体，庄老为用。”既吃苦实干，又无欲无为。表面上看它很消极，其更深的含义是以实力对抗压力。曾国藩有过写一本《挺经》的想法，书虽未出，李鸿章已深谙内中之味。他曾对知己者说过：“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九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在湘军攻占南京后，曾氏兄弟一度大遭物议，李鸿章暗中支持老师，并用“墨守挺经”四字相勉，既表明挺经之道乃对抗压力之宝，又表明他未辜负师门厚望，大纲一致。
　　后来裁撤湘军独留淮军，曾、李联为一气。李鸿章在声望日隆、甚至超过曾国藩时，在重大问题上，如“剿捻”、办洋务等，仍然与曾国藩保持一致。
　　虽然选择好了自己的事业接班人，但还要给他们施展自己才能的空间，适时放开手中的线，让他们自己去驰骋。曾国藩认为，这也是有学问的，在给门人授权、让其挑重担时，就必须放权，让其自主发展。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和赏识是尽人皆知的，对他寄望之厚、花费心血之大也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可以说，曾国藩把自己的全部政治观点和治国、治军的本领都传授给了这个得意门生。李鸿章也多次向人表示，不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业出于老师的提携，即使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
　　曾国藩生平大事年表。
　　1811年（嘉庆十六年）11月26日（农历十月十一日）生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乡天平村，乳名宽一。
　　1815年（嘉庆二十年）五岁。在家识字读书，一年后入家塾“利见斋”。
　　1826年（道光六年）十六岁春，应长沙府试（童子试），名列第七。
　　1830年（道光十年）二十岁。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师从汪觉庵。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改号涤生。
　　1833年（道光十三年）二十三岁秋，参加湘乡县试，考取秀才。
　　1834年（道光十四年）二十四岁春，入岳麓书院。秋，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冬，入京准备会试，途径长沙，始与刘蓉相交。
　　1835年（道光十五年）二十五岁。4月，会试落第，留京寓长沙会馆读书。
　　1836年（道光十六年）二十六岁春，恩科会试再次不第，出京返家。至长沙，与刘容、郭嵩焘在湘乡会馆相聚两个月。
　　1838年（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试后改名国藩。殿试取在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年底乞假返家。
 



第44章 曾国藩的用人智慧(7)


　　1839年（道光十九年）二十九岁。夏，出衡阳，谒杜工部祠、石鼓书院。秋，出邵阳，察访武岗、新化、兰田、永丰。12月，子纪泽生，离家起程赴京。本年起始作日记，持之以恒，至终不辍。
　　1840年（道光二十年）三十岁。5月，庶吉士散馆，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7月，得病，经欧阳兆熊、吴廷栋治疗、护理，两月始愈，三人遂成好友。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三十一岁。8月，偕倭仁往谒理学大师唐鉴，请教治学之方，检身之要。“考德问业”“为义理所熏蒸”。11月，任国史馆协修，遍鉴前史，辨具得失。是年，喜读胡林翼赠送的《陶文毅公文集》。写作《里胥》，直道民间疾苦，鞭笞腐败政治。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三十二岁。致力程朱之学，每日必做日课：早起、主敬、静坐、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三十三岁。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7月，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8月，补授翰林院侍讲。12月，充文渊阁校理。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三十四岁。8月，郭嵩焘引江忠源来见，结为师生。派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三十五岁。10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李鸿章入京会试，以年家子投其门下受业。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三十六岁。1月，充文渊阁直阁事，自书其书舍曰：“求阙斋”。夏秋间，养病城南报国寺，与同寓刘传莹就汉学、宋学深入研讨，知学须返本务要，“执两用中”。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三十七岁。7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街。11月，钦派武会试正总裁，殿试读卷大臣。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三十八岁。3月，子纪鸿生。10月，辑录古今名臣大儒言论，按修身、齐家、治国三门分三十二目辑成《曾氏家训》。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三十九岁。2月，升授礼部右侍郎。9月，署兵部右侍郎。
　　1850年（道光三十年）四十岁。4月，上《应诏陈言疏》，直揭官场“委靡因循”、官吏“畏葸”“柔靡”，“今日所当讲者，唯在用人一端耳”。7月，兼署部左侍郎。
　　1851年（咸丰元年）四十一岁。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义。5月，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帝“怒掷其折于地”欲罪之。
　　1852年（咸丰二年）四十二岁。1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7月，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行抵安徽太湖县小池驿，得母讣闻，回籍奔丧，10月初抵家。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9月攻长沙，10月取决岳州。
　　1853年（咸丰三年）四十三岁。1月21日，接帮办湖南团练旨，经郭嵩焘力劝出保桑梓。30日，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3月19日，太平军攻占江宁，定都为天京。9月，奏准移驻衡州练兵。11月，建衡州船厂赶造战船，派人赴广东购买洋炮，筹建水师。
　　1854年（咸丰四年）四十四岁。2月25日，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发布《讨粤匪檄》，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17000人，挥师北上。5月，兵败靖港，投水自裁获救。7月25日，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10月14日取武昌，咸丰帝令其部署理湖北巡抚，七天后收回成命，改赏兵部侍郎衔。12月2日攻陷田家镇。
　　1855年（咸丰五年）四十五岁。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一百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1856年（咸丰六年）四十六岁。7月，坐困南昌。9月2日，杨、洪内讧（天京事变）后，太平军元气大伤。10月，曾国藩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1857年（咸丰七年）四十七岁。2月27日，其父去世，偕弟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是年建“思云馆”。
　　1858年（咸丰八年）四十八岁。5月19日，李续宾、杨岳斌率水陆两军攻陷九江，弟国华入李幕。7月13日，接上谕命其出办浙江军务，17日起程。8月5日，抵武昌，与胡林翼会商进兵、筹饷之策。11月15日，李续宾、曾国华死于三河之役。12月，作《爱民歌》以训湘军。
　　1859年（咸丰九年）四十九岁。1月，李鸿章来建昌晋谒、留营襄办军务。是月，曾国葆改名贞干入湘军，为其兄国华报仇。2月，作《圣哲画像记》。11月，拟四路进兵之策，攻取安庆。
　　1860年（咸丰十年）五十岁。5月，辑录《经史百家杂钞》26卷，“取精用宏”“尽抡四部精要”。6月，左宗棠来营，留住两旬，商讨东南大局，奉命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7月，委授两江总都，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10月18日与胡林翼、李续宾商筹北援之策，上疏请求带兵北上扫夷勤王，以“雪敷天之愤”。12月，祁门大营两度被困，太平军距大营仅二十里，“危险万状”。
　　1861年（咸丰十一年）五十一岁。8月23日，上《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25日，移住安庆。11月20日，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督以下悉归节制。12月，在安关刨办内军械所。年底，定三路军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1862年（同治元年）五十二岁。1月31日，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2月14日，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4月，李鸿章率军抵上海。5月，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天京。7月18日，为借兵助剿事再疏力陈利害：“岛人借助剿为图利之计……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决不能让洋人以助剿来“蹂躏中国之土地”。9月，为死于战乱而未及安葬的桐城儒生方东树、戴钧衡六人立石修墓，妥为安葬。12月，其弟曾国葆病死于雨花台湘军大营。年底，华衡芳与徐寿父子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蒸气机，曾国藩见后，于当天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国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1863年（同治二年）五十三岁。1月28日，安庆内军械所造出的我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曾国藩登船试航后，喜而命名“黄鹄号”。5月7日，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谓“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逼处可怯之地”，反对购买要由海军上校指挥控制的船舰。6月13日，石达开兵败大渡河。9月，与容闳见面，商筹建立一个可以灾圃旎器的工厂。12月3日，交容闳六万八千两银赴美购买机器。
　　1864年（同治三年）五十四岁。1月，派李凤苞测量江浙外海各岛屿沙线。5月，江浙藏书遭兵动多有毁损，定刊书章程，即于安庆设书局，刊刻各种经史。6月3日，洪秀全病逝天京，其长子继位。7月19日，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军宣告失败。7月，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8月15日，奏准裁撤湘军二万五千人。10月，行辕移驻安陵。11月，奏准停征厘舍、亩捐。12月，主持修复江南贡院，补行江南乡试，会考江南优贡。
　　1865年（同治四年）五十五岁。1月，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17首，编《鸣原堂论文》。3月，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收养八百孤寒子弟，并从自己养廉银中捐款课奖。5月26日，接上谕：“率军赴山东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书》完稿，共三百二十卷，交金陵书局出版。6月18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9月，经扬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调兵布防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10月，将金陵制造局迁往上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
　　1866年（同治五年）五十六岁。3月，由徐州赴济宁，沿途谒孟、孔、曾诸圣墓。9月24日，捻军突破防线，进入山东。连续二次请假，在营调养。10月，奏陈：“剿捻无效，病难速痊，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之缺。”12月，回任两江总督。
　　1867年（同治六年）五十七岁。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5月，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6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
　　1868年（同治七年）五十八岁。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5月31日，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总局。8月，奉命调任直隶总督。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登船试航，取名“恬吉”。12月，抵京师，陛见那拉氏与同治皇帝。
　　1869年（同治八年）五十九岁。2月27日，奏陈直隶应办事宜，以练兵、饬吏、治河为至要。6月，奏请按湘军制改造直隶练军。8月，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提出儒学有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科，唯义理为治学根本。12月，奏陈：“直隶清理积狱……计审结并注销之案四万一千余起，多作尘牍，为之一清。”
　　1870年（同治九年）六十岁。4月，肝病日重，右目完全失明，奏准病假一月，5月续假一月。6月，天津教案发生，奉命前往处理。7月11日，抵津，出令放告，要求津民据实检举揭发；23日，法国公使罗叔亚来见，要求杀天津道员、知府、知县为法领事抵命，并以战争相威胁，曾国藩严辞拒绝。24日，奏陈：“挖眼剖心，全无实据；津民生愤，事出有因。”8月，奏陈：“本案凶犯已拿获九名，唯罗叔亚意欲‘三员议抵’，断难允求。府、县本无大过送交刑部已属情轻法重。”9月，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10月17日，起程南下。11月3日，六十大寿，御赐“勋高柱石”匾额。24日，作家训日课四条：“一曰慎读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说，四曰习劳则神钦。”
　　1871年（同治十年）六十一岁。8月19日，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9月，视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11月抵上海，23日在沪设宴庆祝六十一岁生日。
　　1872年（同治十一年）六十二岁。2月27日，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遣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3月1日，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3月12日，午后散步署西花圃，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是月，清廷闻讣，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次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县（今望城县）湘西平塘伏龙山，与夫人欧阳氏合葬。
 



第45章 胡雪岩其人(1)


　　钱庄里的“胡大人”
　　胡光墉（1823年~1885年），字雪岩，祖籍安徽绩溪，生于杭州。
　　胡雪岩祖上做河船生意。胡雪岩爷爷那一辈儿，因为做沙船生意小有富足，便把家人从徽州绩溪老家迁到了杭州。绩溪全部是山地，耕地甚少，全年的五谷杂粮统算起来，也只够供三个月的食粮。不足的粮食，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所以徽州人为了生计，只好脱离农村，到城市去经商。几千年来，徽州人命中注定要做生意人。
　　沙船这个名称，在今人看来，已经渺若云烟，其实在明清两朝，海上交通全靠这些沙船，它的最古老的名称，就是“漂洋船”。明朝永乐皇帝曾派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乘载的所谓楼船，也就是沙船。在西洋轮船还没盛行之时，这些沙船对于海上游客之往来、货物之输运，曾起过很大作用。
　　沙船运客，也搭货。商号货物相互搭配装船，甲船中有乙船之货，乙船、丙船中也有甲船之货。船到地头，各自凭单据提取。如果中途失事，或遇匪徒袭劫，或遭风雨沉没，损失由各号分担。亦有船货抵埠，市面陡涨，则亦由各号分享共利。
　　这本是沙船业的惯例。胡雪岩的爷爷那辈人，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已经拥有大船五艘。胡雪岩的父亲也自小随船，北闯大连，南走潮汕，向西沿长江而上溯，直抵巴蜀。眼看着家业日益兴隆，不承想胡雪岩的一个表爷，贪心不足，私自破了船业的规矩，经常独载自家货物，以求暴利。不料遭了歹徒打劫，连船带货，随同船上的帮手，无一幸免。其时，胡雪岩的爷爷因病在家，闻此巨变，犹若晴天霹雳，一口气没咽下，再也没能回转过来。
　　胡雪岩的父亲变卖家产，逐一清还债务。有好心人便放他一马，看重的是胡家上一辈人的厚道和后生的懂事。尽管如此，等债还毕，家中也就只剩二亩薄产田了。
　　这时的胡雪岩已经上了一年私塾。这一变故来得太大，短时期也无望回转了。胡雪岩只好回到家中，帮着干些杂活儿，闲下来时就自己学上一点，总算粗通文墨。
　　十四岁那年，一位亲戚介绍胡雪岩去了杭州的一个钱庄，做了学徒。
　　这学徒的活计其实并不太劳累，但是很受委屈。一个学生子（杭州人管学徒叫学生子），进门拜了店主为师傅，店主就得把他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着，管吃、管穿、管住，还管他在外面的说话行事，以免招惹了是非。这是店主对学生子好的一面。不过在日常琐事上，店主可就不会把他如嫡出一般供着了，扫地抹桌，打水倒尿，有什么杂务跑腿儿的，都落到了学生子头上。
　　刚进门时，钱庄老板就说好了，学徒期间无薪俸，杂活儿需要排着干，有什么不对的，该打就打，该骂就骂。
　　其实这老板人并不坏，三年学徒，胡雪岩活儿没少干，骂是受了不少，倒没挨过一次打。
　　胡雪岩脑瓜很灵，手脚也挺麻利，所以钱庄的其他伙计档手待他都不错。老板用不到胡雪岩时，伙计们也常借故把胡雪岩捎上出去办事。有了小胡这个家伙，探风送信儿，跑腿打酒，这一类琐事，倒也都可以省心了。那小胡倒也落得外边转悠，一边和小店伙计贫嘴、讨价还价，一边还可乘机享受一下。时间久了，小胡的嘴皮功夫长进不少。
　　不过小胡从来不敢在老板面前显山露水。老板也只觉得这小胡是个少言少语、不过还算机灵的年轻人。
　　有一天店门口忽然来了一个小渔倌，赤着双足，提着个小木桶。木桶里边有四条雄头雄脑的大鲤鱼，每条足有一斤多重。小渔倌点名非要见上一见店里的胡大人。店里的伙计很是吃惊，给他解释说这店里胡大人没有，只有一个小胡。小渔倌急了，嚷嚷着：“不对，他亲口告诉我叫他胡大人的。”伙计见和他计较不出个所以然，便要赶他走。这时店主出来了，询问究竟。小渔倌说：“上个月小的在东门外遇到胡大人，他见我的鱼虽好，就是没人买，就和小的聊起来。小的说家里就指靠这卖鱼的钱过活儿了，鱼卖不出，小的如何回家交代，他就叫小的听他的话行事。小的鱼果然很快就卖光了。小的爹爹夸了小的，还特意让小的送来两对鲤鱼拜谢。”
　　“那胡大人是什么模样？”店主问道。
　　“瘦瘦的，高高的，一颗门牙还掉了。”
　　他这一说，店里的伙计“轰”地一下都笑了。掉了门牙的瘦高个儿不正是小胡吗？店主皱了皱眉头，让人到后院去叫小胡。
　　小胡正在和老板的儿子走棋，不肯出来。那伙计一急，拽着他就往外走。刚进店门，就有伙计嘻嘻叫着：“胡大人到。”
　　小胡脸“刷”地一下红了。小渔倌高兴地叫道：“就是他，就是他。”
　　老板沉着脸问：“小胡，啥辰光成了胡大人了？”
　　小胡犹豫了一下，心想：“不老实说了，老板可真要不高兴了。”
　　原来，因为店里常有个伙计带他去东门一带办事，在街边他注意到了这个呆头呆脑的小渔倌。小渔倌的鱼都很鲜活，可他的脑子就是转不开。小渔倌的爹爹腿脚不灵，只好自己驾船打鱼，让小渔倌来卖。每一个采办的人都很喜欢小渔倌的鱼，可是一问价钱，不但比别的鱼摊高出很多，还一个子儿都不能减，一个个只好摇头而去。鱼卖不出去，小渔倌急得都要哭了。小胡见了，就主动上前问他究竟。听了小渔倌的诉说，小胡忍不住笑了起来：“世上哪有不能讨价还价的买卖？你不让人家占点儿便宜，人家凭什么非要买你的？”
　　小渔倌说：“那是俺爹定的价！”
　　小胡说：“你今天就听我的，保你爹爹高兴。”
　　那天带小胡出去的伙计正好到都统衙门办理胡都统钱票京汇。都统衙门他们常去，所以和账房、书办都很熟悉。胡雪岩就瞅准机会，趁着账房先生和他两个人在家时，把自己的小褂袍一拎，对着账房先生行了个长喏。账房先生倒也不客气，问他有何想法。小胡道：“我表弟家世代捕鱼，那鱼个个都巴巴的。我想胡都统走南闯北，什么风味没有尝过？要是漏过了咱杭州湾这第一美味，岂不遗憾终身？”账房先生道：“咦！你小小年纪，话倒说得挺溜啊！”账房先生知道这小胡鬼机灵，对这小家伙颇有好感，就允诺他道：“我许你表弟先供衙门三月，不过价钱上你可得给采办的人体己一点儿！”小胡明白，心想：“不就是每次少卖几文钱嘛，这话好说。”
　　小胡回到东门外，对小渔倌说：“你跟我来，我今天把鱼全给你销出去。”小渔倌听了高兴坏了，匆匆忙忙跟着小胡走。到了都统衙门，小胡吩咐小渔倌：“价钱你就照我说的给，对买鱼的人你就说：‘是胡大人爱吃这鱼，特意吩咐账房先生去订购的。’”
　　其实买鱼这事，如若都统真的爱吃，只需直接派人告诉采办就可以了，何必多此一举，还要让账房先生转达。小胡再精明，但毕竟年纪还小，事情上考虑不了这么深。
　　不过这回倒真让小胡碰上运气了。那采办也是个粗心人，心想让账房这么转告，定是都统想细水长流，备了长期开支的。想是这么想，还是觉着未尽明白，就“蹬、蹬、蹬”跑到账房先生那里去问。账房先生心想：“这小胡倒当真了，还来得这么快。不过小胡虽然人小，咱可是答应过人家的。童叟无欺，这是做人的道理。”于是就随口应了声：“没错，胡大人听说这鱼特细嫩，让我转告你好好采办，你也不必太舍不得，总得让大人满意才是。”
　　那采办得了这话，煞是高兴。这不明示自己可两头挤兑、抽点儿彩头吗？于是，采办乐颠颠地让小渔倌把鱼全部留下，并告诉他，衙门里的伙食是换着排下去的，每隔两天来一次就可以了。
　　统算下来虽然每条鱼的价钱便宜了一点，不过用不着自己再费神苦等，而且以后的鱼也有了去处，小渔倌太高兴了。回到家他跟父亲一讲，父亲也连连夸他。末了，他父亲问：“那带你卖鱼的姓甚名谁？”
　　这可把小渔倌难住了。他脑子本来就不怎么好使，又转悠了半天，想了半晌才说道：“好像叫胡大人。”小小孩子怎么会叫“大人”呢？他爹一听就觉着不对，非让他问清不可。
　　也该这人走运，歪打正着，胡都统倒还真的喜欢上这鱼了。小渔倌自然得经常去送鱼，不愁碰不着小胡。他把小胡拉到一旁，问道：“你真的姓胡？”
　　“这还能有假？”
　　小渔倌不问了。这姓都是真的了，名还能假得了？他就又追问小胡家住何方，说他爹爹定要拜谢他。
　　小胡这厢给老板讲述原委，老板那厢心中一阵嘀咕。老板开头一听小渔倌拜见胡大人，觉着小胡定是在外边胡抡海吹，小小年纪养成这般坏毛病，自然是千不该万不该，所以他一听就沉下了脸，这其中的细节越听越清楚了，老板的心里也越来越高兴。示惠于人，似这般小小的事体，倒也算不了什么。难得的是他小小年纪，能有这种想法，并且居然靠着自己的活动把事情做成了，看来这孩子还真是块好材料。
　　老板心里是这么想，嘴上却不说，还有意想再考一考小胡。他问道：“你姓胡就是了，怎么就成了大人？”
　　小胡倒会解释：“禀告老板，小的一个堂哥就叫达仁。通达的达，仁义的仁。”
　　伙计们听了又都笑了。店主见小渔倌今天拎了四条鲤鱼过来拜谢，觉得这是吉利的征兆，况且小胡这事办得也煞是漂亮，心中就很高兴，命档手封了红包，赏给小胡。并让常带小胡出去的伙计，陪着档手一行，到酒馆订了一桌席，正式结束了小胡的学徒期，把他升为店里的伙计。
　　那时钱庄里的伙计，被称作跑街。跑街要干的事，就是为钱庄招揽生意和讨要债款，类似于今天的银行储蓄员。
　　识人做事，需要眼光。
　　当时的杭州，有很多候补、捐班的官吏。所谓捐班，就是花钱买官。中国封建社会，从汉朝起是公荐贤人当官。到了隋唐，有了科举，社会上的读书人就有了从社会底层进入官僚上层的正途。到了清朝中后期，国库银荒，社会上有钱的人又刚好想做官，就有大臣上了奏折，建议朝廷卖官。朝廷起初还忸忸怩怩不肯，后来也架不住支出多、收入少的煎熬，终于下了准旨。不过又加了道附折，责令各地要员严加管理督促，谨防流弊横生。
　　话是这么说，谁都知道“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买官的人不外乎两类：一类是读书不进、家中又有产业的人，到了晚年，眼看着一辈子功名无望，免不了觉着愧对了祖先，所以总欲有个官衔，也好上报祖恩、下范后生；另一类是做了生意有钱的人。因为整个社会都把官僚老爷看得很大，只是有钱仍免不了被人瞧不起。况且谁都明白，有了一个官衔，一旦补了实缺，绝不只是面子上好看，各方人等都有巴结你、用上你的时候，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腰包里没有不肥的。
　　因了这实际的好处，候补、捐班的人就不愁没有。捐班要花很多钱，捐了后又不能马上补实缺，所以在候补期间，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两手空空，只能向钱庄借贷度日；即使补了缺，上任时打点也需要钱，还得向钱庄借。
　　胡雪岩充当跑街，主要就是招揽这批人的生意以及督促他们到期还钱。
　　这可不是个好干的差使。这班人虽然身在落魄之中，但老爷的臭架子已经摆开。他求你借钱时，拿你当爷似的。你要是问他讨债，他就会板着脸来一句：“还怕爷明天就死了？”或者说：“爷还赖你这几个钱儿？”遇到那脾气倔的，也倒好办，就拿这同样的话一激他就是，一准灵光。不过大部分人都是有一定背景和势力的。所以这活计要想做得圆满，既须时时小心、笑脸相陪，有时还得来点儿硬的，软硬兼施。
 



第46章 胡雪岩其人(2)


　　小胡处处小心，事情处理得都还算满意，而且还结交了几个好朋友。其中有一个姓夏的，人已中年，整日少言寡语，做事倒很稳当。小胡遇到什么难处，都拉了他到小馆子里，一边对酌，一边商量。
　　倒是有一件事连老夏也给难住了。
　　钱庄放了一笔账给一位叫蔡厚仁的，蔡拿这笔钱捐了候补知县。蔡有一个后台，是上海道的一个亲戚。据他本人讲，这亲戚也答应帮他走走京线，早日补上实缺。因为在放账时他有这么一个暗示，钱庄的档手也认为该人的信用还算可以，除了他捐班的用度外，还额外加放了他一年的生活费用，约期两年内还清。没想到一等就等了三年。
　　因为这账是小胡牵线放出去的，姓蔡的得到这笔款项，乐陶陶地拉着小胡去酒馆好好意思了一番。没过半年，那姓蔡的又来找小胡，说是捐班出了纰漏，需要加贷。钱庄的规矩，加贷要加息，他满口应承。
　　这事放了一年有余，没人再过问。等到第二年年终时，照例要盘点各项贷款，小胡满指望着蔡厚仁补缺有了消息，也好对钱庄有个交代。
　　等到仔细一打听，小胡却吃了一惊。候补是补着了，实缺依然毫无动静。而且这姓蔡的是个色鬼，在家无聊，就大着胆子去外边鬼混，老婆拿他无可奈何，整日在家里哭哭啼啼，钱庄本来加贷了他一年的生活用度，他早就把钱挥霍一空，所以才有二次加贷。也还亏他知道不好意思，等这笔钱也用完了，他就跑到另一个钱庄去告贷。
　　若是这等胡花，指望他按期还恐怕是很难了。小胡找他谈了两次，他只是说快有信儿了。小胡也只好暗自着急。
　　果然，期满之时，蔡家人哭丧着脸，请求延期。钱庄顾念他有后台，也不便逼得太狠。
　　到了第三年，蔡厚仁干脆翻脸不认人了。小胡一到他家，人未落座，他就吵嚷起来：“钱，我没有。要么你们就再放我一年，要么就把我抓去见官府。”
　　小胡心想：“咦，你倒有理了。合计着是你有后台，我们拿你没办法？”心中这么想，也就没有好气了：“蔡大人，我倒不是拿你找别扭。欠钱还债，我们是来找你探听消息的。你要真是补缺上有难处，我们钱庄也不会不替你考虑。你要是另有用度，恐怕老让我们这么为难也不好吧！”
　　蔡厚仁一听“另有用度”这几个字，脸便“刷”地一下红了：“我能有什么用度，还不是一心一意奔个前程？”
　　小胡听了可笑：“蔡大人是不是一心一意，我可不知道。”
　　蔡厚仁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小胡听他嗓门忽然抬高，心中就越发不快：“我是什么意思，蔡大人自己明白。”
　　蔡厚仁“腾”地一下站起：“我明白，我明白。我就明白我现在没钱，你们去告官府抓我吧。”
　　小胡也火了：“你别以为我们不敢。”
　　蔡厚仁一愣，嘴上却还硬：“那好，咱走着瞧，我就不信我斗不过你。”
　　小胡见此，也不得不硬了：“好，蔡大人，咱就官府见。”
　　话是这么说，不到万不得已，哪个钱庄愿意得罪这样的主顾？更何况那蔡厚仁也分明是仗了自己的后台，才敢嘴硬道“不信我斗不过你”。
　　心中这么想，小胡就有些后悔自己用语着急了些。黄昏时分他拉了老夏，把今天见蔡厚仁的经过都讲了一遍。老夏只是沉吟不语，等了老半天，他才说道：“小胡，你是着急了些。不过，真的要有事了，倒也不必怕事。”
　　老夏这是在给小胡打气儿，告诉他不必惧事。“人要一怕事儿吧，事儿就跟着你来。”几杯酒下肚后，老夏来了兴致：“嗨，小胡，我给你讲个刚发生的事儿，是讲现任广东巡抚的。”
　　那巡抚也真算是个“人物”。英国的舰船在珠江口岸挑衅时，他不积极备战，反倒跑到庙里求签，得到的回答是宜守不宜攻。他回去后，命令所有船只，全部调头，船尾对着江面。“若遇夷贼开火，万万不可回击。”有部下便问了：“那我们如何退敌？”巡抚捋着胡须道：“诸公不必着急，我自有退敌妙法。”
　　巡抚所谓的退敌妙法，无非是在船尾绑了大粪桶。他说这夷船船坚炮利，我等惹他不过。不过他只要沾着我这大粪气，管教一个一个不得好回。
　　结果可想而知。等到大炮一响，站在船尾的水勇一个一个丧胆失魄，忽拉拉都跌足失水，掉到了粪桶里。
　　小胡听到这里，抚掌大笑：“要是换了我，宁肯迎头和那洋人去撞，也不蒙受这等羞辱。”
　　老夏道：“这就是了。有时人一心虚，想出来的点子就很可笑。事情办砸了不说，自己还蒙受羞辱。”
　　小胡道：“看来羞辱都是自讨的了。”
　　老夏道：“那倒也未必，有些事情，想躲也躲不掉。不过，如果自己遇事不惊，总还可以免掉一些的。不过姓蔡的这家伙也挺讨厌，要是真像他说的那样，他和上海道台有那么亲密的关系，也真不宜太难为他了。”
　　正说笑间，钱庄老板来了：“哎唷，大老远就见你们说说笑笑，有什么好事吧？”
　　老夏道：“好事倒没有，好故事倒有。”
　　于是老夏就又把故事讲一遍，老板也拍腿叫绝。末了，老板说：“我也给你们讲个类似的故事。这故事是讲圣旨传递的。”
　　原来，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尚没有现代化的通讯工具，朝廷有了文件，全靠一站一站驿马传递。尤其是皇上的圣旨，必以四百里兼程的速度一站一站往下传。因为是圣旨，每站必得地方官员接了，晚间妥为保存，以防丢失。
　　那地方官员，知州、知府、知县，无不对圣上旨意抱着很大的兴趣。所以除了密封得严实，每到一地，他们必会偷偷拆开检看圣者，看完后再放回封好，第二天交给下一程驿马继续传递。
　　有天晚上，有个知县打开封套，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原来圣旨不见了，里边只有一张绵纸。这一惊可非同小可，丢了圣旨是要犯杀头之罪的。
　　他慌忙找来了书办。书办倒不着急，告诉他将原纸装上，依样封好。知县说：“这怎么可以，下一站会揭发的。”书办道：“大人你都知道是杀头之罪，下一位老爷又怎么会不知道？他要是报告了，追查不清，责任岂不要落在自己头上？”知县一听，连连称是，就依计而行，果然平安无事。
　　“那最后接旨的人可就傻了眼！”
　　“当官的人最会装糊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点儿本事他要练不出来，他这官儿就别想做得安生。”
　　小胡听了，开窍不少，便乘机把蔡厚仁的事向老板细述了一番。老板板着脸想了半天，问小胡道：“假定蔡厚仁这笔钱非还不可，你估计他还得起不？”
　　小胡道：“这个我倒注意到了。他老婆还有一笔嫁妆，另外蔡厚仁原来最怕他娘。他娘在时，也指定为蔡厚仁的老婆存一笔银两，说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
　　“乖乖，连捐班这样的大事也没有能动用这钱？”
　　“蔡厚仁他老婆虽然不凶，但极悭吝，一有什么事，就要和蔡寻死寻活。所以蔡厚仁惹她不起。”
　　“那要是蔡厚仁吃了官司呢？”老板问。
　　小胡略一惊诧：“这怎么可能呢？蔡厚仁口口声声说有上海道台作后盾，我正为这事犯愁。”
　　老板道：“我看他这样拖账，也不是个办法。况且他既然口口声声要上海道台撑腰，却从来没见过两家有什么人员来往，蔡厚仁补实缺的事也一直没有消息。所以，我在想，这姓蔡的和上海道台八成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那怎么能摸清底细呢？”
　　“我有办法。上海道台的门下，我也还有几个朋友。回头我修书派人去打探一下，估摸着能探出个八九不离十。”
　　果然不出所料。蔡厚仁和上海道台是隔了四代的远房表亲，两家早就没了来往。蔡厚仁也只是在他娘在的时候，隐隐听说有这门亲戚关系。自己有心去认，那道台早已是高高在上之人，哪有心思和这个不着边际的亲戚啰嗦。
　　小胡得了这消息，真是满心欢喜，同时对老板的料事如神愈发敬佩。他跑去找到老夏：“老夏，老夏，明天就到衙门，非让这姓蔡的吃不了兜着走。”
　　老夏莞尔一笑：“这倒也不必。”
　　依老夏之见，虽说姓蔡的有些耍无赖，看他的面皮儿也没那么厚。况且当务之急是要他老婆能松口，帮忙还钱。
　　“所以，”老夏说，“咱只需要找衙门的兄弟帮忙，去吓唬吓唬蔡厚仁他老婆就可以了。”
　　于是他们就约了衙门的几个捕快，在酒店小酌一场。第二天，瞅准了蔡厚仁出了门，几个捕快带着刑具，凶神恶煞般闯进了蔡家，说要捉拿蔡厚仁。
　　蔡的老婆为妇道人家，哪里真的见过官府中人。听说自己家里人要吃官司，早已吓得魂不附体。捕快要她赶快和家人商量，明天黄昏前再不还债，夫妇两人都要缉拿入狱。
　　这女人家一听自己也要一同受罪，更是吓得魂飞魄散。其实就是在大清，除了不得了的大罪，一人出事，一人承担，已经足够了。不过这女人见识短，也不管是非曲直，捕快这一上门，就觉着家破人亡在即了。等捕快一走，她倒在床上哭成了泪人。
　　蔡厚仁回来后，见屋里翻了个底朝天，老婆双眼红肿如桃李，也暗自吃惊，心想这姓胡的真跟我豁出去了。上海道台撑腰一事，可以骗骗外人，自己心里跟明镜似的，于是也就悲悲戚戚，抱着老婆，跟着挤了几滴眼泪。
　　现在老婆真感觉自己和蔡厚仁是一对同命夫妻了。蔡厚仁一把把她搂进怀中，她就哭得愈发厉害。哭了半晌，脑子终于清醒了一些，就抽抽鼻子，和蔡厚仁商量起免灾办法。“咱夫妻可不能都进了大狱啊！”
　　蔡厚仁一听老婆有如此同甘共苦之想，心中大喜过望。老婆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咬咬牙，同意把蔡厚仁他娘替她私存的那笔钱拿出来，不足的部分，再从娘家带来的私房钱中抽。但是有一个条件，要蔡厚仁对他娘的灵牌发誓，再也不去胡混了。
　　蔡厚仁心里喜得恨不得把老婆叫娘，但他表面上还要保持一点儿面子。他往他娘的灵位前“扑通”一跪，“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等站起来时，额前马上就是三个青包。老婆冲着这三个青包，觉得这蔡厚仁还算有救，也就不再多计较什么了。这桩事是处理干净了，不过胡雪岩却觉着不是那么痛快。他心里隐隐觉得，自己还是做得绝了点儿。回过头细想，只怪自己一开始不够细心，要是能多了解蔡的为人，也不至于那么信任地放了款。若是一开始有眼力，能看准了，以后就不会有大曲折，也不至于非要逼人于危急之中了。这么一想，胡雪岩就品出眼力的重要性来。自己要是像老板那样料事如神，也就不用非要在事后费尽心思、无可奈何了。况且这姓蔡的就算是赖了点儿，无非也是想混个好前程。自己要处在那个位置，被人逼成那样，滋味也不会好受的。为人，看来还是要留有余地。
　　但随后发生的意想不到的一件事，着实让胡雪岩暗自高兴了一阵。
　　有天晚上看店，其他几个伙计横七竖八地睡在地上。胡雪岩因为年纪稍小，就睡在了柜台上。
　　半夜，胡雪岩朦朦胧胧觉着有响动，“腾”地一下坐了起来。
　　起来后不见有什么异常。胡雪岩感觉不对，就下了柜台推醒了老夏。
　　等众人点了灯，发现柜角下有一人，已经僵卧不起。那人睁开眼时，连呼饶命。众人见他也没偷着东西，便齐喝：“说清怎么回事就放你走。”
　　那人哆哆嗦嗦道：“我，我进门看见一个金面神，睡，睡在柜台上。”
　　众人以为他满嘴胡言，就追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我，我该死，我家里太穷，我想来……”
　　众人见他确实短褂短衣，破破烂烂，而且也没捞着什么，就放他走了。
　　那人走到门口，又回头对着柜台磕了个响头。有伙计问：“喂，你小子，干什么？”
　　那人道：“今天我遇见金面神了，也算是我的福气。”
　　第二天，大家窃窃私语，都觉着小胡这小子有些不对头。因为晚上只有他睡在柜台上。
　　胡雪岩心中自然高兴。他在想：“莫非是真神显灵了？我胡雪岩有福了？”
　　胡雪岩毕竟年龄还小，就这样飘飘然了几日，事情也就渐渐淡忘了。只是那每日例行的辛苦差事，找人求人，仍要无休无止地做下去。小胡也渐渐在这差事中找到了乐趣，觉着这儿每一个人都亲切。
 



第47章 胡雪岩发迹的轨迹(1)


　　援手王蒋引末路。
　　太平天国起事北上之时，胡雪岩已经有了家室。清苦的日子过惯了，倒也没觉着家中用度有何吃紧。小夫妻二人夫唱妇随，每天的日子过得滋滋润润。
　　胡雪岩有一日闲逛，遇到了一个叫王有龄的人。王有龄祖籍福州，父亲在杭州客死，因为没有钱将父亲棺椁送回老家，只好就在此地择了块风水好地葬了。王有龄没了父亲的官俸，家中的日子也就日渐窘迫。闲下无事，他也常到西湖边逛逛。
　　胡雪岩见他眉宇间透着亮光，分明一副官相，身上的褂子却打上了补丁，所以也摸不透他身份。
　　王有龄倒还明白胡雪岩是干什么的。只是这钱庄向来都是向着有钱有势的人开的。借钱之先，跑街的都要拐弯抹角，先把你祖宗八辈、左邻右舍问个清楚。至于你家中有何贵重物品，能否置当贷款，即便碍着面子，不便直问，跑街的也自有他的一套办法，套出个八九不离十来。所以这跑街的最爱下酒馆，上茶馆。这种地方，花钱不多，却可以一坐一整天没人赶。聊天的、算命的、下棋的，各色人等都有。人一多嘴就杂，只要用心总可以听到想听的东西。
　　不过王有龄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客处他乡，无亲无靠，想去告贷几个银子，恐怕也未必会有钱庄信得过他。当铺倒可以去，但是那地方太黑，况且家中值钱的东西也已经当了不少了。
　　胡雪岩见了王有龄总是笑嘻嘻地，有意和他套近乎。王有龄却总是淡淡的、懒懒的。开头胡雪岩以为他是摆架子，假清高，就有些不以为然。见面多了，又觉得不像，倒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有一天胡雪岩又见着了王有龄，就叫道：“王有龄，今天我请客，喝一壶去。”
　　王有龄道：“不敢当，不敢当。”
　　胡雪岩道：“这有什么，反正也不是我请客，自有人出钱。喏，这是我刚才三盘棋战来的。”
　　经过胡雪岩的一再邀请，王有龄就只好跟了去。酒过三巡，胡雪岩道：“王有龄，我心里倒有个疙瘩。我看你也不像个平庸之人，何以天天无所事事，不去做点儿什么？”
　　王有龄道：“我能做点儿什么？做点儿什么不要点儿本钱？”
　　胡雪岩一听倒觉着不以为然，心想：“干什么不是一步一步来的，你莫不是想一口就吃个大胖子？”口中却道：“本钱也不在大，有你这一副好身材就可以了。”
　　王有龄心想：“看来你胡雪岩倒实在。可惜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么想着，就想把自己的想法讲了，不讲吧，胡雪岩也不会明白。于是他就说：“那倒不一定，有些事还是得花大本钱。”
　　胡雪岩道：“比如什么样的事呢？”
　　王有龄道：“比如捐官补缺，本钱不够，凭你有什么好想法也没用。”
　　胡雪岩笑了：“这个我倒明白。有些捐官的人舍不得花钱，又不能不花钱。一百两银子能办的事，他只支出五十两，结果事也没办成，花出去的钱也收不回来了。”
　　王有龄也笑了：“看来你还真明白。你一定知道范蠡的故事了？”
　　胡雪岩皱皱眉头，惭愧地说：“我上学不多，谁是范蠡，我倒真还不明白。”
　　“就是那个称作‘陶朱公’的。”
　　“嗯，这个我倒还听过。什么故事呢？”
　　王有龄于是就给他讲了陶朱公和他大儿子的故事。
　　那范蠡扶助越王勾践灭吴后，就跑去找他的好朋友文种，劝文种和他一起离开越国，前去北方共同重操旧业。
　　原来文种曾在宛郡做过小县令，慕范蠡美名，三次前往。两人一见，相谈甚欢。后来文种干脆连县令也不做了，陪着范蠡一同前往吴越楚交界地带，从事边境之间的贸易交换，所获甚丰。后来勾践上台，慧眼识才，就拜了二人为相，共同重振越国实力，平了吴国，解了亡国之恨。
　　但在范蠡看来，这勾践只可共苦，不可同甘，所以应明智行事，早日逃走。文种不听，范蠡只好一个人逃到齐地，定居于陶，重操旧业，成为倾国首富。人称“陶朱公”。
　　故事就发生在陶朱公的儿子身上。
　　陶朱公有三个儿子。二儿子在楚国杀了人，被捕入狱，要处极刑。楚国的宰相庄生是陶朱公的好友。陶朱公就派三儿子带了千金，前去说情营救。
　　这时大儿子在家里不干了。他觉得父亲这是瞧不起他。家中出此大事，理当是大儿子出面办理，于是他就去向他娘诉说心中的不快。
　　他娘也觉着这大儿子说得有道理，就去劝范蠡改变主意。范蠡不允。这大儿子犯了倔，以死相威胁。范蠡就没再说什么，派了大儿子去楚国。
　　大儿子走后，范蠡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吾二子必死无疑矣！”
　　这等丧气话，怎么能随便说呢？范蠡这么说却自有其道理。
　　大儿子到了楚国后，见了宰相庄生。那宰相念起范蠡英名和昔日交情，就许诺办理这件事。他对范蠡的大儿子说：“知道了，请你马上离开楚国，你弟随后就可以出狱回家。”
　　这大儿子听这宰相说得那么轻巧，心里犯嘀咕，心想：“死罪轻易就能免了？要是轻易就能免了，这罪肯定不重。这千金未免花得太过不值。”
　　有了这层想法，他就另外又买通了一个狱卒，告诉他自己在一个旅店二楼，有什么消息，随时来通知他。
　　那楚国的宰相庄生让范蠡的大儿子马上离开楚国也有自己的考虑。他不希望让人知道自己收受了重礼。一等范蠡的大儿子离开，他就上朝对楚王道：“臣昨晚观察星象，发觉昴星云集，此乃不祥之兆，还望大王能大赦冲灾。”
　　楚王对这位重臣言听计从，于是道：“爱卿忧国甚深，既能体察至此，我这就宣布大赦。”
　　大赦令还没传出，狱卒就跑去告诉了范蠡的大儿子。大儿子一听，心想：“这宰相太不地道，这等重要的事你还能不知道？明摆着是想白白捞我一把嘛。”
　　这么一想他心中不是滋味，“蹬蹬蹬”又跑回宰相家，对宰相道：“我为救我二弟而来，现在楚王已经大赦了，我这里来给您道个别就回家。”
　　那庄生是个何等聪明的人，听了这话明白他有想法，就告诉他：“黄金千镒还在那里，你就带回去吧。”
　　换一个人，明摆着是为办事而带的钱，既已送出，就绝不能收回。那陶朱公的大儿子不然，他来就是为了讨回这千镒黄金，所以也就不客气地拿走了，心里还暗自庆幸呢。
　　他这么一做，庄生心中可真不是滋味了，觉得好像被别人耍了似的，就入朝见了楚王，说：“臣前两天讲到星象显凶，大王您说要以行德事免凶。臣退朝后听到处都在盛传，陶朱公的儿子也杀了人囚禁在监，他们家里人带了很多金子贿赂大王左右。大王实行大赦，人们说不是为了楚国，而是因为陶朱公用了钱。”
　　楚王听了大怒，于是派人杀了陶朱公的儿子，到了第二天才宣布大赦。
　　胡雪岩听到这里，笑起来：“这大儿子只好拖着他弟弟的尸首回家了？”
　　王有龄道：“这就是做人不地道的坏处了。”
　　“陶朱公怎么会知道自己儿子是这种德性呢？”
　　“陶朱公一向料事如神。他知道大儿子是跟了自己创业的人，知道积财的艰辛，这本身倒不是什么坏事。不过这等事上，过于怜惜财宝就办不成功。”
　　“他怎么又知道他三儿子办起来要妥当些呢？”
　　“这老三是他的小儿子，从小娇生惯养，整日在游乐场中混，挥霍起钱来眼都不眨。”
　　“我也听说过好多捐班之人，事到中途撒手，没有下文了。”
　　胡雪岩心想，你的意思是自己也去捐个班。半大不小的年纪，放着功名正途不走，未免让人有些想法。于是就问：“你觉得捐班不错？”
　　王有龄沉吟了许久，不知该不该告诉实情。他闷着头喝了半晌酒，才狠一狠心，仰了仰头：“小胡，实不相瞒，先父在时，已经替我捐过一个‘盐大使’。”
　　胡雪岩愣了一下，见王有龄不像在打诳语，也正色道：“哎唷，失敬，失敬，我该叫你王大人才是。”
　　王有龄脸一红：“小胡，别奚落我了，我现在这个样子……”
　　胡雪岩道：“那你怎么不去打点一下，补个实缺？”
　　王有龄长叹了一口气：“唉，我现在这处境，到哪里去，也不会有人给我放款。”
　　胡雪岩心想也是，一个异乡人，举目无亲，两手空空，就是我，也不会放心放款给你的。不过补了缺的“盐大使”，一转眼就有可能捞个小“知县”，这么好的差使放着不用，也未免可惜。
　　王有龄见胡雪岩没了下文，自己心中也略略失悔告诉他太多。这样不免让人轻看了自己。
　　两人就这样各想各事，慢慢地呷着酒，夹几根空心菜下酒。渐渐地天色黑了下来。
　　胡雪岩忽然抬头问道：“打点、补实缺、连同来回盘缠，满打满算，要多少钱呢？”
　　王有龄沉吟了片刻，方道：“五百两吧！”
　　余下的时间，两人再也没说什么。直到出了酒馆，分手之时，胡雪岩才说道：“王有龄，明日下午，你一准在这里等我，我有话对你说。”
　　王有龄心想，反正明日也是没事，来就来吧。
　　第二日下午，王有龄早早地来了，左等右等，仍不见胡雪岩。他只好给酒馆的伙计留了话，自己出去，看别人下棋。
　　王有龄把脖子都看酸了，回到酒馆时，仍然不见胡雪岩来。
　　天色眼看着要黑下来了，王有龄早就潦倒得没了在外边饭馆小阔一把的钱。回去吧，又怕失约。正犹豫间，胡雪岩拎了个小包，匆匆忙忙赶过来了。他一把扯着王有龄，到酒馆角落里坐定。
　　“小胡，你找我有什么事？”
　　胡雪岩打开蓝布包，抽出一叠东西来，递给王有龄：“喏，这是你做官的本钱，总共五百两，可以在京城票号兑现。另外还有，些碎银。”
　　王有龄一愣：“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胡雪岩道：“你放心用吧，反正不是偷的，也绝不会是抢的。”
　　王有龄终于忍不住了，拉着胡雪岩的手道：“小胡，你为什么待我这么好！”
　　胡雪岩道：“把银票收好了。王有龄，我也是看你虎落平阳，英雄末路，不像是一个没出息的人，所以一直想帮你一把才是！”
　　王有龄“唉”了一声，两行热泪扑簌簌落了下来。
　　两个人要了酒菜，慢慢地喝着。胡雪岩规劝王有龄及早动身，趁年节前赶到。这种时节去，若是侥幸，年后就能捞上个差使。
　　王有龄道：“雪岩，我真该到你府上拜访一下才是。”
　　胡雪岩笑道：“你就省了吧，早去早回，等你拜了官位，再用八抬大轿来接我也不迟。”
　　王有龄北上之时，太平天国军队已经克武昌、下九江，直取金陵，一时举国上下为之震惊。清廷慌忙调度了向荣率满汉大军，从南北两面夹击金陵，力图制太平天国于金陵以西。
　　双方都很清楚，江南乃膏腴之地，谁占住了这块地盘，谁的粮饷财力就不用发愁。所以太平军并没有放弃努力，不断派出军队向苏杭一带进逼。一时间清军纷纷运动，在浙西、太湖平原间筑起了一道道封锁路线。
　　杭州城内也不断有陌生的军队在调度。除了原有的旗兵，各地都在尝试着举办乡练。
　　由于曾国藩操办团练有方，圣上下旨，命他原地收买人马，就地操练，不断有新操练过的湘军开入长沙、武汉、九江一线，不久，左宗棠奉命率湘军一部，在南昌、上饶一带活动，这就奠定了湘军入浙之格局。不过，暂时还不必全部用到湘军，因为圣上对向荣所率的江南江北大营还充满信心，他还是有些顾忌汉人势力，须要等到南北大营被太平军捅得稀里哗啦之时，圣上才能痛下决心，彻底信任汉人操练的军队。不过这已是几年后的事了。
　　王有龄能幸运地得到胡雪岩的资助，也是事出有因的。
　　原来，胡雪岩做跑街已经十余年，而跑街的行当不好做，这点我们在前边已经讲了。不过这行当能结识人，要说做事，本来就是结识人。干巴巴的事情本身，有什么好做的？人缘熟了，人的关系处理好了，事情也自然好做了。
　　出于这一层考虑，胡雪岩能有十余年的跑街经验，也算是钱庄里的老牌伙计了。胡雪岩脾气好，对于这等琐碎事情，做上十余年，一点儿也不觉着枯燥。钱庄老板看中了胡雪岩的经验和耐性，就升他做了档手。
　　王有龄遇到胡雪岩之时，刚好赶上胡雪岩升迁。升迁之时，办理移交，老档手把店内他所管辖的账目一一清对，新档手也一一核实，两相核对无误，手续也就办成。也合该这王有龄运气来了，胡雪岩刚好发现一笔呆账，欠账的人是一个老营官。那营官武夫脾气，店里别的人屡次催要都不得，店里已经把它看作是死账了。可是他独和胡雪岩谈得来。当然，或许也是胡雪岩既能来软，也能吃硬的缘故。胡雪岩听说那营官退职之时，很是阔了一把，就上门催要这笔债款。那营官话也说得漂亮：“别人谁来，我都不给；唯独你胡雪岩来了，我才给。”胡雪岩自然是十分受用。他回过头想了想，就想到了王有龄，于是就把这笔钱转给了王有龄。按时人的说法，胡雪岩对王有龄说的是：“吾尝读相人书，君骨法当大贵，吾为东君收某五百金在此，请以速去，速入都图之。”
　　反正是在交接手续之时，况且也是因为胡雪岩的能耐才收回来的，胡雪岩觉着自己做得并不算过分。他就让王有龄打了借契，记入账中。
　　钱庄老板每隔一段时间是要检视存贷的。见到这么大一笔账，胡雪岩没有和他商量就借了出去，心里老大不高兴。他寻思半天，把胡雪岩叫了来：“小胡，对这个人的家底有了解吗？”
　　胡雪岩道：“这人家里一般。”
　　“他有能力按期还清吗？”
　　从目前王有龄的处境看，当然没有这个能力。胡雪岩没了托辞。他总不能说，我就看这个人有出息，靠得住吧？
　　不过新升的档手，老板也不便太多责难。事情是不过问了，老板却总觉着胡雪岩办事太冒失了点儿，怀疑自己是否用错了人。
　　胡雪岩见事情过去了，也就没有特别挂在心上。
　　有一天来了一位姓蒋的营官，说是湘军。托了杭州旗营的账房支使约胡雪岩出去。胡雪岩听说湘军已经打到了浙江，惊讶得半晌说不出话。
　　“这么说，太平军要兵临杭州城下了？”
　　蒋营官道：“那倒还很远，不过我们已经开到了江西、浙江交界地带。”
　　“你估计这次要打上几年？”
　　蒋营官道：“这却不好说了。要是按我们湘军的打法，不出五年。要是还是这帮贪生怕死的烂污兵在打，十年也未必够。”
　　胡雪岩在盘算，这仗要十数年打下去，钱庄的生意要往外扩张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么想着，就问了：“依老兄的想法，这仗一打起来，搞我们这一行当的，会受多大影响？”
　　那蒋营官十分老成，想了半天，慢吞吞地说：“这得看你怎么做了。”
　　“要是从这一面考虑，这一打仗，对你们自然不利。”
　　“你的意思是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
　　“是这意思。要说你们开钱庄的，最怕的是什么？”
　　胡雪岩道：“最怕的就是市面不靖，钱收不回来。”
　　胡雪岩道：“那有利的一面呢？”
　　蒋营官压低声音：“胡兄，你只考虑到钱庄怕不靖，你有没有考虑有钱的人更怕市面不靖呢？”
　　胡雪岩稍稍有些困惑：“那和钱庄生意好坏怎么联系起来呢？”
　　蒋营官诡秘地一笑：“这就要靠你们动脑筋了。依胡兄这般聪明的脑筋，决计不会想不到的。”
　　胡雪岩绞了半天脑汁，忽然拍了拍额头：“咳，老兄，你的意思是说，钱庄替有钱人做后盾？”
　　蒋营官拍桌道：“着，胡兄。你想想，哪一个有钱人不想让自己的钱平平安安的？你要能做到这一点，战事一起，这兵荒马乱，舍了他不要利息，他也会把钱往你这里抬。”
　　胡雪岩也激动起来：“老兄，真有你的，来，干杯。”
　　其实那蒋营官也是走南闯北，听别人议论得多了，自然而然有这想法了。这番营官来，事实上另有目的。账房支使约胡雪岩出来时，胡雪岩已经知道。
　　原来这蒋营官得了湘军秘传。那湘军招募兵勇时，只招农村来的，每人每月二两饷银，打一胜仗，加赏五两；每杀一敌，加赏十两；若战场阵亡，五十两厚敛，除发放家属二百两抚银外，还保证永远养育家属。有此重赏，湘军个个奋勇杀敌，成了一支横扫东西的劲军。
 


第48章 胡雪岩发迹的轨迹(2)


　　这蒋营官本来在湘军干得好好的，因为左宗棠入江西，就把他们这支部队调到了浙西、赣东战场。他指挥部下打仗，从来都是不惜银两重赏，所以部下个个踊跃赴敌。
　　不巧陈秀成军西征，把左宗棠军围困在赣西。军中饷银一时无以为继。刚好蒋营官和杭州旗营的账房支使是拜把兄弟，就约了胡雪岩来，想先转借一下饷银。
　　“你要多少？”胡雪岩问。
　　“四千两。”
　　“四千？”一听这数目，胡雪岩登时给难住了。
　　首先是数额较大。钱庄的规矩，超过一千两的，必须和老板合计。也真不巧，老板去了上海，需要十天后才回来。
　　“能不能少一些？”胡雪岩问道。
　　蒋营官见胡雪岩有些为难，就直告他说：“胡兄，我们湘军打仗，一个在严，怯阵逃跑者杀无赦；一个在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军饷不继，必影响士气。与其济与杯水，倒还不如没有。”
　　这倒也合了胡雪岩的思路。前一段和王有龄聊天，讲的不也是这个意思吗？胡雪岩也听过一位知名的老中医讲，他能给人以神医的印象，经验无非有二：一曰准，症状要看准；二曰狠，下药要够分量，保证一次根治彻底。老中医还说，“有些中医，不能说他医术不高，但是他心里边打了拐，算计的是：每一次我少给你一些，让你病情有所好转，就是不能根治，下一次你还得来我这里。这样的作为，先在医德上就欠了一筹。加上人生病这东西，一次要不根除，拖的时间久了，免不了有别的疾患挤进来。这样陈陈相因，真是害人不浅。”
　　看来做什么事都是这道理。想到这里，胡雪岩道：“老兄，我理解你的意思。不过你也明白，这么大的事我做起来也很为难，容我好好想一想。”
　　两个人闷坐了半天，胡雪岩终于下定了决心：“老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充分理解你的心情。咱们这样吧，二五折一，我把利息放高些，一厘八。”
　　一般的贷款，找尖了也就是一厘五，决计没有一厘八之说。胡雪岩心想：“我这跟高利贷似的，你行了，给店里捞个好处；不行，我也省了麻烦。”
　　不承想蒋营官接口道：“胡兄，二厘一，准定五月内还清。多出的就归胡兄了。”
　　胡雪岩没想到他这么痛快，自己禁不住也就受了感染：“好，准定这个数。利息全归钱庄，我胡某一个子儿也不捞。”
　　放款出去，胡雪岩觉得自己给店里做了一件好事，所以等钱庄老板一回来，就兴冲冲地去找他，要把这事的经过好好讲一讲。
　　老板的反应却大大出乎胡雪岩的意料。他没料到胡雪岩的胆量越来越大，这样大的一桩款子，说放出去就放出去了，没有商量，也根本不考虑对方是一个武夫。这种人冲锋陷阵没问题，讲起信义来也没问题，只是这兵荒马乱，谁能料着自己不会遇到三长两短？这样的款子有上三五笔搭进去，一旦泡了汤，钱庄还指靠什么支撑？
　　他又想到胡雪岩悄无声息地放款给王有龄，既不问他有何家产作保，也不问他有何朋友作维系。看来这小胡留不得，要让他再留上一年半载，我这店老板给人做伙计都没人要了。
　　这么想着，就没有什么可缓冲的了。他把店里其他几处的几个老档手召了来，把情况向他们讲清了，走人，走人，你胡雪岩马上走人。
　　胡雪岩听钱庄老板条分缕析地给大家讲几桩款子的风险毛病，自己就补充了一句道：“我原来以为这是咱们钱庄扩充生意的好路子呢。”
　　墙角有另一个档手“嗤”了一声，不屑地讲了声：“小小年纪，还没学会爬，就想走了？”
　　胡雪岩没再争辩，也许自己真的给钱庄带来了风险，好男儿，自己做事自己当。
　　就这么一不小心，胡雪岩离开了他待了十几年的钱庄。
　　投桃收李。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跟做梦似的。
　　胡雪岩离开了钱庄，靠着自己的一点儿积蓄，一时生活还能维持下去。
　　不过新升了档手，一转眼就又被换掉了，这事在钱业同行中可真是一个大新闻。大家都说胡雪岩也太胆大了些，要不是换得早，恐怕整个钱庄都要被他毁了。
　　有了这个不好的名声在，就没有钱庄再愿意雇胡雪岩了。
　　胡雪岩在钱庄时十分规矩，从来没有坏的念头。放贷出去，也从没有自己掺水分。既然没了营生，家里的日子也就一天一天困顿下来。
　　回头讲那蒋营官。
　　因为有四千两的饷银，军中士气一下子提高了。遇到太平军的营寨，个个都跟见了仇敌似的，不顾一切地往里冲。这样连下了几个营寨。蒋营官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部队踩到了太平军的金窝里。
　　原来太平军做了灭清建国的准备，就不断把从广东起事起沿途搜罗来的金银财宝分散地隐匿于浙赣交界的大山地区，派了几支小股部队，一方面守边瞭望，一方面守卫财宝。太平军原以为这一带山路崎岖，地广人稀，绝对没有人会注意。然而，蒋营官带的湘军应当时的浙江巡抚黄宗汉的请求，由左宗棠从江西分出一拨来探视情况，无意中发现这大山中还有小股太平军，就擅作主张，灭了几股。
　　这样一来，这股小部队肥了。二十余万两的白银，一下子落到了蒋营官他们手里。蒋营官也是见过世面的人，知道为人最忌一个“贪”字。他召集手下把情况讲明了，根据职守功绩，人人都分了该得的一份儿。
　　但是去往湖北的路途，正是太平军与湘军僵持的战场。虽然得了一大份财富，却没有人敢出面往回押运，也没有别的门道往回汇兑。
　　蒋营官讲话了：“我有一个想法，兄弟们要是信得过我，就交由我妥为保管。”
　　蒋营官挑了几名精壮军人，以护送军中秘档的名义，逃过了一道道检查，顺利地把十几万暂时用不了的白银运进了杭州城。
　　他径直去了胡雪岩所在的钱庄。钱庄老板没想到事隔四个月，借期未满，蒋营官就把钱连本带息、一毫不差地返还。蒋营官要见胡雪岩，老板为难了，只好推说胡雪岩病了，已经半个多月没来。蒋营官留了下榻旅馆的地址嘱咐老板，见着了胡雪岩，一定要他来见一面。
　　钱庄老板没见着胡雪岩，蒋营官倒先见着了。
　　蒋营官闲下无事，便携了几个兄弟，雇了一只小船，在湖上慢慢漂游。一抬眼，隐隐看见一个瘦长的身影。“嘿，胡雪岩！”蒋营官扯了嗓门叫起来。
　　这人正是胡雪岩。一连几月没找到差使，他急得团团转，人突然瘦了许多，也老成了许多。眼看内人要生孩子了，胡雪岩遵了母命，前来寺院敬上一香。
　　因为心里有事，胡雪岩显得有些恍恍惚惚。他隐约听到有人叫了他一声，不过那声音不甚熟悉。他茫然地向四周扫了一眼，岸上人来人往，水上游船如织，没有什么特别。
　　那蒋营官见胡雪岩回了头，就起劲儿地打手势，还以为胡雪岩见着了。等胡雪岩一扭头又往前走，蒋营官急了，命手下兄弟帮着船夫，一桨快似一桨地往岸边追来。
　　胡雪岩刚上完香，转身出门时，蒋营官几人笑盈盈地拦住了他。
　　“胡雪岩，你病了？”
　　胡雪岩眼圈一红：“没有。”
　　蒋营官道：“走，走，咱们找个馆子坐下慢慢说。”
　　等胡雪岩把蒋营官走后钱庄里发生的变故讲完，蒋营官恨恨地垂了一下桌子：“胡兄，是我害了你！”
　　沉默片刻，蒋营官道：“胡兄，你有什么打算？”
　　胡雪岩道：“这里如果真是由我胡某做坏了几笔，我也只好到他乡另谋生路了。好在我家上辈子也是这么闯荡出来的。”
　　蒋营官略一思量，鼓劲儿道：“胡兄，我上次和你初打交道，以你的行事看，恐怕绝不愿意做一个池中之物。”
　　胡雪岩道：“多谢蒋老兄夸赞。”
　　蒋营官道：“这倒不是我的溢美之词。实话说吧，这件事上，你胡雪岩绝对没有做错。不是因为我有甜头在里边，也不是因为我没有坏了你的信用。”蒋营官顿了一下，呷了一口酒，接着说道：“而是因为你，胡兄，你的思路和行事绝非循规蹈矩的一般人所能比的。你能想人所未想，察人所未察，行人所未行。你在这里处处不顺手，无非是这帮人理解不了你的思路和手腕。你既然受制于人下，不免投鼠忌器，感到碍手碍脚。依我看，只能让你独当一面，你才能从心所欲，做出一番事业。”
　　胡雪岩听着蒋营官的分析，心里不知哪里的神经痒痒的，感到甚是舒坦。他想理出个所以然，一时又找不出头绪，一想到自己两手空空，不由得叹了口气：“没有不要钱的饭可吃呀！”
　　蒋营官“咦”了一声：“胡兄，像你这样的人，也还担心这些？”
　　“人总要有根据才能做事吧？”
　　“根据？胡兄，上一次的谈话就是根据，你做事的手腕能力就是根据。我问你，胡兄，要是你来开钱庄，需要多少本钱？”
　　“我来开钱庄？”胡雪岩觉着自己听错了。
　　“对。就假定我的一个朋友要开吧。依你的经验，估个数！”
　　“这要看周转范围有多大了。小了看，只在这杭州城内周转，三万两银子也就打住了。”
　　“再大些呢？”
　　“初开始起店，有五万两也就够了。”
　　“好，胡兄，我请你代为打理十万两银子……”
　　“十万？”
　　蒋营官道：“嘘！低声。胡兄，我这是看你依靠得住，就把实话告诉你。相信你能替我守住秘密。”
　　这么大笔的银两，虽然是从敌营搜罗过来的，要是官府知道了，怎么也要充了公。不过蒋营官理解大家伙儿的心思，兄弟们出来卖命，谁不是为了讨个活路？再说回来了一介莽夫，不知书，不谙商，做官无门，发财无路，一朝战死疆场，谁来体恤亲属？靠官府？能靠得住吗？所以这么一笔外财，勉强还能充个定心的丸药。
　　“胡兄，上一次咱们聊到了钱庄生意，你问这兵荒马乱的，钱庄没了市面保证怎么办。我说要看你怎么看了。当时你一开口回答，我就觉着你果然有头脑。我这事，你明知有风险，还是办了，让我也领教了你的手腕和信义。人嘛，靠个什么？不就是靠个信用？这样吧，就照上一次说的，我这钱借了你，不要利息，五年为期。五年后，我们兄弟谁来取，就给谁的那份。”
　　胡雪岩道：“蒋老弟，承蒙你看得起，我胡雪岩也就不再客气了。你们这笔钱，期限由你定，利息跟着市面走。每位兄弟一折……”
　　蒋营官连连摆手：“不、不、不，回头我给你个单子，每个兄弟谁该多少，上边都写得清楚，存折就不必要了。我保证没有哪个兄弟敢冒领。”
　　胡雪岩道：“有你这话，我也就放心了。不过，折还是立上，你们要是带着不方便，我这里替你们保存。每年一结，第二年连本带息，作本翻息。”
　　蒋营官道：“这样也好，兄弟们的事，就拜托胡兄了。”
　　这掉下来的好事，真需要费神斟酌。首先是缺人手。胡雪岩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把老夏先挖过来，然后由老夏出面，又从其他几个钱庄挖来了几个有经验的跑街。
　　等到万事俱备，就又请了胡都统来为开业揭新。其他几个钱庄的老板早就听说胡雪岩有这奇境般的经历，也都改变了态度，表示开业之日，一定多多堆银，为他装点门面。
　　钱庄起名“阜康”。日后，这小小钱庄一跃而成为江南第一大号，与山西的票号分庭抗礼、隔江对峙，形成了北票南庄的格局，并且主宰了江南金融市面。1883年，当“阜康”盛极而衰时，引起了中日近代史上不小的金融风波。这一切成就，正应了蒋营官的看法：胡雪岩非池中物，必得独当一面，方能舒展飘逸，做出一番世人皆为之瞠目的成就。
　　胡雪岩门面开张之日，王有龄也已经尽舒胸臆、衣锦归来了。
　　王有龄迤逦北上，在沧州遇到了江苏学政何桂清。何桂清是军机大臣穆彰阿一门的弟子，年少得意。早先，何桂清也曾客居云南，家贫。王有龄父亲见他年少俊逸，口齿伶俐，就起了爱才之心，命他与王有龄同窗共读。后来两家各奔西东，断了音信，不承想异地相逢，相见之后，交谈甚欢。
　　得了何桂清的帮助，王有龄一扫晦气，一路关节打得通顺。正好赶上何桂清的同门黄宗汉在浙江做巡抚，何桂清便修书一封，叙起旧情和新恩。王有龄有此大帽托庇，顺顺当当地当上了海运使，旋又发派湖州知县，代理知府。
　　念及胡雪岩的旧恩，王有龄极力在各方面给胡雪岩提供方便。初在海运使时，即委胡以僚属，一切唯命是从。后浙抚保王有龄为粮台、积功保知府，旋补杭州府，升道员，陈臬开藩。不出几年，王有龄就已经开为浙江巡抚。
　　王有龄升为浙抚时，胡雪岩已经替自己捐了官，于是王有龄就委任他接管粮台。胡雪岩的本领，正是嫌少不嫌多。有了这么好的差使在手，胡雪岩如鱼得水，无往而不利，逐渐奠定了他在杭州发展的基础。
　　王有龄发迹甚快，从捐班到升为巡抚，到最后太平军攻陷杭州，王有龄自裁身死，这前前后后，总共也不过十年时间。王有龄能这么快地升迁，得益于胡雪岩甚多。先是胡赠五百金，给了他摆脱潦倒，走上仕途的机会；随后有了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作后盾，上下打点，也使得各方人言尽附于王有龄。
　　当然，胡雪岩之得益于王有龄的也甚多。有了王有龄的庇护，胡雪岩事事能够占先机，处处处于主动地拉。胡雪岩深谙官场人心，王有龄也深知商场对他的利害。两相配合如鱼得水。
　　献计何桂清。
　　有了自己的钱庄，胡雪岩觉着做事的感觉大不一样。
　　他生性就是个漫天撒网的人。遇到英雄好汉一时潦倒这种事，他总是忍不住想帮上一把。原来在别人手下，替别人兼差，就没有这份自由。
　　做了江苏学政的何桂清意犹未尽，总想在仕途上有个大发展，就派人急招了王有龄。王有龄匆匆忙忙赶了去，何桂清将自己的想法毫无保留地讲了。因为王有龄是自己人，口又紧，又有恩于他，所以何桂清用不着担心会走漏了风声。
　　不过，何桂清的目的是让王有龄帮忙出个主意，王有龄的脾性却让他稍稍有些失望。因为王有龄为人拘谨，做事一板一眼有条理，是个官声不错的好官，但是在场面上，他从来都没感到能掌握自如。对于人心里的弯弯绕绕，他也看得不甚通透。
　　好在王有龄有个好处，就是对世故人情之事并不反感，自己看不透没关系，有人看得透。这个人就是胡雪岩。
　　胡雪岩念书不多。从做学生子起，就是在跟人打交道，而且做跑街的那两年，全是跟一帮热衷于功名仕途的人混在一起。哪一位官老爷什么脾性，怎么样才能投其所好，这帮人每天扎堆在一起，琢磨的就是这个。
　　能有什么事让王有龄专程去给他何桂清出主意？王有龄不明白，胡雪岩明白。回来后王有龄把胡雪岩叫去，细谈了两个时辰。胡雪岩见王有龄不解，就笑了：“雪轩（王有龄字雪轩），这事就委托给兄弟我来处理了。不过你得修书一封，把你我的关系略略介绍一番。”
　　等王有龄写好了书信，胡雪岩拿回了店，让老夏打了张一万两的银票，一并封好了，在上海办完事后，雇了个小划子，咿咿呀呀地摇到了苏州。
　　王有龄在信中对胡雪岩的能力大大吹捧了一番，何桂清也早知胡雪岩囊助王有龄一事。两人相见，交谈甚洽。寒暄之后，何桂清对胡雪岩道：“我不久就可能要放沧州侍郎了。”
　　胡雪岩忙起身道：“恭喜，恭喜！”
　　沧州侍郎是管理南北漕运的总管，因为这关系着京城的天粮正供，所以位置一向特殊。历来任沧州侍郎之后，必委以方面要职。
　　“不过我现在还有几个麻烦，”何桂清对胡雪岩道，“雪轩兄对你处事推崇备至，我也早已略知一二。你和雪轩的关系，雪轩和我的关系，大家都很明白，有什么事我就直说了。”
　　胡雪岩道：“何大人，只要我能帮到的，你尽管说。”
　　“这两年漕运不正常，雪轩北上那年，还因为漕运逼出了一条人命。”
　　原来，何桂清的同年黄宗汉任浙抚时，和管漕运的藩司麟桂不和，就故意刁难藩司。
 



第49章 胡雪岩发迹的轨迹(3)


　　江南粮食，自隋代以来，就成了供应京城的重点，所以隋炀帝才不惜本钱修了条大运河。大运河初开通时，着实红火了一阵，但是年代久了，免不了有破损，影响正常的粮食供应。历代皇帝，都费了不少心思整治运河。
　　清中期以来，河道更是破败不堪。所以每年的粮米北运，都要提前做准备，动员沿途民工开挖运河。开沟挖泥的工程十分浩大，免不了就有耽误的时候，历任的官员都明白这一点，只不过一向包涵就是了。
　　不承想黄宗汉对藩司有了意见，就使了两面手法。他把藩司叫了去，和颜悦色地询问漕运情况。藩司自然如实讲了，说恐怕要耽误三五个月。
　　当时黄宗汉没说什么，回头却上了道密札，竟谎诉藩司官风不正，任人唯亲，致使上下沆瀣一气，积弊难改，不能按时完成漕运。
　　朝廷得了地方大员的控状，自然下旨严办。但考虑到尚属积弊，责令该藩司将功补过，今年务必如期完成漕运，以表悔过之意，否则必严惩不贷。
　　这札是九月底上去的，下旨也就是在十月半以后。藩司接了这么一道密旨，真若五雷灌顶，情知巡抚没安好心。因为按往年的情况看，一般漕运完成都要拖到来年五六月份。现在离年底只有两月有余，要想完成七八个月的任务，真是痴人说梦。假如这巡抚是好心为了公事，只需早早催促就是，起码密札早上半年，也显其公心。淮知不早不晚，偏偏留下短短两个多月，这就分明是给他小鞋穿了。
　　那藩司一怒之下，要找巡抚讲理。手书了上去，却回称巡抚生病，不能接客。一连几月，都是如此。那藩司又羞又恼，一气之下，竟想不开，吞烟自尽了。
　　何桂清担心，这种事如果在他任内出现，对他的官声影响不好，这是一层。另有一层，南粮北运，虽说积弊已久，若陈陈相因，总显不出何桂清办事的作风来。可是要想兴利除弊，这兴除的法子还一时拿不出来。
　　胡雪岩听他分析了这么多，也觉着这何桂清倒真是想有番作为。不过路道不熟，从何做起是个难题。胡雪岩只好说道：“何大人，远的我不太明白，不过浙江这一面，有雪轩兄在海运使，这全省的漕米每年一粒也不会少。”
　　“时间上呢？”
　　“现在眼看着漕米漕运，可能性已经不大，每年摊在整修运河上的钱，起码也有六十万。这还只是浙江境内的。何况，投进去了银两，也未见得效果会好。前边历任官员都对这事一筹莫展。依我之见，还不如干脆改弦更张，不走河道走海道。”
　　“走海道？”何桂清既感惊奇，又觉新鲜。
　　“其实这也没什么新鲜，明中时候就有人试过海道运输。本朝乾隆、嘉庆两朝，因为黄河泛滥，淤塞了河道，也有人试过海道运粮。”
　　“那为什么没能成功呢？”
　　“一是河道运输历史已久，沿途有几十万人靠漕运吃饭，他们早就和官府串通一气，一旦更改起来，这帮人的饭碗就丢了。二是海道有风险，前有倭寇，后有海贼。”
　　“现在为什么就可以走海道了？”
　　“现在形势已经大不同了。首先运河河道败落，漕帮的人早就拿它没办法了；何况这几十年，漕运哪年也没按时交过粮，因为这产生的矛盾已经够多了。其次是太平军东逼……”
　　“暂时还到不了这里。”何桂清道。
　　“太平军是到不了，和太平军串通一气的流寇可是能到。劫粮劫商船的事，这两年，河道恐怕比海道更厉害。”
　　“照你这么一说，海道运粮是可以考虑考虑了。”
　　胡雪岩道：“不是我说泄气话，照我看，这河道运粮，早晚都要禁绝。”
　　“漕帮要闹起来怎么办？”
　　胡雪岩想了一想，反问何桂清：“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何桂清想了半天：“那只好弹压了。”
　　胡雪岩摇了摇头：“倒不一定非要这么做。首先漕帮就没有理由闹，可以把他们的头领叫来，让他们和沙船帮比一比，看看谁先把粮食运到。你要真能办得好，我就还用你。”
　　何桂清道：“倒也是，那浙江的粮运就交给你和雪轩了！”
　　然后又问道：“现任藩司和雪轩合得来吗？”
　　胡雪岩颔首微笑道：“没有合不来的。”
　　这么一说，何桂清来了兴致：“这个藩司据说脾气可是很怪的。”
　　这个“怪脾气”还真是有名。原来此藩司没有别的嗜好，平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数金叶子。只要有了银两，他统统兑成金叶，每到睡觉前搬出来，一叶一叶地仔细抚摸，那模样倒真像在抚摸一个爱妾。最可笑的是他的一个小妾偷了他一叶金子，拿出去兑成银子花了，他一怒之下，居然把这小妾痛打一顿，赶出了家门。
　　胡雪岩没想到何桂清也知道这种事，而且这么感兴趣，就乘兴把他的几桩轶事讲了。
　　“至于他和雪轩嘛，我自有办法让他服帖。”
　　什么办法，当然不便问，也不必问。
　　何桂清没再讲什么，胡雪岩也就起身告辞了。回到杭州，胡雪岩给王有龄仔细讲了会面经过，独独略了一万两银票的事。王有龄听了大惑不解：“没有什么呀，没有什么呀，这些事我们不是早都筹划了，可以完成的嘛！”
　　胡雪岩笑而不语，起身回家了。
　　过了些时日，何桂清来了封信，信内尽叙旧情，又把胡雪岩着实夸奖了一番。末后附了一笔：“兄弟甚有恩于我，一切尽在不言中。”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王有龄，做了海运使不到一年，就接到了升任知府的委札。据说有要员在上奏中说：“王有龄为官勤正，才堪大用。”
　　原来，何桂清想入京活动，苦于没有费用，听说与王有龄关系密切的胡雪岩开了个钱庄，生意兴隆，就起了想法。与王有龄漫无边际的谈话一无所获，不承想随后一万两银票，悄无声息地随信送来。何桂清放不下面子，就又不着边际地与胡雪岩神侃了一通，方才心情归宁。待升了沧州侍郎，何桂清念起旧情，就在上奏中着实褒奖了一番王有龄。
　　承发宝钞，孤注一掷。
　　王有龄来找胡雪岩，说朝廷因为“长毛”之乱，国库渐虚，就听了疆吏之奏，准备发行宝钞。
　　这宝钞就是纸印的钱。那时候，只有金银才是畅通无阻的硬通货币。人们对一张纸上随便写出一个数目能够当钱使表示怀疑。但是朝廷下了狠心，强迫各地通行使用，而且给每个省分配了份额。
　　浙抚的手下因为省城内各家大钱庄都无人认购，就约了王有龄，请求他代为帮忙。因为王有龄办的几件事很漂亮，巡抚觉着王有龄“很有办法”。
　　王有龄倒真的没了办法。胡雪岩仔细查问了发行宝钞的数量、目的以及朝廷自圆其说的办法，心里有了谱。
　　宝钞发行后，因为持钞的人都放心不下，所以个个急于兑换现银。问题就出在这“不信任”上。要想宝钞能够顺利流通，除非有足够的现银，或者任何时候使用宝钞购买物品，都不至于有人拒付。
　　问题事实上还出在官府身上。因为发钞的目的是充国库之急需，自然，使用宝钞的人首先仍是官府，当然，宝钞最主要的用途是在与作战有关的地方，比如军营。只要这一帮人不强行兑现，一般民间流散的那一部分，整个浙江加起来，就是阜康现有的银两也足以支撑。
　　往细讲了，宝钞能否发行，关键看它的信用如何。它的信用如何，又要看使用的人对官府、朝廷的信心有多大。只要人人都觉得朝廷发行的纸钞不会烂在手里，人们就不会挤兑，市面也就会平稳。
　　再往深想，做钱业，在眼下，也就是做出对朝廷的信心来。
　　胡雪岩因为有山西票号为例子，对这纸钞的发行量和使用情况又有了详细了解，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让王有龄约了巡抚书办，请求书办草拟一文。
　　“我只希望巡抚帮我争取了两个条件，我就愿意吸纳浙省全部份额。”
　　书办道：“哪两个条件？”
　　胡雪岩道：“其一，与浙省有关的粮食采购、军械供应，都由我一手操办。”
　　书办道：“是指省内，还是省外？”
　　“当然是指省内外。谁都知道，太平军节节东逼，江苏已经失去了金陵、苏州、扬州，现在常州以东及上海至杭州一带的军事供应，基本上都得靠浙江。”
　　“那第二条呢？”
　　“其二，省内各项库粮押解，官府度支，都经由阜康账号。”
　　书办道：“胡老弟，你胃口不小嘛！”
　　胡雪岩笑道：“我这也是替官府做信用。不这样不足以建立起信用来。”
　　巡抚看了书办拟好的条陈，略加沉吟，觉得这胡雪岩思路倒还真的开阔，也就爽快地递送了上去。
　　不出两月，批文下来，同意了胡雪岩的两个条件，另外还特意指示，把江南大营的全部采办也均交与他一人。
　　这么一来，整个苏淞杭地带的军事采办全部集结于一人手中，从一地的调度到另一地的调度也就只需在账面上划拨即可。最有可能强兑现银的危险去掉了，胡雪岩吸纳的全部宝钞也就慢慢在整个省内有了信誉。
　　由于省内各项度支也都走阜康账号，阜康的账面陡然暴涨。全部结算下来，一共有二百五十万两的记录。
　　有了这一成绩，胡雪岩心思活了起来。他从钱庄的新分号中选了几位年轻精干的伙计，带着他们一同去了上海。
　　江苏布政使薛焕，原是和何桂清同门，与王有龄也颇为投机。近些年来，胡雪岩每次路过上海，必登门拜谒，以至薛焕对胡雪岩其人也深有了解。
　　这一次胡雪岩以小小五十万两的财力，竟有胆略把浙江全省的宝钞份额全部吃掉，薛焕也觉得胡雪岩甚堪钦佩。
　　“胡老弟，你的识略过人呀！”
　　胡雪岩谦虚道：“哪里哪里，光墉也只是希望替官府做信用。”
　　这话薛焕倒没听说过：“哦，难得你有这份心思，想必对时局有独到见解喽！”
　　“独到见解倒谈不上。我只是想，这信用是大家做出来的。你不信，我不信，这市面必定恐慌。”
　　薛焕点了点头：“这倒是。胡老弟，你和有些商人可不同。有些商人两面做派，既想赚官府的钱，又想赚‘长毛’的钱。”
　　胡雪岩道：“容我说句冒昧的话，身为一个商人，‘长毛’的钱不是不可赚。只是这种做法不足取，我认为这些人没眼光。”
　　薛焕来了兴致：“什么眼光！”
　　“他们没想到这‘长毛’不长久。”
　　“喔，你倒说说为什么‘长毛’不长久？”
　　“薛大人，这道理我可真讲不出。不过我总觉得，一群人总要有一群人遵从的东西。要是乱了这种东西，这一群人就粘不到一块儿，大家谁也没有好日子过。而朝廷就是这粘合的东西。没了朝廷，任凭‘长毛’横行，不说那当官的没好日子过，就是平民百姓，想安生也恐怕不可得。”
　　薛焕听了连连点头：“胡老弟，虽然你没上过学，分析起来，倒真比那饱学之士有见识得多了！”转而忿忿道：“我就见有些读书之人，不知操守为何物，‘长毛’一来，就随附着过去了，把纲常伦理都丢得一干二净。”
　　胡雪岩没有插话。等薛焕讲完，胡雪岩道：“薛大人，上次你提到置办军械的事，是否可以再议了？”
　　薛焕道：“我还正要和你合计呢。这一阵子我见你来去匆匆，是否有什么新生意在忙啊？”
　　胡雪岩道：“不瞒薛大人，我准备在上海开一阜康分号。”
　　薛焕定睛道：“好啊！马上开吗？”
　　胡雪岩答道：“马上就开。”
　　薛焕道：“我还刚好有一批八万两的银子，回头就存在宝号了。”
　　胡雪岩忙作揖道：“多谢薛大人捧场。”
　　此番胡雪岩出来，是做了两个打算的。一是在上海设一分号；二是趁了今年的沙船粮运，在沧州交付后，再进京筹设一个阜康分号。他也逐渐意识到，没有分散于各地的分号，就不足以与北方的票号并肩抗衡。
　　旗开京城奠鸿基。
　　京城的分号开得很是风光，因为胡雪岩接收到了两笔意外的大户头。
　　胡雪岩前去拜谒夏同善时，正好遇到福州将军，即后来的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文煜。文煜是个有名的和事佬，身为旗人，却深谙“四书”“五经”。他和夏同善一样，喜书而不执于书，做事极为中庸圆滑。
　　夏同善把胡雪岩介绍给文煜，文煜显得极为有兴致，辟首就问道：“听说你们做钱业的替‘长毛’隐匿了不少钱嘛！”
　　初见面就来这一句，胡雪岩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夏同善看出胡雪岩的窘迫来，就圆上一句：“看来文尚书倒有不少这一类做钱业的朋友嘛！”
　　“子非我，安知鱼之乐也？”文煜反问道。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也？”夏同善也反问道。
　　说毕二人都哈哈大笑。胡雪岩起初不知文煜底细，也不知他与夏同善是何关系。听他二人一来一往逗趣，心中也就有了底。等二人笑声落定，胡雪岩道：“此番来时，我也正和薛焕大人谈到这事情呢！”
　　文煜道：“定是合谋黑吃黑了？”
　　夏同善道：“莫非文将军也想掺上一份？”
　　文煜连连摆手：“玩笑，玩笑。不过我听夏大人说，你敢以自己钱庄做基底儿，把分配给浙江的宝钞份额全部揽了下来。你倒是做何想法，才有这番举动的？”
　　胡雪岩一五一十道：“我希望自己能做个榜样，大家都来帮着朝廷打败‘长毛’。”
　　文煜坐正了，道：“要是所有商人都像你这么想就好了。”
　　胡雪岩道：“那‘长毛’注定是不长久的。我若贪图一时之利，不光以后得不偿失，也违背了为人的基本信义。”
　　“这么说，商人也不都是见利忘义之徒了。”文煜一边思索，一边浅浅地问道。
　　胡雪岩也来了想法，就正色道：“文大人，我们那地方也算是世代行商了。我不知道您过去怎么看待商人，不过我知道，商人从来都是讲信义的。有人说，商人本性就是见利忘义。我倒不这么看。见利忘义的商人有没有？有，我们家就出过一个。我表爷破了沙船帮的规矩，只图自己赚大钱，结果死于刀斧之下。我们杭州人信佛，有一句佛家口偈，叫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马上就报。’文大人，商人无信，也是要遭报应的。所以要我说，有些商人趁着乱糟糟的世面，替‘长毛’出力打官府，早晚也是逃不过报应的。”
　　文煜道：“怪不得夏大人夸你有眼光、有见地，我倒问你，要是有一个在逃的‘长毛’，要在你那里存一笔款子，你做何处置？”
　　胡雪岩迟疑道：“允许我实说吗？”
　　夏同善道：“文大人面前，不必小心客气。”
　　有了这话垫底，胡雪岩就胆大了些，“文大人，要是我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接了这笔款子。”
　　文煜追问道：“你就不怕官府追查？”
　　胡雪岩道：“我们商人，最看重的就是信用，信用要对什么人都讲。首先，我开钱庄，不是为了辨别忠伪。”
　　“那谁来辨别忠伪呢？”
　　“这是官府和朝廷的事。我们钱庄只管你钱本身来得是否合路，不管存钱的人身份如何。打个比方吧，要是这‘长毛’的钱本来就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他只不过是被逼做了‘长毛’，现在他不甘心这些钱白白被‘长毛’征用了，他就把钱偷存到我这里，我怎么处置呢？向官府报告他是‘长毛’？让官府收去这笔钱？”
　　文煜听到这里，哈哈而笑：“歪理，歪理！”
　　胡雪岩道：“文大人，不是歪理。这种情况，在苏皖一带多得很。我也曾想过，真是官征用了倒也无不可，只恐怕助长了下边那帮不义之人。”
　　“这倒做何解？”
　　“文大人，想你也了解下边属员的人品。你要他们去抄一个一万元的大宅，只怕有七千元先被他们私吞了。”
　　夏同善道：“至于吗？”
　　文煜却点头道：“有些道理。在上边的人只知照着规矩去办，却不知好多规矩都被下边的人坏了。”
　　胡雪岩道：“所以，我们做钱业的，只管把我们的信用做好。至于做官的，自然会管他们分内之事。这样下来，大家也省了枉费脑筋。”
　　文煜道：“胡老弟，有些道理。我未必同意你的，不过，你做起事来，倒也确实有一套自己的原则，实堪佩服！”
　　胡雪岩忙起身道：“不敢当，不敢当。”
　　夏同善这时问起胡雪岩：“你的分号选好地方了吗？”
　　胡雪岩道：“选好了，在东四口。”
　　文煜一听来了劲儿：“哎，今天遇到个财神了。”
　　胡雪岩不敢唐突，只好欠欠身道：“还望文大人多多包涵。”
　　文煜却认真道：“你要开业，我可也要在你那里立个户头了！”
 



第50章 胡雪岩发迹的轨迹(4)


　　胡雪岩审视了他一眼，见他不像开玩笑，就势作揖道：“多谢文大人关照，回头我就派人到府上去送帖。”
　　夏同善笑道：“恐怕还得胡老弟亲自上门吧？文大人可是对你情有独钟啊！”
　　胡雪岩不明白他们两个骨子里卖的什么药，便应承道：“隔日我一定亲自登门拜访。”
　　等文煜辞谢回家，夏同善把他送出门外，转身又回到客厅，满面春风地对胡雪岩道：“恭喜，恭喜！”
　　原来，文煜听了夏同善对胡雪岩的褒奖，也就来了兴趣。待亲自和胡雪岩谈过后，他觉着这是一个可以信靠的人物。文煜历任道员和督抚，主管税员，得了不少肥水。逢年过节，凡有所求之人，必有重重的礼节往来。二十多年下来，手头足足有六十多万的进项。
　　他本来想把这笔款子放在大德恒票号，不想书办却告诉他，和他有宿怨的几个京官在大德恒均有眼线，万一被他们察知了，参一本上去，一时半会儿恐怕解释不清。有了胡雪岩这么一个新进，为人又热心，事业上又极持隐秘之想法，很让文煜放心。所以文煜决定把这六十多万两银子全部存入阜康。
　　刚进北京，店还没开就有这么一个大头进项，胡雪岩觉着这是个好兆头。有了这六十多万银子，胡雪岩用不着从南边带过来钱就足以把分号先撑起来。
　　夏同善也存入了二十万两银子，并鼓励胡雪岩，嘱咐他多多拜访浙籍京官。胡雪岩也突发奇想，让伙计买通了各家门房，把浙籍京官家中的妻妾、账房、书办等数一一统计下来，每人先开了一个二十两的存折，挨家挨户送了去。这样一来，在京的浙江人马上都知道了有一个叫胡雪岩的在京城开了家阜康分号。一有往来支借、汇兑等，自然马上就想到了阜康。
　　另外一笔秘密款子，更是让胡雪岩感到兴奋。原来文煜和恭亲王相处甚洽，二人在朝廷中一唱一和，从来都是联合出手、共图朝政的，所以二人无话不谈。胡雪岩的阜康分号一开张，文煜就把这事说给了恭亲王听，至于胡雪岩的办店原则，文煜更是推崇不止。两人都觉着，胡雪岩是难得的有眼光的商人，更是难得的有持守的商人。至于胡雪岩坚持钱业中人只管钱业，这一点让文煜感到放心，也让恭亲王感到放心。文煜这样为胡雪岩树口碑，恭亲王也毫无顾虑地把手头的二十多万两闲款存入了阜康，不过百般叮嘱胡雪岩，万不可透露这钱是属于恭亲王的。
　　经过一年多的经营，胡雪岩开的钱庄银号已遍及南北各主要城市。在杭州，除阜康钱庄外，另设阜康银号；在上海，设阜康银号，阜康雪记钱庄；在宁波，设通裕银号，通裕钱庄；在福州设裕成银号。鉴于蒋营官银款汇兑之难，一俟武汉收复，他又在汉口设了乾裕银号，加上北京的阜康雪记银号，形成了一个以南方为主、辐射南北的钱业网络。
　　涉险献粮，情动左宗棠。
　　杭州去不了，胡雪岩茫然没了方向。他派了跟随的伙计到南岸探听消息。
　　太平军虽然攻占了杭州，但是钱塘江以南大部分地区仍在清军手中。这里的清军数量虽小，但由于地势复杂，太平军一时也难以将其尽皆赶走。
　　湘军的左宗棠部在赣西也已经站稳脚跟。杭州失陷，朝廷大为震惊，便五百里加急，派了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命他速由江西进军浙江，剿平太平军。
　　胡雪岩听了消息，觉得这粮食既已运至浙境，断无再回上海的道理，于是征得船主们的同意，继续沿江向西航行。
　　太平军见江西大批船只，便放箭拦截。胡雪岩命洋枪队一齐开火，登时太平军倒下一片。太平军全是大刀长矛，无法近身，只好眼巴巴看着船队迤逦而去。
　　首先接到他们的是蒋益澧的人马。蒋是左宗棠入浙的先头人马，他见胡雪岩在这危急关头，居然冒险运来这么多军械粮食，由不得又激动又佩服。
　　胡雪岩先向他自报家门道：“我是奉已故浙抚王有龄王大人之命前去采办军械与粮食的。还望蒋大人帮我先交了公差。”
　　这是要求见新巡抚的表示。蒋益澧对胡雪岩早有所闻，他明白左宗棠也早知道胡雪岩。不过左对胡的印象并不好。
　　首先是曾相对薛、何、王印象不佳。在饷银押解一事上，双方闹得很不愉快。左宗棠还不同于曾相，一听说薛、何、王不愿直解，便嚷嚷道：“这分明是想搭着梯子往上爬嘛！”
　　其次是何桂清弃城逃跑一事。再加上早有人把消息报告给左宗棠，说胡雪岩在杭州城最危急的时候，把王有龄撇在城内，独自一人去了上海。去上海干什么，报告消息的人也不甚了了。这一行径，显然与胡雪岩、王有龄之间的密切关系不太协调。给人的感觉，胡雪岩是个轻义重利的商人。
　　还有一点没漏过左宗棠的耳目：胡雪岩出杭州前，王有龄曾托付他十万两官银。
　　这时左宗棠刚刚走到赣东。胡雪岩既有所求，蒋益澧也就只好派了马弁，陪同胡雪岩前去见左宗棠。
　　胡雪岩把二十船货物交与蒋益澧，星夜兼程地去了赣东。
　　左宗棠是出了名的犟脾气，人称“左骡子”。因为事先对胡雪岩有了看法，所以胡雪岩一进门，左宗棠连座也没让，便冷冰冰地问：“你就是胡雪岩？”
　　胡雪岩见座也不让，站在那里甚是不知所措。心想，得先想办法坐下来。于是便作了揖道：“浙江粮台胡光墉参见左大人。”
　　左宗棠道：“听说你还是个商人。”
　　胡雪岩道：“光墉闲下来时也做些小买卖。”
　　左宗棠又冷冷道：“听说你很阔嘛。”
　　胡雪岩道：“阔倒说不上，只是比一般人稍舒服些。”
　　左宗棠鼻子里“哼”了一声，让胡雪岩坐了下来。他突然问道：“你和王大人关系甚好，为什么现在一个人活着？”
　　这话极不友好。胡雪岩只好说：“左大人，容我如实相告。”
　　胡雪岩把杭州如何被围，他在城里办施粥厂以及后来城里断粮，王有龄如何以“赵氏托孤”为喻跪求他出城、要他想出办法多救些杭州百姓的事一一道来。及至讲到王有龄下跪，左宗棠也微微动容。
　　“这么说，你还是为了杭州百姓，才这么委曲求全的了？”
　　胡雪岩道：“光墉虽无学识，却也知道人心骨肉。绝不敢为了私利，忘了恩义。”
　　左宗棠道：“这个也罢，我倒问你，可有王大人交你公款一事？”
　　胡雪岩道：“左大人，光墉正是为了交代这份公差才来。”说完起身，从怀中掏出两万银票，“这是采办军械、粮食后的余款。粮食、军械共二十船，我已经运到。”
　　左宗棠一愣：“你说你运来了二十船粮食？”
　　胡雪岩道：“正是。”
　　左宗棠忙召来随同的马弁：“可有二十船粮食之事？”
　　马弁道：“有的，已经交由蒋大人代管。”
　　左宗棠拉长了声音：“来人啊，给胡大人上茶。”
　　胡雪岩曾经听王有龄讲过，宋朝的苏东坡一日去了寺庙，庙里的和尚开始不知道来人是谁，便冷冰冰地道：“茶。”过了一会儿，和尚发现是个要人，便恭恭敬敬地道：“敬茶”。最后发现来人居然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便非常热情地招呼：“敬香茶。”苏东坡于是作了一副妙对，曰：“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用来挖苦这个和尚。
　　没想到今日自己碰到了这种事，胡雪岩心中觉着好笑。不过同时他对左宗棠的脾气有了一点儿把握。
　　左宗棠道：“胡粮台此举可真是出人意料。此番军务正急，有了你这二十船粮食，我也就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放心打仗了。”
　　胡雪岩道：“还望左大人早日光复杭州，解救杭州百姓于水火之中。”
　　左宗棠道：“哦，你还是个热心肠的汉子。我还以为商人都是只知索钱，不知仁义之人呢。”
　　胡雪岩淡然道：“那是不知情的看法。人皆父母所生，谁无骨肉亲情？”
　　“你这话却合了圣人之言，看来胡兄读书不少呢！”
　　胡雪岩忙摆了摆手道：“左大人见笑，小人不曾读过什么书。只是心有所感，随口讲出来罢了。”
　　左宗棠点头道：“也是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下的道理，原本是相通的。我且问你，你没读过什么书，你的生意是怎么做的？”
　　“全在用人。左大人，光墉何能，要不是一帮兄弟在那里支撑着，我什么也不可能做出来。”
　　左宗棠道：“嗯，用人，全在用人！这又合了领兵之道。胡兄，我看你虽没读过书，却也是满腹韬略呀。我倒想问你，杭州城一旦光复，你认为第一件应该做的事是什么？”
　　胡雪岩不假思索地答道：“赈济贫民，恢复工商。”
 



第51章 胡雪岩发迹的轨迹(5)


　　左宗棠道：“好！我正缺一个得力之人去办理这件事。听你这么一说，我也就不必费力去另外找人了。”
　　胡雪岩明白他是要委派自己管理这件事，忙欠身推辞道：“光墉不才，恐不能胜任此职。”
　　左宗棠摆了摆手道：“你也不必谦虚，我看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了。”
　　胡雪岩道：“承蒙左大人夸赞。为了杭州城里的百姓，光墉也就不再推辞了。”
　　左宗棠道：“这就是了。刚才我听你说杭州城内缺粮，我打算把你送来的二十船粮食拨出一部分，留给杭州城。”
　　胡雪岩道：“我替杭州城的乡亲们谢过您了！”
　　左宗棠道：“这也不必，本来这粮食就是你送来的。不过如此一来，军中粮食就不足了。你是否能利用这段时间想一想办法？”
　　胡雪岩道：“我可再回上海一趟，不过还希望左大人能派兵护送。”
　　“这个没问题。不过，本巡抚现在还没入浙，恐怕没有太多的公款划拨给你。”
　　胡雪岩道：“我从我的钱庄里支出十万两银子，就算光墉报效军中的。”
　　左宗棠怀疑自己听错了：“报效？”
　　胡雪岩道：“对，报效。光墉愿意拿出十万银两，捐给军中。”
　　左宗棠动情道：“胡兄，似此侠义之风，世上不闻久矣！来人啦，留胡大人用膳。”
　　献计左宗棠。
　　留下来用饭，只有对亲近的同僚才会如此。胡雪岩心里甚是感激，一面又激出了好多想法。
　　更衣落座，左宗棠问起上海洋枪队的事：“那洋人真的就那么管用吗？”
　　胡雪岩因为事先已经知道左宗棠对雇用洋枪队有看法，所以回答起来就很小心。
　　“在上海附近管用，用在别处就不一定管用了。”
　　“为什么在上海附近就管用？”
　　“上海离他们的租界很近，补给起来非常容易，他们自己对上海附近的地形又很熟悉。还有一点，‘长毛’对洋人心存顾虑，尤其是洋人的武器非常厉害。”
　　“这我明白，”左宗棠道，“胡林翼胡大人就曾经见识过洋枪洋炮。所以他对洋人感到非常忧虑。有一次他见到江上来来往往的洋人轮船，情急之下昏了过去。醒来后他对周围人说：‘毁我中华者非“长毛”也，必洋人也！’”
　　“还有这种事？”胡雪岩从来没听说过，感到甚是惊讶。
　　“所以曾相和我对洋人都心存戒备，总不希望我大清被洋人所灭。”
　　这也就怪不得薛、何、王的奏折屡次被驳回来了，看来说话还得再小心才是。小心归小心，也得委婉地让他明白自己的想法。
　　“不过雇用洋枪队，那洋人等于是买过来的利器，我们拿来可以无坚不摧，主动权是在我们手里。”胡雪岩仔细分析道：“何况这洋人的军法和我们不一样，慢慢学过来了，也可再用来对付洋人。”
　　“主动权在我，这倒也有一些道理。”左宗棠道：“这洋人听我们的话吗？”
　　“洋人士兵，跟着船来中国的，大多也都是因为家境不好，为了找一条出路才跑出来的，所以他们都是只认钱，不认人的。”
　　“这倒听着新鲜。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胡雪岩笑了笑：“这次我这二十船粮食，也都是雇的洋枪队护送的。而且我还有几个通事朋友，他们和洋人打交道多了，洋人拿他们当朋友，就把这话给他们讲了。”
　　左宗棠听后，沉默了老半天，最后说：“要真是这样，洋人倒也不是不可用。”
　　胡雪岩见他心思有些活动，便又说道：“其实依光墉之见，洋人是对我有利，还是对我有害，全在于我们自己。”
　　左宗棠有了兴趣：“你倒讲讲你的道理。”
　　“要是把洋人当个爷一样捧着，处处依着他、顺着他，看他脸色行事，那他一定会拿架子。”
　　“你是说，洋人耍威风，是我们自己人惯出来的。”
　　“不错。要是把他和一般人一样看待，怎么和一般人打交道，就怎么和他打交道，情况就不一样了。”
　　左宗棠夹了一筷菜送进口中，边嚼边说：“讲下去，讲下去。”
　　“洋人是来和中国人做生意的，生意人认钱不认人。只要互相有利，他就会和你来往。可恨的是有些人见了洋人腿发软，洋人才专拣了软的地方捏。要是你该硬的地方硬，该协商的地方协商，他也会拿你当对手看，这是一层。还有一层，像洋枪队，是我雇了你来给我干活儿，你拿了钱，自然得听我的。我让你向东，你不得向西。”
　　左宗棠连连点头：“有道理，有道理。胡兄，能像你这般去看洋人，也算是把洋人看透了。”
　　这时的左宗棠对胡雪岩的看法已经大为不同：“实话说，我最初痛恨洋人，是恨他们欺人太甚。道光年间炮轰我城镇，用刺刀大炮逼我朝签订不利于我们的条约。前两年就更不得了，公然到京城，把圆明园里的财宝掳掠一空。这还不算，一把火把整个园子毁了。现在听你这么一讲，这问题有好多是出在我们自己不争气。”
　　胡雪岩道：“人善被狗欺。对待洋人，就像对待恶狗，该打就打，该哄还要哄。”
　　左宗棠拍手道：“讲得好，讲得好。回头我还真要考虑和洋人打一打交道，到时候老兄你可不要推辞。”
　　胡雪岩见左宗棠的想法已经完全变了过来，便也敢大胆说话了：“洋人要是见了左大人这种脾气的人，还不个个服服帖帖！”
　　左宗棠虽是个倔脾气，却是倔在他生性高傲上，听胡雪岩这么一捧，心里不免得意，端起杯一饮而尽，道：“你这么看？”
　　胡雪岩乘机道：“谁不知道左大人骁勇善战，说一不二？我早在上海就听人说：‘想败了长毛，非曾相、左季高二人不可。’”
　　把曾相排在前边，拿曾左并夸，左宗棠听了十分舒胆。要是只提左宗棠，不提曾国藩，未免太过。就是左宗棠这么刚愎之人，也不得不承认曾国藩治军有方，无他不足以成事。现在胡雪岩以曾、左并举，显见得现今之势，非二人无可收拾。
　　“真的有人这么说？”左宗棠故作惊讶道，“那淮北的李少荃呢？”
　　他这是指李鸿章。因为李鸿章以曾国藩嫡系自居，简办淮军，战功日累，功名日隆，左宗棠颇不服气，才故意这么问。
　　胡雪岩道：“李大人怎么能和左大人您比？”
　　左宗棠却道：“你也该听说李少荃战功赫赫、所向披靡。”
　　胡雪岩道：“李大人虽打了几场胜仗，却是因势而作。他后备充足，无后顾之忧；曾大人又时时相援，还派了自己几个得力的部下去帮他，江北的太平军势力又较弱，哪像左大人深入敌腹、四面迎敌，仍能指挥若定、力克毛贼。”
　　一席话分析得颇有道理，左宗棠听了甚是顺耳：“我吃亏就吃亏在手下能员太少，又是周遭强敌。这赣东浙西山高林密，行军打仗都甚为困难，不过朝廷有令，为帅的无论多么困难，都要迎敌上前。”
　　胡雪岩见他稍显抑郁，便又补充了一句道：“何况论及人品，左大人远在李大人之上。”
　　这倒正合了左宗棠的胃口。他关切地问道：“何以见得？”
　　“左大人你是个只知做事，不知做官之人。”
　　“好一个只知做事，不知做官。”左宗棠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连饮了三碗白酒，鼓励胡雪岩道：“说下去，说下去。”
　　“其实左大人也不是不会做官，而是不屑于做官。”
　　左宗棠连声叫好。他一向瞧不起李鸿章的为人，认为他一门心思升迁，每做一事，功名心毕显。现在胡雪岩这么痛快地讲了出来，左宗棠感到真是莫逆于心，犹如三伏天覆了冰，感到甚是熨帖。
　　“不过那李少荃也是个会用人之人，他没有笼络过你去？”左宗棠也不想显得对李鸿章过度轻视，便转而这么问道。
　　胡雪岩道：“在上海时，他倒也找过我。但是我不能去。”
　　“为什么？”
　　“因为他和王有龄王大人不合，我是王大人的朋友，自然不宜背友投靠。那样也显得太没骨气。”
　　“这倒也是。”
　　“况且我对李大人的为人也有看法，所以我就借故走掉了。”
　　左宗棠想，这胡雪岩倒真是注重朋友情谊，是个有信义之人。
　　“那我委托你帮我署理浙江全境的善后的事呢？”左宗棠故意这样问。
　　“那就不一样了。左大人一心为公、光明磊落，我胡雪岩跟着左大人干事，心情也觉着畅快。更何况左大人是为了浙江全省，浙江是我的老家，左大人有何吩咐，光墉我在所不辞。”
　　左宗棠和胡雪岩深谈半日，对胡雪岩的做事手段、为人襟怀都已经有了一个了解，感到这是一个值得信赖之人。
　　胡雪岩自王有龄去世后早就在盘算着来日的依托靠山。今日见了左宗棠，觉得左宗棠也确实是个能够成就大事之人，心中的一块石头也就落了地。胡雪岩原来就准备了一大堆的想法，准备待价而沽，现在见了左宗棠这样的人，而他又对自己十分看重，胡雪岩也就没有保留，条分缕析地把自己的想法讲给了左宗棠。
 



第52章 做生意就要放大胆子(1)


　　大商人就要有大气魄。
　　胡雪岩是有抱负有理想的人，虽然他为了理想，时常弄得心力交瘁，但他仍不舍不弃。
　　他曾对王有龄说：“说到我的志向，与众不同，我喜欢钱多，越多越好！”他围拢两手，做了个搂钱的姿势。
　　“不过我有了钱不是拿银票糊墙壁、看看过瘾就算，我有了钱要用出去！
　　世界上顶痛快的一件事，就是看到人家穷途末路，刚好遇到我身上有钱。”他做了个挥手斥金的姿态，仿佛真有其事地说：“拿去用！够不够？”
　　这是何等气势啊！那些终日蝇营狗苟之人又如何能了解呢？
　　胡雪岩以后有了钱，也确实不止一次地这样做，他出手大方，令人钦佩。
　　这是一方面，另一面则大肆挥霍。
　　虽然可能有人对胡雪岩的胸中之志嗤之以鼻，但胡雪岩作为一介草民，在风起云涌的历史之中，能够发迹于江南，能够成为日后的红顶商人。其胸中之志和其气吞山河的气魄，我们又怎能不为之折服呢？
　　胡雪岩所从事的职业，乃是以充分发挥个人才智为特征的商业活动。成败利钝，全在一念之间，个人发挥的余地很大，客观受掣肘因素甚小，而且表现的方式也大为不同。所以胡雪岩能以钱庄学生子的出身，最后发展到支撑半壁江山的钱庄业老板，如此气魄，翻开近代商业史，少有人能与之比肩。
　　胡雪岩的商业活动，对近代史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走向产生了影响。胡雪岩充分展露了一个人对自身、对外界的把握和应对。这一充分体现，概括为一字，乃是大发舒意的“伸”字，也是大丈夫“能屈能伸”之“伸”字；或者说，表现出的是一种圆而神的处世方式，所谓圆，就是圆融通达，行得通也。我们着迷于胡雪岩的，无非就是这个处处事事行得通的道理；而通天入地谓之神，也就是为人能够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无所阻滞，是曰圆神。
　　商人需要扩展，就此而论，胡雪岩与其他商人无异。但是胡雪岩所处的那个时代特殊，胡雪岩的应对手法也与常人迥异，因此，胡雪岩的商业扩展也成为特点鲜明、世人瞩目的现象。
　　胡雪岩在其商业经营中表现出了气吞山河的大气魄。其不断扩展与官僚阶层、与江湖势力、与洋人及洋人买办、与下层被管理者和下层百姓的关系；在商业经营范围上，即不断扩展其钱庄业覆盖范围，其丝业垄断能力，其典当业、药业以及其他能够迅速扩大其声名的慈善业和广告业。最后，终成富甲天下的巨商。
　　商场有商场的规则。
　　杭州城光复，胡雪岩找到王有龄的尸首，感念其知遇之恩，不禁哭吊了一番。朝廷自然为王有龄的殉节而死，感到十分痛惜和钦佩，特下诏褒奖，并厚恤其家属。
　　胡雪岩取出王有龄在阜康的全部存款，归还给他的家属。除此之外，胡雪岩还定下每月拿出二百两银子照顾王有龄几位遗子直到成年的规矩。
　　杭州城危急之时，胡雪岩已经把杭州阜康钱庄的银两全部抽出，转移到上海等地的阜康钱号。所以胡雪岩并没有因为杭州城的失陷而有损失。
　　有不明事理的，就拿这做文章，说胡雪岩早就存了投机之心，显见出没有诚意与王有龄共同生死。以王有龄待胡雪岩之厚，这种做法便显得让人心寒。
　　其实王有龄是知道胡雪岩抽走存款的，而且王有龄还鼓励胡雪岩这么做。因为，与其让这笔钱落到“长毛”手里，还不如抽到上海。只要钱在上海，倒不愁没有力量购买军械，守卫杭州。
　　有人说有异议的不在于胡雪岩把阜康的钱抽走了，而在于胡雪岩当时把王有龄交托给他经手的浙江防务费用一并偷偷抽调上海，并且趁战事混乱，不明不白地私吞了许多公款。
　　如果真是这样，胡雪岩的行径倒值得怀疑了。
　　不过依胡雪岩的力量，尚不足以封住所有人的口。况且商场上的事，不免磕磕绊绊结下很多怨仇。这些仇人，就算在浙江，因为有左宗棠的拦挡没法揭胡雪岩的底，在上海，却有足够的力量把胡雪岩的丑事揭露清楚。
　　既然一直没人这么做，可以估计，传闻只是传闻，胡雪岩吞没公款的可能性不大。
　　时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传闻，与胡雪岩的行事有很大关系。胡雪岩与官府联系过于紧密，人们不免会想到，这里边会有弯弯绕。
　　弯弯绕是有，不过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绕法。胡雪岩经商，自有他的一套思路和原则。
　　在官款问题上，胡雪岩的原则是：互相利用完全可以，官私不分绝对不可。
　　因为按照胡雪岩的想法，官款犹如君，所谓伴君如伴虎。虽然它含混、款目大、有后盾，用起来很方便，可是因为它不像私款，明确了定息、手续，随我怎么用都无不可。所以依照商人凡是与“官”有关的都要特别谨慎的原则，胡雪岩对官款都持若即若离的态度。终其一生，你可以说他借机为自己赚了一把，却绝对不会发现他强吞公款的事情。
　　照胡雪岩的话，就是“在官言官，在商言商”。王有龄身为巡抚，自然处处得从“官”的角度考虑问题。胡雪岩的心思却全在“商”上，所以他做每一件事都从“商”的角度考虑怎么处理。
　　从杭州抽走阜康资金，胡雪岩是对王有龄明说了，并不是胡雪岩不重交情，而是他从商业角度，谨慎地处理这一事情。“人可以与你共生死，经营的资财却不能”，这是两件事，不可混为一谈。
　　事实证明胡雪岩撤资十分及时，而且效果甚好。因为上海平安无事，保住了几万户客户的财产。杭州沦陷，好多钱庄的财产一朝全部被太平军征用，唯有阜康钱庄，无一损失。客户感念胡雪岩经营有道，故而在阜康资产回流后，无一抽走存银，相反，有好多在战乱中保住了财产的人家，也都纷纷前来阜康存储。阜康的规模，不但没有因为战乱萎缩，反而一下子扩大了。
　　接收太平军存款。
　　档手老夏却来找胡雪岩了。
　　“胡老板，我有一个老弟，想在阜康立一个户头。”
　　胡雪岩随口应道：“那立一个就是了。”
　　老夏道：“不过数目比较大。”
　　“多少？”
　　“三万。”老夏答道。
　　一下子就存入三万，倒也确实不算小。不过，阜康因为生意好，三万五万的户头也并不算特别少见。
　　“他说怎么个存法了吗？”
　　“一存十年，十年后再取，另外有一万两活存，随用随取。”
　　一下子就要存十年，这倒是不多见。胡雪岩听着总有些古怪，便又问老夏：“他没说为什么要一存十年？”
　　自然是说暂时用不着。不过老夏这时却迟疑了一下：“胡老板，我表弟这钱，我担心有些麻烦。”
　　会有什么麻烦？胡雪岩警觉道：“怎么了？”
　　“他原来是‘长毛’。”
　　“‘长毛’？”胡雪岩心中一惊。不过随即又回过神来：“你是说官府在追他？”
　　老夏摇摇头：“官府倒没有追他，我担心以后会有问题。”
　　胡雪岩掰着指头寻思了半天：“你表弟没说他当‘长毛’时与官府打过仗没有？”
　　“仗是打过，不过是跟着大队人马冲。说起来话长，胡老板，我表弟还欠着几条人命，不过不是在做长毛时犯下的。”
　　原来，老夏的表弟叫周二俊，从小生长在长江边儿上，家里靠摆水果摊为生。
　　周二俊长得相貌平平，他的一个姐姐却长得非常出众，十七八岁年纪，犹若一朵花儿。眼看到了年龄，找了婆家，就要出嫁。这个时候，小镇上有一个恶霸却盯上了她。
　　这恶霸人已到了中年，因为他哥哥在外地做了知县，本地的官府也就都十分抬举他们家人。这恶霸借了哥哥的威风，肆无忌惮，多次调戏周二俊的姐姐。
　　周二俊家无依无靠，只好忍气吞声，巴望着闺女赶快嫁了出去，也免了招祸。没想到这恶霸先动了手，有一次趁着看戏，他把周二俊的姐姐拉到背地儿里强奸了。
　　周二俊年少气盛，操了一把菜刀，埋伏在半路上，趁那恶霸路过不防备，把那恶霸砍死了。恶霸的家里自然不依不饶，报了官府，要拿了周二俊偿命。
　　镇里的人倒都很同情周二俊，连夜掩护他渡江逃走。那恶霸家里见逃了主凶，便报官府缉拿周二俊家里人。
　　当时的县令还算清明，知道这场灾祸全是由那恶霸作恶太甚引起的，既然主凶已逃，也就断无再拿了周二俊家人的道理。
　　那恶霸的家人见县令不睬，就约了一群恶棍闯进周二俊家，把周二俊父亲的腿打折了。
　　周二俊逃出去后，正赶上太平军起事，在半路上被捉了去。周二俊这时走投无路，也就只好归顺了。
　　他带着太平军打到了家乡。也赶得巧，那恶霸全家正好在给老太太祝寿，连那做县令的大哥也从外地赶回来了。
　　太平军听说有一个清朝的县官在，不由分说，冲进大院，把那恶霸全家老老少少，一个不留，全给灭了。
　　周二俊从此就在太平军做事。不过家仇已报，他也并不想去打仗，就通过太平军的一个小头目，谋了个负责管理军中粮食供应的差使。
　　那周二俊干了几年，渐渐懂事。他眼光好，晓得太平军起事，不可能长久。所以他利用便利条件，悄悄把一家人送到浙江安顿下来，自己则留在太平军那里，借采办粮食，赚了不少钱。
　　太平军在哪里打仗，他在哪里赚钱。虽说他从来没有去劫掠外财，十多年下来，手头也攥了四五万两银子。
　　后来太平军往南撤退，他就留了下来。好在他父母已经在本地生活了十几年，他也经常来往，所以周围邻居并没有人怀疑他是太平军。他用手中的钱买了一院房子，娶了一房媳妇，仍以小买卖为生。
　　不过他带回的钱却没地方安置。一个做小买卖的，要是一下子存进去这么多银子，不免招人怀疑。他只好找到了他表哥，让他帮忙想个办法。
　　胡雪岩听着老夏叙述，对周二俊倒生了钦佩之情。一个无依无靠之人，身在动荡之中，心里却从来没有杂念，一心为将来的生计奔波。
　　老夏讲完，胡雪岩略一沉吟，问老夏道：“你是担心将来官府会追查？”
　　老夏点了点头。
　　“照我看，”胡雪岩道，“官府肯定不会追查。为什么呢？第一，你表弟是个谨慎之人，不然的话这十几年也不可能这么过来；第二，你表弟和官府没有结下怨仇，要说他杀过人，那也是因为对方该杀，更何况，你表弟也有幸，那一家人全灭了，恩仇一笔勾销；第三条，你表弟这钱也是正道来的。”
　　胡雪岩这么一分析，老夏也觉着还说得通，就又点了点头道：“你是说，我表弟这笔钱可以存？”
　　“当然可以存，”胡雪岩肯定道，“老夏，不光你表弟的钱可以存，其他归顺了的‘长毛’的钱也都可以存。”
　　老夏惊讶道：“不管是谁，只要他已经归顺了官府，都可以？”
　　胡雪岩道：“是这个意思，老夏。”好像猜透了老夏的心思，他接着说：“你一定要问，为什么？就不怕官府查吗？”
　　胡雪岩顿了顿，道：“你听我说，老夏。官府肯定不会查。为什么呢？因为官府要查的话，也是出力不讨好。你想想吧，钱财这个东西，谁不是等非常放心了才拿出来？你官府要一发文告，说要清查了，那手头有点儿钱的人，还不早早把钱藏起来了？要是让有钱人自己拿出来，钱容易聚拢，要是藏起来了，你想想，要你找起来，费不费劲儿呀！”
　　老夏跟了胡雪岩这么多年，对他分析问题的思路非常佩服，经他这么一说，自己也有了想法：“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胡老板。有钱人要是把钱藏起来，打死我也找不出来。我在明处，人家在暗处。除非官府事先知道谁家有钱。”
　　胡雪岩道：“就是喽。就像你表弟，一个摆小摊儿的，谁会知道他手头还攥着大把银子？再说了，官府要发布禁查令，无非是想借机补一下库府。可是你想一想，那些负责查抄的，一旦见了银子，有几个不是舍了命先往自己腰包里装的。”
　　老夏点头称是：“从来坏了事的，都是执行的人。”
　　“既然官府自己明知查抄是件出力不落好的事，明智一点儿的，谁会出头做这件事？”
　　“所以，”胡雪岩总结道，“你可以放心地接收‘长毛’存款。不过有一点，我得事先声明，他自己得估量着官府不会当他是个死对头，非要抄他不可。老夏，我估摸着，这一段像你表弟这样的存款不会少。咱阜康也可乘机做大了。”
　　老夏听了，满脸放光。不过他还是有点儿疑虑：“胡老板，你估计官府会不会因为咱们有‘长毛’的钱，找咱们的麻烦？”
　　胡雪岩道：“老夏，这一点你尽可以放心。咱钱庄开了就是做钱生意的，我们只需要对客户负责。再说咱也可以说了：‘我怎么知道他就是个“长毛”？他脸上又没有写着。’”
　　老夏道：“只要不会给咱钱庄找麻烦，我就可以放手去做了。”
　　胡雪岩乘机教育老夏道：“老夏呀，脑子有时候要活一些。你只要记住了，钱庄是为客户，讲的是一个信用。其他的问题，那不是咱钱庄的事。”
　　“归顺”抑或“投靠”
　　左宗棠光复杭州，又与李鸿章的淮军南北夹攻湖州。守卫在湖州的太平军寡不敌众，弃城逃跑。因为东面是大海，南北都有清军，所以太平军开了西门，一路逃到了浙西，又沿浙西向南，进了福建。
　　这时朝廷命左宗棠任闽浙总督，署理浙抚。这样安排，是要借重左宗棠，让他带兵进入福建，最终剿平太平军。至于军饷，自然大部分是要摊在浙江了。
　　浙江是个富裕省份，每年丝茶捐税，加上各口岸捐税，约有四十几万银子。蒋益澧这时任浙江藩司，因为这个职位是左宗棠力保而得的，所以他感恩图报，自然把全部所得一齐押解福建军营，以充军需。
　　不过左宗棠的打法，是学了曾国藩的。曾国藩打仗有个要诀，叫做：“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做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周道。”这“不慌不忙”四字，左宗棠学得最为应心。入闽之初，他便告诉胡雪岩，他这次剿‘长毛’，要以五年为期。
　　左宗棠自有他的想法。这朝廷从来是个贱脾气，报十个月，他巴不得八个月完成。人的心理，所谓“得陇望蜀”，永无满足。所以报上去的时间要长一些，要是早早完成了，自是皆大欢喜。要是完成不及，反正有言在先，朝廷也抱怨不得。
　　胡雪岩因为跟左宗棠已经处了一段时间，对他这些弯弯绕绕已经习惯，不过提醒他说：“浙江地面初定，尚未恢复元气。左大人用兵，浙江支持你，自然无话可讲。不过要是时间久了，恐怕浙江也承担不了。”
　　左宗棠却说他自有主意，这主意还是承了他“不慌不忙”四字来的。不过，与曾国藩的“无声无息”主意却相去甚远了。
　　依照左宗棠的意思，这入浙要广罗人马，显示出是要打大仗的样子。人马要多，显出‘长毛’的势力还很强大，需要做大的布置才行。目的无非是做给朝廷看，表明我左宗棠入闽剿贼，一点儿也不比攻下金陵容易，起码也是难度差不多。
　　其原因还在金陵攻陷之时，朝廷论功行赏，大大表彰了攻下金陵的曾国藩之弟曾国荃。左宗棠心性高傲，自然不肯服气。待浙江全境收复，左宗棠本来以为可以大事奖赏了，不料朝廷只是封了他个闽浙总督之衔，命他入闽追敌，说是“待发逆俱平之后，一同论功行赏”。
　　为了这个缘故，朝廷本来封曾国荃浙江巡抚，朝令已下，左宗棠却堵着一口气，不肯交印。朝廷也不好扫他面子，只好拖着，希望左宗棠自己感到无趣，主动交印。左宗棠却装聋作哑，赖着不交。曾国藩因为多了心眼，担心功高盖主，为避风头，就替弟弟请病归家。朝廷哪里好意思让一个赫赫功臣解甲归田？可是左等右等，拗不过左宗棠的“骡子”脾气，只好同意了曾国藩的奏请。曾国荃窝了一肚子火回乡养“病”去了。
　　左宗棠也窝了一肚子想法，他要把这平逆的末功做得比天大，好显出他的本事来。
　　架势是摆开了，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左宗棠的如意算盘是，要你朝廷知道闽逆不好平，就有理由多要饷银。
 



第53章 做生意就要放大胆子(2)


　　朝廷表面表示同意由其他几省协饷，但是却迟迟不去文催促。左宗棠自作自受，人马调拨稍多，饷银就短缺了。
　　胡雪岩说如果确是急需，他自己倒可以垫支一部分。
　　左宗棠明知这是做给人看的，怎好让胡雪岩垫支。思前想后，不管怎么说，这笔开支总得先有个出处，哪怕等以后协饷来了再返还回去。
　　“出处倒是有，不过不知道左大人是不是愿意去做？”胡雪岩对左宗棠说道。
　　左宗棠道：“只要不劳了百姓，没有不可以去做的。”
　　胡雪岩见左宗棠做此表示，便乐意告诉他了：“现在有一批人，只要你伸手，不愁他们不给。”
　　左宗棠想了半天，不知道胡雪岩指的是什么人。胡雪岩只好明说了：“‘长毛’来的时候，有好多大户都归顺了‘长毛’。官兵一回来，他们马上又回来了。”
　　左宗棠若有所解：“只是不知你为什么说他们愿意给钱。”
　　胡雪岩道：“左大人，从同情他们的一面讲，叫‘归顺’了‘长毛’；要是不客气地讲，就叫‘投靠’了‘长毛’。”
　　一词之差，意思截然不同。要说“归顺”，那是说他们迫于无奈，暂时屈就；要是说“投靠”，那无疑是说他们背叛朝廷，甘心为发逆做事，倒过来攻打朝廷。
　　“是‘归顺’了，还是‘投靠’了，凭他们自己说了不算。反正事情已经是那么一回事儿，不过现在可以由他们挑，要挑就得有条件。”
　　左宗棠恍然大悟：“明白了，明白了。要想让官府承认他们是‘归顺’了，就得老老实实交一笔钱来，不然就得按‘投逆’论罪，满门抄斩。”
　　胡雪岩道：“正是这个道理。”
　　左宗棠道：“雪岩兄，你这个办法，高明至极，只是太阴了些。”
　　胡雪岩笑道：“那也是他们自己做出来的。‘长毛’来了，他们完全可以跑，也没人拦了他们。他们贪生怕死，那就只好得交点儿本钱。”
　　左宗棠道：“要是哭穷不交呢？”
　　胡雪岩道：“那也有办法，先让官府捉两个去，打他几十大板，做做样子。没有人爱钱还胜过爱命的，只要他有钱，他不会不交的。”
　　左宗棠道：“这事倒可以交下去，快些办了。”
　　胡雪岩接嘴道：“其实还可以从他们身上搜刮出一笔钱来，要办就一起办了。”
　　左宗棠吃惊道：“逼人家交出一道钱来还不够，有什么办法再搜刮一道？”
　　胡雪岩道：“这些人家，既然爱财，就一定还爱官。现在天下初定，人心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过上不久，这帮人肯定还想翻身，要花钱买官了。”
　　左宗棠科举出身，自然不知道还有这些道道：“真要是花起钱来，那可不会在少数了！”
　　胡雪岩做过十多年跑街，心里自然明白这帮人的心思：“只要能图个功名，他们决计不会舍不得花钱。”
　　左宗棠却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要是这样，何不先把这官职卖了，钱收上来再说。”胡雪岩拍手道：“我正是这个意思，不过我担心朝廷不许这么做。”
　　“只要是办正事的，没有什么不允许的。不许我卖官可以，你给我拿钱来。”
　　胡雪岩听了痛快：“不过还是要先上个奏折，有言在先，以免以后怪罪下来，不好交代。”
　　左宗棠想了想道：“也可以，我们可以一面去做，一面等批文。不过如此重要的一件事，我看还是雪岩兄兼了。”
　　胡雪岩道：“这原无不可，只是我这一段结怨太多，要是再管这事，免不了又要结怨。”
　　左宗棠道：“这可没办法了。交给别的人办，我担心他们会办砸。”
　　胡雪岩想一想也是，能像他这样行事的人，一时还真找不出。心想这可不是好兆头，做事总在用人。一个人再有能耐，如果没有几个得力之人相助，总是显得身单力薄。看来自己还是得注意赶快挑选出一些能干之人，不过眼下得先应酬下来。
　　于是胡雪岩对左宗棠道：“左大人，要是没有别的人，光墉我只好先勉为其难了。不过我有言在先，一旦找到合适之人，我还是要赶快交差。”
　　左宗棠明白胡雪岩的意思：“你就好好先干着吧。有什么议论，我不计较就是。”
　　有了左宗棠这句话，胡雪岩也就坦然了。
　　这是左宗棠入闽前的事。等左宗棠入闽，胡雪岩用了他们商定好的办法，果然收获颇丰。一时闽浙富户，纷纷前来登记。不但如此，有好多太平军，因为事先归顺了朝廷，左宗棠听了胡雪岩的主意，也都没有找他们的麻烦。这帮人大多在太平军中时，已经积攒了一大笔钱。现在眼看大局已定，心思也活了起来，希望能捐个一官半职，有什么事也可遮挡一下。
　　胡雪岩因为有周二俊的例子在，明白这些人的银子可能有来得容易的，通过打仗抢劫，掳来了财宝；但也有来得不容易的，勤勤恳恳、辛辛苦苦十几年，才有了这么一点儿小产业。所以胡雪岩对他们并不苛求，凡有主动捐官的，只要不是面相太凶，大都满足他们。小户不来的，也不甚催逼。
　　一笔意外的军饷。
　　这时候胡雪岩举办的善局，却出了一桩怪事。胡雪岩因为这件事，无意中不费吹灰之力就为左宗棠搞到了二十万两饷银。
　　这事首先是由一场骗局引发的。
　　有两个人，一个叫刘传基，一个叫关长喜。他们都曾经是太平军。太平军败，他们改名换姓，留在上海。
　　他们老家，一个是广东，另一个是湖南。他们不肯回老家，自然是有原因。
　　刘、关二人在太平军时，曾经与一起的兄弟抢掠了芜湖的钱庄，私自掳到了二十几万两银子。
　　他们出来，原本就是为了找一条生路。所以他们几个一合计，决定把这些银子藏起来。
　　一开始，他们把银子藏在安徽南部大山的一个山洞里。
　　后来太平军攻陷了杭州，有一段时间杭州地面十分平静。他们中有一个是小营官，就借了押运军械的机会，把银子悄悄运进了杭州。
　　这很像当年蒋营官所为。不过这个小营官脑子很灵，觉得堆放在室内不放心，于是就找了隐蔽之地，把银子全部埋下了。
　　小营官又把埋银的地图绘制成几份，每份分成两半儿。他把每半份儿地图分给一人，又把地图能合在一起的两人分为一组，把这些人两两一组，调整到不同的队伍中去。
　　分手前这几人发誓，不管哪一组活着，按照地图找到银子后，如果其他人活着，都必须按份儿分给他人。如果其他人死掉了，也必须按十分之一送给死者家属。
　　因为是出生入死的兄弟，彼此也都不怀疑谁会骗了别人。
　　碰巧就是刘、关二人所在的太平军战斗不激烈。二人出来后四处打听其他人的下落，等了两年仍然没有消息，他们就只好自己行动了。
　　埋银子时二人并不在场，埋过后刘传基只匆匆路过一次，所以二人只好凭了当时众人讲述的特征寻找。
　　他们为了不引起怀疑，找了户人家住下。
　　这一户人姓朱，朱太太是个非常奸诈之人。她见刘、关二人不是本地人，就盘问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刘、关二人只推说是做小本生意的，来杭州进一点儿货。
　　那朱太太哪里肯信。她见刘传基面善，就好言相诱，问长问短。
　　刘传基毕竟涉江湖不深，就把他们是来找宝的情况讲了。朱太太听后一阵惊喜，却装作丝毫不感兴趣，只是每天问寒问暖。
　　时间一长，刘传基认定朱太太是个好人，慢慢就又讲了许多实情。朱太太要认刘传基为干儿子，刘传基心想，认个干娘也无妨，这样倒更便于掩护。
　　关长喜却老练些，他见朱太太对刘传基过于关心，就叮嘱刘传基不要多嘴，以免走漏风声。
　　刘传基心想这朱太太并不坏，所以觉得关长喜不免疑心太重。
　　朱太太趁关长喜不在，就哄了刘传基拿出地图来看。刘传基也没在意，就给她看了。
　　朱太太倒是好眼力，一下子就看出个大概。但是没有关长喜的地图，想找到准确地方是不可能的。
　　于是朱太太就鼓动了她丈夫，两人对关长喜好言相劝，说你们既然是寻宝，没有我们帮忙也找不到，现在我们可以帮你们，只要一点儿辛苦费。刘传基在一旁也说，朱太太跟自己是一家人，不该想法太多。
　　任是朱太太夫妇怎么劝，关长喜总是不肯。于是朱太太就怂恿刘传基去偷关长喜的地图。刘传基心想，反正他二人人生地不熟，没有朱太太夫妇帮忙，也找不到财宝，于是就答应了。
　　他们趁吃晚饭的时候，把迷魂药放进了关长喜的碗中。关长喜吃了饭，昏昏沉沉地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居然也没在意。
　　这朱太太夫妇和刘传基三人就把两张地图对到了一块儿细看，找到了埋宝地点，却发现地点竟有四处。
　　埋宝不可能埋四处，肯定有几处是作掩护的。三人担心关长喜醒来，就匆匆忙忙把地图放了回去。
　　这朱太太带了丈夫满城跑。让他们惊喜的是，有两处一眼就看出不是埋宝之地。一处是巡抚衙门，一处是寺庙。
　　剩下两处都是住户，一大一小。小户人家一直就没有离开过杭州，埋宝的可能性甚小。
　　大的是一处院落，原来是一个地主住的。杭州沦陷，地主一家迁走，至今未归，房子由地主家的亲戚代管。院子正中是一个大花坛，正是藏宝的好地方。不过要掘宝，就得先在这房子里住下。朱太太夫妇做贼心虚，情知以自己的家底，出去租赁这房子，不免会引人疑心。
　　朱太太脑子转得快，就想到了胡雪岩办的慈善局。她觉得，要是丈夫能去慈善局兼差，然后以局的名义赁下这房子来，那就顺理成章了。
　　朱太太的丈夫没朱太太脑子好使，不过他很听话，于是就天天跑去求见胡雪岩，说愿意到慈善局干跑腿儿的活儿。
　　胡雪岩办理善后，正人手紧张，见这人这么热心，也就答应下来。不过告诉他俸薪不多。
　　这姓朱的反正也不是为了那一点儿俸薪，所以做起事来特别卖力。胡雪岩见他很勤恳，对这人的印象倒也不错，就经常托他代办一些事情。
　　不久这姓朱的就向胡雪岩建议说买下那栋房子作为善局的仓库。胡雪岩觉得也确实必要，就答应下来。
　　朱太太夫妇见房子赁了下来，欢喜得如同财宝已然得手。
　　那关长喜费尽心思才找到藏宝的地方，却发现朱太太夫妇已经接管了过去。这一惊非同小可，回去就抓住刘传基的脖子问是怎么回事。
　　刘传基见他非常震怒，只好老老实实讲了。二人生死兄弟，关长喜也拿刘传基没有办法，只好等朱太太夫妇回来，商量办法。
　　朱太太却早已有了主意，她让丈夫到官府，说发现了两个“长毛”。官府不由分说，便把刘、关二人抓起。
　　到这时刘传基才醒悟过来，明白是自己害了关长喜。
　　官府审问，自然是要将二人打入牢中。那关长喜情急之下，说要见胡雪岩。
　　原来二人在上海时，因为有去杭州的打算，关长喜就多了一个心眼，经常留心有关杭州方面的情况。他也遇到了个在太平军中时的兄弟，这人认识胡雪岩，还把胡雪岩的为人和行事等情况都告诉了关长喜。
　　胡雪岩听说有两个逆贼要见他，也是吃了一惊。等见到刘、关二人时，发现并不认识他们。
　　关长喜因为事已至此，于是就下了狠心，决心不让财宝落入恶人手中。他要求与胡雪岩单独谈谈。胡雪岩自然答应。
　　等胡雪岩听完了事情经过，这才明白姓朱的为什么要来找他在善局跑腿儿。胡雪岩也深恶朱太太人心太歹鄙，又想得宝，又想害人，就决心狠狠治她一下。
　　胡雪岩说通官府，这事让他自己来办。他以通逆瞒报之罪，让官府把朱太太夫妇狠狠鞭笞了一顿，然后挖出财宝，给刘、关二人每人一万两，护送他们回到上海。
　　其余之数，尽皆充作左宗棠剿逆的军饷。
　　关键时刻敢于自己掏腰包。
　　左宗棠西北平捻，起程之前，胡雪岩问他要打上几年。
　　“我入闽平发逆，约的是六年为期，实际上三年不到。这一次我预备约期五年。”
　　还要打五年？就按一年四十万银子算，也得筹二百万。
　　“这军饷最是重要，左大人预备要从什么地方支出？”
　　左宗棠道：“我已经上了奏折，如果朝廷没钱，希望能各省协饷。”
　　粮饷由一省独拨不能完成时，通常由朝廷协调，让最富庶的省份各自分担一部分，作“饷”。
　　“左大人你考虑过没有，闽浙是你署理过的地方，当然无话可讲。不过闽省有一福州船政局，连粤省也搭上了。两江两湖之地，把握能有多大？”
　　左宗棠道：“眼下最紧要的还不是这个，而是想办法先搞到一年的粮饷。”
　　胡雪岩明白朝廷催促甚紧，便道：“我可以从我的钱庄先垫支二十万。”
　　左宗棠甚喜：“有二十万，人马就可以先开动了，随后的军饷还望雪岩兄多多费心。”
　　朝廷果然没钱，而且依了左宗棠之请，由东南各省协饷。
　　胡雪岩无奈，只好去催饷。浙、闽、粤三省，因为确与左宗棠有过关联，所以再度支不开，也会想办法凑齐了应有之数，交给胡雪岩。
　　两江和两湖却分文未得。按他们的说法是连年战事，库府告罄。其实谁也看得出来，只是个托辞。左宗棠这人的脾性太直，早把这帮人给得罪干净了。
　　胡雪岩无奈，只得去找古应春商量。
　　“应春兄，你得帮我出出主意，总不能让左大人在西北断了炊。”
　　古应春道：“主意倒有一个，不知能不能行得通。”
　　胡雪岩因为着急，便道：“你说出来听，只要是正办，没有行不通的。”
　　古应春道：“上海有几个外国洋行，可以问一问他们是不是愿意放款。”
　　“向洋人借款？”胡雪岩想都没想过。
　　“这也没什么，和自己钱庄放款是一样的，只要双方认为合理可接受，就能办成。
　　“那你说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胡雪岩问道。
　　“既然动了向洋人借款的念头，一次就要多借一些，免得来回大费周折。不过洋人就要问你了，靠什么作保？我怎么相信你？”
　　这是通理儿，洋人也不例外。
　　胡雪岩道：“就拿我的钱庄作押。”
　　古应春摇了摇头：“不妥，不妥。洋人首先就要问你：‘这是给公家贷款，还是私人贷款？’要是私人贷，你有那么多钱庄、典当行在，用不着贷你那么多，也不能贷那么多，不然洋人就要怀疑你的生意出问题了。”
　　自己开了钱庄还要用别人钱庄的钱，一般都是因为有了急事，一时周转不开，才临时从别人那里拆借的。这种事是典型的“救急不救穷”。要是因为钱庄都快要倒闭了，才去开口求援，没有钱庄会帮，一切只好公事公办了。
　　“那我就以福建候补道台、上海转运使的身份去办。至于保证，只好去找左大人了。”
　　左宗棠回信，他已经向朝廷出奏，拟从各江海关的岁入中划拨。相信朝廷不久就可回复。
　　胡雪岩得了这信儿，就可以放心和洋人商谈了。
　　几家洋行听说是左大人西征要用，先就放心了。况且还可能以江海关的岁入为押，退一步讲，胡雪岩自身就是个大财神，稍有不济，胡雪岩肯定会先自己想办法，决不至于坏了名声。
　　不过商议归商议，洋人坚持要见到朝廷的批文后再决定放款。
　　没想到朝廷这一次没有同意。
　　“搞的什么鬼嘛？”古应春问道。
　　胡雪岩苦笑道：“这也是前世之因、后世之果，谁让左大人脾气太直。”
　　“你是说这不是朝廷的意思，是有人存心跟左大人作对了？”古应春问道。
　　“存心作对倒谈不上，不过也确实是因为左大人平时不检点所致。”
　　原来左宗棠心高气盛，是个弯弓射向云、浩气干云霄的人物，曾经因为人马调动和曾国藩不和。后来曾国荃攻下金陵，朝廷论功行赏，委他为浙江巡抚。当时左宗棠任闽浙总督兼署浙抚，左宗棠对曾国荃占了头功很不服气，又记起前番与曾国藩之争执，便闹起脾气，迟迟不交卸浙抚一职，害得曾国荃只好告病还乡。
　　不过曾国藩也并不以为过，此番左宗棠入陕，临行前，曾国藩以自己下属的刘铭传部相赠。刘是员骁将，左宗棠自然大喜，曾左矛盾消去了大半。凑巧曾国藩外放两江总督，人还未出京，就听说左宗棠奏请朝廷，同意向洋人贷款。有人便建议曾国藩参他一本，治一治左宗棠。
 



第54章 做生意就要放大胆子(3)


　　曾国藩也觉着筹借洋款不妥，便在奏折中称此种事情不甚合体，还望朝廷三思，以绝后患。
　　朝廷自然要给曾国藩面子，况且左宗棠的粮饷也未必那么急，于是就下了旨，不予应准。
　　“这下可苦了左大人了。”古应春道。
　　是该想个办法才是。
　　“应春，我有一个想法，咱们先从自己人那里筹一笔。”
　　“你是说个人掏腰包？”古应春问道。
　　“也不是，我想真的拿我自己的钱庄作押，从其他钱庄筹措一笔。”
　　“这个办法倒可以，只是数额不会太大。”
　　“先有一年的饷就可以了，一步一步来。”
　　上海各华商对胡雪岩十分信任，胡总算筹齐了四十万两，解送至左宗棠军营中。
　　到了第三年冬这个办法不灵了。胡雪岩无奈，只好自己拿出五万，又从古应春等几位朋友那里筹来了五万，解送西北。
　　左宗棠初始还不解胡雪岩何以一次只送来十万银子。左宗棠的亲信去了趟上海，胡雪岩把实情告诉了他。回来后他给左宗棠一讲，左宗棠感动了，在奏折中他讲到：
　　“布政使衔福建补用道胡光墉……，每遇军用艰巨饷需缺乏之时，不待臣缄续相商，必设法筹解。”
　　在另一奏折中又说：
　　“浙江绅士布政使衔在籍候补道胡光墉，经臣奏派办理臣军上海采运局务，已逾八年。转运输将，毫无缺误。……臣军西征度陇，所历多荒瘠寒苦之地，又值频年兵燹，人物凋残殆尽。本省辖款，无可设措，关省关欠解协饷，陈陈相因，不以时至。每年准发足饷，先犹以两月为度，继则仅发年杪一回，而忧虑不能如期收到，转散各营。第年岁事将闹，辄束手悬盼，忧惶靡已。”
　　诉完自己在西北的艰苦情况，左宗棠笔锋一转，讲述胡雪岩的勤勉用心，其中多有褒扬之词：
　　“胡光墉接臣予筹出息借济缄牍，无不殚精竭虑，黾勉求之，始向洋商借巨款，格于两江督臣非体之议中止，继屡向华商筹借，均如期解到。去冬华商借款不敷，胡光墉勉竭己资，并劝各亲友协同出借，计借十万两，以副期限，不取息银。其力顾军需深明大义如此。”
　　捻军的队伍逐渐萎缩，胡雪岩已经在计算着左宗棠的归期了。
　　“左大人回来，起码你能节省一半的时间。”古应春对胡雪岩说道。
　　“这样我就可以放手去搞我的生意了。”
　　“上次你讲到蚕丝收购，何不等左大人回来后，借他之力，独霸一方？”
　　胡雪岩道：“我不希望给别人造成这个印象，好像我是靠官做生意的。”
　　古应春笑道：“应该倒过来，当官的是靠你这个做生意的人做官的。”
　　两人哈哈大笑。胡雪岩又道：“这话只可你我玩笑，绝不可让做官的听到。”
　　“极是，极是，”古应春道，“当官人的脾气我也懂一些，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抓住时机，做官家的生意。
　　左大人没有回来，却还要向西北开拔。
　　新疆的回民发生了叛乱。有一个叫阿古柏的人串通了天山南北的各地回民头领，攻占县城，杀死官吏，宣布独立。整个新疆迅速陷入混乱。
　　阿古柏为了保证他所宣布独立的王国的安全，又秘密勾结俄国，寻求他们的保护。
　　俄国人自然高兴，就派了兵陆陆续续进驻新疆，说要协助平定地方。
　　这样一来，如果朝廷长期保持沉默，无疑是在纵容俄国人占领新疆。
　　可是如果打仗呢？朝廷有些担忧打他不过。
　　朝内分成主战、主和两派，争执不下。眼看着主和派占了上风，朝廷也要同意言和了。
　　这一天上朝，突然就有一位老臣出列，说新疆万不可丢，那可是祖上的风脉。
　　在朝的两位太后吓了一跳，新疆怎么成了祖上的风脉。
　　原来，这老臣苦谏不成，心思忧郁，就有一个老翰林告诉他回家读读地方志，或许有所帮助。回到家中，他秉烛夜读，一点儿一点儿地翻检有关新疆的档案。忽然就发现了一条证据。档案上清清楚楚写着，“叶赫那拉氏族，祖籍新疆轮台。”
　　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一听，也吃了一惊，心想这一疏忽间，差点儿把祖上的风脉就断送了，否则真是罪大恶极。
　　于是朝议风气一变，一致主张开战。主和派拗不过主战派，也都纷纷改弦更张。
　　左宗棠极力言战，主和的李鸿章等以东南海疆辽阔、洋人骚扰不断为由，主张放弃西北，防好东南。现在左宗棠言战，分明与李鸿章形成对垒的两派。这是朝廷也看得清清楚楚的。
　　要入新疆，以左宗棠的意思，仍是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不求速定，但求稳当。这样一来，战事恐怕就又要长了。
　　胡雪岩闻此消息，明白自己也要跟着忙了。
　　果然，左宗棠来信要他专程去营中一见。
　　“我找你来，仍是希望你能帮我筹措军饷。”
　　“那筹饷之途呢？”
　　“筹饷之途，无非有二。第一仍由东南各省协饷，第二就是借洋款。”
　　协饷只是有名无实，无法保证饷源。这一点，连朝廷也非常清楚。
　　“自曾相去后，东南各省都在李鸿章把持下，协饷一途，我也不再去想。我现在是想和你商量一下，筹借洋款。”左宗棠对胡雪岩道。
　　“朝廷不是不同意吗？”胡雪岩问。
　　“现在由不得他们了。社稷不保，还空谈什么面子。我已经上了奏折，这一次断无驳掉之理。”
　　“那么筹集多少呢？”胡雪岩问道。
　　“我准定以十年为期，每年的饷银是这个数。”
　　左宗棠做了个手势。胡雪岩道：
　　“三十万？”
　　“三百万。”左宗棠道。
　　“三百万！”胡雪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一年是三百万，十年岂不就是三千万。
　　“怎么要这么多？”胡雪岩问。
　　“多吗？不多。整个新疆值多少钱？祖上的风脉要是断了，那可不是这个数能补过来的。”左宗棠道，“而且我入新疆，不但要剿，还要抚，剿抚并用，才能见效。”
　　胡雪岩忧心道：“这么大的数目，恐怕几个洋行合起来也凑不齐。”
　　左宗棠道：“不用急，先凑齐了第一年的饷，后边的陆陆续续到了就可。”
　　这又是左宗棠的策略，胡雪岩明白了。先开个大价，把架子先撑起来，到最后也可能根本用不了这么多。
　　这么一想，胡雪岩轻松了许多。
　　“洋人需要作保，”胡雪岩道，不过这时他不想扫左宗棠的兴，“不过，他们听说是左大人出面，就再信任不过。”
　　“洋人也知道我？”左宗棠问道。
　　“哪一个洋人不知道左大人，”胡雪岩恭维道，“左大人南征北战，早就打出了名气。现在满朝上下，还有谁能比得上左大人？”
　　左宗棠听得脸上放光。的确，自从曾国藩去年殁于赴任途中之后，满朝上下，也就只有左宗棠是老牌重臣了。何况现在左宗棠正要挥师西进，声名更是远播四海。
　　“你让洋人放心，有我左宗棠在，中国朝廷就不会赖掉这笔账。”
　　朝廷下了旨，仍以各江海关岁入为抵，同意贷款。
　　胡雪岩回去后与汇丰银行接洽，结果以一分五厘成议，分十年还清。左宗棠听后嫌息稍高。胡雪岩解释道：
　　“左大人，这是第一笔款子，两家初次交道，利息高一点也无妨。他们已经答应，后边的几笔就放低一些。”
　　借款成功，开了我华人向洋人借款的先例。
　　左宗棠有了这一笔款子，便整顿人马，准备开拔新疆了。为了显示平定新疆的决心，左宗棠要人去置一口棺材来，说要抬着棺材入疆。幕僚嫌此举太晦气，便劝左宗棠打消这个念头。
　　左宗棠一听又来了脾气，拍着桌子大骂：“你老子都不嫌晦气，你倒嫌晦气。”
　　有人便传开了，说左宗棠这是在拐着弯儿骂李鸿章。
　　李鸿章在湖北做官时，有一回他母亲去武昌住。船停上轿，轿夫抬着他母亲，李鸿章在一旁跟着。
　　李鸿章他母亲是个大脚。可是这老太太坐在轿中，偏偏要把一双大脚从轿帘下露出来，引得沿途行人都驻足观看。
　　李鸿章只得悄声提醒道：“娘，娘，你把脚收回去。”
　　李鸿章他母亲也在轿里发了脾气：“你老子都不嫌我脚大，你倒嫌弃了！”
　　李鸿章无奈，只好乖乖陪着走。
　　左宗棠这话倒不是有意，湖南人骂人，从来都是这样。
　　左宗棠果然置了一口白木棺材，让六个士兵抬着走在军前，一路迤逦往新疆去了。
　　胡雪岩在上海，既为左宗棠筹借洋款，又为左宗棠购买军械。由胡雪岩经手，一共筹措了六笔款子，总额为一千七百万两，而利息累计高达八百万两。胡雪岩个人从中得到的好处甚多，净获利约二百万两银子。连胡雪岩自己也不知道财富因何而来。
　　左宗棠初入新疆，阿古柏的人马因为有俄国作为后盾，大多骑马作战，而且装备西式武器，左宗棠人马吃亏不小。左宗棠飞鸿上海，催促胡雪岩无论如何都定要选购洋人最先进武器，押解入疆。胡雪岩购来大批大炮，左宗棠的人马一路遇到叛军守堡垒不出时，便架起大炮，连番轰击。
　　当时的堡垒，一般只能做到防火防箭，再坚固一点儿的，也只是能防了马步枪，哪能顶得住新式大炮的连番轰击。守垒的军士只见火光一闪，原来以为固若金汤的堡垒早已被炸开了一个缺口，吓得如遇天神，纷纷投降。
 



第55章 做生意就要放大胆子(4)


　　左宗棠对胡雪岩采办的兵器甚为得意，在所上奏折中专门向朝廷描述：
　　“如前购之布洛斯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用攻金积堡贼巢，下坚堡数百座；攻西宁之小峡口，当者辟易。上年用以攻达坂城，测准连轰，安夷震惧无措，贼畏之如神。”
　　从陕甘之金积堡，到青海之小峡口，再到新疆之达坂城，有了新式武器，左军真是所向披靡，以至于“官军亦叹为利器，争欲得之”。
　　对于胡雪岩筹饷购械之功，左宗棠甚为感激。他在奏折中这样评价胡雪岩的功绩：“关陇新疆初定，虽曰兵精，亦由器利，则胡光墉之功实有不可没者。”
　　这是在夸胡雪岩购置军械之功。“臣维胡光墉自奏派办理臣军上海采运局务，已历十余载，转运输将，毫无贻误。其经手购买外洋火器，必详察良莠利钝，伺其价值平减，广为收购。遇泰西各国出有新式枪炮，随时购解来甘。”
　　后边又用数语夸赞胡雪岩筹款之苦：
　　“至臣军饷项，全赖东南各省关协款接济，而催领频仍，转运艰险，多系胡光墉一手经理。遇有缺乏，胡光墉必事先筹措，借凑预解。洋款迟到，即筹借华商巨款补之。臣军倚赖尤深，人所共见。”
　　胡雪岩身为商人，自然做事要从商业角度考虑。不过凭心而论，左宗棠西北建功，保住西北大片领土，使之不致落入外敌手中，这份功绩，当然也有胡雪岩的一份儿。左宗棠以朝廷重臣之身份，褒奖胡雪岩：“此次新疆底定，核其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并且还以个人人格作保证：“臣不敢稍加预诩，自蹈欺诬之咎，亦何敢稍从掩抑，致负捐助之忱。”
　　胡雪岩尽心竭力辅佐左宗棠，立下了汗马功劳，左宗棠自然会多予酬劳。除了在购机器、买武器、借洋款中少不了他的好处外，在官衔上也尽力为他争取，使他的官衔越升越高，直至被朝廷授予一品顶戴。因为顶戴系红顶，故胡雪岩也就被人称为“红顶商人”。最后左宗棠还为他向朝廷请赏黄马褂。穿黄马褂是清朝官员们梦寐以求的荣耀，没有特殊功绩的人，皇帝是不会赏穿的。胡雪岩既戴上了红顶子，又穿上了黄马褂，可谓集荣华富贵于一身，放眼整个清代，没有哪一个商人享有过这样的殊荣。
　　想得开，放得下。
　　盈利无数之日，胡雪岩也很化解不开，他认为商人一辈子，无非图的是财源滚滚。一日赴京，胡雪岩去了夏同善那里，夏同善大惊失色道：“雪岩哪，你的气色不正。”
　　胡雪岩笑道：“也就是旅途劳累所致。”
　　夏同善道：“不是，我给你推荐一位道人，让他给你看一看。”
　　这道人是京西白云观的，见了胡雪岩，端详了半天，道：“你有些事挂在心上。”
　　胡雪岩道：“这倒没错，我正为左大人筹款一事日夜焦心。”
　　道人说道：“既然是夏大人荐你过来，我也不把你当成外人。我看你现在太专心于赚钱，跳不出来。”
　　胡雪岩想了一想，也就老老实实告诉他：“商人为钱愁白了头。我现在也是这样。”
　　道人说道：“你倒不是愁，而是忧。我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不过我感觉你对自己赚到手的钱隐隐约约感到不安。”
　　这一下说到了胡雪岩的心里去了。他心中咯噔一下，对道人道：“还望道长明示。”
　　道人道：“你怎么个赚钱法，那是你个人的事。不过要想去了心病，我劝你考虑一下怎么个花钱法。”
　　换个场合，胡雪岩一定会斥他为一派胡言。不过现在胡雪岩心中正好有个结解不开，所以这话还能听得进去。
　　“花到哪一步才算对了呢？”
　　道人摇摇头道：“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我也不是要你大把大把乱花钱，而是要你‘忘’了你是一心在为钱走，这样就可以了。”
　　他又补充道：“我们道家讲‘忘’，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佛家讲一个‘空’，你是信佛的，我倒问你，‘空’是什么？”
　　胡雪岩也摇了摇头：“我不甚明白。”
　　道人道：“‘空’就是无所谓。就像一个不记事的小孩儿，你给他一个小泥人，他拿着很开心。‘啪’一下松手，泥人掉地上了。掉了就掉了，小孩并不关心。这就是我们道家所说的‘忘’，也是佛家所说的‘空’。”
　　这么一比喻，胡雪岩心中豁然一亮。
　　“夏大人说你气色不对，无非是说你太在乎了。心有所虑，神有所现。明眼人自然一下子就能看出来。”
　　胡雪岩受此一激，心中对钱就又有了一层看法，回去后他对古应春道：“应春，你说人挣钱是为了什么？”
　　古应春道：“咦，钱挣多了，开始胡思乱想了？”
　　胡雪岩道：“你说我胡思乱想，也对也不对。人没钱的时候也会胡思乱想。有的人想到去偷、去抢、去骗，有的人就想到用个法子去赚。比如，我就想到去办钱庄，做丝蚕生意，你就想到去做通事。一点儿不动脑筋的人，多半是要穷一辈子。”
　　“那有了钱为什么还要胡思乱想呢？”古应春故意问道。
　　“有了钱免不了还要胡思乱想，”胡雪岩道，“大部分人有了钱还想更有钱。有时候还免不了要想一想，我这钱赚得容易吗？或者想一想，我是不是该享受一下了？我前一段的想法和这都不一样，我在想，我这钱来路正吗？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你想明白了吗？”
　　“我自己当然是想不明白，不过这次去京见了夏大人一面，我也算明白了一些。”
　　“明白什么？”
　　“钱呢，还是要挣的。不过还要花。我倒不是乱花，而是用到该用的地方。比如，设个善局，救一批穷人；或者设个义塾，给穷人家的孩子一个机会。”
　　“这你早就做到了，雪岩兄。”古应春道，“你想一想，王大人要不是遇到你，也不知他后来会是个什么样子；蒋营官要不是你帮忙，也不知要有多少日子不好过。我说雪岩，你现在这事业从何而来，不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吗？”
　　胡雪岩点了点头道：“你说的没错，应春。不过这一段生意越做越大，我这一段的心思却越来越小。要不是大家提醒，我还真钻在死角里出不来了。现在好了，我已经想通了。我要这钱能进能出，真正把死钱变成活钱。”
　　死钱变活钱，对于胡雪岩来讲，就是变着法儿做点儿好事。胡雪岩做好事，倒不是见了穷人给上几个钱便了事。这种事他也做，不过他认为这种做法不好。
　　“我倒不是舍不下这几个钱，”他对古应春说，“我就怕把穷人养懒。你就说那讨饭的，身弱、病残、年老，也都情有可原，应该布施一点。那年纪轻轻的一个大小伙子，什么毛病也没有，今天路过，他在这里讨饭，明天路过，他还在这里讨饭，这恐怕就说不过去。”
　　“我很赞成你的说法，”古应春道，“俗话说‘救急容易救穷难’。有好多人的穷，是不用心、不刻苦所致。你就是给他再多，他在根儿上没有变过来，到头来还是一贫如洗。”
　　“所以我要给钱，就得有个原则。除了大灾大疫、人命关天、急需救助外，我只把钱给那些有一业可守、有一技之长之人。这样我的钱也不至于白花。他们只要用心用力，早晚会借助我的钱自己发达起来的。”
　　古应春叫好道：“雪岩，你这么做，也正应了中国一句古话，叫做‘天助自助之人’。人总得自己先有了志气，肯于上进，别人才愿意帮助。”
　　“别人见你肯上进，帮了也是心里高兴。比如，我们‘胡庆余堂’的药农，你事先接济他一点儿，他就当天大的恩惠，来年他种起药来就特别用心。送药的时候，成色稍差一点儿的，他们自己先把它捡掉了，说是不能因为自己坏了‘胡庆余堂’的名声。我听了刘中医给我这么讲，我就打心眼儿里佩服这帮药农。今年我特意关照，只要是药农告贷的，不问原因，先放给他款子。”
　　古应春道：“你这么一说，我倒真的又想起个点子。雪岩，要说咱们的钱、丝生意已经做得够大了，为什么还老受洋人欺负？”
　　胡雪岩想了一想，答道：“无非是洋人在咱这里买不到，还可以到别人那里买。”
　　古应春道：“为什么不可以让他只能在咱一家买？”
　　胡雪岩道：“这个我也想到过了，要想能跟洋人叫板，必须让中国的丝商联合在一起。过去我做不到这一点，现在手头宽了，已经能这么做了。”
　　古应春追问道：“效果怎么样？”
　　胡雪岩道：“那洋人很可能专门派人下去收购。咱是做生意的，人家也是做生意的，咱也不能说：这地盘儿是我的，不准你去。”
　　古应春道：“你这话没错儿。不过咱虽然不能拦住别人，不让他去，咱却可以想个办法，让蚕农把丝茧只卖给咱们。”
　　“什么办法？”胡雪岩道，“让官府派人强迫蚕农？这样可不妥。”
　　古应春道：“亏你想得出，我是顺了你的思路。既然把钱贷给药农，效果就不差，为什么不可同样把钱贷给蚕农？”
　　胡雪岩恍然大悟：“对啊！蚕农最怕市场不稳，咱先就给了他订金，还怕他不往咱这里卖？应春，你这主意不错。”
　　古应春道：“我有言在先，这可是顺了你的思路来的，所以应该是你的主意。”
　　胡雪岩道：“我原来可就没想到这一层。”
　　古应春道：“也不是没想到这一层，是没用心往这一层想。”
　　胡雪岩感叹道：“看来人也只能走一步，说一步，到哪一步，说哪一步话。”
 



第56章 做生意就是做人脉(1)


　　先做朋友后做生意。
　　人们常常感叹胡雪岩善于借助他人之力，用人所长，唯才是交，从而左右逢源，做事得心应手。其实，但凡成功之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胡雪岩所从事的职业，乃是以充分发挥个人才智为特征的商业活动。成败利钝，全在一念之间，个人发挥的余地很大，客观受掣肘的因素很小，而且表现的方式也大为不同。胡雪岩以家贫为学徒的出身，最后发展成支撑半壁江山的钱业的领头人，同时以自己的商业活动在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走向发挥影响，充分展露了一个人对自身、对外界的把握和应对。这些充分体现了胡雪岩善于编织人脉关系，能够做到先做朋友后做生意。
　　商业活动的目的，要求商人尽可能运用他本身掌握的知识（即广义的知道和认识，既指人、人际关系，也指物、资材，同时也指一种能力等可化作交换的东西），以最小的投入，去获得最大的利益。单是这种要求本身，就使得商人必须是路路皆通、有路即通的。商人如果不能时时挖掘可以转化为财富的知识，那他的经营就会萎缩。而事实上也没有一个商人愿意使自己的商业活动停顿，所以他不断地认识人，培养客户，发掘新商品，售出新商品。这种不断扩展乃是资本的本性要求的。
　　具体到胡雪岩，这一方面的要求体现在对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即不断扩展与官僚阶层、与江湖势力、与洋人及洋人买办、与下层被管理者和下层百姓的关系；对商业经营范围上，即不断扩展其钱业覆盖范围，其丝业垄断能力，其典当业、药业，以及其他能够迅速扩大其声名的慈善业、广告业。
　　商业就是扩展，就此而论，胡雪岩与其他商人无异。但是因为胡雪岩所处时代特殊，其应对手法也与常人迥异，因此，胡雪岩的商业扩展成为特点鲜明、世人瞩目的现象。
　　胡雪岩时代的特殊，就特殊在旧制受到冲击，洋人叩开中国大门，社会发生变乱。
　　胡雪岩时代的旧制，十分影响商人的发展。当时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是以有形的权力管制为中心来进行制约的，商人在社会中处于最末流。士农工商的次序十分明显。这样，这种体制就与商人的活动相矛盾。因为权力管理阶层处于社会最高位，而且没有很好的制度和规则约束，所以官吏对商人的危害十分大。一个极小的守门吏都可以以其职业特权随便影响一个小商贩的生意。他可以在小商贩最急需赶往市场进行交易时拒绝其进城，也可以随意强拿对他有用的商品。较大的官吏，情况更严重，他们可以以各种貌似合理的理由强行征税，或者宣布该贸易不合法。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商人要想把经营进行下去，必须做出合适的策略。一般来说，商人会设法避开官吏，但这是一种消极的策略。所以就有商人另想策略，设法与官吏阶层沟通，以争取他们的保护。很明显，所争取的官吏职位越大，他们能给商人提供的活动范围就越大。
　　这就是胡雪岩所采取的策略。开始胡雪岩也是无意的。根据以前所在钱庄及其同行的经营情况看，与官吏阶层沟通的情况很不明显，大部分钱庄都是在以一种十分谨慎的方式维护着自己与客户的信用关系，而对官吏，则基本上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能不碰就不碰。万不得已有了什么与官府有涉的问题时，也只是赶快托门路办完了事。
　　但是中国封建官僚制度发育周期甚长，内部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升迁制度与规则。尤其是在不成文的规则部分，托庇大官僚而使自己升迁顺利，已经是一件世人非常熟悉的事情。所谓“官官相护”，或者所谓“京中有人好做官”，就是讲的这一规则。
　　胡雪岩长期做跑街，与一帮挖空心思捐班升官的人打交道，逐渐熟悉了这一套规则。他非常明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少的风险。同时，他又与江湖上混的人关系甚密。他非常理解，作为一个下层人，生存是首位的，为了生存和心理安全，必须有良好的朋友关系网，而要有良好的朋友关系网，必须遵守江湖上的规矩，朋友之间要互相挂念、互相帮忙。
　　正是因为长期与这些人打交道，胡雪岩逐渐变得为人四海。当他遇到王有龄时，听说他是捐班盐大使，便感觉到机会来了。他利用收款的机会，为王有龄筹措了五百两银子，资助他进京拜官。
　　这一举措很冒风险，胡雪岩为此丢了饭碗。不过，随后胡雪岩就发现，这一宝自己押对了。
　　王有龄因为胡雪岩的帮助，得了机会补了实缺，他知恩报恩，胡雪岩也借机有了自己的钱庄。随后，因为有了王有龄这个官声很好、升迁很快的后台，胡雪岩发现自己面前突然展开了一个新世界。粮食的购办与转运、地方团练经费与军火费用、地方厘捐、丝业，各个方面的钱都往胡雪岩所办的钱庄流了进来。
　　胡雪岩有了这一经验，回头反思，便很快明白了在那个特殊时代商业要想大发展的顺应之道：寻找保护。
　　要寻找保护的办法很多，首先是继续帮助有希望、有前途的人。这一点对于王有龄绝对适用。家中如何用度、个人是寒是暖、上司如何打点，都在胡雪岩的帮助范围内。随后是寻求何桂清的帮助。因为有了王有龄的例子，胡雪岩对何桂清更是不惜血本。为了他的升迁，胡雪岩一次可以放出一万两银子；为了他的欢心，也为了日后自己的商业，胡雪岩忍痛把自己的红颜知己转赠于他。
　　这时候的胡雪岩很明显已经是在自觉地培养他的保护人，与前番资助王有龄已大有不同。资助王有龄虽然也是投机，但是还带有一种模仿的性质，他也不甚了解自己的行为有何后果。而针对何桂清，已经大不一样了。他已经完全清醒地意识到：事业要扩展，就必须手腕灵活，敢于放手去做。因为有王有龄的例子在，他还可以很放心地做出判断，这绝对不是一桩赔本生意。
　　其次是要替这些有前途之人出谋划策。旁观者清，胡雪岩明白，办团练、漕米改海运、征厘捐、购军火、借师助剿，所有这些应时之办法，虽然是绕了一道弯，是在代他人操劳，但是到了最后，无非是帮助这些人得到朝廷赏识，巩固自己的地位。有了这些人的稳固地位，自己的商业势力也就有增无减了。
　　何桂清在苏浙之日，为朝廷出力甚勤，所以在这一带的影响也日盛。因为这个缘故，胡雪岩的点子有了市场，商业也有了依托。他个人在经营中逐渐冲破了先前的钱庄的经营观念，开始在官府为后盾的前提下向外扩张。这一扩张预示了胡雪岩在商业上必将称霸东南半壁江山。此时的胡雪岩，因为尝到了在官僚阶层中扩充势力的甜头，再也不会回到旧有的经营观念中去了。
　　何王集团土崩瓦解之日，胡雪岩已经开始在为自己寻找新的商业保护人。这一次的寻找是有意识的，不过也不得不迁就时局。左宗棠这样一位世纪人物就出现了。
　　左宗棠在位时，胡雪岩为他筹粮筹饷，购置枪支弹药，购买西式大炮，购运机器，兴办船厂，筹借洋款。这些事耗去了他大部分精力，但是他乐此不疲。第一是因为这些事本身就是商事，可以从中赢利；第二是因为左宗棠必须有了这些东西，才能安心平捻剿回、兴办洋务、成就功名大业。左宗棠是个英才，他事业日隆，声名日响，在朝廷中的地位日益巩固，胡雪岩就愈加踏实。胡雪岩原来之所以仰赖官府，就是为了减少风险、增加安全。现在有了左宗棠这样一个大员作后盾，有了朝廷赏戴的红顶、赏穿的黄马褂，天下人莫不视胡雪岩为天下一等一的商人，莫不视胡雪岩的阜康招牌为一等一的金字招牌。胡雪岩也敢放心地一次吸存上百万的巨款，也可以非常硬气地与洋人抗衡。任何一个以本业为主、不能上通下达的商人都不敢像他这么做，只有胡雪岩能够把握住时代的特点做到了。
　　胡雪岩这种上通下达的意识是在经营活动中逐步摸索出来的。如今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鼓励发展商业的和谐社会，胡雪岩的时代已经过去，制度化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们不妨从胡雪岩的应变中学着锻炼自己的应变能力，找到这个时代处处事事能够行得通的道理。
　　用心栽花，培育官场势力。
　　拿饭碗换银票资助王有龄，胡雪岩在开始做这件事时就怀有取其势的意图。
　　按陈云笑的记述就是：“一日有钱肆伙友，胡光墉见王子而异其相，谓之曰：‘君非庸人，胡落拓至此？’王以先人宦贫对。胡问有官乎，曰曾捐盐课大使，无力入都。问需几何。曰五百金。胡曰明日至某肆谈。翌日王至，胡已先在。谓王曰：‘吾尝读相人书，君骨法当大贵，吾为东君收某五百金在此，请以畀子，速入都图之。’”
　　胡雪岩是看了“君骨法当贵”这一点才冒了折损名节、丢失饭碗的危险鼎力相助王有龄。所以王有龄谋职成功，回杭任官后，胡雪岩不无得意：“还是我的眼光不错，看你到了脱困交运的当儿，果然不错。”在王有龄这一面，是“天助自助之人”。自己是个有出息、有前途的人，别人就有信心来帮助你，知道钱不会白花。在胡雪岩，就颇有隋唐侠义之风了。
　　这颇有些像他同时代的四川巡抚吴棠。
　　吴棠初在江苏地面做知县。一日有人来报说吴棠的一位世交故去，送丧的船就泊在城外运河上。吴棠就派差役送去二百两银子，并约改日有闲了，前去吊唁。
　　差役的回话颇多矛盾，细问才知道是送错了。吴棠大为光火，立命差役追回这二百两银子。
　　身边的书办却提醒他，送出去的礼再要回来，于知县情面上有碍，不若落个顺水人情。吴棠听后称是，第二日还专门去了那船上。
　　原来，被错送了二百两银子的船上也是一家送丧的，而且是两位满洲姐妹。因为家道中落，社会上的人势利，才害得两位女子亲自护柩北上，一路上孤苦伶仃，从无人上船问寒问暖。没想到在这里却遇到了父亲的故友旧交。
　　吴棠也不说破，上船吊唁了一番，又执父辈礼节与两姐妹叙了一番，然后起轿回衙了。
　　在吴棠，这番礼节也就敷衍过去了。
　　不曾想山不转水转，多年以后，两姊妹中的姐姐成了慈禧太后，并且垂帘听政、管理社稷宗庙了。
　　慈禧太后并没有忘记当年的知县，在朝堂中多有垂询。大臣聪明，就借了机会上折美言吴棠。吴棠官职一升再升，要不是才具平庸，太后巴不得让他入阁拜相。
　　吴棠最后做了四川巡抚，美味口腹，蜀都锦绣，快乐一世而终老成都。
　　不过拿吴棠和胡雪岩比，也多有不妥。吴棠是顺水人情，胡雪岩是拿了饭碗性命乃至名节，冒了风险做的。所以吴棠是“无心插柳”，胡雪岩是“有心栽花。”而且花也开了，两人的结果又有了相似之处。吴棠有了慈禧做靠山，官做得很安稳，一辈子平平安安，没有人敢弹劾他，有点儿小错，大家也都一笑了之。这是有势在那里摆着。胡雪岩借了王有龄，“以子母术游贯要间，以聚敛进。”王在粮台积功保知府，旋补杭州府，升道台，陈臬开藩，不数载即放浙江巡抚。时胡亦保牧会，即命接管粮台，胡亦得大发舒，钱肆与粮台互相挹注。这也是有势在那里。只要靠山不倒，胡雪岩的生意就会越做越好。而且胡雪岩的靠山是凭了本事培养起来的，这一点谁也无异议。所以，胡雪岩的势是“做”出来的。
　　胡雪岩称对王有龄的借重是取其官势。
　　官势有官势的好处。一任地方官，钱粮调度、生杀予夺尽在自己掌握中。只要不做出无可收拾的烂事，伸缩余地甚大。官势最大的缺点是不稳。肥缺人人想占，瘠缺也不能没人，所以朝廷总是常有调动换任。所以，取官势需要看政声政情，不断去做。
　　比如，浙江巡抚黄宗汉露出口风要动一动了，就得考虑一下浙抚的位置谁来接替最为合适。为自己的取势计，当然是自己人来接替最为合适。王有龄从自己的官仕前途考虑，也觉得自己人来了最理想。最为理想的，便是由何桂清来接任。
　　胡雪岩在做势上是毫不含糊的，他专门去了一趟苏州，游说何桂清早日进京活动。至于费用，可以由胡雪岩放款（其实也就是代垫了）。
　　何桂清年少得意，在情、色上免不了看不开，居然迷上了胡雪岩的宠姬阿巧。
　　这就要看胡雪岩的气度了。
　　对于阿巧，胡雪岩自相遇之日，便有“西南北东，永远相随无别离”的属意。现在要做“断臂赠腕”的举动，这个决心委实难下。
　　高阳先生把胡雪岩内心的这番反复之情状描述得细腻动人：
　　酒吃到六分，胡雪岩不想再喝，叫了两碗“双浇面”，一碗是焖得稀烂的大肉面，一碗是熏鱼面，两下对换，有鱼有肉，吃得酒足饭饱，而且花了不到五钱银子，胡雪岩深为满意。
　　“钱不在多，只要会用。”他说，“吃得像今天这么舒服的日子，对我来说不多呀。”
　　“这是因为胡大老爷晓得我做东，没有好东西吃，心里先就有打算了，所以说好。”
　　“这就叫知足常乐，”胡雪岩说，“凡事能够退一步想，就没有烦恼了。”
　　这天晚上他再想阿巧的去留，就是持着这种态度。譬如不曾遇见她，譬如她香消玉殒了，譬如她为豪客所夺，这样每自譬一次，就将阿巧看得淡了些，最后终于下了决心，自己说一声：“君子成人之美！”然后叹口气，蒙头大睡。
　　这一口气叹得多少英雄意气也都消磨进去了。莫名的怅惘失落，无非是为了事业前程。这代价太大了。
　　回报自然也大。胡雪岩有了这种豪迈之举，他就不愁在江湖上没有朋友。
　　胡雪岩在官势上做到极致，是在遇到左宗棠之后。不过，和左宗棠这样光明磊落的封疆重臣在一起，需要的并不是小恩小惠，而是辅佐他成就大业的才能。如果是个庸才，左宗棠以他的骡子脾气，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把你攻倒；如果是个人才，左宗棠自会奉若上宾。有记载说：
　　“咸丰五年，杭州失守，王公殉难。继者为左中丞宗棠。胡以前抚信任，为忌者所潜。左公闻之而未察，姑试以事，命筹米十万石，限十日，毋违军令。胡曰：‘大兵待饷，十日奈枵腹何？’左公曰：‘能更早乎？’胡曰：‘此事筹已久，若待公言，已无及矣。现虽无欤，某熟某米商，如急需，十万石三日可至。’左公大喜，知其能。命总办粮台如做，而益加委任。”
　　为左宗棠这样的疆臣所看重，胡雪岩所谓的官势就已做成。所谓势利，就是以势取利。初有王有龄的海运局差使，借重海运银两做生意，后有王升巡抚，得一省之利为己调度。现在左宗棠金戈铁马，花十年之力平定西北叛乱，胡雪岩借的势也就大了。清廷倚重左宗棠，要靠他来收复叶赫那拉氏的故土，保住大清的风脉元气，免不了要言听计从。
　　左宗棠得朝廷之势，也就是胡雪岩得朝廷之势。十数年间，转运输将、购置子弹、筹借洋款、拨饷运粮，无一不要胡雪岩经手。以此种大势，求什一之利，胡雪岩的势力如日中天，财富也从原来的数十万转至数百万近数千万。回头再看胡雪岩的赠金赠妻，才见得胡雪岩在事业上所下的工夫极深，也见得利势不分，自有其道理。
　　急功近利是商人的通弊。如何能吃小亏而耐一时之难、获取一条无尽财富滚滚来的巨利之源，应该是商人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第57章 做生意就是做人脉(2)


　　这就需要代换理论。小利是小忍而得的，忍的实质是先不求利，而求做事。做小事体，从开始忍耐到获利的间隔小，获利也就小；做大事体，从开始忍耐到获利的间隔大，获利也就大。一般来说，只要方法正确，获利和所做的事体和忍耐的能力总是成正比的。封建时代，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书一读便是寒窗十年，所得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商业活动和读书的道理一样，用急功近利的做法，根本别想获有黄金屋、颜如玉。“先不必求利，要取势。”胡雪岩看出利势不分家，就有了他的取势行为。官势的成功给他带来了厚利，“光有官势还不够，商场的势力我也要。这两样要到了，还不够，还要有洋场的势力。”
　　这就典型地道出了胡雪岩在商业上的总体谋略。这个谋略的核心是取势，犹若修水库蓄水，犹如修铁道运输。开头看起来成本大、回收慢，然而，一旦水库、铁路修好了，建成了，由此而获得的利益却是稳而源长的。
　　对于胡雪岩来说，他做生意的固有手法就是要放眼光、放胆量。他不屑于因蝇头小利而障住了身手，他看得远，所以心思用得深。
　　天下大势他很了解。首先是洪杨之乱，由此而引起整个社会的人口大流动、财富大变迁，非一时可以安顿。其次是海禁大开，眼看着洋枪洋炮挟着西方产品滚滚流入中国市场。中国和西方有巨大的差距，也非一时可以弥补。
　　他不但了解大势，而且独具主见。一般人因洪杨之乱而惶惶忙于逃命的、乘机捞一把的都有。胡雪岩看准了，“长毛”是不会持久的，官军早晚要把他们打败。既然形势是这样，浑水摸鱼、两面三刀、投机取巧，都不是地道的作为。最好的做法，就是帮官军打胜仗。只要能帮官军打胜仗的生意，我都做，哪怕亏本也做。要晓得这不是亏本，而是放资本下去，只要官军打了胜仗，时势一太平，什么生意不好做？到那时候，你是出过力的，公家自会报答你，做生意便会处处方便。你想想看，这还有不发达的？
　　了解大势了，就好取势。势在官军这边，自然要帮官军。只有昏头黑脑的那些人，才不计社会大的走势，单为眼前可图的几笔小小生意而断了大的前程。
　　洋人那一面也是这道理。“洋人虽刁，刁在道理上。只要占住了理，跟洋人的交涉也并不难办。”
　　这种看法，在海禁开放之初，着实颇有与俗不同之处。因为照一般的见解，洋人不是被看作茹毛饮血的野人，就是被视作不可冒犯的神人，结果就无法和洋人平等相待，做出了许多滑稽可笑的事情。
　　胡雪岩一开始就定了讲道理、互惠互利的宗旨，自然又占了风气之先，为他商业上的发达做了心理上的准备。
　　有了对这两个大变动的分析，胡雪岩就逐渐把做生意的力量和心思放在了蓄势取势上。看到了大的形势并顺应大的形势走，这是顺势。但是光有这一点还不够，跟着大势走仅仅是顺应时势，胡雪岩还要进一层，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置身于能控制大势的核心，这就是“做势”。
　　顺势是眼光，取势是目的，做势就是行动。
　　在官场上，通过资助王有龄、黄宗汉、麟桂、何桂清、左宗棠等人，通过为他们出谋献策、出力出资，把他们的功名与利益和自己的事业紧紧联结在一起，从而达到“此人须臾不可离”或者说“天下一日不可无胡雪岩”的效果，这样就取得了官势。
　　王有龄、何桂清等的升迁和享乐离不开胡雪岩；左宗棠平定叛乱、建立万世功名也离不开胡雪岩。
　　胡雪岩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所以也就能抓住他们。抓住了这些人，也就抓住了他们做官而自然形成的官势。有这些靠山在，运粮拨饷、筹款购枪，无一不可堂而皇之地去做。这些人也正眼巴巴地等着你的这些东西，又何愁不能从中渔利？
　　同样，撇开社会和政治的原则，单从商人牟利的角度看，即使是最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处处可见官与商结合的事例，或者说，商业与政治势力结合与运用的事例。
　　比如，美国石油大亨哈默，曾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红色”即官（势），“资本家”即商（利）。
　　又比如，现在有好多半官方基金社“慈善”机构，国外资本家趋之若鹜。大批资金的涌入都是有条件的，需要接受基金的机构代他们疏通某些关系。这需要疏通的便是官（事），目的还是为了商。只是现代社会做法越来越隐蔽，给人一种在商言商、商政不干的表象。不过，这假象着实瞒不住每一位能一手通“官”者。只要有官势可取的地方，便有商人在行动。单就商业自身的利益来讲，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胡雪岩长袖善舞、层层投靠、左右逢源，把人们看得目瞪口呆。
　　事实上，在官场上的所为，只是胡雪岩取势的一部分。光有官势，并不能使胡雪岩的商业活动达到完善的境地。
　　在胡雪岩看来，只要是有利于自己商业谋利的势，他都要争取，都要去做。比如，以漕帮为代表的江湖势力，比如，商场势力和洋场势力。
　　投资人脉，编织网络。
　　儒家抛开了事，一味讲做人。老调常谈，空洞无物，人们不免厌烦。
　　不过要能静下来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我们常说做事，其实干巴巴的事情本身有什么好做的？所谓做事，无非也就是做人。人做好了，事情自然也就成了。
　　三百六十行，无非劳心与劳力。按照劳心与劳力的标准来划分行业，商业就应该属于劳心一行，商人应该是世上最大的劳心者。
　　劳心者就须搜罗人、运用人、管理人。管理人有好多方法，胡雪岩的方法与众不同，叫做“花花轿儿人抬人”。
　　天下人若都能顺了你的意思去行事，那你就无往而不利。但是要想让天下人顺了你的劲儿走，你就先得顺了他的劲儿走。看重人、抬举人、帮助人、提携人，一个人一辈子如果在这些方面做得好，那他就处处有朋友，处处有人和他同心，处处有人愿意帮助他、支持他、顺从他、敬重他。不独商人如是，行政管理者亦如是。
　　有些人从事了劳心的行业，却对人太生硬，以一己为中心，处处压制人、打击人、嘲弄人、贬低人，到头来众叛亲离、矛盾重重。这样的人最终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所以胡雪岩说人活在世上就是要人帮人，按杭州的俗话，就叫“花花轿儿人抬人”。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人活一世，要成就一点儿大事，赤手空拳拓展的那一点儿不算大，大家帮着做的那一片才算大。你今天帮了别人，明天别人逮着机会自然会帮助你。
　　古人尚义，胡雪岩慕义，而且他特别注意创造环境、为人做仗义之事。有人会说，在商言商。胡雪岩这样离开了商业的利益原则去做疏财仗义之事，有时甚至不惜血本专门搜罗江湖赌棍去放交情，是不是有点儿舍本逐末？
　　的确，放着水里浮起的大鱼不下手去逮，却要退回来一点儿一点儿结网，这是一件与目标不直接相关的事。但是如果凭着一双手去捕鱼，肯定不如先结了网再捕鱼效果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在胡雪岩看来，他这么做，事实上也是在做结网的工作。这是一种投资，或远或近，或早或迟，这些投资都会连本带利翻回来。交情多表明你路数多，为蝇头小利而断交情，表明你至多能做一个小生意人。
　　胡雪岩愿意时时处处帮别人。用他的话说：“我有了钱，不是拿银票糊墙壁，看看过瘾就算数，我有了钱要用出去！世界上顶顶痛快的一件事，就是看见你穷途末路，几乎一钱逼死英雄汉，我有机会挥手斥金，喏，拿去用。够不够？”
　　其实胡雪岩为人四海，别说有了钱他会这么做，就是在他还没有大宗进项、兢兢业业为别人做伙计的时候，他已经从生活中总结出了经验，人总要互相帮上一把的。他总是看稳了便承诺，承诺了便兑现。他为此吃尽了苦头，不过也真的建立起来了一个有效的人际网，最终因此发迹暴富。
　　人脉就是财富的通途。
　　俗话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胡雪岩对这话很有体会。他说“我是在家亦靠朋友，所以不能不为朋友着想。做生意第一要齐心，第二要靠人缘。“齐心”是就自己商号内部的人脉而言，指商号内部上上下下都能一条心地为了商号的兴旺发达而共同努力。人缘，是指商号外部的人脉而言，在官场和生意场上都有可以借力的朋友、合作伙伴。纵观胡雪岩的成功之路，无疑与他广泛的人脉网有很大的关系。
　　胡雪岩在与别人相处时，有自己的一套原则：
　　第一、重信义。
　　不能光打自己的“小九九”，在合伙生意中，宁可自己吃“倒账”，也不能让朋友吃亏白干。
　　第二、宁可委屈自己，也要替朋友着想。
　　比如松江漕帮看在胡雪岩的面子上，为帮助王有龄解决漕米解运的麻烦，而瞒下自己的困难，宁可委屈自己。在胡雪岩看来，自己已经知道了漕帮的困难却装聋作哑，就是“半吊子”，胡雪岩绝不那样做。
　　第三、得绕人时且饶人。
　　比如信和“档手”张胖子当初因为胡雪岩擅自做主用自己追回的欠账资助王有龄，将他逐出了信和，但王有龄得官之后，还账之时胡雪岩却避开风头，连王有龄都心生佩服，评之曰：“好宽的度量。”
　　第四、重人轻财。
　　胡雪岩的处事哲学是“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与人交往，他处处为对方着想，胸襟宽阔，豁达大度，不计个人恩怨。比如胡雪岩在经过考察发现刘庆生是个人才而决定用他之后，年薪一下就给到二百两银子。当时住在杭州，一人一月维持一个相当不错的生活，也不过一二两银子，而当时刘庆生不过是个站柜台的伙计。如此重人才而轻钱财，哪有不让人实心办事的道理。
　　古应春，洋行“康白度”，也就是买办。一口流利的洋文，加上日日在洋人与国人之间打交道，对洋人的脾气、趣味、习惯、做生意的方式，都了然于心，对国人的做派、心理、需求也都心中有数，混迹于十里洋场如鱼得水。更难得的是他还有对于政局、生意的敏感，例如左宗棠与李鸿章的矛盾必将引发的对于胡雪岩生意的影响，他都能及时觉察且不失时机地向胡雪岩作出提醒。没有古应春的忠心耿耿、不失时机的全力支持，至少胡雪岩在上海的生意，比如与洋人的丝茶交易的发展决不会那样迅速。
　　尤五，松江漕帮事实上的当家人。几十年帮会道上的风风雨雨，自然练就他一身看事敏锐、处事周到、待人接物左右逢源的本事。他手握漕帮势力，在松江至上海一路上可以通行无阻，而且重义气、讲信用、能忍让、受人之托必忠人之事，比如胡雪岩在杭州被围时冒死出城到上海买粮，从采买到向沙船帮求助运输一事，都是他鼎力承办，为能成就胡雪岩，他甚至向一向是对头的沙船帮低头也在所不顾。没有尤五和他的漕帮势力的帮助，胡雪岩的生意也不可能得以迅速发展。
　　胡雪岩生意的成功自然也得自同行同业的真心合作。比如在钱庄生意上，他就得到了信和的大力帮助，他的阜康钱庄的开办启动资本实际上来自信和钱庄的长期借款。比如在生丝生意上，他就得到了丝商大户庞二的支持，没有庞二作为后盾，他事实上不可能一进入生丝销洋庄就开始垄断市场、控制价格的运作。……实际上，胡雪岩的每行生意都有极好的作伙伴，而几乎他的每一个合作伙伴，都对他有一个“懂门槛”、“够意思”的评价。
　　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胡雪岩人脉之广，那么钱财自然也就雄厚了。
　　可以看出，胡雪岩之所以有如此雄厚的人脉，主要是当他遇到十分棘手的“敌人”时，只是尽量“拉弓，不放箭”。当“敌人”知难而退后，心里明白是胡雪岩手下留情，便会心存一份感激。
　　胡雪岩的人脉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有了人脉也就等于有了通往钱脉的康庄大道。
　　人抬人，结交江湖势力。
　　胡雪岩对江湖势力的争取以结识尤五开始。
　　王有龄初到海运局，便接到了漕粮北运的任务。粮运关涉地方官的声望，所以督抚黄宗汉催逼甚紧，前一年为此事还逼死了藩司曹寿。
　　按照胡雪岩的主意，这个任务说紧也很紧，说不紧也不紧。办法是有的，只需换一换脑筋，不要死盯着漕船，催他们运粮，这样做出力不讨好。改换一下办法，采取“民折官办”，带钱直接去上海买粮交差，反正催的是粮，只要目的达到就可以了。
　　通过关系，胡雪岩找到了松江漕帮管事的漕运袁。漕帮势力大不如前了，但是地方运输安全诸方面，还非得漕帮帮忙不可。这是一股闲置的、有待利用的势力，对立运用得好，自己生意做得顺遂，处处受人抬举；忽视了这股势力，一不小心就会受阻。而且各省漕帮互相通气，有了漕帮里的关系，对王有龄海运局完成各项差使也不无裨益，一旦有个风吹草动，王有龄也不至于受捉弄、损害名声。所以和尤五打交道，不但处处留心照顾到松江漕帮的利益，而且尽己所能放交情给尤五。加上胡雪岩一向做事一板一眼，说话分寸特别留意，给尤五的印象是，此人值得信任。
　　有了这个印象，“民折官办”购粮一事办得很顺利，尤五也把他尊为门外兄长，凡事均向他请教。
　　后来表明，尤五这股江湖势力确实给胡雪岩提供了很大方便。胡雪岩在王有龄在任时做了多批军火生意；在负责上海采运局时，又为左宗棠源源不断地输送新式枪支弹药。假定没有尤五提供的各种方便和保护，就根本无法做成。
 



第58章 做生意就是做人脉(3)


　　胡雪岩很注意培植漕帮势力，和他们共同做生意时，会给他们提供固定的运送官粮物资的机会，如组织船队等，只要有利益，就不会忘掉漕帮。胡雪岩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宗旨，就是：“花花轿儿人抬人。”我尊崇你，你自然也抬举我。势的做成就是这样。
　　江湖势力在晚清渐趋衰落，主要是由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变化引起的。比如，洪门和漕帮，当年借重的是连接南北的运输河道。河道一旦冲淤堵塞，财路一步步衰微，江湖势力也就一步步减退。又比如镖局，当年押银护款，呼啸南北，哪一个钱庄不需要借重镖师？后来银票兴起了，划汇制度也形成了，镖师就逐渐由有人尊敬到无人借重，势力就自然江河日下。
　　不过，即使大不如前，江湖势力也还一直以各种形式重新组合，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比如，国民党时期上海的青洪帮，连蒋介石都曾投帖门下，借重他们以求在上海滩立足。
　　所以，在胡雪岩生活的时代，江湖势力仍是影响社会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胡雪岩把这支力量组织起来，和自己在官场的势力、古应春在洋场的势力结合起来，做出了花团锦绣的市面来。
　　交情和义气就是资本。
　　胡雪岩从小家贫，但最后能支撑起一个垄断半壁江山的钱业大网，其发迹不是靠了强掠，而是靠了用心编织的人际网。胡雪岩的财富，是以心换来的。
　　他的发迹，传说有几种，连他的后代也莫辨真伪。但情节大致相同：胡雪岩急人所难，刚好救助了某人。某人日后借了胡雪岩的帮助发达，胡也因为自己种下的善因而得善果。
　　醉醉生（汜康年）《庄谐选录》卷十二云：“胡后为某钱店司会计，有李中函者，时以某官候补于浙，落拓不得志。一日诣其店告贷，众慢不为礼。胡独殷勤备至，且假以私财。某感之，誓有以报。迨后扬历封疆，开府浙江。甫到任，即下檄各县曰：‘凡解粮饷者必由胡某汇兑，否则不纳。’众微知其故，于是钱粮上兑，无不托诸胡。胡遂以是致富。”
　　这是比较温和的说法，以私财相借，不和众人一般见识，对落魄之人独眼相看，也已见得胡雪岩极具眼光，更具侠义热心。
　　另有一种说法，说胡雪岩自作主张，拿了钱庄的钱贷于他人。
　　沃丘仲子（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传胡于“货殖”，据云：胡雪岩“初学贾钱肆中，一日突有人来，谓为湘军营官，饷费继，欲假两千元。适主事者咸外出，唯光墉留，贸然许之。约翌日至取资。逾时众归，闻而大哗，主者立逐之出，然亦不敢毁约。越日其人来，如数以贷。未浃旬，竟携资来偿，本息弗绌。唯问前慨假我资者，乃一少年，今何不在。肆人诡以病对。时光墉已潦倒甚，偶踽踽行河上。忽值是人，问子病当瘥。对不病。曰：‘不病何状若是？’对曰：‘无业故憔悴。’其人大诧，语以肆人语。光墉亦倾告前事，曰：‘是则我害子矣。’遂延致军中，为易衣进餐，谓：‘向得资给诸卒，皆踊跃赴敌，遂克近邑。今我有资十万皆得自贼中者，固不足告外人，钦子诚实，且坐吾累，愿以资贷子设肆可乎？’欣然承之。”
　　为一素不相识的人筹资，致使自己丢了饭碗，实在有点儿冒险。
　　后来胡雪岩借助此资本，得以开始他的宏大事业。这件事也应了胡雪岩的说法：“交情和义气就是资本。”
　　如果考虑到胡雪岩少年时对他人的慷慨之举，再回头看他的好义之行，就能看出胡雪岩早就开始理解了帮助人的重要性。
　　还在做学徒时，胡雪岩的一个朋友从老家来杭州谋事，病倒于客栈中。房租饭钱已经欠了半个月，还要请医生看病，没有五两银子不能出门。
　　胡雪岩自己薪水微薄，但又不忍心看着朋友困顿无助，就找到一个朋友那里。朋友不在，胡雪岩只得问朋友的妻子，看她是否能帮一个忙。
　　朋友之妻见胡雪岩人虽落魄，那副神气却不像倒霉的样子，加上她也贤惠，就毫不犹豫地借了五两银子给他。
　　胡雪岩很有志气，从膀上捋下一只凤藤镯子，对朋友之妻说：“现在我境况不好，这五两银子不知道啥时候能还，不过我一定会还。镯子连一两银子也不值，不能算押头。不过这只镯子是我娘的东西，我看得很贵重。这样子做，只是提醒我自己，不要忘记还人家的钱。”
　　后来胡雪岩发达，还了这五两银子。朋友之妻要把镯子还给胡雪岩。胡雪岩说：“嫂子，你先留着。我还掉的只是五两银子，还没有还你们的情。现在你们什么也不缺，我多还几两银子也没太大意义。等将来有机会还上您这份人情了，我再把镯子取走。”
　　后来这位朋友生意上遭了人暗算，胡雪岩闻讯后出面相助。朋友幸免于难，朋友之妻再次要还镯子，胡雪岩这才收下。
　　自己困顿之时，能为朋友做到这一层，而且在此事上极其信诺守持，后来在遇到陌生人有事相求时伸出援手，也就不算突然了。
　　做事无非是做人，有了相投之人，有了处处事事替你着想之人，你的事业便真正有了依托。胡雪岩一在左宗棠面前出现，左宗棠便发现自己做事有了一个可靠的帮手。此后，左宗棠的大业果然迅速实现，英名远扬。左宗棠对胡雪岩敬佩有加：“胡雪岩，商贾中奇男子也。”“人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之概。”
　　自打胡雪岩押宝押赢了王有龄，他对人与人之间的交情就看得更远。他周围的人也因为胡雪岩的例子摆在前边，明白了做人比做事重要。人是活的，事是死的，抓住了活人，不怕不能成事。
　　交情和义气是行商生财的资本。只要肯用心、多播种，必然会有收获。在商业上，如果缺了交情和义气，就犹如满盘的围棋子缺了一口气，摆得再多也是死棋。
　　很多时候，交情不是为了功利、不是为了直接的商业动机而有意为之的。可能是在十分无心的时候，你就做了让别人感激终身的一件事情。
　　日本商业界流传着这样两则故事。
　　某大公司为了扩大规模，在市镇某地段征地建房。所有的人都搬了，独有一位老太太很执拗，坚决不愿搬出居住了一辈子的小屋。公司经理三番五次上门，老太太都没答应他们的要求。最后公司无奈，只得通知她到公司签一份合同，以完成手续，证明公司与她无租借关系。
　　老太太穿着木屐，冒着小雨到了公司。一进公司门，秘书小姐就热情地帮她换上拖鞋，拿出干净的抹布帮她揩雨。
　　活了一辈子，老太太没有这样让人服侍过。所以等进了经理办公室，老太太已经改变了心思，答应迁出自己的小屋，让公司建房。
　　另外一件事，讲的是一个驻德国的日本公司。每次德国公司代表去日本考察，都是这个日本公司的秘书小姐代订机票。
　　时间一长，这位代表发现每次从德国去日本，自己的机票总是靠左侧窗户，而每次从日本回来，自己的机票则总是靠右侧窗户。
　　这位代表就问这位秘书小姐为什么是这样一个订票规律。秘书小姐嫣然一笑说：“因为你每次去日本，富士山总在你的左侧，每次从日本回来，富士山总在你的右侧。我很乐意让你每次都能饱览我国秀丽的名山。”
　　这位代表非常感动，认为一个公司有这样一位秘书小姐，公司的管理必然不差。于是他说服了自己的公司，与日本公司开始了长期合作。
　　所以，交情的回报经常是悄无声息的。在你不经意中，原来认为很棘手的事情突然如水雾一般挥发了。可能到很久以后你才知道，是很久以前的一颗情义种子开花结果了。
　　有钱大家赚，做大商场势力。
　　商场势力的做成，同样显示了胡雪岩在商业谋略上的与众不同。
　　假如说官场势力的借重是胡雪岩在无意中做成、然后逐渐意识到的话，那么商场势力的做成就显得更有预谋和计划。
　　这个特点突出表现在垄断上海滩的生意时，达到与洋人抗衡之势，以垄断优势求得商业主动权上。
　　胡雪岩打的是一场名符其实的商战。
　　第一阶段，胡雪岩尚未投入做丝生意，就有了与洋人抗衡的准备。
　　按他的话说就是，做生意就怕心不齐。跟洋鬼子做生意，也要像茧行收茧一样，就是这个价钱，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这么一来，洋鬼子非服帖不可。而且办法也有了，就是想办法把洋庄都抓在手里，联络同行，让他们跟着自己走，至于想脱货求现的，有两个办法：第一，你要卖给洋鬼子，不如卖给我；第二，你如果不肯卖给我，也不要卖给洋鬼子。要用多少款子，拿货色来抵押，包他将来能赚得比现在多。
　　凡事就是起头难，有人领头，大家就跟着来了。
　　具体的做法因时而变。第一批丝运往上海时，适逢小刀会肇事，胡雪岩通过官场渠道了解到，两江督抚上书朝廷，因洋人帮助小刀会，建议对洋人实行贸易封锁，以此教训洋人。只要官府出面封锁，上海的丝就可能抢手，所以这时候只需按兵不动，待时机成熟再行脱手，自然可以卖上好价钱。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能控制上海丝生意的绝对多数。和庞二的联手促成了胡雪岩在丝生意上的优势。
　　庞二是南浔丝行世家，控制着上海丝生意的一半。胡雪岩派玩儿技甚精的刘不才专和庞二联络感情。
　　起初，庞二有些犹豫。因为他觉得胡雪岩中途暴发，根底未必雄厚。随后，胡雪岩在几件事的处理上都显示出了能急朋友所急的义气，而且在利益问题上态度很坚决，显然不是为了几个小钱而奔波。在丝生意上联手，主要是为了团结自己人，一致对外。有生意大家做，有利益大家论，不能自己互相拆台，好处给了洋人。
　　庞二也是很能担当的人，认准了你是朋友，就完全信任你。所以他委托胡雪岩全权处理他自己囤在上海的丝。
　　胡雪岩赢得了丝业里百分之七十的丝，又得庞二的倾力相助，达到了商业上的绝对优势，加上其官场消息灵通，第一场丝茧战胜利了。
　　第二阶段，胡雪岩手上掌握的资金已从几十万到了几百万，开始为左宗棠采办军粮、军火。
　　西方先进的丝织机已经开始进入中国，洋人也开始在上海等地开设丝织厂。胡雪岩为了中小蚕农的利益，利用手中资金优势，大量收购茧丝囤积。洋人搬动总税务司赫德前来游说，希望胡雪岩与他们合作，利益均分。
　　胡雪岩审时度势，认为禁止丝茧运到上海，这件事不会太长久的，搞下去两败俱伤，洋人自然受窘，上海的市面也要萧条。所以，自己这方面应该从中转圜，把彼此不睦的原因拿掉，叫官场相信洋人，洋人相信官场，这样子才能把上海弄得热闹起来。
　　但是得有条件，首先在价格上需要与中国这面的丝业同行商量，经允许方可实行，其次，洋人须答应暂不在华开设机器厂。
　　和中国丝业同行商量，其实就是胡雪岩和他自己商量。因为胡雪岩做势既成，在商场上就有了绝对发言权。有了发言权，就不难实现他因势取利的目的。
　　可以说，在第二阶段，胡雪岩所希望的商场势力已经完全形成。这种局面的形成，和他在官场的势力配合甚紧，因为加征蚕捐、禁止洋商自由收购等，都需要官面上配合。尤其是左宗棠外放两江总督，胡雪岩更觉如鱼得水。江湖势力方面，像郁四等人，本身的势力都集中在丝蚕生产区，银钱的调度、收购垄断的形成，诸事顺遂。因为他们不只行商，而且有庞大的帮会组织做后盾、虽无欺诈行为，但威慑力量隐然存在，不能不服。
　　在胡雪岩的其他生意方面，商势促成了经营这一点也很突出。比如钱庄，从杭州发展到宁波、上海、武汉、北京，在同治、光绪年间已经位居江南诸钱业同行之首，与北方的山西帮票号遥相呼应，声名大振，信誉日上，又借官款为后盾，成为客户心中不倒的金字招牌。
　　典当行的发展更为迅速，全国已开设到二十九家，和阜康的钱业、“胡庆余堂”的药业一样，成为胡雪岩在商场立足发展的巨大支柱。
　　胡雪岩在丝茧生意上和洋人打商战，时间持续了近二十年。其间，胡雪岩节节胜利，中国人得以扬眉吐气。到了中法战事一开，局面开始对胡雪岩不利。
　　主要原因出在上海市面的不景气上。学经济史的人都会记得，1883年，适值世界性经济危机，上海银根紧缩，市面上现银数量锐减，阜康等钱业面临窘境。在这个紧要关口，左宗棠和李鸿章的矛盾公开化了。左宗棠主张对法宣战，李鸿章明里敷衍不表态，暗中示意门下加紧行动，打击左宗棠势力。
　　胡雪岩早就成为左宗棠的左右臂膀，筹饷购械，无不立办。胡、左关系恰犹盛宣怀和李鸿章的关系，所以胡雪岩成了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
　　适逢上海市面大坏，盛宣怀就和上海道邵友濂密商，到期的海关税拖延不转拨，让胡雪岩自己承担洋款到期偿还的负担，同时派人四处行动，挤兑阜康，提取现款。
　　胡雪岩跟洋人打商战，就跟打仗一样，论虚实、讲攻守，洋商联合在一起，千方百计进攻，胡雪岩孤军应战，唯有苦撑应变。这情形就如同围城，洋商大军压境，吃亏的是劳师远征，利于速战；被围的胡雪岩，利在以逸待劳，只要内部安定，能够坚守，等围城的敌军师劳无功、军心涣散开始撤退时，开城追击，可以大获全胜。
　　现在内部起讧，后院失火，胡雪岩阵法大乱，花二十年心血做成的势，顷刻瘫泄。上千万银款押在丝茧上，商势既然不存，整个大厦也就颓然坍塌。
　　胡雪岩最为痛心的倒不是自己生意的败坏，而是痛心生意败坏的原因。不是自己和洋人较量不下去了，而是自己人在那里使坏，就像两个大力士在那里较劲儿，不是一个以力制服了另一个，而是有人在旁边用树枝挠痒痒，痒不自禁，败退下来了。
 



第59章 帮助别人就是为自己铺路(1)


　　助人要有助人的手段。
　　轮回是否有，还真讲不清。因果的报应倒是链条不断，非待回答，业力不失。
　　回过头来，我们不妨看一看胡雪岩帮助人的手段。一次，胡雪岩在与太平军中已有反意而决心未定的跷脚长根玩儿赌，跷脚长根输了一万两银子。胡雪岩不想赢他这一万银子。他的赌技不精，对赌徒的心情却很了解。有时输钱是小事，输不起的是一口气。特别是跷脚长根此时的境况，不用打听，就可以猜想得到，势穷力蹙，已到了铤而走险的地步。一万两银子究竟不是小数目，一名兵勇的饷银是一两五钱到二两银子，他手下二千七百多人，如果改编为官军，发三个月的恩饷，还不到一万两银子，就这样一举手之间输掉了，替他想一想，心里也不是滋味！
　　有钱输倒还罢了，看样子是输不起的，一输他就更得动歪脑筋，等于逼他“上梁山”。胡雪岩这样的念头如闪电一般闪过，下手就极快。当大家还为跷脚长根错愕嗟叹之际，他已把两张牌抢到了手里。
　　场面上是胡雪岩占尽了优势，跷脚长根已经认输，将那一万银票推到了他面前，脸色自不免有些尴尬。其余的人则都将视线集中在胡雪岩的两张牌上，心急的人喊道：“先翻一张！”
　　胡雪岩大拇指在上，中指在下，慢慢摸着牌，感觉再迟钝的人也摸得出来，是张地牌。这张牌决不能翻，因为一翻就赢定了跷脚长根。
　　他决计不理旁人的怂恿关切，只管自己做作，摸到第二张牌，先是一怔，然后皱眉，继之以摇头，将两张牌往未理的乱牌中一推……
　　谁都明白，这“一推”，便有了交情含在里边。所以，原来已经打定主意假降官府、暗劫军火的跷脚长根，现在幡然变计，愿意就抚。他认为胡雪岩讲江胡义气讲得“上路”，让他心服。胡雪岩的才干也使他能够信任，他相信胡雪岩有让他喝酒吃肉的本事。
　　胡雪岩问道：“你要多少？万把银子我现成，再多也有，不过要隔个三两天。”
　　“够了，够了！两千银子抚恤，打发走路的十两银子一个，大概有三百多人，你借我五千银子好了。”
　　说着，他一瘸一拐地走到窗前，取出写局票用的笔砚，很吃力地写了一张借据，字迹歪歪斜斜，措词却很得体：“今借到胡雪岩兄名下纹银五千两整。彼此至好，无保无息，约期三个月还清。特立字据存照。”下面具名。
　　他在写借据的当儿，胡雪岩已去寻刘不才，准备好了银数，等会儿进来，跷脚长根递过那张借据，胡雪岩看都不看，就在蜡烛火上点燃烧掉：“李七哥，我那个合伙做生意的朋友告诉我，我在丝上赚了一票。自己人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他将一叠银票递了过去，“你分一万两银子的红。”
　　这就是拿钱买交情了。不过胡雪岩口头来得，明明是你受惠于他的事，他要说得让人感到这是你应该得到的，非让你心里感到舒服不可。
　　跳出来分析，胡雪岩在跷脚长根身上所下工夫的酬劳大致如下：安抚了地方武装；侠义胆识的名声在江湖上播得更远；交了跷脚长根这个人；解了俞武成的围；军火生意平安进行，从此厚利无比；避免了火并，以后的路子更好走了。
　　这样一想，这个交情放出去，真是大大地合算。其实细分析胡雪岩的每一笔交情，只要放出，必是多方好处。回过头想一想，我们自己每次有了交情于别人，别人又何尝不是加倍地奉还呢？
　　怪不得胡雪岩专门培养了刘不才这种吃赌俱全的人才，专陪阔少、达官、江湖头目。单是刘不才和庞三少爷的密切关系，胡雪岩就有了垄断上海市丝茧生意的便利。
　　胡雪岩的做法往往出人意料，比如他要收服嵇鹤龄，让他帮王有龄平息新城之乱，所用的手法就非常人所想。
　　胡雪岩深深懂得：要得到真正的杰出之士，只凭借钱是无法办成事的，关键在于“情”“义”二字，要用真情来打动他们。他就是用这样的手法，为朋友王有龄收揽了一名得力的助手嵇鹤龄。王有龄步入仕途后事事顺利，但正当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却接手了一件意想不到的案子。新城有个和尚，公然聚众抗粮，抚台黄宗汉要王有龄带兵剿办，但是新城向来民风强悍，吃软不吃硬，如果带兵去很有可能会激起民变。而在候补州县里有个叫嵇鹤龄的，主张“先抚后剿”，主意很不错，但是他向来为人恃才傲物，不愿替别人去做这送命的差使。尽管嵇鹤龄家中穷得叮当响，可是他从来不谈钱，不哭穷。胡雪岩认为嵇鹤龄是一个有用之士，自觉非说动嵇鹤龄不可。刚好嵇鹤龄新近亡妻，于是胡雪岩穿上袍褂，戴上水晶顶子官帽，坐上轿子，带上几名随从，径直前往拜访。
　　胡雪岩找到嵇鹤龄的家门，并不说任何事，只是声称来拜亡人，要嵇鹤龄出见。无奈一向自傲的嵇鹤龄以素昧平生为由，拒不出见。站在庭院里的胡雪岩早已料到嵇鹤龄会采取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所以他准备了应对策略。只见胡雪岩款款走到灵堂前，捧起家人刚才点燃的香，毕恭毕敬地向亡人行起礼来。这一招果然够厉害的，因为依照旧时礼仪规矩，客人行礼，主人必须还之以礼。嵇鹤龄无奈只好出来，邀请胡雪岩入室相坐。待一坐下来，胡雪岩便展开了他那练就得炉火纯青的嘴皮功夫，说了一阵恭维、敬佩之类的话。嵇鹤龄听了这些话，清高的傲气顿时就消减了一半。“嵇兄，还有点小东西，是王有龄大人托我面交给你的，请笑纳。”说着，胡雪岩从衣服里掏出了个信封，递了过去。嵇鹤龄接过信封，掏出来一看，原来里面是写有自己名字的一叠借据和当票底根，只是上面盖着“注销”的印戳，或写着“作废”二字，不是废纸，又是什么呢？
　　原来这些票据都是胡雪岩通过自己在钱庄、当铺的熟人做的手脚，给嵇鹤龄取出来的。
　　嵇鹤龄被胡雪岩一番真诚的言谈和举动所打动，言语之间也就缓和下来了。
　　嵇鹤龄知道胡雪岩是王有龄所倚重的人，刚刚见到他时还心存戒备。但在胡雪岩这一番事情做完之后，不仅起初的戒备防范尽数解除，相反还为胡雪岩体贴人情、待人以礼的为人处世方法所折服。
　　此刻日已近午，胡雪岩便诚心邀请嵇鹤龄出去摆一碗。嵇鹤龄家中没有内助，房屋内杂乱无章、凌乱不堪，只好主随客便。于是进屋换了布衫，和胡雪岩携手出门了。
　　数日后，嵇鹤龄在王有龄的安排下，亲自奔赴新城安抚乱民，他果然是不负众望，终于大功告成。嵇鹤龄协同新城地方绅士，设计擒获首犯，解送到杭州审讯法办。抚台黄宗汉出奏了保案，为有功人员请赏。事情至此，一个本来难解的题终于成了皆大欢喜的局面。
　　由此可以看出，胡雪岩在整个事件中运用高明的手段收服了嵇鹤龄。他的做法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地方：首先，从感情上打动嵇鹤龄。嵇鹤龄丧妻未久，由于嵇鹤龄恃才傲物，除为数不多的几个气味相投的知己朋友之外，没有多少人前来吊唁，胡雪岩对他亡妻的真诚祭典，体现出对嵇鹤龄中年丧妻不幸的深刻同情，一下子就打动了他。其次，帮忙帮在实处。嵇鹤龄虽然有才但官场失意，一直没有得到过实缺，落魄到靠典当过活的地步。帮在实处，便见真情，使嵇鹤龄更没有理由不感动。而且，更堪称绝的是，胡雪岩知道嵇鹤龄有一种读书人的清高，极要面子，是决不肯无端接受自己的馈赠的。因此，胡雪岩为嵇鹤龄赎回典当的物品，用的是嵇鹤龄自己的名号，并且一再地言明，这些赎款只是暂借，以后嵇鹤龄有钱归还时，他也接受。这样，不仅为嵇鹤龄解决了实际的困难，而且也为他争回并保住了面子。由此两件事，像嵇鹤龄这样一个十分傲气的读书人，也会对胡雪岩这一介商人的行事作为刮目相看。感情投资有时候可以起到白银黄金无法代替的作用和效果，尤其是在赢得人心、结交真心朋友方面。学会人抬人，道理如果说穿了，似乎人人都明白，所谓“花花轿儿人抬人”，无非是在于己无害、于人有利的情况下，提携帮助一下别人，然而，也正因为人人都明白，反而常常为人所忽视。为人处世中，能够自始至终地把人人都明白、却又常常为人所忽视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就可以成功。胡雪岩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胡雪岩将人抬人的处世哲学运用在自己的社交中达到了炉火纯青、游刃有余的地步。嵇鹤龄功成回来，王有龄自然是礼敬有加，万分亲热，派手下人送去五百两银子的谢礼。最初嵇鹤龄无论如何也不肯收，王有龄又非送不可，“到后来眼看就要吵架了”。嵇鹤龄对刚从上海赶回来的胡雪岩说：“我想你跟他的交情非同一般，我跟你又是兄弟，就看在这一层间接的渊源上，收下来算了。”“你真是取与舍之间，一丝不苟。”胡雪岩点点头颇为赞同地对嵇鹤龄说。“用他几个也不打紧。这且不去说它，你补缺的事呢？龄公说过，补实缺的事，包在他身上，现在怎么样了？”“这件事说起来，真是有些气人。”嵇鹤龄急忙之中又加了一句：“不过，龄公对我的情意那是没说的。他先保我署理归安县，黄抚台不肯，又保我接龄公的海运局，黄抚台也不肯，说是要等‘保案’下来再说。”依照当时的惯例，地方上一件大案子，或则兵剿，或则河工，或则如漕运等大事，办妥之后向上边出奏时，照例可以为有功人员请奖，称为“保案”。保案又有明保和密保之分，自然是密保值钱。“黄抚台只给了我一个明保，反而龄公倒是密保……”“这太不公平了。”胡雪岩愤然打断他的话说道：“莫非其中有鬼？”“嗨！”嵇鹤龄一拍大腿，“真正机灵不过你！日前黄抚台的手下一文案，向我要两千两银子。我也弄不清这银子是他自己要，还是替抚台要。反正别说我拿不出，就是拿出来，也不能塞这个狗洞。”“那么，龄公怎么说呢？”“龄公根本不知道，我也没告诉他。”嵇鹤龄淡淡地说：“我跟他说了他一定能够为我出这两千银子，但我何必再欠他一个人情？”官场中像嵇鹤龄这样耿直的人，实在不多见。胡雪岩不由得对他肃然起敬。嵇鹤龄可以这么想，自己却不能不管。一定要设法帮助嵇鹤龄把海运局的差使拿下来，哪怕“塞狗洞”也只好先塞了再说。“大哥！”胡雪岩诚恳地说：“这件事你不必管了，龄公必有个交待，等我来跟他说。”
　　“其实也不必强求。”嵇鹤龄对胡雪岩摇摇头，“官场中的炎凉世态，我真看厌了。像我现在这样活得也十分舒服，等把那五百两银子花光了再说。反正世界上没有饿死的。”“大哥真是个汉子。”胡雪岩笑着劝说道：“不是我说句大话，像你这样的日子，我也供得起。不过你一定不能这样下去，我也不愿意让你闲下来不做事。人生在世，不是仅仅日子过得舒服一些就可以心满意足的。”“一点不错。”嵇鹤龄深有体会地点头，“我自然也有我自己的打算，如果浙江真有一天混不下去，我准备回湖北去办团练。”见嵇鹤龄萌生去意，胡雪岩连忙劝说道：“那倒也不必！我们在浙江着实有一番事情好做，待我再与龄公好好谈一谈。”哪里想到胡雪岩一见到王有龄，还没有开口，王有龄便向他开始诉苦道：“雪岩，为嵇鹤龄这件事，我睡觉都不安生。我正等你商量。黄抚台不知打的什么主意？”于是，就把前后几次为嵇鹤龄的事跟黄宗汉打交道的经过，告诉了胡雪岩。先是请示，没有明确答复，便改为保荐，依旧不得要领，只好据理力争，可至今还是弄不清里面有什么鬼名堂。“雪岩，你料事向来比别人来得准，倒是看看是何道理？”“无鬼不死人！”胡雪岩很坦率地说：“其中必定有鬼！”“我也想到了这一层。”王有龄答道：“问过文案上的人要不要有所表示？文案上的人回话十分诚恳，说这件事全看抚台大人的意思。他们此刻还不敢收受好处，怕收了好处，事情办不成，对不起人。等将来嵇某人的委札上来了，自然少不得要讨他一杯喜酒吃。雪岩，你听，这话不是说到头了吗？”胡雪岩把嵇鹤龄和王有龄两人的话一比较，马上明白了其中暗藏的含义：两千两银子是黄宗汉要嵇鹤龄的好处费，却又不肯叫王有龄出，所以才有这样的话。如果是文案方面要钱，根本不管你的银子姓嵇还是姓王，只要成色足就行了。对于胡雪岩来说，只要知道了症结所在，那就没有办不到的事了。然而，王有龄接下来谈到的另一个话题，却使胡雪岩不得加快办理嵇鹤龄的事。“现在浙江各地，都有土匪滋事的情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黄抚台对这方面格外认真。因为最近新城的案子办得不错，所以这些差使，以后怕都会落在我头上。海运局的事又不能拖在那里，我实在有点心余力绌。”这就显得嵇鹤龄的事格外重要，不能再拖延时间了。说实话，王有龄比嵇鹤龄本人还要着急，但他在黄宗汉面前，却是有劲使不上。因为在论功行赏这件事上，王有龄走错了一着棋，或者说这一着棋他没有去走。黄宗汉对新城一案的酬劳，是早就分配好的，王有龄和嵇鹤龄两人，一个明保，一个密保，谁密谁明，他没有意见。当初出奏的时候，如果王有龄再说一句“嵇鹤龄出的力多，请抚台赏他一个密保”，也不会有问题，就因为少了这句话，把自己弄成了密保。如果再力荐嵇鹤龄，似乎有投机取巧之嫌。他怕黄宗汉心里感到不高兴，因而始终不敢多说。王有龄这一层苦衷，甚至在胡雪岩面前都无法启齿，因此时间越拖，自己近似“冒功”的愧疚越深。他渴望着胡雪岩能立刻想个办法，赶快把这件事摆平。胡雪岩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胸有成竹地说：“龄公，我请你缓一缓，快则明天，迟则后天，你去见黄抚台，肯定会有结果。”依旧是老办法，胡雪岩马上分别封好几张数量不一的银票，用嵇鹤龄的名义送到巡抚衙门。果然是钱能通神。第二天，巡抚衙门就有人请王有龄前去。谈到为江南大营筹饷的事情时，本来一直态度模棱两可的黄宗汉这时却主动对王有龄说：“你湖州方面，关系甚重，通省的饷源，主要就靠你了，海运局你还真有点兼顾不到了！”
　　见抚台大人这样说，王有龄心中一阵不安，暗暗猜测，莫非抚台已经有了人选，如果那样，嵇鹤龄岂不是就真的落空了？万一换一个不相干的人，立即就得办移交，海运局现有的亏空，除非能找一笔钱补上，否则立马就会原形毕露，影响到自己的前程，那可怎么得了？
 



第60章 帮助别人就是为自己铺路(2)


　　“那个姓嵇的，我看倒有点才气。”听到这一句，王有龄马上明白胡雪岩事先早已打通了关节，赶紧答道：“大人目光如炬，凡是真才，都逃不过大人的眼睛。”王有龄这一句恭维，恰到好处，黄宗汉瘦削的脸上有了一些笑容，便用征询的口气说：“让他接你的海运局，你看怎样？”“那是再适当不过。”王有龄乘此机会答道：“嵇鹤龄此人，论才具是一等一。有人说他脾气太傲，那也不见得。有才气的人，总是免不了恃才傲物。不过所傲者，都是不如他的人。其实他也是颇懂好歹的，如果大人能够重用此人，我敢打包票，他一定会感恩图报，让大人称心如意。”王有龄的最后一句话，意在言外，不仅在于办事妥帖，也包含了巡抚的腰包。当然，黄宗汉根本不需要王有龄“打包票”，胡雪岩的银票可比王有龄的空口“包票”更管用。所以黄宗汉点点头说：“我知道！你就回去准备交卸吧！”已与胡雪岩拜把子的嵇鹤龄得到消息后，心中诧异地问胡雪岩道：“二弟，可是你走通了门路？”因为嵇鹤龄不愿让人说他是花钱买官，所以胡雪岩极为含糊地说道：“也不过是托人说过一声。”“怎么说法？”“无非拜托而已。”嵇鹤龄静静地想了想说：“我也不多问了，反正我心里明白就是了。”正说到这里，刘庆生按照胡雪岩的指示，带着一千两银票、五百两现银，另外有一张存折，上面约有三千五百两前来帮着招呼放赏。“二弟！”嵇鹤龄把存折托在手里，对胡雪岩诚恳地说：“我觉得欠你太多，真有点不胜负荷。”这意思是说欠胡雪岩的情太多了，怕以后偿还不清。“自己兄弟，何必说这话？”胡雪岩爽快地答道：“而且水帮船，船帮水，以后仰仗大哥的事还很多。”“这用不着你说。今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海运局的内幕，我还不大清楚，还需要你帮我的忙，才能顶得下来。”自从与王有龄结识以来，胡雪岩办成了许多得意的事，而以“收服嵇鹤龄”最为自豪。因为第一，免了新城地方一场刀兵之灾；第二，帮了王有龄一个大忙，使他的仕途“行情”继续看涨；第三，使得嵇鹤龄不再有怀才不遇之叹；第四，促成了瑞云与嵇鹤龄二人的一段良缘。更重要的是，自己结交了一个亲如手足的好兄弟，又多了一个自己在官场上可以依托的靠山，真可谓是一举数得。嵇鹤龄虽然为人比较傲，但因为有了胡雪岩的“情”，嵇鹤龄掌管海运局之后，自然会为胡雪岩的生意竭尽全力地效劳。实际上嵇鹤龄成了在海运局替胡雪岩办事的“坐办”。
　　替别人着想就是为自己分忧。
　　胡雪岩靠着王有龄，生活开始有了着落。如果只是自己满足于有碗饭吃，以一位恩人自居，或者以此发财而不管别人，那么，也就不会有更大的前途。胡雪岩不会满足于这种结果，他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就要把自己的靠山经营大，那样才能干大事。所以，每当王有龄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千方百计出谋划策，帮助他渡过难关。千里做官只为钱，然而，当官的为了保住自己的权杖，除非体己兄弟，否则，他们不可能公然摆明了向你明明白白地要钱。所以，聪明的部属一定要能体会上司所思、所想，经常让上司“心里想”的事情得以顺利实现，在这方面，胡雪岩无疑是个行家里手。按照胡雪岩的点拨，王有龄去做了，效果果然不同凡响。巡抚黄宗汉对王有龄提携有加，到海运局不久，就把催运漕粮的任务交给他去办。
　　清政府的开支及军饷多靠江浙支撑，而江浙每年征收的粮食主要靠漕帮经运河运到北京。运送漕粮本来是一项肥差，只是浙江的情况却有自己的特殊性。浙江上年闹旱灾，钱粮征收不起来，且河道水浅，不利行船，直至九月漕粮还没有启运。同时，浙江负责运送漕粮的前任藩司由于与巡抚黄宗汉不和，被黄宗汉抓住漕粮问题狠整了一把，以致自杀身亡。到王有龄做海运局坐办时，漕粮已由河运改为海运，也必由浙江运到上海，再由上海用沙船运往京城。现任藩司因有前任的前车之鉴，不想管漕运这块“烫手山芋”，便以改海运为由，将这档子事全部推给了王有龄。
　　捐官得成，一回到浙江就当上海运局“坐办”的王有龄为此急得团团转，刚刚顺利得到一个实缺而觉得时来运转的那份得意劲儿，也被千斤重担压得蔫了下来。因为漕粮是上交朝廷的“公粮”，每年都必须按时足额运到京城，哪里阻梗哪里的官员就要倒霉，所以，能不能完成这桩公事，不仅关系到王有龄在官场的前途，而且还关系到他的身家性命和上司的前途。但如果按常规办，王有龄的这桩公事几乎没有能够完成的希望，一是浙江漕粮欠账太多，达到十五万石之多；二是运力不足，本来漕粮可以交由漕帮运到上海，可是由于河运改成了海运，等于是夺了漕帮的饭碗，他们巴不得漕粮运不出去，哪里还肯下力？时下你急他不急，慢慢给你拖过期限，这些官儿们自己也该丢饭碗了。
　　然而这桩在王有龄看来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麻烦事，对胡雪岩来说却是小菜一碟儿，被他一个“就地买米”之计立马化解。在胡雪岩看来，反正是米，不管哪里的都是一样。朝廷要米，看的是结果，并不管你的米是哪里来的。只要能按时在上海将漕粮交兑足额，也就算完成了任务。既然如此，浙江就可以在上海买米交兑，差多少就买多少，这样省去了漕运的麻烦，问题也就解决了。于是，他揉揉自己的太阳穴对王有龄说：“龄公，别着急，世上没有想不出办法的事，只怕不用脑筋。我就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包你省事，不过需要多花几两银子，保住了抚台的红顶子，这几两银子也值。”“真的吗？”王有龄似乎不大相信，但不妨听听再说，便点点头说：“看看你有什么好办法？”
　　“米总归是米，到哪里都是一样。缺多少就地补充。我的意思是咱们来它一个‘移花接木’之计，在上海买了米，交兑足额，不就没事了吗？”
　　胡雪岩的话还没说完，王有龄已经高兴得跳了起来：“妙！妙！太好啦，就这么办。”
　　“不过有一层，风声千万不能传出去。漕米不是小数，风声一旦泄露出去，米商肯定涨价，差额太大，事情也难办。”
　　“是的。”
　　此事成功的关键有三：其一，要能得到巡抚黄宗汉的认可，因为买米抵漕粮是违反朝廷规制的，不过，这一点问题不大，浙江漕粮延误，巡抚也脱不了干系；其二，要说动浙江藩司肯垫出一笔现银做买米之用，这属于挪用公款、拆东墙补西墙，藩司要负责任，不过只要抚台同意，作为下属的藩司也不会不同意；其三，要能在上海找到一个大粮商，愿意垫出一批漕粮交给江苏藩司，然后等浙江的漕粮运到上海后再归还。换句话说，是要那粮商先卖出、后买进，虽然买进卖出价钱上肯定有差额，但一般商家都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漕粮历来成色极差，这样做明摆着既费力又亏本。
　　不过，胡雪岩认为，生意人想的就是生意经，只要能给他补贴差价，不仅不让他们吃亏，还让他们有钱可赚，想必米商不会不答应。只是贴补差价，另外再加上盘运的损耗，这笔额外的款项出在什么地方，也得预先商量好。恐怕自己得破费些银子。这样，原本的“肥差”很可能就变成了亏本买卖。但胡雪岩心想，能够按时足额交兑漕粮，为浙江抚台、藩司分了忧，为王有龄在官场上铺平了路，花上几两银子也值。于是，他信心十足地对王有龄说：“事情虽然有点麻烦，不过商人图利，只要划得来，刀头上的血也敢舔，风险总会有人肯背的，要紧的是一定要有担保。”
　　“怎么样担保呢？”
　　“最好当然是我们浙江有公事给他们，这层怕办不到，那就只有另想别法。法子总有的，我先要请问，要垫的漕粮有多少？”
　　“我查过账了，一共还缺十四万五千石。”
　　“这数目也还不大，凭海运局的牌子，应该不难找到钱庄保付，这样粮商总可以放心了。不过抚台那里总要有句话，我劝你直接去找黄抚台，省得其中传话有周折。”
　　“这个，”王有龄有些不以为然，“既然藩台、粮道去请求，当然有确实回话给我，似乎不必多此一举了吧。”
　　“其中另有道理，”胡雪岩放低了声音说，“兴许抚台另有交代，譬如说，什么开销要打在里头，他不便自己开口，更不好跟藩台说，全靠你识趣，给他提个头，他才会有话交下来！黄抚台对钱财看得甚重，这趟出去，一定要给抚台大人弄点好处，才算不虚此行。你最好先去探探口风。”
　　“噢！”王有龄恍然大悟，不住点头。
　　“还有一层，藩司跟粮道那里也要去安排好。就算他们自己清廉，手底下的人难免眼红，谁不当你这一趟是可以‘吃饱’的好差使？没有好处，他们一定要耍花样。”
　　王有龄越发惊奇了：“真没想到！雪岩你对做官这么内行！”
　　“做官跟做生意的道理是一样的。”
　　听得这话，王有龄有些想笑，但仔细想一想，胡雪岩虽说得直率，却是鞭辟入理的实情，反正这件事一开头就走的是小路，既然走了小路，那就索性把它走通，只要浙江的漕粮交足，不误朝廷正用，其他都好商量。如果小路走半途而废，中间出了什么乱子，虽有上司在上面顶着，但出面的终归是自己，首当其冲，必受大害。这样一想，王有龄就觉得胡雪岩的话真个是“金玉良言”，这个人也是自己今后万万少不得的。
　　王有龄态度诚恳地对胡雪岩说：“雪岩兄，此事就由你全权来办了。”
　　胡雪岩想了想答道：“真的要我来办，那得要听我的吩咐。”
　　“好！”王有龄毫不迟疑地答应道，“全听你的！”就从这一刻起，王有龄对胡雪岩简直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为了办事方便，王有龄专门给胡雪岩办了一个“关书”，在海运局挂了个“委员”的虚名，然后又从藩库里提出十万两银子存入信和钱庄。由于黄宗汉向王有龄暗示自己要两万两银子的好处，胡雪岩让王有龄先划出三万两银子到上海大亨钱庄，其中一万银子留做办事之用，两万银子则悄悄地汇到黄宗汉的福建老家。然后，王有龄和胡雪岩一行人即乘船出发去上海。在松江，胡雪岩听一位朋友说，松江漕帮有十几万石米想要脱价求现。他虽然是“空子”，却很懂漕帮的规矩，所以要打听的话，都在紧要关节上。弃船登岸，很快就弄清，松江漕帮辈份最高的是一个人称“魏老五”的老爷子，瞎了一只眼，已经快八十岁了，在家纳福。目前帮内主事的是他的“关门”徒弟尤五。据朋友讲，魏老爷子为人直爽，但对于漕粮改道海运颇有微词。胡雪岩虽然知道这桩生意不容易做，可只有做成，浙江漕粮交运的任务才可顺利完成，所以他还是决定亲自上门拜见魏老爷子。
　　那魏老爷子既干瘦又矮小，仅存的一只眼睛睁眼看人时，精光四射，令人不敢直视，确有不凡之处。胡雪岩以后辈之礼拜见，魏老爷子行动不便，就有些倚老卖老似地口中连称“不敢当”，身子却动也不动。等坐定了，他把胡雪岩好好打量了一下，然后才不紧不慢地问道：“胡老哥今天来，必有见教，江湖上讲爽快，你直说好了。”
　　“是我们东家王老爷叫我来的，他说漕帮的老前辈一定得尊敬。他自己因为穿了一身官服不便前来，特地要我来奉请老前辈，我借花献佛，有桌知府送的席，专请老前辈。”胡雪岩打出了官家的招牌。
　　“噢！”魏老爷子很注意地问道，“叫我吃酒？谢谢，可惜我行动不便。”
　　“是！敝东家现在出去应酬，回来还要专门请老前辈到他的船上去玩玩。”
　　“那更不敢当了。王老爷有这番心意就够了。胡老哥，你倒说说看，到底有何见教，只要我办得到，一定帮忙。”
　　“自然，到了这里，有难处不请你老人家帮忙，请哪个？不过，说实在的，敝东家诚心诚意叫我来向老前辈讨教，您老人家没有办不到的事，不过在我们这面总要自己识相，所以我倒有点不大好开口。”
　　胡雪岩故意选择以退为进，卖了个关子，态度诚恳地笑道：“敝东家这件事，说起来跟漕帮关系重大。打开天窗说亮话，漕粮海运误期，当官的自然得受处分，不过对漕帮则更加不利。”接下来胡雪岩为魏老爷子详细剖析其中的利害：“倘或误期，不是误在海运，而是误在沿运河到海口这段路上，追究责任，浙江的漕帮说不定也会受牵连。漕帮的‘海底’称为‘通漕’，通同一体，休戚相关，松江的漕帮何忍从视？”
　　江湖之人“义”字当头，胡雪岩以帮里义气相激，正好击中魏老爷子的要害处，使得他不得不仔细思量思量。
　　“老前辈明鉴，我胡雪岩平素也不喜为那损人利己之事。行走江湖者，多愿交朋友而非挑起仇视，我也是想帮漕帮弟兄一把。如能顺利漕运至海，让朝廷也见见漕帮弟兄的能耐，岂不更好？再说，现在想帮漕帮说话的人很多，敝东家就是一个，但是忙要帮得上，倘或漕帮自己不争气，那些要改海运的人，越发嘴说得响了：你们看是不是，短短一截路都是困难重重！漕帮实在不行了！现在反过来看，河运照样如期运到，毫不误限，出海以后，说不定一阵狂风吹翻了两条沙船，那时候帮漕帮的人，说话就神气了！”
　　魏老爷子听胡雪岩说完，没有答复，只是向他左右侍奉的人说：“快去把老五替我叫来。”
　　胡雪岩见事有转机，也就不再刺激魏老爷子，相反却和他闲聊起来，从松江妒鱼一直到江湖掌故，两人谈得十分投机。
　　谈兴正浓时，尤五来了，只见他约莫四十上下，个头不高，但浑身肌肉饱满黝黑，两眼目光如电，内行人一看便知是个不好惹的厉害角色。尤五向魏老爷子请过安后，见师傅对胡雪岩的恭敬态度，便很客气地称胡雪岩为“胡先生”。
　　魏老爷子说：“胡先生虽然是道外之人，却难得一片侠义心肠。老五，胡先生这个朋友一定要交，以后就称他‘爷叔’，胡先生就好比咱帮中‘门外小爷’一样。”
　　尤五立即改口，很亲热地叫了声：“爷叔！”
　　这一下胡雪岩倒真是受宠若惊了，他懂得“门外小爷”这个典故，据说当初“三祖”之中的不知哪一位，有个贴身服侍的小童，极其忠诚可靠，三祖所有密议都不避他。他虽跟自己人一样，但毕竟未曾入帮，在“门槛”外头，所以尊之为“门外小爷”。每逢“开香堂”，亦必有“门外小爷”的一份香火，现在魏老爷子以此相比，是引为密友知交之意，特别是尊为“爷叔”，便与魏老爷子平辈，将来至少在松江地段，必被漕帮奉为座上客。
　　俗话说：“人敬我一尺，我还人一丈。”胡雪岩正是抓住了魏老爷子耿直豪爽的性格，设身处地为对方排忧解难而赢得了尤五发自内心的敬重。
　　运送漕粮这件事，本来是块烫手的山芋，可是靠着胡雪岩的大胆策划、周密部署、多方打点奔走，由海运局出面担保，钱庄垫钱、漕帮卖粮以充漕粮的计划得已顺利完成。这个计划的设想由胡雪岩提出，各个细节由胡雪岩推敲，各个环节也主要由胡雪岩去沟通。事情做得巧妙顺利，各方皆大欢喜。
　　对于王有龄来说，通过胡雪岩的帮助，漕粮京运这道难题得到了妥善解决，两万两银子汇到了黄巡抚家中，黄宗汉极为满意，已经透出口风，要不了多久定有酬谢。王有龄的成功，如果没有胡雪岩的鼎力相助，无论如何是得不到的。而对于胡雪岩来说，也是收获颇丰，不仅帮助了王有龄，使这座官场靠山更稳固，而且与漕帮结下了深厚友谊，也给他后来的军火生意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第61章 帮助别人就是为自己铺路(3)


　　胡雪岩全力帮助王有龄，自然不仅仅只是为了朋友，他这样做是在为实现自己做大生意的计划铺路搭桥，他要培植一棵可以依靠的官场大树，就需要处处替他着想，他们之间决不是简单的主仆关系，而是一种互相依靠的关系。同时，在帮助王有龄的过程中，胡雪岩还结识了漕帮的人，这是一种意外的收获，也是他能够替人着想的结果。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多方交友，为自己今后的发展多开了一条道路。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我有了钱要用出去！世界上顶顶痛快的一件事，就是看到人家穷途末路，几乎一分钱逼倒英雄汉，我有机会挥手斥千金，拿去用！够不够？”
　　在胡雪岩看来，商人为利奔波，做官的人也是因为有利在前，才去起更值朝、忍辱负重。广而言之，天下人无不好利。正如《管子·禁藏》中所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们求利的本性。抓住了人们的这一心理，什么事情都好解释；满足了人们的这一心理，什么事情都可以办成。
　　胡雪岩所谓的“官商”之路，实际上也就是权与钱的交换。他说：“钱能通神，钱能得势，钱能敲开赚钱发财的金光大道。”因此，胡雪岩在经营官场靠山时，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拿银子铺路。他为了拉拢官场势力，不惜重金收买高官，而他的一笔笔投资，也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虽说这办法无论是在他那个时候，还是现在，都似乎有些不光彩，但那个时候的官儿就喜欢这个，这也叫投其所好吧。正因为投其所好，自然也就屡试不爽、路路通畅了。
　　也许会有人愿意结交或帮助未发迹之人，却很少有人看重已失势之人。胡雪岩并不是这样。宝森因为政绩平庸，被当时的四川巡抚丁宝祯以“才堪大用”的奏折形式，借朝廷之手体面地把他请出了四川。宝森闲居在京，每日呼朋唤友，吟酒品茶泡赌场，表面上悠闲乐哉，其实内心甚感落寞。胡雪岩就特意拜访，劝说他到上海一游，费用全部由胡雪岩包了。宝森因为旗人身份限制，在京玩得实在不过瘾，就随了胡雪岩去游上海、逛杭州，猜拳狎妓，游山玩水，甚是痛快，遂把胡雪岩视为密友，以后每遇大事，必自告奋勇，帮助胡雪岩在京城通融疏通。
　　此外，胡雪岩还善于拉拢一些失意的官僚文人充当谋士，颇有古时孟尝君之遗风，许乃钊便为其一。胡雪岩对他执礼甚恭，专门去函，盛赞他的政绩政声，然后历诉浙江民众疾苦以及当时面临的各种窘境，表现出虚心求教的样子，许乃钊为其所感，忠心耿耿为其服务而不自觉。当然，其中少不了暗中给许乃钊打打牙祭，让许有知遇之感。又比如对待落魄文人裘丰言，胡雪岩逢节必送礼金，使裘丰言十分感激。
　　患难见真情，胡雪岩屡出义举，也许并非源于本性，更重要的是他深知“雪中送炭”的作用，明白怎么让别人“知恩图报”的道理。而对浙江藩司麟桂的“雪中送炭”，更是立见回报的一例。
　　阜康钱庄刚开业，胡雪岩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浙江藩司麟桂托人来说，想找阜康钱庄暂借两万两银子，胡雪岩对麟桂其人也只是听说过而已，平时没有交往，更何况胡雪岩听官府里的知情人士说，麟桂马上就要调离浙江，到江宁（南京）上任，这次借钱很可能是用于填补他在任时财政上的亏空。而此时的阜康刚刚开业，包括同业庆贺送来的“堆花”也不过只有四万现银。
　　这一下可让胡雪岩左右为难，如果借了，人家一走，岂不是拿钱打了水漂，连个声音也听不到。即使人家不赖账，像胡雪岩这样的人，总不可能天天跑到人家官府去逼债吧。两万两银子对阜康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俗话说，“人在人情在，人一走茶就凉”，一般钱庄的普通老板碰到这种事大约会打个马虎眼，阳奉阴违一番，用几句空话应付过去。不是“小号本小利薄，无力担此大任”，就是“创业未久，根基浮动，委实调度不开”。或者，就算肯出钱救急，也是利上加利，乘机狠宰一把，活生生把那麟桂剥掉几层皮。
　　但胡雪岩的想法却是：假如在人家困难的时候，帮着解了围，人家自然不会忘记，到时利用手中的权势，稍微行个方便，何愁几万两银子拿不回来？据知情人讲，麟桂这个人也不是那种欠债不还、耍死皮赖账的人，现在他要调任，不想把财政“亏空”的把柄授之于人，影响自己仕途的发展，所以急需一笔钱来解决难题。想明白后，胡雪岩马上决定“与人方便”。他非常爽快地对来人说：“好的，一句话。”
　　答应得太爽快，反倒使来人将信将疑，来人愣了一会儿才问出一句话：“那么，利息呢？”
　　胡雪岩想了一下，伸出一个手指头。
　　“一分？”
　　“怎么敢要一分？重利盘剥是犯王法的。”胡雪岩笑道，“多要了，于心不安，少要了，怕麟大人以为我别有所求，不要，又不合钱庄的规矩，所以只要一厘。”
　　“一厘不是要你贴利息了吗？”
　　“那也不尽然。兵荒马乱的时候，尽有富家大户愿意把银子存在钱庄里，不要利息，只要保本的。”
　　“那是另一回事。”来人很激动地对胡雪岩说：“胡老板，像你这样够朋友的，说实话，我是第一次遇见。彼此以心换心，我也不必客气。麟藩台的印把子，此刻还在手里，可以放两个起身炮。有什么可以帮你忙的，惠而不费，你不必客气，尽管直说。”
　　话说到这个份上，胡雪岩再不说就显得太见外了。于是，他沉吟了一会答道：“眼前倒还想不出，不过将来麟大人到了新任，江宁那方面跟浙江有公款往来，请麟大人格外照顾，指定由阜康汇兑，让我的生意可以做开来，那就感激不尽了。”
　　“这是小事，我都可以拍胸脯答应你。”
　　等来人一走，胡雪岩马上把刘庆生找来，让他凑两万两银子给麟桂送过去。
　　刘庆生为难地说：“银子是有，不过期限太长恐怕不行。咱们现在手头现银不多，除非动用同业的‘堆花’，不过最多只能用一个月。”
　　“有一个月的期限，还怕什么？萝卜吃一截剥一截，‘上忙’还未了，湖州的钱粮地丁正在征，十天半个月就有现款到。”胡雪岩继续说道：“我们做生意一定要做得活络，移东补西不穿帮，就是本事。你要晓得，所谓‘调度’，‘调’就是调动，‘度’就是预算，预算什么时候有款子进来，预先拿它调动一下，这样做生意，就比人家走在前头了。”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做得漂亮些，早早把银子送了去。借据呢？”
　　“随他怎么写法，哪怕就是麟藩台写个收条也可以。”
　　这样的做法，完全不合钱庄规矩，背的风险很大。不过，刘庆生知道胡雪岩与众不同，所以也不多说，便按照胡雪岩的吩咐去办理。
　　胡雪岩这一宝算是压对了，他立马收到了成效。那麟桂没想到胡雪岩办事如此痛快，而他们两人过去从未打过交道，胡雪岩竟然如此放心地把钱借给了他，不禁使麟桂从心里佩服胡雪岩的爽快。于是，他报之以“李”，在临走前，特意送了胡雪岩三样“大礼”。
　　一是钱业公所承销户部官票一事，已察复藩台衙门，其中对阜康踊跃认销特加表扬，麟藩台因为公事圆满，特别高兴，又因为与阜康的关系不一般，决定报请户部明令褒扬阜康，这等于是浙江省财政厅请中央财政部，发个正字标记给阜康，不但在浙江提高了阜康的名声，将来京里户部和浙江省之间的公款往来，也都委托阜康办理汇兑。
　　二是浙江省额外增收，支援江苏省戡剿太平天国的“协饷”，也统统委由阜康办理汇兑。
　　三是因麟桂即将调任江苏，主要负责江南、江北大营的军饷筹集，阜康可以在上海开个分店，以后各省的饷银都经过阜康钱庄汇兑到江苏。
　　胡雪岩以区区两万两银子，不仅使阜康得到了一笔不小的生意，而且还将生意做到了上海和江苏去，这正是胡雪岩求之不得的事情。而且，有了各省的铜银，以后到上海做生意，就不再愁资金短缺的事了。“烧冷灶”的利益回报，一下就显现出来，胡雪岩为自己的得意之作而拍案叫绝。
　　帮人帮到实处。
　　胡雪岩善于结交各种各样的朋友，从江湖帮派到官场中人，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结交朋友最基本的方法和原则无非是“以情动人，以心交心”。他总是能够准确地找到他要与之结为朋友的感情中的“软肋”，用真情实意打动对方，使对方视自己为知己、为亲如手足的兄弟，从而使自己多一个真心朋友。
　　胡雪岩熟透人情世故，遇见有才干、可以结交的朋友并能够收为己用的人就相机而变，在帮助对方的过程中自然就放出一个人情。这是胡雪岩在结交朋友时以情服人的原则，他在帮助对方时，始终能够做到帮人帮在实处，总能够做到别人缺什么，就及时地送什么。做这种事的关键之处在于只要看出征兆就立即行动。
　　当初胡雪岩随王有龄到上海办事的过程中，有事情急切需要当地富商豪绅出面相助，但贸然拜访，事情肯定无法顺利办好。胡雪岩想必须找机会先送他一样紧缺的东西，但身为富商豪绅，他缺什么呢？在那年代，商人见官低一级，他缺的正是官场给他威风、给他的面子。于是，胡雪岩决定找机会送一个大大的面子给上海富商。恰好当时抚台大人送给王有龄一桌海菜全席。于是胡雪岩与王有龄商量后决定，迅速将这桌酒菜摆到了这位豪绅府中。豪绅一听是抚台大人所送的海菜全席，便将平时那目中无人、十足的傲岸之气顿时抛于九霄云外，变得对王有龄、胡雪岩二人毕恭毕敬。
　　胡雪岩抓住机会，送当时尽管富甲一方但社会地位却低的商绅一个大大的官场面子。这样的做法，也许只有胡雪岩想得出来，不爱珠宝，只爱虚荣，一桌席面胜过许多重礼，这在平常人是想都没往那想的。这足以显示胡雪岩做事之高明，他做事的方式总是出人意料。
　　又如胡雪岩结交古应春的过程，古应春是上海洋行里的翻译。他在当时的十里洋行里是个人尽皆知的人物，也算一腕儿。由于古应春自小就读于基督教会学校，后来到上海学生意，既擅长外语又懂生意经，便做了翻译这一行。胡古二人的相交缘自于二人共同的感触和认识，，做洋务，国人须拿出点自己的骨气，如果中国人内部自相揭底，吃亏的是自己，占便宜的是洋人。因此，当时中国的丝业如果要与洋人进行竞争，就必须要求至少东南沿海一带的丝业商人联合起来，作为整体来同洋行抬价。否则，零散的丝业同行之间互相拆台，不仅谁也挣不到钱，反而便宜了洋人。
　　基于共同的感触、共同的想法，二人决定联合上海丝业，一致对抗洋人商行，为中国商人争一口气。此时二人对洋人洋行都摸得十分透，与洋人做生意，必须得相互帮忙。
　　事有凑巧，当胡雪岩与古应春和洋人谈完一个生意回到住处怡情院时，非常巧合地遇着了七姑奶奶。古应春掀开门帘，贸然闯入，与七姑奶奶撞个正着。二人对视良久，彼此互相吸引，心中都是怦然一动。这种错愕情迷的状态，加上二人又是初见，一时之间，半晌无语，不知如何招呼。胡雪岩随后而来，一眼就看出了二人一见钟情的苗头。事后七姑奶奶的种种表现更是验证了胡雪岩的猜测，七姑奶奶果然对古应春有意。七姑奶奶是尤五的妹妹，平素胆大独立、做事爽快，人称“女张飞”。自从她见到古应春后，竟然说话行事斯文十二分，而且双眼玲珑左顾右盼、脸颊绯红，样子像个姑娘。古应春鳏居了十几年，见如此动人有姿色的女人亦是春心动荡，而七姑奶奶也由于丈夫过世，孀居已多年，一直住在娘家。这餐饭吃完，古应春就恳求胡雪岩给他做媒，由于胡雪岩熟悉二人脾气，考虑到二人互相尚不了解，就找机会让他们自己相互交往。
　　谁知七姑奶奶是性情中人，对古应春十分中意，生怕古应春缩手缩脚，会中途突然变卦。于是她趁一次机会将古应春请到家中，将他灌得大醉，留宿家中。第二天一早，古应春一觉醒来，见自己躺于女人香榻。七姑奶奶只穿件贴身的小夹袄在灯下独坐，泪光盈盈，表现出一副颇为委屈的样子。又听得七姑奶奶对他说什么都给他了，要他对灯起誓，永不变心。这也是七姑奶奶行事不同于一般人之处。她性格向来豪放不羁，连她的亲哥尤五都作不了她的主。七姑奶奶留宿古应春，其实并未让他碰自己的身子，但古应春酒醉之下根本无法知道实情。古应春身为洋场上走动的人物，为道德和责任心所使，就不得不娶她过门了，这恰恰是七姑奶奶的如意算盘，谁知事与愿违。这件事风传之后，名义上她与古应春是夫妻关系了，但却无任何嫁娶仪式。让人家说闲话，不仅七姑奶奶无脸回松江，连尤五提到这件事都觉脸上无光、家门不幸。胡雪岩听说此事，认为自己作为古应春、尤五的好朋友有义务有责任帮忙理顺这件事。如果事情处理得妥帖，这不仅是帮古应春的忙，而且又帮了尤五甚而七姑奶奶这一办事能力极强的女人的一个大忙，这三人事后总会感激自己的。事实证明，这三人后来都对胡雪岩以后做事帮助确实挺大。
　　这件事最大的问题倒不在于风言风语，而是已经形成的骑虎难下的僵局。当时适逢古应春家门的老族长、一个七十多岁的白胡子老头到上海来看孙子。古应春是个恪守孝道之人，就跟他禀告了这件事情。谁知不讲还好，一讲，老头子极为生气，大为反对，说古家门里向来无再醮之妇。无论古应春怎么央求，就是不准。古应春托了许多人去说情，老头子回过一句话：要娶可以，依据族规，要将古应春逐出家门和家族再不来往。这下，古应春料是脑筋再好使，也似无头苍蝇急得团团转。
 



第62章 帮助别人就是为自己铺路(4)


　　胡雪岩不愧见多识广，转眼就有了想法。他认为这个白胡子老头身居乡下，很少来上海走动，大可用瞒天过海之计，即使日后让他发现，也是无计可施。胡雪岩建议让七姑奶奶改姓，认王有龄做义兄，两头说媒娶嫁婚宴等一应事宜皆由王有龄出面打理。然后以王有龄知府大老爷的身份，在古家出面求婚时，王家应允亲事并付庚帖，只要保守秘密，外人谁知道这位老爷的妹子就是以前那位七姑奶奶呢？族长日后即使发现，难道还能驳回吗？这一着足以应付乡下老族长了。自然，郁郁寡欢的古应春顿时一扫忧急神情，觉得心头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七姑奶奶也笑得合不拢嘴，乐得急下厨房张罗一桌佳肴来款待这位大恩人了。尤五自是很感激，胡雪岩又帮他解决了一件事关自己名声的棘手的家务事。
　　设想如果这件事情不是胡雪岩帮忙迅速解决，不仅仅古应春和尤五在洋行和江湖上的名声都会受到影响，他们的生意也会受影响。更严重的是，这样更摧毁了他们的自尊与自信，甚至造成古应春、尤五两位朋友彼此互相敌视与怨恨。
　　由于胡雪岩对古应春在婚姻一事上的大力帮助，古应春心存感激。自此之后，胡雪岩与洋人之间的丝业、枪支军火各种生意，都由古应春全力帮衬，越做越大。
　　在胡雪岩为围困的杭州城筹集粮食的过程中，他获得江湖上、生意上许多朋友的热心帮助，朋友们出钱出力，并且，不惜为此向自己的冤家对头低头、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护送粮船到杭州。所有的这些朋友，能够无私无畏地在关键时刻向胡雪岩伸出援助之手，是因为胡雪岩曾经倾心帮助过他们，帮他们成就一段美好姻缘、度过经济难关。朋友之间的交往出发点不应该是图利，但却可以得到利润丰厚的回报。他们帮助胡雪岩是视其为知己，是真心朋友之间的倾心交往。如果纯粹为了利而去交所谓的朋友，那就无法结交到真正的朋友，只有以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去结交朋友，才能结交到真正的朋友，也只有从真正的朋友那里，才能得到友情的慰籍和前进的力量，才能使自己的事成为朋友们的事，自然而然，就会从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胡雪岩平常倾心结交的朋友，在他事业最关键的时刻也都给予了他无私的帮助，“真所谓，患难之中见真情。”
　　胡雪岩奉王有龄之命，在杭州城被围困数月将近城破之时前往上海购粮，一路上太平天国义军对清军及各种商人的围追打击，实在是危险重重。但胡雪岩凭着救民于水火的满腔热忱及帮助好友王有龄实现报国之志的愿望，沿路直到上海。由于在嘉兴附近受太平军盘问时，一句话不对就被对方粗暴地砍了一刀。一路上无药可医，胡雪岩在荒郊野岭胡乱找些香火掩敷，从小褂子上撕了些布条扎紧，到上海古应春家中时，伤口已经溃烂，同时身心疲惫。刚住下，胡雪岩就全身发高烧。古应春与七姑奶奶视胡雪岩为可以共患难的真心朋友。因此，古应春与七姑奶对胡雪岩照顾得十分细致，为他洗伤，请医生，弄吃的。胡雪岩一直昏厥了数日，全赖古家的悉心照料。由于腿伤一时半刻还好不了，无法行动，这一切自然由古应春代劳。胡雪岩因一路上太平军封锁盘查，根本带不了银两，所以到上海是空手而来，但却要带十万石大米到杭州，途中还有太平军的盘查封锁。这件事仅凭胡雪岩个人力量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古应春的大力帮忙使他采购粮米一事并无大碍，最为关键的是运输了。虽然闻讯相助的尤五本人是漕帮运输业的老大，他的势力就在于河运，但当时的运河已不通了，嘉兴有太平军把关，这一大批粮食这一关就过不去。唯有考虑海运，海运是沙船帮的势力，沙船帮与漕帮向来有解不开的过节。沙船帮老大叫郁馥华，以航行南北洋起家。河海两运，真所谓“井水不犯河水”，彼此之间并无恩怨。但自从由南漕河运改为海运之后，情形就大为改变了。尤五倒还算明事理，认为既然朝廷决定的事，是大势所趋，并非郁馥华要延揽和兜抢尤五的生意、打碎漕帮的饭碗，但他手下兄弟却没有这么想。加以沙船帮的水手进进出出目中无人、趾高气扬，茶坊酒肆出手阔绰，漕帮兄弟相形见绌，越发妒恨交加，两帮兄弟之间常常发生口角和摩擦。
　　有一次两帮群殴，虽然漕帮欠理，但依照江湖规矩：江湖事，江湖了。郁馥华却将尤五手下的几个弟兄，扭到上海县衙门。知县刘郇膏是江苏的能员，也了解到江湖中的漕帮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愿多事。同时古应春去说人情，刘郇膏很是知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传了尤五到堂，当面告诫一番，叫他将漕帮的几个弟兄领了回去。
　　两帮结怨由此生。尤五认为，连县老太爷都知道松江漕帮不是好惹的，郁馥华反倒不讲江湖义气，大家同是“靠水吃水”，一条线上吃饭的人，全然不能互相照应。尤五特地为此召集所属码头的大小头目，郑重宣布：凡是沙船帮的事情，松江漕帮，不准参预。有跳槽改行到沙船帮去做水手的，就算“破门”，见面不认。
　　事情过后郁馥华也认识到自己做错了一件事，心中十分不安，几次托人向尤五致意，希望修好，尤五置之不理。尤五对胡雪岩当年在漕帮经济困难时，放款给自己，心中十分感激，时常寻机报答。因此尤五感到如今为胡雪岩的事却不得不违反自己当初对漕帮兄弟的告诫，要向对方低头了。
　　尤五与郁馥华碰面，郁人果然热情。尽管当时他身价已过百万，却在待人接物方面无任何骄横之态，反倒显得诚恳谦恭。尤五既为修好，这也是郁馥华多时心愿，郁馥华当时非常高兴。从利害关系上讲，沙船帮虽然兴旺一时，到底根浅，而漕帮到底根深蒂固，势力不同，两帮言归于好，在沙船帮方面更为重要。郁馥华认为两帮修好，这事值得大大铺张一番，传出去足可增添自己的光彩与声势。因此，尽管尤五焦急的神情表示他有急事相求，郁馥华的儿子郁松年也一再提醒，但当天终于没能把事情敲定。
　　接下来七姑奶奶也帮了胡雪岩大忙。胡雪岩养伤在床，便托七姑奶奶去照应漕帮请整个沙船帮吃饭的酒席。因为七姑奶奶经过大场面，熟车熟路，办这样的事顺顺帖帖。由于她的身份和性格特殊，胡雪岩与古应春许多不好说出口的话，她都说得极是个理，有板有眼的，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十分佩服。事实也证明她的方法是最好的。当初胡雪岩与古应春的意思是两帮修好，请尤五拿一个道台的单子去与郁馥华商谈，因为当时上海道台是何桂清，胡雪岩要在他那里开个信件或命令之类的东西十分地方便。但身为江湖人的尤五认为这样做不太好，无奈古应春与胡雪岩都觉此法可行，并力劝他，一时心中犹豫不决。七姑奶奶一听说此事，马上找到尤五说：“要做官的出来圆场，就有点吃罚酒的味道，不吃不行……”。
　　“对，对！”尤五一拍大腿，对此大为赞赏，还是同在江湖的妹妹了解自己的心思，了解江湖的做法与规矩。他说道：“你这句话说到我心里了，小爷叔那里我实在不好驳，那样一来的确有点这样的味道。”
　　“江湖事，江湖了”，七姑奶奶又来了些慷慨激昂之气了，向尤五建议道：“五哥，你明天去看郁老大，只说目的是为了解杭州之围和维护小爷叔的交情，向他低头，请他帮忙。这话传出去，哪个不识你大仁大义？”
　　尤五凝神想了一下十分在理，骤然转身走了。他已经认可了妹子的话，认为江湖恩怨不必惊动官府，事情进展将会更加顺利。
　　郁馥华这一头是已经搞定了，但还有一桩事情却不得不考虑，即运粮途中雇佣了一支荷枪实弹的武装保护力量。到杭州，太平军攻打运粮队伍时，洋枪队便发挥了优势，保住了那十万石大米。以后即使送不到王有龄那里，在左宗棠那里也是靠这十万石大米立下赫赫战功。
　　你吃肉来我喝汤。
　　胡雪岩经商，有着良好的商德，他的商德之一在于，在经商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同行之间的关系，甚至甘愿牺牲自己的目前利益。因为他将同行的人情看得重于眼前利益，因此，他时刻注意避免两败俱伤的恶性竞争，做到了一般商人极难做到的一面：不抢同行的盘中餐。
　　胡雪岩做生意，人缘放在第一位，人缘，对内指员工对企业忠心耿耿，一心不二；对外指同行的相互扶持、相互体贴。
　　如开阜康钱庄时，为了消除信和钱庄的疑虑，他声明：自己的钱庄将不会挤占信和钱庄的生意，而是另外新辟门路，浙江海运局的钱款往来将按原来约定的由信和钱庄经营。这样一来，信和钱庄不是多了一个对手，而是多了一个伙伴，自然疑虑顿消，转而真心实意支持阜康钱庄。在胡雪岩以后的经商生涯中，信和给了他很大的帮助，这还要归功于他当初没有抢了信和的生意的那份情谊。
　　甚至对于利润极丰的军火生意，胡雪岩也注意宁可抛却银子、也不得罪同行的准则。军火生意利润不薄，但风险也特别大，要想吃这碗“军火”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胡雪岩凭借他已有的商业基础，依靠他在漕帮的势力，很快在军火生意上走上了正道，着实做了几笔大生意。这样，他在军火界也成了一个有头面的人物了。
　　一次，胡雪岩打听到一个消息，说外商又运进了一批先进、精良的军火。消息马上得到进一步的确定，胡雪岩知道这又是一笔好生意，做成一定大有赚头。他即找外商联系，凭借他老道的经验、高明的手腕以及他在军火界的信誉和声望，胡雪岩很快就把这批军火生意搞定。
　　正当春风得意之时，他听商界的朋友说，有人在指责他做生意不仁道。原来外商已把这批军火以低于胡雪岩出的价格，拟定卖给军火界的另一位同行，只是在那位同行还没有付款取货时，就又被胡雪岩以较高的价格买走，使那位同行丧失了赚钱的好机会。
　　胡雪岩听说这事后，对自己的贸然行事感到惭愧。他随即找来那位同行，商量如何处理这事。那位同行知道胡雪岩在军火界的影响，怕胡雪岩在以后的生意中与自己为难，所以就不好开列条件，只好推说这笔生意既然让胡老板做成了就算了，只希望以后留碗饭给他们吃。
　　事情似乎就可以这么轻易地解决了，但胡雪岩不然，他主动要求那位同行把这批军火“卖”给他，同样以外商的价格，这样那些同行就吃个差价，而不需出钱，更不用担风险。事情一谈妥，胡雪岩马上把差价补贴给了那位同行。那位同行甚为佩服胡雪岩的商业道德。
　　如此协商一举三得，胡雪岩照样做成了这笔好买卖；没有得罪那位同行；博得了那位同行衷心的好感，在同业中声誉更高。这种通融的手腕日益巩固着他在商界的地位，成为了他在商界纵横驰骋的法宝。
　　不抢人之美，是胡雪岩圆融的处事方式的具体体现。他一直恪守这一准则，不仅在商业上，在政治上也是如此。
　　胡雪岩在外经商多时，尽管自己不愿意做官，但和场面上人物来往身上没有功名，显得身份低微，才买个顶戴，后来王有龄身兼三大职务，顾不了杭州城里的海运局，正好胡雪岩捐官成功，王有龄就说要委任胡雪岩为海运局委员，等于做王有龄在海运局的代理人。
　　对此，胡雪岩以为不可。他的道理也很简单，但一般人就是办不到，其中关键，在于胡雪岩会退一步为别人着想。胡雪岩直告王有龄，海运局里有个周委员，资格老、辈份早，如果王有龄卸任，应由周委员替代才是，如果贸然让胡雪岩坐上这个位子，等于抢了周委员应得的好处。反正周委员已经被他收服，如果由周某代理当家，凡事还是会与胡雪岩商量，等于还是胡雪岩做幕后代理。既然如此，就应该把代理职位赏给周委员。
　　这样一来，胡雪岩避免了将周委员的好处抢去，也避免了为自己树敌。所以说，他的“舍”，实在是极有眼光、有远见的。
　　利用同样的观念，胡雪岩还曾帮助了王有龄一次。王有龄官场得意，身兼湖州府知府、乌程县知县、海运局坐办三职，王有龄在四月下旬接到任官派令，身边左右人等无不劝他，速速赶在五月一日接任视事。之所以会有这等建议，理由很简单：尽早上任，尽早搂到端午节“节敬”。
　　清代吏制昏暗，红包回扣、孝敬贿赂乃是公然为之，蔚为风气。风气所及，冬天有“炭敬”，夏天有“冰敬”，一年三节另外还有额外收入，称为“节敬”。浙江省本来就是江南膏腴之地，而湖州府更是膏腴中的膏腴，各种孝敬自然不在少数，王有龄四月下旬获派为湖州知府，左右手下各路聪明才智之士无不劝他赶快上路，赶在五月一日交接。如此一来，刚上任就能大搂“节敬”。
　　王有龄就此询问胡雪岩的意见，胡雪岩说：“银钱有用守一天，朋友交情却是得罪了就没得救！”他劝王有龄等到端午节之后再走马上任。
　　胡雪岩之所以这样建议是有多方面考虑的，王有龄不是湖州第一任知府，在他之前还有前任，别人在湖州府知府衙门混了那么久，就指望着端午节敬，王有龄名正言顺可以抢在头里接事，抢前任的节敬，当然名正言顺。可是，这么一来，无形中就和前任结下梁子，眼前当然没事，但保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发作。要是将来在关键时刻发作，墙倒众人推，落井猛石下，那可就划不来了。
　　胡雪岩真是高瞻远瞩得可以，他深深明白，江湖上有云：“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你吃肉来我喝汤。”这意思是说，好处不能占绝，干事情不能吃干抹净，一点后路都不留给别人。人家前任知府已经被扫地出门，你新官上任之际，总得替人家想想，送对方一顿“节敬”，自己没损失什么，却颇能让别人见情，何乐而不为呢！
　　胡雪岩的不抢同行的盘中餐，当然并不是回避竞争与利害冲突，他将人际关系与人情资本看得比目前的利益重要得多，舍却一时之利，可以保持交情，而交情能够带来的长远利益却是不可估量的，作为一个商人，在激烈的竞争中，还能注意到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第63章 让能人为自己打拼(1)


　　能用人是最大的能耐。
　　“一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用人”，这是王有龄在时来运转、漕粮难题圆满解决之后的一番感悟。后来，胡雪岩功成名就，成为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后，古应春又对“胡财神”发自内心地说：“一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用人。小爷叔最会用人。”
　　商场上的竞争，与其他任何行业的竞争一样，说到底都是人才的竞争，是智力的竞争。因此，选择帮手最重要。帮手选得好，事业成功的把握就大，而一旦用人不当，后果常常不堪设想。因为用错一个人，往往会坏了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整个江山。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想要在商界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其最大的本事，应该就是能识人、会用人。
　　一个人的本事再大，也是十分有限的。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获得大家的支持和帮助。“牡丹虽好，绿叶扶持”的俗语，就形象地指出了只有依靠众人的力量才能办成大事的道理。与这个俗语意思差不多的格言并不少，比如“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独木不成林，单人不成众”等等，话语虽然浅显，道理却很深刻。如果像武大郎开店，，高的一个都不要，或者像梁山泊的白衣秀才王纶那样嫉贤妒能，生怕有本事的人夺自己的位子，最后只能是孤家寡人、难成大事。
　　“越是本事大的人，越要有人照应。皇帝要太监，老爷要跟班，只有叫花子不要人照应。这个比方不大恰当，不过做生意一定要伙计。胡先生的市面你是知道的，他将来的市面要撑得其大无比，没有人照应，赤手空拳，纵使有天大的本事也无用。”
　　这番话是“小和尚”陈世龙对阿珠父亲老张说的。老张本来是一个很胆小的本分老实人，以前因为有和胡雪岩结成亲家的打算，因此，接受胡雪岩的建议回湖州来开丝行，后来胡雪岩觉得娶阿珠做“小”不妥，便用计撮合了阿珠与陈世龙的一段姻缘。因为这个原因，老张却觉得再受胡雪岩的照应也不妥，便想打退堂鼓，重新回到船上去，陈世龙为开导老张便说了上面这段话。
　　陈世龙的话，既是在启发劝解老张，更是说出了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的最深刻的原因，即要有人帮忙、要有人照应。当然，一个人要立身于社会，不管是在官场、商场，还是在别的什么“场”，都少不了要靠自己的才识和能力。所谓才识，无非就是搜集信息、正确决策的能力，就是能见人所未见、准确判断的能力，就是巧妙运用一切有利因素、制定出合理计划并付诸行动的能力。没有这些，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但当这些自身条件已经具备之后，外界的所谓靠山、人缘，就能成为自己成功的帮手，没有人帮助和照应，真正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枉然。
　　事业鼎盛时期，胡雪岩的钱庄遍设杭州、宁波、上海、武汉和北京等地，典当行开了二十多家，胡雪岩自身还要兼理丝茧、军火生意，手下分号的用人自然成了头号问题。
　　比如王有龄自然是很会做官的，但除了他自己会做官之外，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他也决不会成为后来浙江官场的红人。当初王有龄只是一个穷酸落魄的文人，没有功名，靠钱买了个正八品的盐大使还是候补的，也就是说有没有官职还得有机会，这种机会又是那么的渺茫。正当王有龄穷途末路之时，比他小十岁、当时年仅二十岁的胡雪岩资助了他五百两银子，助他进京买了个候补的七品知县。王有龄得此资助进京，又巧遇外任江苏学政的何桂清。何桂清幼时家贫，曾受到王有龄父亲的照顾，于是向浙江巡抚黄宗汉推荐王有龄。而此时的黄宗汉因逼死藩司椿寿而需前来察问此事的钦差何桂清替其掩盖责任，自然很快就任命王有龄为浙江海运局“坐办”，实际上主持工作。于是王有龄一下子便成了黄宗汉门前的红人。不用说，没有胡雪岩的帮助，没有何桂清的照应，或者黄宗汉根本就不买何桂清的账，王有龄大概今生今世也只能以一介落魄书生客死杭州。
　　王有龄后来的官运亨通，也是得自于有胡雪岩这个好帮手。王有龄刚一接手海运局坐办的差使，就遇到漕粮解运的麻烦。漕运积弊已深，初改海运，事情千头万绪，而且势必触动漕帮利益，漕帮定会不肯将浙江粮食运往海口；且部门重叠、政令不畅，官僚政客各自盘算自己的得失，海运一事难以很快实现，而朝廷却一再催促南粮北运，以解燃眉之急；加上王有龄刚刚踏进官场，人生地不熟，他所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也正是在胡雪岩的出谋划策下，他打破常规，大胆地用就地买粮的妙法，在上海附近买粮、就地出海，解决了浙江漕米迟迟运不出去的“老大难”。具体运作也是胡雪岩凭着他的手腕，用金钱开路，用酒肉敲门，用各种办法收买、笼络官吏、漕帮首领、钱庄老板、粮商，在生意场上精于算计、诱之以利，从而使海运一事顺利实现，也使王有龄初战告捷，不仅巩固了他在官场的地位，而且他很快便升迁为湖州知府。
　　此外，为了让更多的人“帮”自己，胡雪岩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只要有所长之人，即大胆使用。如小船主老张，老实忠厚，人缘好，其妻对丝茧业较为熟悉，胡雪岩就投资一千两白银聘他做丝行老板；刘庆生本是一个钱庄站柜台的伙计，但人很精明，是可造之才，胡雪岩就用他当阜康钱庄的“档手”；陈世龙更是一个类似街头混混儿的小青年，还好赌，胡雪岩发现他很机灵，也能管住自己，是个可堪造就的人才，就收他当伙计，而且还下本钱培养他，要把他造就成一个像古应春那样的“康白度”。如此这般，胡雪岩便为自己网罗了一大批十分能干的帮手。
　　胡雪岩不仅善于识别、选拔人才，而且还能根据他们的专长，各有所用，给予他们充分信任。老张当丝行老板，为人老实，才能有限，胡雪岩却一再鼓励他大胆去干；刘庆生当阜康钱庄“档手”，胡雪岩就放手让他独挡一面，并不过多干涉刘庆生的经营；对伙计的信任，使这些伙计能留住心，并发自内心地愿意替胡雪岩效力。
　　指挥千军万马，不如用好一人。
　　事业鼎盛时，胡雪岩的钱庄遍及杭州、宁波、上海、武汉、北京等地，典当行也开了二十多家。此外，胡雪岩自身还要兼理丝茧、军火生意。这时候，手下分号的用人自然成了头号问题。
　　对于用人这一点，胡雪岩很得意、也很自负。他陆陆续续所用的人，基本上都特点鲜明、能上台面，也都有所作为。这些人对胡雪岩形成乾隆、嘉庆年间扬州盐商全盛时期都比不上的局面起了很大作用。胡雪岩能识人，更能用人，他有一套自己的选人观、用人观。
　　他培养的第一个副手是阜康开业时的第一任档手刘庆生。
　　第一关是考验耐性。胡雪岩把他请来，一坐下便海阔天空、滔滔不绝，空话说了一个钟头，但刘庆生毫无愠色。
　　第二关是考本行。胡雪岩是此中好手，借谈话做考问，出的题目都很难。刘庆生俱照实回答，大都不错。问及钱庄同业时，刘庆生把全城四十几家大小同业商号一口气报了出来，不假思索，足显本事。
　　属于专业性的考察完了，只要觉得此人理想，准备收用，必仔细叩问家中情况，把全家开销全部包算。“我送你二百两银子一年，年底另有花红。”
　　《慎节斋文存·胡光墉篇》云：“知人善任，所用号友，皆少年、明干，精于会计。每得一人，必询其家食指若干，需用几何，先以一岁度支界之，俾解外内顾忧。以是，人莫不为之尽力。”
　　第一个特点已经显示出来。用人先要解除人的后顾之忧。大凡人们做起事业缩手缩脚、瞻前顾后，无非是妻室、儿女、父老双亲摆在那里，免不了先替他们考虑。搞政治的人惯用这一点来束缚人、防治人。商业上许多老板也是利用这一点做筹码，让店员尽心工作而不起二心。胡雪岩弃防人、治人之术不用，只是采用激励的方式，先要把人的担子减轻了，这样一来，店员一则心思能专，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二则会产生感恩心理，忠诚能激发创造性。
　　在胡雪岩那个时代，儒家传统和佛教轮回观念以一种强烈的信念形式绝对地影响着人们，知恩必报的观念根深蒂固。师傅打人、骂人、教训人，不仅不能抱怨，尚要知师德，报师恩。如果像胡雪岩这样善于扶持手下的师傅，则更应感恩而全身以报。
　　况且，“衣食父母”，能供衣食者恩似父母。父母生身，提供衣食者养身，后者不亚于父母的生身之恩。胡雪岩“所用号友，皆少年、明干，精于会计”，就是说，所用之人都是伙计出身，是从底层擢拔上来的。在中国的封建社会，老百姓只要家中稍有恒产，就不会舍土地、舍农而就工、就商。即便是家中只有三亩薄田，做父母的也会勤苦耕作，想办法供孩子入塾读书，以圆代代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夙愿。像胡雪岩这种刚开蒙几天便不得不去当学徒的，定是家中连三亩薄田也保不住。徽州多商，本来就是地瘠田少逼出来的。
　　这样的一批人在外边混，饭碗端的是别人的，一不小心就会摔破，深体“衣食父母”含量之重，如果能在人格表层上同老板保持着平等关系，只要这种表层不受大伤害，内心总是充满感激的。
　　两点合到一块儿，胡雪岩在那时的用人方法所产生的实际功效，就不用再讲了。
　　对于少年人，胡雪岩会在见面之初交代他们几件事，让他们单独去办理。一是为了考察，二是为了磨练。
　　考察刘庆生，先是看他手脚是否放得开，手面是宽还是窄。因为刘庆生本来是个伙计，原先一个月不到二两银子的收入，现在一下子每月可有十几两银子的进项，很有可能一下子适应不了，舍不得花。舍不得花就是手面不阔，有可能是个好伙计，本分的都能干好，但却做不来大生意。
　　结果甚幸，刘庆生有二百两银子在手，先包了一座小院子，作为起坐联络的地方。胡雪岩知道他做事是放得开手的，最后一层顾虑便消失了。
　　还需加以磨练的一点是去除年轻人的骄躁气，增加他们的定力。这一点不需多用言语指教，而是就事观照，自己用克制冷静的态度做表率。年轻人只要是聪明有心的，自然会看在眼里，和自身的表现相比较。遇事无论好坏，都要沉着，不轻易形诸于外。
　　刘庆生自然渐渐发觉了自己和先生在处事上的差异，不免惭愧，也就警心自励了。
　　胡雪岩还要帮年轻人树立威信。所以有了抚台黄宗汉的汇票时，他专门派刘庆生去划汇。一般来说，抚台是天字第一号主顾，有这样的大主顾在手，同行对刘庆生自然会刮目相看，办理几次，身份、资望在别人眼里自然会大为不同。
　　刘庆生受了胡雪岩的影响，知道做生意眼光极为重要。要看得远，想得深。尤其是做大生意，更需要放眼天下，替官府着想，把市面平静了，生意才会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到了放手让刘庆生自己拿主意的时候，胡雪岩的心思安定了，一切也都豁然贯通了。刚发行的官票，信用未卜，别人不愿要，阜康愿意要，而且是主动要。不但要，还要讲出一番道理来。道理就是：“首先，信用是我们大家做出来的；其次，官票信用好了，对我们每个钱庄都有利。”
　　胡雪岩使用陈世龙和刘不才，是两个相似的例子。若以社会一般标准，这二人都嗜赌，搞得家业不继、家境困顿。是以在人们眼中，二者是“败家子”，人人都有“恨铁不成钢”之憾。
　　胡雪岩却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把他们二人的长处都调动了起来。陈世龙年轻、有耐性，不妨做自己丝生意方面的帮手，将来还可让他学外语，直接和洋人打交道。刘不才堪称“赌圣”，投其所好，让他接待阔少、达官和江湖朋友，只要是赌，刘不才可以自如地控制场面。在胡雪岩来说，只要你能自如地控制场面，我就可以拿钱供你赌。不过需要你输的时候一定不要心疼。该输的时候，要大把大把往外送钱，而且要做得自然，一切显得顺理成章、不露破绽。
　　杭州光复后，胡雪岩寒夜拥衾，听着那自远而近“笃、笃、当，笃、笃、当”的梆锣之声，有着空谷足音般的愉悦和感激。杭州城什么都变过了，只有这个更夫没有变，每夜打更，从没间断过一次。
　　顺着这番感慨往下想，胡雪岩就发现了打更人的可用之处：他尽忠职守，就连杭州城这么大的灾难和饥馑也都捱过来而没失职。世界上有许多差使，是用不着才干的，人人能做，只看是不是肯做、是不是一本正经去做，肯做并一本正经坚持下去的，就是个了不起的人。像这位更夫，如果让他去巡守仓库，便可让人放心得下。
　　胡雪岩对人的意志力有着特别的敏感。使用陈世龙之初，胡雪岩就先给了他五十两银子。陈世龙银子拿在手，自是技痒，带着银子到赌场泡了几个钟点儿。不过他还是忍耐下来，没下赌注，因为誓言在先，犯了誓言就前功尽弃，也没脸再见胡先生。不能赌也甚以为憾，于是陈世龙买了二斤酒，咕咕嘟嘟喝了，蒙被大睡。
　　对于人才品行上的最大要求，用胡雪岩的讲法，就是：“不可拆烂污。”这本来是生意上做搭档的基本准则。意思是既然在一条船上共生死，如果有人做手脚、坏声誉，那这船就没法行驶了。
　　再大的摊子也是大家挣下来的，创业艰难毁业易。后来胡雪岩生意有漏，问题也正出在自己的档手身上。
　　做事的手段，反映的是人的气量。这就好比大家闺秀显示出气度、涵养，而小家碧玉显示出娇媚、可爱。能收能放、调度自如的一个人，可以让他负起方面之任；锱铢必较、算计精确的人，宜司明细账目，不适于跑外场；像周少棠那样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人才，恐怕方面之任也还太亏了他，须得罗织入幕，引为上宾。“弄个舒舒服服的大地方，养班吃闲饭的人，三年不做事，不要紧，做一件事就值得养他三年。”
　　这一番用人的原则，是胡雪岩听从了嵇鹤龄的劝言，才逐渐牢固树立起来的。
　　胡雪岩知道人手重要，是在他再逢王有龄，有机会开阜康、汇协饷的时候。那时王有龄有事总得他去出个主意，而他又有私立门户来干的意思。“钱是有了，但要事情办得顺利，还得有人。如果是光开家钱庄，自己下手，一天到晚盯在店里，一时找不着好帮手也无碍。而现在的情形，自己在各方面调度，不能为日常的店面生意绊住身子，这就一定要找个能干而且靠得住的人做档手。”
　　这是用人动机之初，用人也要用在时候。
　　待他生意开始做大，连朋友们也替他着急：“有句话我早想跟你说了，依你现在的局面，着实要好好用几个人。牡丹虽好，尚须绿叶扶持。光靠你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到底也有分身不过来的时候。”
　　“我说句很老实的话，你少读书，不知道怎么把场面拉开来。有钱没有用，要有人。自己不懂不要紧，只要敬重懂的人；用的人没本事不妨，只要肯用人这个名声传出去，自会有本事好的人投到门下。”
　　胡雪岩“光棍抹布心”，一点就透。他自己也情知人手不够的苦恼，生意的茬线一条一条接上，应付这些生意的人却很少，好比有饭吃不下，实在是可惜。
　　生意逼着胡雪岩去用人，越是本事大的人，越要人照应。皇帝要太监，老爷要跟班儿，只有叫花子不要人照应。这个比方虽不大恰当，不过做生意一定要伙计。
 


第64章 让能人为自己打拼(2)


　　依胡雪岩的心思，自己是眼睛盯着天下、要做天下生意的人，将来的市面，要撑得其大无比，没有人照应，赤手空拳，有天大的本事也无用。
　　用人到了顺手时，胡雪岩对用人大有领悟，原来一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用人。用人先要识人，眼光、手腕两样俱全，才智之士，乐于为己所用，此人的成就便不得了了。
　　除了直接投奔胡雪岩、在其门下行走的档手、伙计，胡雪岩还很注重利用各种特点的社会朋友。
　　比如，尤五，地方漕帮头目，和此人关系好了，生意上的来往多受关照，一路畅通无阻。又如古应春，汇丰银行在华的高级协理，通过他，可以和洋人顺利接洽借洋款、购军火的生意。
　　再把三人各自的优势拿出来，就可做出一番好看的市面来。
　　胡雪岩把朋友关系看得很重要。
　　“一个人的力量到底有限，就算有三头六臂，又办得了多少事？要成大事，全靠和衷共济。说起来我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朋友。要拿朋友的事当自己的事，朋友才会拿你的事当自己的事。没有朋友，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还是没有办法。”
　　朋友之间和衷共济，优势互补。自己做不到的事，朋友可以做到。用人就好比借梯，借别人之长为梯，帮助实现自己向上攀登的目的。“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吾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用人的长处。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有各自的特长，会用人的，就会根据实际情况，用人的长处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胡雪岩真是这样做的，他说：“用人之道，不拘一格；能因时因地制宜，就是用人的诀窍。”
　　清人顾嗣协曾写过这样一首诗：“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高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滇匆多苛求。”在这里，作者借诗说明：人各有所长，用人贵在择人任势，使天资、秉性和特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岗位上各得其所。
　　在经营活动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一般来说，在用人问题上，白璧无瑕、文武全才者固然是最为理想的人选，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出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这个时候，到底是用“有暇之玉”还是“无暇之石”，就完全看用人者的眼光了。春秋时期的管仲，是古代名相，但他既非完人，也非全才。他曾与少年时代就相识的好友鲍叔牙一同做生意，管仲因家中拮据，分利时常要多占，用现代人的说法，是有点爱占小便宜。后来，他参加作战，又顾念家有高堂老母，三次临阵脱逃，是个“逃兵”。但是鲍叔牙却看出管仲有治国的雄才大略，并不因管仲有这些缺点而全盘否定他，当齐桓公小白要鲍叔牙担任太仆时，他慎重保举管仲。管仲被拜为上卿，后来为相，在齐桓公手下一干就是40年，他大胆推行改革措施，减少劳役，保护耕畜，发展盐铁业，组织铸造和管理货币，确立人才选拔制度，使齐国国力大增，并帮助齐桓公大会诸侯，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这个例子说明“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用人要做到“德看主流、才重一技”。
　　胡雪岩在用人上颇有裁缝量体裁衣的细心。他经营钱庄，“知人善任，所用号友皆少年能干，精于会计者”；办胡庆余堂药店时，重金聘请长期从事药业经营、熟悉药材业务、又懂得经营管理的行家担任阿大（经理），聘请熟悉药材产地、生产季节和质量真伪优劣的人当阿二（协理）作为阿大的副手，负责进货业务，还选熟悉财务的人担任总账房。以上三种人被列为头档雇员，称“先生”，他们能写会算，懂业务、经验丰富，是穿短衣、在工场劳动的“蓝领工人”，工资待遇低于先生；师傅以下是末档帮工，他们是临时雇来的，主要从事搓丸药等简单劳动，计件付酬。由于分工明确、能位相称、酬劳合理，胡雪岩的钱庄、药号运转灵活，相互协调。
　　此外，胡雪岩在经营管理中，非常善于用人之长，客观待人，《胡庆余堂：中药文化国宝》一书记载了这样两件事：
　　有一年，胡庆余堂负责进货的“阿二”千里迢迢到东北采购大批药材，可当他风尘仆仆地回到杭州后，药号“阿大”见人参质量不如往年，价格却比过去高，就埋怨阿二不会办事。阿二以质次价高是因为边境有战事之故而据理力争，两人一直吵到胡雪岩处。胡雪岩了解情况后，留他们吃饭，并特意向阿二敬酒，感谢他万里奔波，在货源短缺的困难时期为胡庆余堂采购到大量紧俏药品。这些话打动了阿大的心，他也向阿二举杯敬酒，两人一笑泯怨怒。饭后，胡雪岩吩咐阿大：“古人云，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商事如同战事，应当用人不疑。以后凡采购的价格、数量和质量，就由阿二负责。”阿大怕这样做有了两个阿大会坏了店规，胡雪岩说：“我们就叫阿二为‘进货阿大’。”从此，胡庆余堂便有了两个“阿大”，两位阿大各司其职，把生意做得更红火了。
　　又有一次，胡庆余堂的一个采购人员不小心把豹骨误作虎骨买了进来，而且数量还不少。进货阿大了解这个采购人员平日做事很牢靠，加上自己手头正忙，也就未加详察把豹骨直接入库备用。有个新提拔的副档手（副经理）得知此事，以为又有晋升机会了，就直接找胡雪岩打“小报告”，胡雪岩当即亲自带人到药库查看了这批药材，发现确实把豹骨误作虎骨了。胡雪岩对进货阿大说：“你知道什么是生命之源吗？它指的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能把假药、次药用来欺骗我们生身养命的父母吗？”然后，就命药工全部烧毁。眼看由于自己工作失误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进货阿大羞愧地向胡雪岩递了辞呈。不料，胡雪岩却温言相劝，说：“忙中出错，在所难免，以后小心就是。”那位阿大心怀感激地对胡雪岩说：“烧了这些药，您心里踏实，我们也可以引以为戒。”
　　摆平了阿大失察这件事，那位自以为举报有功、等着奖赏的副档手，正在美滋滋儿地偷着乐的时候，突然接到了胡雪岩发来的一张辞退书。胡雪岩不仅没有奖赏他，反而炒了他的鱿鱼。因为在胡雪岩看来，身为副档手，发现伪药不及时向进货阿大汇报，已是渎职，而背后打“小报告”更是心术不正，继续用此类人，肯定会造成上下隔阂。此外，胡雪岩宁愿用有一技之长的“刺头儿”，也不愿用那些唯唯诺诺的平庸之辈。叶仲德堂有个专门负责切药的师傅，业务上技术很过硬，人称“石板刨”，但因脾气耿直火爆而经常得罪人，在叶仲德堂待不下去了。后来，经人介绍，来到胡庆余堂，胡雪岩不但没有因他的“牛脾气”另眼看待，反而按能定赏，不仅给“石板刨”高工资，还提拔他当了大料房的头儿。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那“石板刨”见驰名朝野的胡雪岩竟然如此器重自己这个在叶仲德堂受气的小人物，怎不感其知遇之恩而加倍效力呢？所以，“石板刨”从22岁到胡庆余堂，一直踏踏实实地干到77岁，整整干了55年！
　　笼络人心五要诀。
　　胡雪岩认为一个人可能家境并不好，但这并不表明他没有做事业的资本。对别人讲交情和义气，就是一个人一生做事业的资本。这种观点对不对，争辩和讨论是没用的，只有去做了才知道。
　　那么胡雪岩是怎样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呢？这里仅列其中最突出的五种手法，以启发思路。
　　一、烧冷灶。
　　“烧冷灶”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情况是结交一些暂时穷困潦倒、将来可能发迹的人物。这好比灶尚未烧，还是冷的，而我独助一把火，出人意料。这是一种“雪中送炭”的做法，就算别无所图，仅从行义角度来考虑，也是十分值得嘉许的。
　　胡雪岩资助王有龄正是这种情况。照胡雪岩的话说就是：“我看你好比虎落平阳，英雄末路，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一定要拉你一把，才睡得着觉。”另一处的记述讲得更明白。胡雪岩对王有龄说：“吾尝读相人书，君骨法当贵，吾为东君收某五百金在此，请以畀子。”
　　当然，胡雪岩这个冷灶烧得很冒风险，因为胡雪岩事实上是挪用了东家的钱来帮助王有龄。所以王有龄担心自己一旦用钱，会连累胡雪岩。胡雪岩的回答十分诚实：“子毋然，吾自有说。吾无家只一命，即索去无益于彼，而坐失五百金无着，彼必不为。请放心持去，得意速还，毋相忘也。”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既然做出这种打算，就能看出胡雪岩主意已定，这个忙是非帮不可了。
　　这种“烧冷灶”的做法，在中国传统中颇为流行。孟尝君食客三千，这些有志、有智、有奇技的人多半家境贫困，闻有以资财相济者便群聚而来，一朝有了机会，多以死报答。旧社会上海滩上的黄金荣，便识蒋介石于患难之时。他不但代蒋了结了数千元债务，还资助蒋一笔旅费，使蒋得以投奔广州。杜月笙交戴笠也是如此。戴从小是个无赖，靠摆赌摊骗钱度日，为警察所追捕，后来混到上海，也是在流氓群中做些无本“生意”。其时，杜月笙已跨进黄金荣的大门，与戴一见面，就认为戴是个“人才”，倾心结纳，不久就结为兄弟。后来戴仕途遇阻，一度陷入一文不名的困境，就去求杜帮忙。那时，杜月笙已是首屈一指的上海名人了，居然顾念旧情，一次给了他五十元。用完了，杜又给他五十元。对杜的“慧眼识英雄”，戴念念不忘。在他后来炙手可热、杀人不眨眼的时候，不时对部下提起往事，称道杜“古道热肠”，是他生平知己之一。每次去沪，必和这位盟兄亲密聚首，共商“党国大计”。
　　“烧冷灶”的另一种情形是结交下台政客、失意文人。譬如灶已烧过，变冷了，他人投以白眼，独我报以青睐。宝森因为政绩平庸，被当时的四川巡抚丁宝桢以“才堪大用”的奏折，藉朝廷之手体面地把他请出了四川。宝森闲居在京，每日呼朋唤友，吟酒、品茶、泡赌场，表面上很是悠闲，心中其实甚感落寞。胡雪岩就特意拜访，劝说他到上海一游，费用全部由胡雪岩包了。宝森因为旗人身份限制，在京玩得实在不过瘾，就随了胡雪岩去游上海、逛杭州，猜拳狎妓，游山玩水，甚是痛快，遂把胡雪岩视为密友，以后每遇大事，必自告奋勇，代胡雪岩在京里周旋。
　　胡雪岩也极力收容和拉拢一些失意的官僚文人充当谋士，许乃钊为其一。胡雪岩对他执礼甚恭，专门去函，盛赞他的政绩政声，然后历诉浙江民众疾苦以及当时面临的各种窘境，表现出虚心求教的样子。许乃钊为其所感，忠心耿耿为其服务而不自觉。当然，胡雪岩也少不了暗中给许乃钊打打牙祭，让许有知遇之感。又比如落魄文人裘丰言，胡雪岩遇节必送礼金，使裘丰言十分感激。
　　当然，“烧冷灶”也不是逢灶便烧，而是放出眼光，择其有资望者，或将来必有起用之日者，殷勤接纳，时相探望，慰其寂寥，解其困难，使彼心中感动，当你是“雪中送炭”的君子。有朝一日，“冷灶”变热，政客上台，烧灶者便能如愿以偿，先前的投资，便可大获厚利了。
　　其实，烧了冷灶，能得到日后必可飞黄腾达之人，固然是烧灶最希望看到的结局。不过，像胡雪岩这种计谋韬略甚为深远的人，也不尽指望这些人日后发达，而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以低廉的代价换得失意者对自己的吹捧。刘不才嗜赌，连自己祖传的药堂也搭了进去，胡雪岩专门拿钱把他重新打扮过了，只让他一天到晚陪阔少达官赌博。刘不才见胡雪岩出手豪阔，待己又甚诚，所以逢人便大讲胡雪岩，无形中就把胡雪岩的名声传到了四面八方。
　　历史上有这种眼光的人很多。抗战时期在香港，杜月笙供给吴佩孚的秘书杨云史人参、药品和家用，死后为其营葬。有门人说杨云史已经是一个过气之人，待他这么好又有什么意义。杜月笙曾这样自我表白：“人总是爱捧的，因而也同情捧人的人。我对于这些衰病失意老人何尝有什么报尝的希望，但是将来得到的将比我目前付出的这点东西多得多。”
　　二、趋热门。
　　笼络人心的第二种手段是“趋热门”。对于胡雪岩来说，“冷灶”不可不烧，“热门”尤须要走。因为走热门更加近便，可更快奏效。
　　“趋热门”的第一条是要舍得花钱。比如，胡雪岩一听说某某官员来看他，就从抽屉里抽出银票，袖着去会客。视来人的声望、地位，多则奉赠万两，少则三五千两。对不劳而获的东西人都有一种欲望，给他一个惊喜，回过头他就会觉得这个人不错。给了这些人好印象，无论以后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就非常方便了。
　　当时何桂清任江苏学政。胡雪岩听说浙江巡抚黄宗汉有去意，就抛开繁忙的生意，置办了一船土特产，带着美妾阿巧专程去苏州拜访何桂清，劝说他进京活动，调往浙江任职。何桂清被胡雪岩的分析所打动，就同意早日动作。胡雪岩则乘机进献了一万五千两银子，作为何桂清各处打点活动的费用。
　　为了自己一派的人再掌高位，胡雪岩不仅出主意、出钱，而且投其所好，忍痛把自己的爱妾转赠何桂清。日后何桂清以两江总督衔署苏淞杭地区，胡雪岩凭借其关系出谋献策，为自己也挣得大量经营上的便利。
　　“趋热门”不但要舍得花钱，而且要花的是时候，花的是地方。“花一文钱要能收到十文钱的效果，才是花钱能手。”历年各地有灾荒，胡雪岩都踊跃捐赠赈济。山东大水灾，胡雪岩一次就捐出了二十万两银子。不但捐钱，而且捐粮食，捐棉衣，捐药品。胡雪岩知道，天灾人祸的时候，每多捐一分钱就多救一条人命。饥民自然饮水思源，感恩戴德，官府也会因为援救及时，对他另眼相看。
　　浙江收复后，胡雪岩谒见左宗棠，报告他已经采置粮食万石，运抵杭州。左宗棠告诉胡雪岩，战火初息，官府财库亏空，恐怕采购粮食的费用一时不能兑现，需要拖欠。胡雪岩听后，马上表示，购粮所垫的十万两银子，全属报效，不用官府还。这一着使左宗棠大为吃惊，继而感动和佩服，在上奏的折子中称胡雪岩“实属深明大义不可多得之员”，语多褒扬，恳请朝廷“破格优奖”。可见胡雪岩“趋热门”手段之高超。
　　“趋热门”还需要预先探听贵客嗜好，以投其所好。好古玩者则送以古书画；好宝物者则投以珠宝重器；有阿芙蓉癖，则奉赠上好烟土等等。胡雪岩进京，为借洋债打关节，探明户部尚书宝鋆平生甚好古书画，就以三万两银子购得吴道子真迹，捡了时候送到宝鋆府上。宝鋆得此物，辗转把玩甚为喜欢，等再上朝时就变了口风，不再反对借洋款了。
　　三、捧场面。
　　笼络人心的第三种手段是捧场面，或者可以称之为“拍马屁”。善于广为结交各种人物的胡雪岩，精于捧人艺术。其高超之处在于，捧人捧得不着痕迹，使被捧的人非常高兴。
　　左宗棠外放两江总督，中途要在上海停留。胡雪岩提前安排古应春回去活动、联络洋人。在左宗棠抵达上海时，上海英、法两租界的工部局，以及各国驻沪海军，都以很隆重的礼节致敬。经过租界时，租界派出巡捕站岗，列队前导，尤其是出吴淞口阅兵时，黄浦江的各国兵舰，都升起大清朝的黄龙旗，鸣放二百响礼炮，声彻云霄，震动了整个上海，大家都知道左宗棠到上海来了。
　　左宗棠不用去问是谁替他挣了这个面子，反而觉得如此受人看重，是因为自己功高盖世。
 



第65章 让能人为自己打拼(3)


　　事实上，左宗棠平生一大癖好，就是喜欢听人恭维。胡雪岩平生一大本领，也正在于捧人手法高超。二人结交，真所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材”。下边是筹借洋款过程中的一段故事：
　　商量筹借洋款时，胡雪岩带来了泰来洋行和汇丰洋行的代表。款子是代理泰来的，但是还需要汇丰出面。左宗棠不解，就问这里边有什么讲究。胡雪岩很会说话：“汇丰是洋商的领袖，要它出面，款子调度起来才容易。这好比刘钦差、杨制台筹饷筹不动，只要大人登高一呼，马上万山响应，是一样的道理。”
　　话经胡雪岩这么一说，左宗棠感到很是受用，接下来谈到借款的数目和利息时，就爽快起来。胡雪岩深知左宗棠的脾性，所以左宗棠问到“要不要海关出票”时，胡雪岩响亮地回答：“不要！”
　　原来，洋人借款，为了商业利益，总是要想办法降低风险，避免出现拖欠还款的现象。由于当时中国海关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所以一般借款，总要中国方面出具海关税票，保证借款能如期归还。这回因为是和“胡财神”打交道，信誉好了，自然不必担心出现问题，所以海关是否出票一节上，也就没有勉强。
　　虽然是看在“胡财神”的面子上，胡雪岩却不这么讲。左宗棠问：“是否只要陕甘出票就可以了？”胡雪岩回答：“是。只凭‘陕甘总督部堂’的关防就足够了。”
　　这一回答使左宗棠连连点头，表示满意，不免感慨：“唉！陕甘总督的关防，总算也值钱了！”
　　“事在人为，”胡雪岩接过他的话头说：“陕西、甘肃是最穷、最苦、最偏僻的省份。除了俄国以外，哪怕是久住中国的外国人，也不晓得陕、甘在哪里。如今不同了，都晓得陕甘有位左爵爷，洋人敬重大人的威名，是以陕甘总督的关防，比直隶两江还管用。”
　　这样讲还不过瘾，胡雪岩又说起古应春问洋人，如果李鸿章要借洋款，他们要不要直隶总督衙门的印票。回答是：“还要关票。”
　　听得这一句，左宗棠笑逐颜开。他一直自认勋业过于李鸿章，如今连办洋务都凌驾其上了。这份得意，自是非同小可。
　　胡雪岩这么一捧，左宗棠只觉得自己犹若丈八金刚，奇伟无比。
　　胡雪岩善捧，而且很有分寸。捧起人来，跌宕起伏，让人觉得面面俱到，不偏不袒，似乎全是公道话，听的人却又甚觉受用。
　　下面是胡雪岩初见左宗棠时，拿李鸿章和左宗棠比较的一段对话。
　　“大人栽培，光墉自然感激，不过，有句不识抬举的话，好比骨鲠在喉，吐出来请大人不要动气。”
　　“言重，言重。”左宗棠一迭连声地说，“尽管请说。”
　　“我报效这批米，绝不是为朝廷褒奖。光墉是生意人，只会做事，不会做官。”
　　“好一个只会做事，不会做官！”这一句话说到左宗棠的心坎上，他拍着炕几，大声地说。赞赏之意，溢于言表。
　　“我在想，大人也是只晓得做事，从不把功名富贵放在心上的人，”胡雪岩说，“照我看，您跟现在的一位大人物，性情正好相反。”
　　因前一段话，恭维得恰到好处，对于后面一句话，左宗棠自然特感关切，探身说道：“请教！”
　　“大人跟江苏李中函正好相反。李中函会做官，大人会做事。”胡雪岩又说：“大人也不是不会做官，只不过不屑于做官而已。”
　　“啊，痛快，痛快！”左宗棠仰着脸，摇着头说，一副遇见了知音的神情。
　　胡雪岩见好就收，不再奉上高帽子，反而谦虚一句：“我是信口胡说，在大人面前放肆。”
　　“老兄，”左宗棠正色说道，“你不要妄自菲薄，在我看，满朝朱紫贵，及得上老兄识见的，实在不多。”
　　“雪岩兄，”左宗棠说：“你这几年一直在上海，李少荃的作为，必然深知，你倒拿我跟他比一比看。”
　　“这，”胡雪岩问道，“比哪一方面？”
　　“比比我们的成就。”
　　“是！”胡雪岩想了一下答道，“李中函克复苏州，当然是一大功，不过，因人成事，比不上大人孤军奋战来得难能可贵。”
　　“这，总算是一句公道话。”左宗棠说。
　　一唱三叹，到了击节相和的地步，自然见出胡雪岩捧场面的艺术来。
　　胡雪岩处事受人欢迎，无非得力于他那条永远遵循不渝的原则：“花花轿儿人抬人。”这一原则成就了胡雪岩。捧场面正是在践行这一原则，只要捧得到家，没有人不满心欢喜。
　　四、行贿赂。
　　笼络人的第四种手段是行贿赂。胡雪岩在经营事业的过程中，如果遇到障碍，就常常用行贿的手段打通关节、解决难题。
　　依胡雪岩的看法，做官犹如行商，别人总是要有利可图才肯替你办事。不过，做官有一个面子问题在那里摆着，所以如果有什么开销，做官的不便自己开口，全靠你识趣，给他提一个话头，他才肯把话交代下来。
　　浙抚黄宗汉是这方面老手。每次他有事要交代王有龄办时，就有种种暗示在里边。听了王有龄回来转述后，胡雪岩自是心领神会，就赶快回钱庄把黄宗汉所要的钱款，依照他的暗示，如数拨划出去。
　　有一次胡雪岩去了上海，赶上王有龄求见巡抚，拜托他给平息新城民变有功的嵇鹤龄委以实缺。谈到一半，黄宗汉把话题扯开，谈到了胡雪岩新办的阜康钱庄来，忽然就来了一句：“我有一万两银子，过两天拜托阜康帮我汇到京里。”王有龄不明就里，诚恳地回话说：“大人只要交代下来，马上照办。”
　　黄宗汉谈话至此，把脸一沉，便端茶送客了。一连半月，给嵇鹤龄委实缺的一事没有了下文。王有龄甚是奇怪，等胡雪岩回来，就一一细讲了，最后对胡雪岩说：“照理说，这委缺的事不至于拖这么久啊！”胡雪岩自觉好笑，告诉他不用着急。回到钱庄后，胡雪岩马上派人汇划了一万两银子到京，又封了二百两银子和一封信，派手下人送到巡抚门房。
　　一切办妥后，胡雪岩告诉王有龄：“你再去见一见巡抚，看有什么交代。”
　　巡抚召见后，谈话甚短，几句话后，就把王有龄所托之事如言办妥了。
　　这就见出胡雪岩的善解人意。胡雪岩不仅对黄宗汉如是，而且对藩司、粮道，无论亲疏，历来也都是先行此礼、后议公事，所以办起来无不顺利。后来胡雪岩生意做大了，每次出门，必是先购置好整船的特产土仪，到处打点。
　　行贿赂是我们社会中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但在腐朽的封建社会却是最为简便易行的打通关节的方式。遇到大宗生意，行贿犹如开绿灯，所到之处无不畅通无阻。
　　抗战期间，杜月笙在香港和几个大鸦片贩子谈生意，一次就接洽三千万元的定款。戴笠做他的坚强后盾，保证把大量烟土护送出口。但杜月笙承揽的这笔生意拖欠了一年多还无法交货，他便去重庆找戴笠，催促他履行合同。戴笠早把这大宗烟土准备好了，但最后还有一关没有通过。在蒋管区贩毒，戴笠可以为所欲为，但大宗毒品运出蒋管区，必须有财政部发的证明文件。而财政部长孔祥熙和戴笠的关系一向不好，所以戴一直没有弄到这张护照。杜到重庆后，得到这一情况，便开了一张五百万元的支票派人送给孔祥熙。孔接过支票一看，一边笑着说：“太多了！太多了！”一边赶忙塞入口袋。杜知道孔祥熙收下了支票，便立刻电话通知戴笠：“货物马上准备起运。”同时与孔联系，第二天，财政部放行这批烟土的护照就到手了。戴笠派了一帮武装特务，押着这几十辆卡车的烟土安全运送到广西镇南关交货，这便是贿赂的神通。
　　五、讲义气。
　　笼络人心手段之五是讲义气。义气不是空谈，首先表现在肯花钱上。钱不仅要花出去，而且要花得无声无息，给人的感觉是受惠一方应得的。比如，出银一千资助阿珠一家，找的借口却是，因为需要阿珠的父亲出面，帮助胡雪岩做丝生意，所以是阿珠家在帮胡雪岩。这个理由听起来合情合理，而且阿珠一家也确实受了感动，跑前跑后，尽己所能，为胡雪岩照看丝生意。
　　胡雪岩资助嵇鹤龄，可以说是最有戏剧性的一节。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此处不再赘述。
　　以宽容之心对待下属。
　　胡雪岩很善于笼络人才。他手下的得力助手，很多都是他从不同的行业和地方发现并聘请的。由于他待下属宽厚大度，并能不断地施以恩惠，常常使下属心存感激，乐意为他鞍前马后地奔波效劳。
　　胡雪岩不仅仅是在生意上忙得不可开交，他还有许多与生意场相关的情场、赌场等许多事情需要找人打理。胡雪岩通常在外出办事的过程中，一般人都会带个心腹下属打个杂、跑个腿。一来是脸面上的考虑，要有大家的做派；另一方面有些事情确实分不开身，需代劳之人。
　　胡雪岩却很少专程带着自己的下属去某个地方。因为他的下属都很忙，实在腾不出人手。他的办法是到一个地方，顺其自然地物色当地人才，为自己所用。
　　如胡雪岩对最先给自己跑腿的陈世龙，俨然是长辈兼大恩人了。陈世龙本是一个社会上的小混混，后来步入正道，不仅成家立业而且越干越出色。这一半是由于陈世龙跟从胡雪岩，在为胡雪岩办事的过程中也成就了自己。另一半当然由于陈世龙自己并非是一个不思进取的人。当陈世龙念及胡雪岩对自己的恩情及自己的处境时，他办事更加卖力了。胡雪岩为此赢得的是一个能够终生跟随自己、为自己效劳的得力干将。
　　再如胡雪岩带阿巧回苏州卖粮并欣赏园林风光时，结识了途中开船护送的周一鸣。周一鸣是古应春安排来接胡雪岩去苏州的。因为初次见面，胡雪岩十分客气地请教了“尊姓台甫”，然后一起上船。胡雪岩拉阿巧姐住在后舱，却十分客气地把前舱让给了周一鸣。
　　周一鸣是湖南人，曾经在江南水师中当哨官。因为喝酒，打伤了长官的小舅子，被责了二十军棍，开革除名。但周一鸣除了酒德不好之外，却没有其他缺点。他为人豪爽重义气，在江南水师中也是颇有名气的。开革除名之后，周一鸣依靠以前在水师当差时认识的船户，起先是跑码头、打秋风，大家也乐于周济他。有时商家们托周一鸣带个口信，他倒也“食人之禄，忠人之事”，一定确确实实做到。渐渐地他在商业圈里有了信用，便在上海船户的“茶会”上帮忙。当时，清末各行各业的茶会，犹如同业公所，或者接头生意，或者与官场打交道，或者同业中有纠纷“吃讲条”，都在茶会上商谈。周一鸣渐渐成了船户茶会上的一名主要角色，特别是“抓船”“派差”等官面上委派下来的公事，都由周一鸣出面去接头。这次周一鸣也是有公事到苏州。古应春跟他十分熟识，正好把胡雪岩的生意委托了他，连雇船带护送都归他包办，讲好了给他二十两银子报酬。
　　但胡雪岩的大方也是有名的。胡雪岩一上船就马上亲自找了个红封套，装了一张三十两银子的银票，当面双手奉上。周一鸣还要推辞再三，却抵不住胡雪岩言词恳切。他连忙千恩万谢地收了下来，这一路对胡雪岩招呼得自是格外周到。
　　由于胡雪岩当时没有听差伴随左右，周一鸣知道以后，忙自告奋勇，到苏州雇了顶轿子，提行李、下客栈，里里外外都由周一鸣一手处理。一切安排停当，周一鸣便要告辞，因为他还要去水师衙门投书。
　　这时胡雪岩却想让周一鸣立即去给自己办一件事。来苏州之前，胡雪岩根据朋友的建议，特意选购了四样云南特产想送给在江苏任学台的何桂清。胡雪岩还另外备了一张装有五千两银票的信封，作为王有龄送何桂清的。这封信是极其重要的，所以胡雪岩再三地叮嘱老周：“麻烦你，务必跟何公馆的门人说清楚，讨一张有何学台亲笔的回片。”
　　周一鸣当即回道：“要不要今天就把回片讨来？”
　　胡雪岩这时心想，用人莫疑，何况周一鸣重义气的名声是有来历的，因而立即答道：“如果何学台的回片上只写收到，那就不必来了，明天再说。”
　　哪知周一鸣办事比以往似乎更迅速，短短的一顿饭功夫，周一鸣就回来了。只见他把红绸捏在手里当扇子扇，跑得满头大汗，却是笑容满面。
　　“送到了！胡老爷。”周一鸣说：“回帖就在这里。”
　　“胡大老爷，谢谢你信任我。”周一鸣接着满脸喜色地说：“何学台出手极其大方，赏了我二十两银子。”胡雪岩一听，顿觉自己也十分地有面子，便说：“很好，你收下好了。”
　　周一鸣在为胡雪岩听差的过程中，看出胡雪岩与学台何桂清极有交情。胡雪岩随后又关心地问了周一鸣以后的打算。周一鸣将自己郁郁不得志之意向胡雪岩坦白，胡雪岩当即满口承诺去求何学台写封信。胡雪岩告诉周一鸣，凭何学台与江苏巡抚许大人的同年之谊，周一鸣到“抚标”去投差，将比以前在水师里当差好得多。
　　周一鸣为此极其兴奋，连连道谢，对胡雪岩服侍得格外殷勤了。第二日，二人一起来到何学台府上。胡雪岩果真为周一鸣求得一封八行推荐信，凭何学台的这封信料定周一鸣可以在沿运河、长江两岸的关卡子上谋个收取税金的差事，这可是一个肥差。
　　当即周一鸣想在胡雪岩身边再侍奉他个十天半月，待他在苏州的一切打点停当，再到“抚标”去投差。哪知当下胡雪岩就有事让他干。
　　原来阿巧回木续老家一趟带回了一个大麻烦。阿巧在木续有一个有名无实的丈夫，人十分地老实，但她丈夫的堂兄，名叫小狗子，是个搅乱是非的坏蛋。他听说阿巧要回乡，推测她想送笔钱给这位老实人，结束这种不真实的夫妻关系。于是小狗子一心想将阿巧骗回家，并借此敲一笔竹杠。亏得阿巧早就听得风声，当下不敢回家，返船而回。小狗子却带了两个地痞，弄了只船跟阿巧到了苏州。阿巧不敢回胡雪岩下住的客栈，却回到了以前的一位好友、现在在苏州做“富潘”的姨太太家中。
　　于是胡雪岩便要拜访这位“富潘”府上了。没有随从的胡雪岩又叫周一鸣权且充当报贴的家人，周一鸣爽快答应，胡雪岩顿感欣喜。后来胡雪岩又是靠周一鸣设局将小狗子引到他所下榻的客栈。胡雪岩知道小狗子的主要心思在于钱上，于是打发一千两银子叫他走路，而周一鸣因此也从胡雪岩那里或直接或间接地进帐五十两，高兴得不得了，把胡雪岩奉如神明，非常敬重。
　　后来，胡雪岩叫周一鸣陪阿巧回去领她的弟弟出来。胡雪岩这时有心想用周一鸣。胡雪岩十分明白，说话当然是慢慢套来，先问周一鸣对将来的打算，再问他指望一年有多少薪水。周一鸣据实回答，因为自己有一个女人在乡下，只是苦于自己经济拮据，手头紧，不能把她带出来。他希望这次到扬州能凭何学台的推荐信谋个好差使，如果一年有二百两银子的进账，他就可以接自己的女人出来过几天阔日子。胡雪岩听了，了解到周一鸣非常念旧，重感情，于是插话：“照我看，像你这样的人，一个月总得要有五十两银子的进项，才不委屈你。”
　　“哪有这样的好事？”周一鸣说，“如果有哪个给我这个数，我死心塌地跟他一辈子。”
　　“这话是真的？”
　　周一鸣原是信口而答，忽而发现胡雪岩一脸十分认真的样子，倒又不敢随便答了。
　　最后，周一鸣这样答道：“若是胡老爷要用我，我自然乐意。我说真心话，跟胡老爷做事，实在痛快，莫说每月五十两，有一半我就求之不得了。”周一鸣的这话确实恳切。
　　胡雪岩听了周一鸣的肺腑之言，也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用意。他预备论年计薪，每年送周一鸣六百两银子，年终看盈余多少另外酌量致送红利。
 



第66章 让能人为自己打拼(4)


　　周一鸣自是欢天喜地，当下也不打算去扬州谋什么肥差了。因为胡雪岩给他的感觉太不一样了，为人爽快，有情有义，而且出手大方。自己如果去给官府当差，谁知道又要受当官的多大的气呢，更何况报酬还不及胡雪岩所给的一半呢。
　　在给下属报酬这一方面，胡雪岩有点类似请刘庆生做档手时的做法，都是十分大方地许以当事人想也不敢想的高薪。正是这种做法，为胡雪岩赢得了下属做事的忠心、热情与卖力，为胡雪岩省掉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胡雪岩的机灵善变、足智多谋是他有别于他人的独特人格魅力，因此能够吸引很多人为他高高兴兴的办事。胡雪岩可谓因人成事，谈笑之间，往往隐藏有他的深谋远虑。
　　智者、勇者、贪者、愚者。
　　商业活动千头万绪，每一项工作都需要有合适人才承担。在挑选人员时，注重的应是其能力能否胜任该项工作，而不是与此无关的其他什么标准。用人的目的是“成事”，用后能“成事”就是用对了人。因此，能力或者说“才”应当是第一位的。中国人的传统，往往太强调“德”，有时还过于看重资历、背景、学历、对上级的服从等，其结果常常使平庸之辈占据要津、尸位素餐、毫无建树；而一些才能之士却因为有这样或那样的欠缺而得不到重用，怀才不遇，长期受压抑，由压抑而生怨气，怨气生而离心离德。如果实行了这样的用人政策，商业活动的前景必然衰败。
　　事实上，德才兼备的人才自然是最为理想的人选，而事情往往如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有才之人未必尽德，有法之人未必有事。如果求全责备，就会选不到人才，事业也会因人才的匮乏而停滞。
　　况且，每个人的天资、秉性、爱好和特长是不同的。中国古代兵书将人分为“智者”“勇者”“贪者”“愚者”四类。四种人都有自己的志向。“智者”追求建功立业；“勇者”向往实现凌云壮志；“贪者”谋求利禄；“愚者”不顾牺牲。社会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他们在生活中发挥各自的作用，用人者关键是看能否驾驭他们为己所用。
　　才德不可兼具，行事特点又各不同，就需要“因其至情而用之”。《施氏七书讲义》中说：“在人虽有不同之材，而在我则有因任之要。彼之智足以谋，吾则与之谋，彼既足尽其智，岂不足以立其功乎？彼之勇足以制敌，吾则使之应敌，彼既得以鼓其勇，岂不足以行其志乎？彼唯贪也，吾因而诱之以利，则彼必邀趋其利。彼唯愚也，吾因而用之以诚，则彼必不顾其死。”
　　胡雪岩在其商事活动中，四种人才皆常兼用。胡雪岩也深谙各种人才的脾性特点，适时地对他们加以引导利用。
　　如果就胡雪岩自己的出身和经历来讲，胡雪岩最为欠缺的就是“智”，也就是知高远、断正误的能力。也许有人会说，胡雪岩那么精明一个人，怎么会缺乏“智”？事实上，我们这里所说的“智”，是“方以智、圆而神”中的“方智”。胡雪岩的精明能干，证明了他在“圆而神”方面有着过人的才能，如果说他有智，也至多是“圆智”。圆智至多是处世的方法技巧，而不是对世事原则的广泛全面的认识。因为他是学徒出身，自小为生计而奔波，少有学习的机会，和社会接触的机会和层面也不深，所以他虽能体人情、重义气，但对规范的学识却一窍不通。不说与经世致用无关的纯粹学识了，就连与商业活动关联较紧的知识，比如官场制度、外文常识、西洋各国的基本概况，他都所知甚少。这种知识之“知”（即“智”，即“方智”）的欠缺，就影响了他的商业活动。
　　不过胡雪岩自知其不知，所以能尽力利用各种人才，以弥补自己在这一方面的欠缺。当代企业家牟其中的一些做法，与他颇为类似。牟其中深知自己学识范围有限，但是他能够广交朋友，搞商业的朋友，搞金融的朋友，搞教育的朋友，搞经济的朋友，搞军事的朋友，甚至专业到搞飞机、搞导弹的朋友，他都交。按照牟其中的说法，我自己虽然没有学到这些专业，但我交了学这些专业的朋友，我自己也就成了这一方面的专家。不必我自己去学，只需依靠我的这些朋友，我就可以在这些领域纵横驰骋。如此说来，有了这些朋友牟其中自己也就成了金融专家、教育专家、经济专家、飞机专家、导弹专家、桥梁专家、道理专家……正是假借各种专业方面的优势，牟其中才能用三年时间坐下来谈判，和化工、铁路、商贸、外交、军事诸方面人才打交道，完成了几十个亿的跨国易货，用中国的日用工业品换回了俄罗斯的大型客机。
　　胡雪岩以一个学徒的出身，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对各方面知识的需要自然十分强烈。比如，做丝生意，需要有人懂得丝蚕的养护、收购、仓储等知识；要和洋人打交道，需要懂外交，懂外国规矩；要和官府打交道，需要深谙官场制度、礼仪用语。同是一纸官文，胡雪岩只能读出字面事情，换个人就可以读出轻重缓急，前后的差别足以影响一桩大宗生意。
　　所以胡雪岩和古应春一见如故。古应春是汇丰洋行在华从事经营活动的早期代理，在洋场混久了，对外国典章制度、工业农业等方面了如指掌，对于外国人的经商方式、行为特点也都熟透。胡雪岩能得此人之助，和洋人打交道就不至于盲人摸象、一叶障目了。胡雪岩自己不知道的事，古应春知道。借洋款时，多少钱的利息，什么时间还，以何种方式还，通过古应春，都可有个大致不差的判断。所以洋人就不大可能提出过于悬殊的条件，胡雪岩也不至于蒙着头吃亏。西洋诸国的国内生产情况变化，古应春有足够多的朋友、足够多的渠道，及时了解到各国经济起伏。有了这层了解，在西洋人硬撑着不收蚕茧时，胡雪岩已事先知道，西洋各国这一两年受灾，本土的蚕丝供应大减，除非他们自己愿意丝织厂关闭，否则他们必须接受胡雪岩这方面的条件，按胡雪岩开的价收购茧丝。正是由于胡雪岩有了古应春这样的好帮手，才能垄断中国上海洋场的丝业贸易长达二十几年而不衰。
　　在与何桂清打交道时，胡雪岩就发现，自己对官场上的事，仅至府县、省里的事能猜出几分，至于京官的各种缺分，他就茫然无知了。不知道京官的品秩就无法参与出谋献策，更不用讲借此谋取厚利了。有过这种抱憾的经历，胡雪岩就格外着意接近各种人物。比如饱读诗书的嵇鹤龄、宫中行走的小军机徐用仪、户部尚书的弟弟宝森等。和他们交往，胡雪岩了解了不少官场知识。这些官场知识，既包括死的知识，比如，官阶排列顺序，见面必守的规矩；也包括活的知识，比如，礼当某官执首而宫中实宠某人，由于各官性情不同而宫中有所调整等。对胡雪岩来说，需要的就是这些零碎的官场知识。左宗棠平定西北叛乱后调入军机处，曾商议再借洋款。时逢东宫太后崩，按规矩要停议，但是胡雪岩事先已经从徐用仪那里了解到，此次东宫仙逝，实属西宫下的毒手。既然如此，表面上的礼节固然要考虑到，稍有越矩之事也不会过于深究。这样看来，借款之事倒不必因为这个意外而停下来。况且，左宗棠收复西北，威震海内外，朝廷正不知以何作为酬谢，稍有擅专，自然也不至于引起龙颜不悦。有了这些了解，胡雪岩也就没有任何负担，一心一意地去办借款了。
　　至于解读官书，胡雪岩更是外行。而且分析官场荣衰，目的是要帮助自己下定做各种生意的决心，事属隐秘，就不便聘个文书帮忙。所以胡雪岩培养了几个亲密至好。一个是浙江道台德馨，一个是古应春，一个是尤七姐。有了内圈人物，而且是懂规矩、善揣测的内场人物，胡雪岩就很少失误，就能把他苦心经营所做成的官势、商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洋人帮助小刀会，引起两江督抚的震怒，胡雪岩提早得到消息，知道督抚联名上折，要朝廷关闭丝茶市场、惩戒洋人。消息知道得早，而且是从秘密渠道揣摸而得，就显得既准确又鲜为人知。凭着这一判断，胡雪岩第一次放胆屯丝，扳价不卖，直到洋人出高价求售，获利甚丰。胡雪岩通过这些朋友，把官场的消息化成了商场的利润，颇和国民党时期四大家族亲眷利用政策，在股市债券上买空卖空、牟取暴利类似。不过胡是凭朋友、凭本事，后者却是凭地位、凭后台。后来在胡雪岩生意失败、钱庄生意崩溃时，凭着尤七姐对官文的分析，胡雪岩知道事情尚有转机，所以才能有条不紊地着手收拾残局，为时人称道：“在落魄之中，气概光明，曾未少贬抑。”我们不便假定在没有正确分析官方态度时胡雪岩可能的处理方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因为有了预先估计，胡雪岩的行为更从容了。
　　在现代生活中，知识的掌握和对所掌握知识的运用常常不能两全。这不光是机遇问题，还因为人的注意力总是有限的。一个人一生能在一两个方面专精就已经很不错了。基于这种情况，就需要分工。既要有拥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又需要有调度各种专业人员使之得到合理利用的管理者。若按类型分，胡雪岩属于后者。
　　用古应春等，是用其智谋。“彼既足尽其智，岂不足以立其功乎？”而结交尤五、魏师爷、俞武松、跷脚长根等江湖之人，则是用其勇。
　　勇毅之人，多讲求一个“义”字。所以使用这样的人才，需要鼓起他们的侠义之心，让他们自己觉得事情非如此办不可。
　　在使用智谋之人时，胡雪岩最大的长处是善于听话。凡有智有谋之人，都喜欢别人向他请教，而他自己亦往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胡雪岩会说话，更会听话。不管那人是如何的语言无味，他都能一本正经，两眼注视，仿佛听得极感兴趣似的。同时，他也真的是在听，紧要关头补充一两句，引申一两义，使得滔滔不绝者，有莫逆于心之快，自然觉得话题投机而成至交。
　　勇毅之人则更需要氛围。比如，对于尤五，胡雪岩想搬动他去和沙船帮讲和，以邀沙船帮出人护送粮米到杭州。这时单纯讲道理，恐怕并不能促使尤五下定决心。毕竟，和自己的对头讲和，是一件面上无光的事。但是，身负重担的胡雪岩在尤五面前屈膝一跪，情势就大为不同了。于公，整整一个杭州城的老百姓在盼着这救命粮，早一日运去粮食，就有可能多救活一人；于私，胡雪岩若以爷叔之尊向后生行大礼，事非危难决不至于如此。既然如此了，也见得人命关天、诚心天鉴。于情于理，尤五都没有了退路，只能应下这事，把面子抛开不提，非把事情办好不可。
　　好多时候，对于江湖之人，并不需要多发一言，情势只要明摆在那里，且无私心掺杂，江湖人感其诚，则赴汤蹈火亦在所不惜。魏师爷一听说胡雪岩运送军火有了困难，本来自己已经陷了进去，却爽快地答应自己退出抢劫军火的计划，并且愿意冒着几十年难兄难弟反目的危险，把这个忙帮到底。为什么？为的就是胡雪岩够朋友。这批军火生意做下来，替朋友们赚脚费的考虑多，替自己赢大利的考虑少。人家已经明摆着替兄弟们考虑了，自己当然不便只为分杯羹，去参与劫持。
　　胡雪岩的“因人致用”术不仅表现在对不同性格的人加以区别使用上，而且敢用有缺点之人，扬其所长，避其所短。
　　恩威并济，收服悍匪。
　　胡雪岩通常能够对于那些为自己所用的人，恩威并用，使之口服心服地为自己效力，成为自己事业发展的帮手，使他的事业在乱世之中却能蓬勃发展。
　　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胡雪岩的生意达到了鼎盛时期。乱世当中，许多生意人抱着稳定安全的心理一心一意在老家惨淡经营，图个养家糊口。但胡雪岩却与他们不一样，他的志向是做大生意、挣大钱，他认为乱世出英雄，乱世也能挣大钱。正由于乱世，提供了商业中许多前所未有的赚钱机会，如运输上的生意，再如枪支军火生意等等。能够在乱世中把握住每一次成功的机会，用比常人更高远的目光来处理人事关系，从而使胡雪岩赢得了不少将生意做大做顺的契机。
　　如在从事军火生意的过程中，胡雪岩碰上了一个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黑路盗匪跷脚长根。做军火生意，一头连着官府，一头连着洋人，尽管风险很大，但获利颇丰。胡雪岩看准的就是这一点，胡雪岩又有跟洋人打交道的商业经验，官场上也有靠山，因此他也做起了军火生意。
　　胡雪岩从洋人那里买进一批军火，从上海刚刚押运到浙江境内的乌岭山，便被一伙盗匪劫持。胡雪岩做军火生意好多次了，但遇到这种事却真是头一回。胡雪岩一时间一筹莫展，拿不出好主意。
　　这时，幸亏胡雪岩松江漕帮的朋友尤老五赶来了。原来胡雪岩军火被劫之事，他已听说了。尤老五通过松江漕帮在江湖中的朋友了解，劫持军火的事是外号叫跷脚长根的人带领一帮土匪做的，而跷脚长根恰好是尤老五的朋友俞武成过去的一名手下。只是跷脚长根如今势力强大，自己另立门户了。但若俞武成亲自出面，想来这事不难解决，所以他跑来及时向胡雪岩告知这一消息。
　　胡雪岩听了以后，心中又燃起了希望，脑瓜子又飞快转了起来。他十分庆幸自己结识了尤老五这样一位信得过的江湖朋友。
　　在尤老五的引见下，胡雪岩结识了年已古稀的俞武成。依靠胡雪岩在生意场中积累的为人处世的经验，胡雪岩很快与俞武成结为忘年之交。俞武成不顾年事已高、身体不便，答应为胡雪岩亲自走一趟。他自信跷脚长根也要看他的老面子。
 



第67章 让能人为自己打拼(5)


　　见到自己过去的老大哥俞武成前来，跷脚长根没有任何话说，当然是满口应承，马上就表示可以归还胡雪岩的那批军火，但一待俞武成离去，跷脚长根一拖再拖，老是不见动静。俞武成听到消息后对此十分气愤，但又有何办法呢？只能大骂跷脚长根大逆不道，一旦翅膀长硬，就忘了本。
　　胡雪岩见通过中间人协商说和的办法行不通。跷脚长根如此无赖，俞武成也拿他无法，只好另打主意。既然跷脚长根行踪已定，不过是凭手中有点江湖势力，才敢对俞武成这么爱理不理。那最好的办法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必须给跷脚长根一点厉害瞧瞧，至少也要吓他一吓，让他知道胡雪岩这个人是不好惹的。与跷脚长根相比，胡雪岩的优势在于官场有人。胡雪岩在官场十分吃得开，浙江巡抚何桂清就是他的大靠山。当初为了巴结这座靠山，胡雪岩连心爱的新宠小翠都拱手送给了何桂清。如今他的军火被劫，自然是依靠何桂清这座靠山的时候了。
　　胡雪岩了解到跷脚长根为匪多年，并且以前曾有对抗清庭的劣迹。胡雪岩便牢牢抓住这一把柄，对跷脚长根施以重压，说跷脚长根如果坚持不归还所劫军火，他胡雪岩要请巡抚大人出兵围剿乌岭山。胡雪岩同时用安抚的办法对付跷脚长根，力劝跷脚长根退回枪支，并归顺朝廷，否则迟早会受到朝廷的围剿。实际上胡雪岩如果真能收服跷脚长根，也可以因劝服扰乱治安的土匪归顺有功，从而在官场上又可博个名声。跷脚长根本就是江湖中的无赖，是个极会耍脑筋、变花样的人，口头是一套，暗地里做的又是一套。跷脚长根口头上答应归附，但说到具体地怎样归附时总是推三阻四。胡雪岩知道，没有真正的官军来吓唬他一下，他是不会轻易就范的。
　　于是，胡雪岩写信将此事秘报于浙江巡抚何桂清。何桂清以前曾得胡雪岩多种好处，此时也够交情，马上调遣官军，将跷脚长根的老窝乌岭山围了个水泄不通。一场交战眼见一触即发。
　　胡雪岩见兵匪两家对垒，成剑拔弩张之势，知道一旦交上火，跷脚长根无疑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这时胡雪岩考虑的更多更远：万一真要交上了火，于人于己都无好处。对胡雪岩来说，这种损人又不利己的事不是他的一贯作风。对跷脚长根来说，且不说他长期立下的基业就此化为灰烬，这一举对类似跷脚长根这样的盗匪也会受到很大震动。况且胡雪岩的目的是招抚，而非剿灭。如果这些土匪势力能归顺朝廷的话，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是完全可以利用的一支武装。再有，对何桂清来说，他抽调的这些都是负责城管与戍卫的非正规的军队。这些兵勇根本没有上过战场打过仗，并且按规定这些官军是不能随意调去外地出征的。真打起来，双方肯定都有损失。而且这件事的影响一旦进一步扩大，有可能有不怀好意之人利用此事奏何桂清一本，那何巡抚大人的乌纱顶戴不就成问题了吗？
　　所有的事情胡雪岩通盘考虑了一下，认为自己承担的压力着实不小。因此只有招抚才是上上策。在这样异常紧张战火一触即发的气氛中，胡雪岩决定亲自上乌岭山一趟，和跷脚长根面谈。
　　夜深人静，跷脚长根呆在屋里苦思冥想琢磨对策。看到山脚兵多将广，他感到自己是插翅难飞了。跷脚长根已经做好破釜沉舟的打算，要与官兵拼个鱼死网破。这时，他忽然听得一个喽罗来报，说胡雪岩上山求见。在这种时刻，胡雪岩居然敢只身冒险来见他，他就不怕死？跷脚长根不得其解。
　　胡雪岩进得屋来，用了几着极漂亮的手法，就将跷脚长根收服，并且使他心服口服。胡雪岩首先惠之以利，让匪首尝到归顺朝廷的甜头。申明以前许诺招安的条件不变，跷脚长根的人马继续由他自己统领，并给他加四品武官顶戴，但条件是听从朝廷调遣。另外附赠当时胡雪岩上海丝业赚取的一分利，这一分利就是一万两银子的银票，再加上以前酒桌上胡雪岩故意输给跷脚长根的一万两银子。跷脚长根对胡雪岩办事才能和待人慷慨非常佩服。当时胡雪岩的口才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在清兵大军压阵的局势下对跷脚长根许以厚恩，但说话的口气却像是央求跷脚长根帮他一个忙的，说造成这种局面并非他的本意，这种境况下他亦十分为难。而在胡雪岩给跷脚长根好处时还让人觉得这些钱是他应该得的，尽管心底里双方都清楚，但从胡雪岩嘴中说出来的话不仅让对方的面上有光，心里更是舒坦。
　　胡雪岩的话使处于绝望边缘的跷脚长根心中重又燃起求生的希望。跷脚长根早就与胡雪岩有过接触，知道胡雪岩的为人。如今他见胡雪岩冒着危险只身前来，也是诚心诚意地分析他的处境，为他着想。倘若与自己斤斤计较，只怕自己已经身首异处了，跷脚长根听完胡雪岩的分析，对胡雪岩萌生了一份感激之情。
　　胡雪岩不战而屈人之兵，说服了跷脚长根归顺朝廷。他此行满载而归，踏着淡淡升起的雾霭，连夜返回何桂清驻营，向何桂清诉说了跷脚长根愿意归顺一事。原想准备与土匪大打一场的何桂清没想到事情有此转机，也未料到胡雪岩这么轻易地就将事情谈妥，于是当即收服了跷脚长根的部众，撤师回府。
　　胡雪岩此行可谓是一举多得，不仅收回了自己的军火枪支，还为朝廷收服了一伙“盗匪”势力，更有胡雪岩自己也未料到的意外收获：收服跷脚长根，使得胡雪岩在江湖上侠名远播，此后军火生意，真是越做越顺。黑道上只要一听说是胡雪岩大老板的货，纷纷开道让路。所以胡雪岩的各种货物运输，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意外地做到了畅通无阻。
　　我们来分析胡雪岩对此事的处理办法，其中始终不离他的既定宗旨和目的：招安归降。在收服跷脚长根的过程中，胡雪岩深知土匪是贪利忘义的亡命之徒，因此，既施重压以官兵围困，又以封官重赏，使其为自己的宽厚真诚所感动，心悦诚服地归顺朝廷。
　　舍得花钱揽人才。
　　关于用人，胡雪岩曾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概括：“眼光要好，人要靠得住，薪水不妨多送，一分钱一分货，用人也一样。”
　　《慎节斋文存》胡光墉篇云：“知人善任，所用号，皆少年明干精于会计者。每得一人，必询其家食指若干需几何，先以一岁度支之，俾无内顾忧。以是人莫为尽力。”这段话，说明胡雪岩用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舍得大把花钱，说来，胡雪岩用的方法也不神秘，除了以诚相待、信则不疑、用人不拘的小节之外，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以财“买”人，以财奴人。胡雪岩用人从来都是不惜重金，阜康钱庄筹办之初，急需一个得力的“档手”，经过考察，胡雪岩决定让原大源钱庄的刘庆生来担当此任，当时住在杭州的生活水准，按胡雪岩的说法：“起码吃饭一荤一素，穿衣一绸一布，就是老婆嘛，一正一副也不过分。”一个八口之家一个月吃、穿、住的全部花销也不过十两银子出头。
　　而胡雪岩却对刘庆生说：“你说一个月至少要十两银子的开销，一年就是一百二十两。这样，我送你二百两银子一年，年底另有分红。你看如何？”
　　这还有什么话说呢？但太慷慨了，却又有些令人不信。胡雪岩看刘庆生的神情，一下子就猜到他的心思。虽然这时钱庄还没有开业，周转资金都没到位，胡雪岩还是马上取了二百两银子，放到他面前。
　　“这是今年四月到明年三月的，你先拿了去。”
　　不用说，一年二百两银子，实在是高薪相聘，就连刘庆生都感到实在太慷慨了。胡雪岩这一慷慨，也着实厉害得很。
　　首先，它一下子打动了刘庆生的心。当胡雪岩所派的人将二百两银子的预付薪水拿出来的时候，刘庆生一下子便激动不已，他对胡雪岩说：“胡先生，你这样子待人，说实话，我听都没听过，铜钱银子用得完，大家是一颗心。胡先生你吩咐好了，怎么说怎么好！”这就意味着胡雪岩的慷慨一开始就让刘庆生心悦诚服了。
　　其次，胡雪岩的慷慨也一下子安定了刘庆生的心。一个人做事之所以缩手缩脚，无非是妻室儿妇父老双亲摆在那里，免不了每事先替他们考虑。正如胡雪岩为刘庆生打算的，有了这一年二百两银子，上可孝敬父母，下可尽责于妻儿，这样也就再无后顾之忧，自然也就能颇尽全力照顾钱庄的生意了。而且。“钱是人的胆，手里有了钱，心思可以定了，脑筋也就活了，想个把主意，自然也就高明了”。不用说，就是此一慷慨，胡雪岩便得到了一个不仅有能力，而且还忠心耿耿的帮手，阜康钱庄的具体营运，他几乎可以完全放心了。
　　生活中我们常看到有些商人，在开辟一项新的业务，或者做一项新的投资时，可以毫不犹豫地拿出大把的钱来，但在招揽人才和使用人才上却做不到如胡雪岩一样的慷慨大方。这倒并不是完全因为这些人真如法国戏剧作家莫里哀笔下的“吝啬鬼”阿巴贡一般小气，而是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看似合理的想法，比如他们认为人心并不是金钱所能买到的，与雇员之间的交往，只要以诚待之就可以，不必在乎付酬多少。再比如他们认为雇员的报酬多少要由经营效益的好坏来定，所谓个人收益与经营效益挂钩，由效益的好坏来定，效益不好雇员自然不该多得。
　　这些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实际运作中也确实会有收效。但往深处看，这其中却隐藏着极大的留不住人才的危机。要延揽人才、收服人心，待之以诚当然是必须的，但如何显示自己的诚意却大有文章可做。生意场上有自己特殊的价值标准和交往原则，不能简单地用日常生活的人际交往方式照搬照套，这是一个常识。用人于商场搏战就是用人给自己挣钱，别人可给你挣来大钱你却不肯付以重酬，你的诚意又从何显示？而以经营效益为付酬多少的依据，则更是一种不能待人以诚的做法。因为第一，以效益好坏为付酬多少的依据，实质上是以自己所得的多少来决定别人所得的多少，这本身就给人一种你仅仅以自己利益为出发点的印象，难以待人以诚；第二，经营效益的好坏，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市场的好坏以及你作为老板决策的正确与否，都将是影响经营好坏的直接原因。因此，以效益为付酬依据，不可避免地会将那些不为人力所左右的客观因素或己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转嫁到雇员身上，这也就更是无论如何不能被看作是待人以诚了。
　　胡雪岩用人从来都是不惜重金，在他看来，用人就如以钱买货，“一分价钱，一分货”，货好价自然就高，值得重金相聘的人也必是忠心得力的人。同时，胡雪岩也从不以自己生意的赚赔决定给自己手下人的多少。无论赚赔，即使是自己所剩无几甚至吃“宕账”，该付出的也绝对是一分不少。比如他的第一笔丝生意做成之后，算下账来，该打点的打点出去，该分出的“花红”分出去之后，不但自己为筹办钱庄所借的款项无法还清，甚至还留下了新的债务，就他自己来说，等于是白忙活了一场。但他该给自己的帮手或合作伙伴古应春、尤五等人的“花红”仍旧爽快付出，决没有半点犹豫，胡雪岩在生意场上有极响亮的“够交情”的名声，无论黑道白道，都把他看作是做事漂亮的场面人物，愿意帮他做事或与他合作，这与他的手面做得漂亮、花钱大方是分不开的。
　　而且，更难得可贵的是，胡雪岩在用人问题上从来不吝惜钱财，充分显示出他对人的一种真正的尊重。
　　在胡庆堂，为了激励新人，胡雪岩对有功之人都特设一种“功劳股”，这是从盈利中抽出一份特别的“花红”，专门给那些对胡庆余堂有特殊贡献的人，功劳股是永久性的，一直可以拿到本人去世为止。有位叫孙永康的年轻药工就曾获此项奖励。有一次，胡庆余堂对面的一排商店失火，火势迅速蔓延，眼看无情的火焰伸向胡庆余堂门前的两块金字招牌，孙永康毫不犹豫地用一桶冷水将全身浇湿，迅速冲进火场，抢出招牌，头发、眉毛都让大火烧掉了。胡雪岩闻迅，立即当众宣布给孙永康一份功劳股。
　　在旧时代，企业主为了拢住雇员的心，一般都施以小恩小惠，但唯利是图的本性又使他们大多有“吃我一餐，听我使唤”的心理，所以当雇员年老体弱后，也普遍采取扫地出门的态度，任其冻饿不肯援手，而这会使在职人员心生前途渺茫、得过且过之感，因为眼下老弱者的下场就是他们将来生活的写照。为此，胡雪岩在胡庆余堂专门设立了“阳俸”和“阴俸”，所谓“阴俸”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退休金。胡庆余堂上自“阿大”、档手，下到采买、药工以及站柜台边的伙计，只要不是中途辞职或者被辞退，年老体弱无法继续工作之后，胡庆余堂一律发放原薪，直至去世。而所谓“阴俸”，如同现在有遗属生活补助费，是胡庆余堂的雇员去世以后，按照工龄给他们家属发放抚恤金。另外，对于那些为胡庆余堂的生意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的雇员，胡雪岩还规定，这一部分雇员去世以后，他们在世时的薪金，以折扣的方式继续发放给他们的家属，直至这些家属们有能力维持与该雇员在世时相同的生活水平为止。如此优厚的待遇，对于那些雇员们的影响，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虽然“阳俸”和“阴俸”成了胡庆余堂一笔不少的开支，但却收到解除员工后顾之忧、促使人们争强好胜的客观效果。由此激发出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所转化的经济效益远远超过了所支出的金额。我们通常说钱要花在刀刃上，而对于生意人来说，能够找到并用好忠心的帮手可说是刃上之刃儿。为了打磨刃上之刃儿，当然就需要大把花钱了。俗话说：“舍不得金弹子打不得金凤凰”，对于用好人来说，道理也是一样的。
 



第68章 紧紧守住“信誉”二字(1)


　　答应别人的事就必须做到。
　　胡雪岩虽是商场中人，却并非一个见利忘义之人，他时时注意维护自己在社交中的信义，从来不因为贪图利益而背弃自己的诺言，他答应了别人的事，从不会反悔。
　　胡雪岩与王有龄、张胖子一道赶往上海，为海运局上一任留下的运粮问题费尽周折。经过一番努力，胡雪岩、张胖子与松江漕帮老大尤五达成协议，松江漕帮在上海的通裕米行为官府垫付十几万石大米，以解浙江海运局漕米难运之困。待浙江漕米运到上海，浙江海运局再以等量大米归还松江漕帮。当时漕运改为海运，漕帮也遇到一些麻烦。漕帮外在力量虽然雄厚，根深蒂固，派头、场地都过得去，但尤五作为龙头老大，心中自有一本难念的经。整个漕帮自乾隆年间开始一直靠借债度日。当时漕帮有一批粮想卖掉换些现银，让帮中兄弟心里有个安慰，但胡雪岩借米，还的仍然是米，不是现银。时下漕帮资金周转很紧张，但胡雪岩这位生客，又是师傅魏老太爷看重的人，实在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难处。
　　其实，胡雪岩也是预料到漕帮定有难处，心中盘算着，为人处世总要为别人设想，别人才会尽心帮你，于是诚恳地请尤五说出漕帮的难处，有事大家一起商量。见胡雪岩如此诚恳，尤五对胡雪岩有了一个较好的印象。于是他非常感激地答道：“爷叔，你老人家真是体谅！不过老头子已经交代爷叔，您就不必操心了。今天头一次见面，还有张老板在这里，先请宽饮一杯。明天我们照爷叔的吩咐去办就是了。”胡雪岩对尤五的回答也十分满意，心想正是因为自己的话“上路”才有这样漂亮的答复。胡雪岩转念一想，如果以为这样事情就成功了，就只能是这一次。所谓“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尤五说的这些话，自然迫于魏老太爷的面子，既然说要帮他一定会算数。但自己既已知尤五有难处，视别人身处困境而不顾，岂不成了“半吊子”？交情到此为止，就没有下次了，于是胡雪岩非常认真地说：“话不是这样讲！不然我于心不安，五哥！我再说一句，这件事要你们能做才做。要是有半点的勉强，我们宁愿另想办法。江湖上行走，不能做坑害好朋友的勾当。”
　　“爷叔这样子说，我不讲实话，就不是自己人了。”尤五终于将自己“当家人”的许多难处说了出来。帮里的亏空急需弥补，倒还在其次。眼看漕米一改海运，使得江苏漕帮的处境异常艰苦，无漕可运，收入大减，帮里弟兄的生计需要维持，还要设法四处活动，撤消海运恢复河运，各处打点托情，哪里不要大把银子花出去？全靠这十几万石大米。由于借米给胡雪岩，不仅没有现银入账，将来还的还是大米。虽说以后浙江海运局还米过来正值五六月份青黄不接之时，可以赚一笔差价。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与自己这方面脱货求现的宗旨完全不符。胡雪岩了解了尤五的实际困难，当即要求张胖子开一张十万两银子的银票，代表官府借十万银子给尤五暂度难关。当时由于漕运改海运，许多钱庄一窝蜂地去巴结沙船帮，不敢对漕帮放款，怕担当不起风险。尤五一来怕失面子，二来自己也想争口气，所以抱定“求人不如求己”的宗旨，不向钱庄借款，只求尽早将那些大米脱货求现。
　　见胡雪岩待人真诚、慷慨大方，当即借钱给漕帮救急。这样一来，尤五释然了，非常欣慰，向胡雪岩连连拱手称谢：“好极了，好极了！这样一做，面面俱到。说实在的，倒是爷叔帮我们的忙了。不然，我们这么多米脱货求现，一时还不太容易”。胡雪岩也相当高兴，这件事做得实在太顺利太完美了。当晚宾主双方尽醉极欢。
　　第二天，胡雪岩将与尤老五商量好的事情向王有龄进行了详细汇报。王有龄也觉得十分欣慰，事情办得这么顺利倒真有点出乎意料。忽然见王有龄若有所思，两眼望空，脸上的表情非常地奇怪，倒叫胡雪岩有些猜不透。一问才知王有龄忽然有了新的想法。原来王有龄推测粮价在青黄不接之时，再加上兵荒战乱一定会猛涨，于是放低声音对胡雪岩说：“我有个主意，你看行不行？与其叫别人赚，不如我们自己赚！与张胖子商量一下，借出一笔款子来，买了通裕的米先交兑。浙江的那批漕米，我们自己先暗中囤着，等价钱好再卖。”
　　胡雪岩听后不由地正色道：“主意倒是好主意，不过我们做不得，江湖上做事，说一句算一句，我们已经答应了漕帮的事，不能反悔。否则会叫人看不起，以后就吃不开了。”听胡雪岩这么一说，王有龄也十分信服，立刻舍弃了自己的“好主意”。
　　胡雪岩作为生意中人，不因贪图眼前的利益而置信义于不顾，做出毁约的事情。他的“说一句算一句”“答应了的事，不能反悔”，为他赢得了一个生意场上的好朋友。尤五后来对胡雪岩的生意给予了许多帮助。胡雪岩的丝业、粮食运输、军火贩卖等等无一不是靠尤五的优先运输，才做得那么顺利。更何况尤五身为漕帮老大，利用江湖上的朋友为胡雪岩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商业信息，对胡雪岩的生意帮助很大。
　　胡雪岩深知，做人无非是讲个信义，自己说出去的话是不能收回的。因此，明知改变原来协议可大赚一笔，也不能做背信弃义的事。尤其是江湖上做事，就必须做到“一句顶一句。”也就是说：答应了的事情或达成的协议，只要没到万不得已，就一定要认真地履行，不能随意反悔。特别是不能像王有龄所想的那样，在情况不利自己的时候，急着恳求别人帮忙，而到了情况可能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却又想按着对自己有利的方法去做，全然不顾自己与别人已经达成的协议。在常人看来，也许王有龄的打算并不过分，一来商人图得有钱赚就会不择手段地去赚，商人有商人的价值标准。二来漕帮此时本来就急于脱货求现以解燃眉之急，改垫付为收购，也许正合漕帮的心愿，也算不得不守信用。但这里还有一个扪心自问的问题，当时胡雪岩与魏老太爷的谈话中已言及自己的意向与办法，现在如果见到有利可图就改变原有的协议，想着一切按自己的打算做，显然是个“半吊子”。即使能让别人原谅自己，别人见你时常改变自己的主见、不兑现诺言，也绝不会成为你长期往来的朋友。
　　这种重承诺的作风最能在社会交往中树立起自己的威信。试想，如果当时胡雪岩按王有龄所说的主意去办，不仅会被江湖上的朋友所不齿，恐怕也会被张胖子以及其他下属人员暗中看不起，威信就会大打折扣，让人认为胡雪岩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小奸商。讲信用是一个人为人处世的“修身之本”，也是取信他人的必由之路。作为处世谋略，言而有信是在朋友之中树立良好形象、维持良好人际关系、巩固和维护个人威信的一剂常效药。
　　说话算数才能吃得开。
　　胡雪岩认为，在生意场上和社会交往中，一个人“要想吃得开，一定要说话算数”。胡雪岩不仅自己是这样做的，而且以此教导自己的下属要重守信义，正因为胡雪岩讲信义，他的员工也守信义，因此他的店铺在顾客中有着良好的声誉，他的生意也越做越火。
　　阿巧和胡雪岩好上之后，向胡雪岩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请他将自己的弟弟带出来学做生意。阿巧也只有这一个弟弟，一直住在苏州老家。当时胡雪岩为了调解上海海关与洋务之间的冲突，到苏州去见江苏学政何桂清，顺便约见了福山。初次见面，胡雪岩便仔细地考察了他一番，发现福山精于算账，算盘打得溜溜直响，又快又准，头脑机灵，就决定把他收了下来。在收福山为徒时，胡雪岩说了一通教导的话，告诉他仅仅把算盘打得精通是远远不够的，若想要把生意做大，还有很多的知识要学。其中说了这样一段话：“要想吃得开，一定要说话算数。所以在答应人家之前，先要想一想自己能否做得到。做得到的事情，不但要答应，而且要答应得爽快，答应之后就一定要去做到。做不到的事情，千万不可答应人家。”
　　胡雪岩这番话仍然是讲为人的信义、为商的信用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雪岩对“信义”二字是如何的重视。这段话，讲到信义既是做人、又是做生意的重要原则。
　　再如当时胡雪岩帮助王有龄解决漕米解运的难题时，松江漕帮老大尤五申述了种种困难，手中缺少银子，原想把这十几万石大米脱货兑现，如果借米给胡雪岩，手头上众多事情都急需用钱，一时愁上心头。胡雪岩了解到这一点，便要求张胖子从钱庄暂时划一笔款子给尤五贷款，帮助尤五度过眼下难关。当时张胖子对胡雪岩言听计从，心甘情愿给他打“下手”。在胡雪岩与尤五谈话过程中，张胖子察言观色，因此当胡雪岩将眼光向他投来时，说：“张兄，这下要你帮个忙了”，张胖子早已心领神会，不假思索，满口答应：“理当效劳，只请吩咐。”并进一步认真地解释只要是十万银子左右的贷款，一定可以办妥。由于答应得过于顺利，尤五与其手下顾老板对望一眼，以至于有点不相信，连胡雪岩都有点意外。张胖子的话说得太容易、太意外，让人感觉似乎缺乏诚意。于是胡雪岩连忙提醒张胖子，并用杭州方言，极其认真地对张胖子说：“张老板，说话就是‘银子’，你不要‘玩儿不正经’！”
　　张胖子马上意识自己的回答过于草率，急忙解释：“我之所以敢大胆地借款给尤五哥，第一是漕帮的信用、面子；第二是浙江海运局这块招牌；第三是还有米在那里，有这三样担保，我难道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张胖子其实也是头脑反映机敏。他因为想得十分清楚，这是可以答应的事情，因此可以脱口而应。商场上讲究做事干脆漂亮，一句话就算定局。所谓“说话就是‘银子’”，一旦答应别人，就必须为之付出、做出牺牲。一句话可以让你赚个盆溢钵满，也可以让你赔得一无所有。“说话就是银子”，因此，做不到的事情你可以不答应，做得到的事情，就讲究答应得漂漂亮亮，做得踏踏实实。
　　守信对于做人和治理国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作为个人若能守信，人亦信之，其信用越高，声誉越大，越能够得到更多人的敬佩与支持，就可以有所成就。如果国家政府重守信义，则能够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与拥护。作为个人丧失信义就会得不到大家的信任和支持，个人就难以成功，甚至招至祸患；作为国家政府丧失信义，就会使上下离心，有亡国之危险。
　　“得人心者昌”，坚守信用是获得人心的重要手段之一。历史上的许多事实都反复证明，只有取得人们的信任，才能成就一番丰功伟业。春秋战国时的齐桓公、晋文公能成霸业，守信起了很大作用。
　　信用可以成就一个人，可以成就一个国家！作为个人，必须信守承诺，让信用成为一座不倒的丰碑，最终才能成就自己的事业。
　　信义第一，金钱第二。
　　胡雪岩很善于维护朋友之间的信任和信义。作为商人，他却视信义重于金钱。在生意场上，有时为了维护信义，他宁可牺牲自己的商业利益，也要信守承诺，也要维护朋友、合作伙伴的利益。
　　一般而言，大多数生意人都比较愿意与陌生人做生意。这样更方便于抬价杀价，没有脸面上的考虑，与熟人之间却要考虑维护彼此之间的信义和交情。胡雪岩极为重视维持商界中既为朋友又兼生意人的良好关系。胡雪岩虽为商人，却不唯利是图，经常为了守信原协定，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克扣别人。胡雪岩认为，朋友之间感情的事是一方面，生意上的事情又是另一回事。所谓“亲兄弟，明算账”，这样，彼此生意往来明白，不会因违背信用而欠下人情账。胡雪岩对这种事情可谓看得很清，做得也很漂亮。
 



第69章 紧紧守住“信誉”二字(2)


　　比如胡雪岩做成第一笔蚕丝生意时，历经了种种磨难和挫折，与尤五、古应春、郁四、庞二等人之间分“红利”。因为生意中途出了问题，庞二的档手朱福年从中作梗、处处掣肘，想搞垮胡雪岩，私下与胡雪岩抢生意。为了拔掉这颗眼中钉，胡雪岩决定用计将他拔掉。而要拔得漂亮，自然少不了各种应酬活动，疏通各个关节，还把庞二请到了上海，费了一番心思将朱福年收服。一笔生意做成，虽然赚了十八万银子，但合伙人比较多，开销的地方多，打点送礼的地方也一样多。仔细盘算一下，不仅原来想用赚到的钱来偿还债务的打算落空，甚至又拉下了万把两银子的新亏空。但胡雪岩仍然按照最初的协议约定，将该分的一笔笔分了下去。虽然朋友古应春表示自己的一份可以不必计算在内，但胡雪岩也仍然毫无例外地将他应得的一万五千两银子划到他的名下。由于胡雪岩的重守信义，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让朋友赔钱，他们之间的朋友关系更加牢固，成为生死至交。生意伙伴之间与朋友关系一样也需要信用的保证。在古应春表示自己的一份可以明确不要时，胡雪岩说了一段话：“一时慷慨，终必后悔，却又是说不出的苦。朋友相交，一定要彼此恪守信义，善始善终。”
　　胡雪岩对世事的观察可谓入木三分，将世人的人情世故分析得淋漓尽致。尤其是朋友之间做生意，必须能够做到泾渭分明，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时刻遵守信用，应该给朋友的红利一定要给，不要欠下违背信义的人情，否则将影响朋友之间长久相交的基础。一旦违反信义，贪一时之利欠下朋友的人情，让朋友之间彼此怨恨起来，这些帐就更难算了。朋友做到这个份上，朋友关系将无以为继，甚至彼此成为仇家。生意成功，伙伴之间分“花红”，按照既定协议，该怎么分就怎么分。彼此之间礼让是情分、义气，不能与具体操作相混淆。
　　答应别人要做的事，必须照办。若失信于人，下次很难再与别人进行合作。信誉乃为人之本，有了信誉，做任何事情都会比较顺利。重信誉就必须言而有信，说话办事要谨慎，凡与人约定，或答应人家的事，必须是可能做到和必须要做到的事，否则不要随便许诺答应别人。
　　作出的承诺要兑现。
　　在为人处世中，一旦你对别人或某件事做出了承诺，就必须排除一切困难想方设法去兑现自己的承诺，因为许诺对于你本人和被许诺的对方都是非常重要的。这种重要性在于别人对你产生的期望。如果承诺不能兑现，他人就会对你失望，你也就自然失去了影响力。最为痛楚的是，因为你失信在先，下次你说的话、做的事，即便能够真心实意踏踏实实做下来的，别人也会在心里给你打个折扣、发个疑问：是否可信？这种不被人相信的痛苦将会让你感到难以忍受。
　　胡雪岩曾经有过一个承诺二十多年后才得以兑现的经历。那时胡雪岩用收回的外债资助王有龄去京中捐官。这一下犯了钱庄大忌，有人不怀好意散发谣言，说是胡雪岩用这笔银子还了赌债。不管怎样，胆敢私下动用钱庄银子的伙计是没有其他钱庄敢用了。胡雪岩在杭州的生路算是断了。于是，胡雪岩来到上海一位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那里，试图在上海闯出一条路子，同时也兼学生意。到上海，他才发现这位朋友已经由于家乡有紧急事情，回到浙江绍兴去了。别人告诉胡雪岩过不了多长时间，他的朋友就会回来的。于是胡雪岩找了一家名字叫“老同和”的小客栈住了下来。谁知这一等就等了十天，人没等到，盘缠用光了，只好在小客栈里苦熬日子。囊中无钱，一筹莫展，胡雪岩只好闭门不出。但客栈钱好欠，饭却不能不吃。胡雪岩每天都在“老同和”吃饭，先是一盘白肉，一碗大血汤，再要一样素菜；后来一汤一素菜；再后来大血汤变成黄豆汤，最后连个黄豆汤也吃不起了，买两个饼，弄碗白开水就算一顿。胡雪岩这种日子过了有七八天，实在过不下去了，饿得头昏眼花。于是他这天发个狠，拿一件长袍子当掉后，头一件事就是到“老同和”去“杀馋虫”，但仍旧是白肉、大血汤和一样素菜。吃饱后付账，回到小客栈，胡雪岩忽然发现当票弄丢了，这样以后即使有钱也赎不回衣服来了。胡雪岩当时没有在意，丢了就丢了，以后有钱做件新的就是了。但第二天，却有人将当掉的那件长袍子送到了胡雪岩的住处。问明事情经过，胡雪岩非常感动。
　　原来客栈老板的女儿阿彩，由于每天在前堂招待客人，天天见胡雪岩来吃饭，是大血汤和白肉，后来发现只有大血汤，再后来变成黄豆汤。这天忽然她发现胡雪岩身上长衫却变成了“短打”。原来胡雪岩付账，将长袍当票掉在地上，当晚打烊时被店里伙计阿利发现，送交账台阿彩。阿彩出于对胡雪岩落魄困境的同情，于是悄悄替胡雪岩将长袍赎了出来，关照阿利送回。胡雪岩了解到事情经过，便托阿利给阿彩带了句话：“谢谢阿彩，她垫的钱，以后会加利奉还。”但由于各种原因，胡雪岩从此也就没有再见到阿彩。
　　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胡雪岩也曾想起要还款，但由于事情不便对人说明缘故，又担心办不妥当，这件事情就这样搁下了。后来，胡雪岩到上海与古应春商量生意，正事谈完，闲庭信步到夜市逛逛。偶然中的偶然，胡雪岩踏进了“老同和”的门槛，也许又带着几分必然或上天安排，尽管古应春要求换一家，但胡雪岩仍然走了进去。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二十多年过去了，阿彩，这位当初站账台招待客人的年轻姑娘，如今已成“老同和”的老板娘，平时再也不会出来侍奉客人了。当年的伙计阿利是现在“老同和”的老板，他现在已经成了阿彩的丈夫，膝下一子一女。当时阿利阿彩正准备将“老同和”翻造，因为上海当时要修马路，“老同和”房子前面要削掉一半，平房改建成楼房。若要造得好一点，将“老同和”后面的一块地皮买下来，方方正正成个格局，要用到一千五百两银子，盖成之后，装饰后开业的费用也要一千五百两银子。由于店铺改建费用很大，阿利夫妻俩正为此发愁。胡雪岩问明了情况，决定一定要好好在这事上帮阿彩一把。胡雪岩叫古应春带三千两银子的汇票给阿利，再叫古应春去跟阿彩谈一番，告诉她自己迟迟未能偿还债款的前因后果。二十年前的允诺今日兑现，胡雪岩和古应春二人都觉舒畅，胸怀不禁为之一宽。
　　正因为有当时的许诺，胡雪岩始终牢牢地记在心上。终于碰上一次实现许诺的机会，胡雪岩因此大报特报，将一桩陈年小事引起的承诺兑现得漂漂亮亮。要么就不做承诺，承诺一旦作出必须实行，这一直是胡雪岩坚守的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
　　靠信义经商，招天下财富。
　　“做人无非是讲个信义。”胡雪岩认为，其实做生意与做人本质上是非常相同的，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往往也应该是一个极其守信义之人。
　　信用、信义是一个人立身行事之本。孟子说：“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说话做事出尔反尔、言之无信的人，一定会为众人所不齿。
　　在一般人的眼中，商人似乎是一个不遵守信用的代名词。大多数人认为，商人似乎都有几分偷奸耍滑的手段，他们完全是靠偷奸耍滑、尔虞我诈赚取钱财的，因而商人无信义可言，譬如大多数人都会不假思索地接受“无商不奸”的观点。甚至许多生意人自己也有这种错误的认识，以为没有一副心狠手辣的肚肠，缺少几分坑蒙拐骗的伎俩，不懂一点取巧投机的技巧，就根本无法赚到钱，至少赚不来大钱。因此，许多生意人自己也往往在无形中自愿地接受从商必奸的说法。
　　但胡雪岩从不相信“无商不奸”的说法，他认为：“做人无非是讲个信义。”胡雪岩在为人处世与做生意中始终信奉并恪守信义，因此胡雪岩成就了许多让人仰慕而无法成就的丰功伟业。
　　胡雪岩的仗义守信从下面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略见一斑。
　　胡雪岩的钱庄开业不久，接待了一位特殊客户。这位客户存入阜康钱庄一万二千两银子却既不要利息，也不要存折。这位客户名叫罗尚德，担任杭州绿营兵的“千总”。罗尚德是四川人，年轻时是一个赌徒，罗尚德与家乡的一位姑娘定下婚约，迟迟不提婚期，却因为好赌，陆陆续续地竟然用去岳丈家一万五千两银子。最后岳丈家提出只要罗尚德同意退婚，宁可不要这一万五千两银子。这一下刺激了罗尚德，罗尚德认为这是别人看不起自己，但考虑自己的坏名声已经传出，婚是结不成了，所以他为了挣一口气决定戒赌。他不仅同意退婚，并发誓做牛做马也要还上这一万五千两银子。罗尚德后来投军，辛辛苦苦许多年熬到六品武官的位置，省吃俭用，积蓄了这一万二千两银子。眼看快要还清赌债了，他接到命令到江苏与太平军打仗，他苦于身边没有亲眷相托，因而拿来存入阜康钱庄。罗尚德将银子存入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既不要利息，也不要存折，一是因为他向来敬重阜康钱庄的良好信誉，同乡刘二经常提起胡雪岩，每次都是赞不绝口；二来也是因为自己要上战场，生死未卜，存折带在身上极为不方便。
　　得知这一情况，胡雪岩当即表示：第一，虽然对方不要利息，钱庄依旧必须以三年定期存款的利息照算，三年之后来取，本息付给一万五千银子。第二，虽然对方不要存折，也仍然要立一个存折，留有账目交由刘庆生代管。胡雪岩认为，信任归信任，做生意一定要照规矩来。
　　罗尚德后来在战场上阵亡了。阵亡之前，罗尚德委托两位同乡将自己在阜康的存款提出，转交老家的亲戚。由于罗尚德当初没有要存折，因此罗尚德的两位同乡在没有任何凭据的情况下就来到阜康钱庄。二位同乡在提款时原以为会遇到一些刁难或麻烦，甚至恐怕阜康会就此赖掉这笔帐，不想阜康除了为证实他们确是罗尚德的同乡，让他们请罗尚德的另一同乡刘二出面做个证明之外，没费一点周折，就为他们办了手续，不仅全数照付，而且还算了一笔不少的利息。
　　这就是重信用、重信义。当时罗尚德手上没有任何在阜康存款的凭据，帮助罗尚德来办理这笔存款取兑手续的人，也同阜康没有一点关系，倘若贪图钱财，否认这笔存款，当然是别无人证。这样极其不义、为人不齿的做法，事实上在商场上也并不是没有。阜康却没有这样做。从这一点上，我们也能看到胡雪岩仗义而守信用的高尚人品。
　　胡雪岩所谓的注重信义，自然不是那种侠客义士的所谓散财行义。他的重信义，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他的事业，为了生意，说穿了，也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更顺利地赚钱。这也正好体现出胡雪岩精于经商之道的一面。我们知道，商务运作中买卖双方的关系，就是一种交换关系。这种交换，本质上应该是一种互利互惠为前提的自愿交换。只有以自愿为原则，以互利为目的，商人之间的这种交换关系才能长期保持，也才会有生意的兴隆。俗话说，“信义通商”“诚招天下客”，其含义就是说，能以自己的信用诚实招来天下客，生意也就没有不兴隆的。比如阜康付出了罗尚德的那笔没有存折凭据的存款，阜康就因为诚信的名声引来了许多慕名而来的客户。帮罗尚德办理取兑手续的同乡回到军营讲了自己的经历，使阜康重守信用的声誉一下子就在军营中传开了，许多绿营官兵把自己的积蓄甘愿“长期无息”地存入阜康钱庄。事实上，商场中生意往来是最要讲究信用的，没有信用、坑蒙拐骗、偷奸耍滑，生意最终不会长久，最终会无钱可赚。
　　“赌奸赌诈不赌赖”，胡雪岩将此作为为人处世和经商的一个重要手段。“赌奸赌诈不赌赖”是旧时流行于赌馆牌桌的一句行话。其真实含义是你可以运用你能运用的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击败对手，只要你做得高明巧妙不被人发现，即使机巧奸诈也都可以行得通。唯一的前提是必须愿赌服输，任何赌注都必须兑现，不得反悔。
 



第70章 放宽肚皮装气，咬定牙根吃亏(1)


　　能忍耐、肯等待。
　　“做人就要像哔叽一样，经得起折磨，到哪里都显得有分量。”
　　这是胡雪岩以其一生的处世经验总结出来的。
　　胡雪岩是从给别人端尿壶做起。因为资助了别人丢了饭碗，流浪街头。
　　所以他能够从切身经验中总结出生存下去的第一要诀：人要有意志，要忍耐，要等待，要经得起反复和波折。
　　胡雪岩是从纵深的角度看待生活。他有经验积累做积淀，以历史感做后盾，面向着过去而向将来负责。他知道，一时的荣辱固然重要，忍耐过后的硕果却有更厚实的回报。
　　拿中国古话讲，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比如韩信受胯下之辱，勾践忍尝胆之苦。假如他们把一时的荣辱看得过重，就不会有机会成就后来的大业。
　　信天翁是世上少有的死得最惨烈的动物之一。它们会因为丧失了伴侣而撞壁而死。照目前的情形看，它们的数量在锐减，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只能从传说中听到这些奇特的行为了。
　　如果人类整个群体也以这种自毁模式去发展，恐怕不久我们这个世界连讲这些故事的人也没有了。
　　外界物种间的竞争实际上十分残酷。如果我们不能同时训练出一套适应这种残酷的反应模式，我们就至多是一个壮烈的牺牲者。
　　世界本身又是最势利的。如果你只是壮烈地牺牲了，却没在壮烈之前给世界带来更多的东西，那你在人们记忆中的寿命就会非常短，比若惊鸿一瞥，转瞬即逝。
　　每一个为了面子而决绝于世者，最害怕看到的也正是这种局面。这种结果与他们潜意识中的愿望刚好相反。他们想以自己的行为告诉世界，他们是有价值的，不容忽视的。世界却以轻飘飘的口吻嘲问他们：你们都是谁呀？什么价值？嘲讽和遗忘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只得以“他们”这个笼统的字眼指代这一类人。
　　结论仍是回到胡雪岩以经验总结的生存第一要诀上：人要有意志，要忍耐，要等待，要经得起反复和波折。
　　胡雪岩既然能忍耐少年端尿壶的生活，也就能忍耐由于资助王有龄而失业的窘境。
　　失业的滋味并不好受。首先是名节上。钱庄老板震怒于胡雪岩的自作主张，给店里带来了经济风险，在店员中树起了一个恶例。为了防止其他伙计也有类似的举动，所以胡雪岩非走不可。这就把胡雪岩归入了不可信任的行列。
　　同行和熟人那里，也有人私下议论，绝不相信以胡雪岩的精明会做出损己利人的事，所以对胡雪岩的交代不但不信，反而觉得大可从这种交代上怀疑开去。保不准是狂嫖滥赌，欠下一屁股债，现在没办法了，就挪用款项，反而编造出一个“英雄赠金”的故事来。
　　归在一起，就是不能用这种人了。不但原店不能用，而且同行都不能用。把从小学来的本事都废了，胡雪岩只能去做苦力，吃门板饭。
　　胡雪岩因此而生计窘迫，流落到上海后，每日以烧饼白开水充饥，最困难时只得把袍子当掉。
　　因为有恶名在外，大凡知道他的人都不肯用他。据说他一度求职无门，曾托人介绍他到妓院去扫地、挑水。
　　胡雪岩深知人的本性，所以在自己落难时从没有打主意去找旧同事。
　　这是一段茫无尽头的苦日子。因为胡雪岩只是把钱赠与王有龄，但是王有龄是否能捐官成功，何时能捐官成功，他心里都没有底。
　　或许唯一有底的事是，他相信王有龄会发达，一旦发达了是不会忘掉他胡雪岩的。
　　不过连这一点也是他“自以为是”，因为他和王有龄并无深交。假如王有龄恰好是个背信弃义、没有良心的人，那么王有龄即便发达，也和胡雪岩毫不相干。
　　这一场等待以喜剧结束。正如我们从前人记述中看到的那样，胡雪岩等到了王有龄加官晋爵。也因为有王有龄回来作证，胡雪岩洗去了“保不准是狂嫖滥赌”的恶名，借的债还了，胡雪岩成了王有龄的生死至交。
　　胡雪岩的忍耐和意志不但表现在艰难困境中，还表现在顺境处世上。
　　比如，和漕帮做生意，胡雪岩不但要力争把生意做成，还要力争让别人承认他做人也是很漂亮的。所以当漕帮领头尤五面露难色时，胡雪岩觉得，别人既然爽快地放交情给自己，自己这一面就不能知难而退，光顾自己事情办成了，不去帮助别人分担难处。如果是这样的话，交往就这一次，不会有第二回了。
　　考虑到这些，胡雪岩宁可自己多承担些责任，也一定要替对方打算。这样做，也许自己的担子重了些，但却真正交到了朋友。事情要从长远看，只要能有朋友，不愁没有好日子混。
　　和胡雪岩的处理方法比较起来，王有龄就显得有些小家子气。王有龄觉得，既然买了漕帮的粮，就有了现成的做生意的机会。与其把生意让给别人做，不如自己做、自己赚。
　　他把这种想法告诉了胡雪岩。胡雪岩十分严肃地告诫他：“江湖上做事，说一句算一句。答应了松江漕帮的事，不能反悔，不然叫人看不起，以后就吃不开了。龄公，现在的日子是苦些，不过好日子慢慢会来的，总要我们沉住了气，耐心去维持朋友的交情才是。”
　　胡雪岩的这层计较，自然是看得远了，不拿蝇头小利堵塞了心眼儿。所以我们说人的意志不仅要表现在能够忍受艰难困苦，而且要能够忍受平淡寂寞，把平平庸庸的生活都做好了、做活了，让维持顺境的因素变为化顺境为得意之境的因素。如果是这样，一个人就能出乎其意、拔乎其萃。人们总是以为逆境才需要表现一个人的意志力，因而在顺境中往往散漫无节制，结果白白浪费了好多时光和机会，甚至面对顺境手足无措，做事失去了原则和方向。要知道人的意志力本来就是贯穿一生的。有了钱不知节用就会丧产，有了地位不知节制就会丧权，有了名气不知节制就会自毁名节。
　　比如，王有龄事事顺遂，好运一个接一个，顺利得让人不敢相信是真的。这时候如果得意忘形，就免不了诸事无稽，做出没有分寸的事体来。所以胡雪岩就劝王有龄：“龄公，你千万要沉住气！今日之下如何，不要去管它，你心中想着今天我做了些什么，该做些什么就是了。”
　　他劝诫王有龄心要放稳了，要经得起好运和喜悦的冲击，不管运道如何变，把事情一件一件地做好，这个大原则不能变。
　　做人要经得起折磨。
　　厄运来了是大折磨，经受不起，就会毁了自己；好运来了，也是大折磨，经受不起，会白白糟蹋了好运。有好多中了奖券一夜暴富的穷人，过不了几天就又一贫如洗，这就是经受不了好运的折磨。好运道来了，挡也挡不住，这是常有的事情。好运道是加诸于人的，全看承受的人是否有接受的能力。好运道放在做事气闲心稳、从容自在的人身上，他们会把好运再放大十倍百倍；放在手足无措、举止失度的人身上，他们会把降临到头上的好运眼睁睁放走。
　　在社会中，人们都会大致辨别出豪门世家和暴发户，就像在校园里，人们可以辨别出高年级学生和入校新生一样。其间的差别，唯在心理一端。由心而发，不同的心理素质，表诸于外，就有不同的特征。
　　当然，我们讲人的心理承受时，更多的时候是看一个人在逆境中的表现。因为在逆境中矛盾更集中，成败的抉择更为迫在眉睫，生死的较量、善恶的较量、伟大与渺小的较量更为关键。逆境犹如悲剧的高潮，剧情的进展集中在主人公身上，要由主人公的行为来凸显他的意志和品质。
　　胡雪岩可说逆境不多，而且每每都预先筹划准备好了。比如，在垄断上海丝茧市场、与洋人打商战时，洋人“杀年猪”，故意和胡雪岩较劲儿。胡雪岩自然不甘束手就擒，不愿让辛辛苦苦做成的垄断局面轻易被冲垮了，因而有了长达半月的煎熬，为拉头寸而派人回去联络。就是在这样的大局面下，胡雪岩也是早有准备，通过和庞二等协商联系，渡过了难关。
　　又比如，杭州光复后胡雪岩晋见左宗棠。左宗棠听人传言，对胡雪岩冷眼相向，并准备上折参革胡雪岩。面对这样的荣辱浮沉，胡雪岩仍是冷静观察，提前就想好了一套说法，让左宗棠不得不承认，胡雪岩潜出杭州城并非贪生怕死，而是为了千万饿殍待哺的浙江灾民。不仅道理在，而且有实际行动，胡雪岩晋见左宗棠之时，就已经采购好了大米万石，陆续还有后继。这就使左宗棠骡子脾气尽消，把胡雪岩奉为上宾，进而收为幕僚。
　　胡雪岩唯一防不胜防的是他的整个钱业王国的崩溃，从钱庄挤兑开始，加速了胡雪岩整个事业的失败。那么，胡雪岩在这样一个大的失败面前，表现又是如何呢？
　　胡雪岩乘船去杭州，上岸伊始，就遇上了这么一个大变故，真是犹如晴天霹雳。胡雪岩明白，现在唯一于局面有益的，是要自己镇静。这就好比一条船，一旦遇到了大风浪，如果船长先慌了手脚，必然会引起船员更大的慌乱，他们就会各顾自己，谁也不去设法拯救大船，结果只能是船毁人亡，无一幸免；反过来，只要船长镇静，能把整船的人组合起来，同心协力，就有可能逃出险境，化险为夷。
　　所以胡雪岩叫来杭州分号的钱庄档手，要他回店告诉伙计们，钱庄仍要继续营业，有他胡雪岩的其他生意做后盾，一切困境都会克服。
　　他又专程去拜访藩司德馨，向他征求善局方略。德馨和胡雪岩一向关系甚好，知道胡雪岩面对这种行将崩溃的局面，决不会像其他一些小商人那样一逃了之，所以心先宽了三分，答应帮助胡雪岩疏通浙江巡抚和京城里的都老爷。疏通的目的，无非是要这些人不必因事浮沉、乱发议论。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大家一起来支持胡雪岩，给胡雪岩时间，让他自己来弥补因挤兑而带来的损失。
　　有了官面上的这种信任，胡雪岩才能从容调度，挽救危业。
　　胡雪岩能在这样纷乱的气氛下有条有理地处理问题，也足显示出胡雪岩的气度。他仔细考虑了全局，知道人生做事，有输有赢，胜败乃兵家常事，关键是心理上不能输，要眼光放远，把事情看开。
　　照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一双空手起来的，到头来仍旧一双空手，不输啥！不但不输，吃过、喝过、阔过，都是赚头。只要我不死，照样一双空手再翻过来。”
　　这种眼光和心胸，在商人中有不少同其类者。与胡雪岩同期而稍后的徐润，就是这样一位经得起波折的人物。
　　徐润以买办起家。咸丰到同治年间，洪杨变起，上海租界人口由500人猛增到14．2万人，大量地主、富商逃离家乡，躲入租界，使得投资房地产成为十分有利可图的事业。
　　徐润从同治三年（1863年）到光绪九年（1883年），陆续购置地皮6100多亩，其中建筑地皮3200多亩，所建筑的洋房、住宅、商店等，每年可收租金12万余两，房地产价值总额达223万余两。
　　也就是在1883年，和胡雪岩一样，因为遇到中法战争，法国兵舰驰抵吴淞口，上海富户纷纷提款离沪，全市钱庄信用崩溃。另一方面，胡雪岩阜康钱庄倒闭，致使其他钱业同行也都资金周转不灵，纷纷向徐润逼债。
　　徐润无奈，只好将自己的产业贱价出售，抵偿债务，一下子亏损了八九十万两。徐润遇到了一生最惨重的经商失败。
　　徐润遭此变故，并不灰心，曾自书一副对联解嘲：“放宽肚皮装气，咬定牙根吃亏”，仍在寻找机会东山再起。
　　光绪十六年（1890年）以后，徐润变卖家中古董器玩、书籍字画、先母遗物和夫人珠宝等，共得银八九万两，继续投资于房地产业，先后在上海和天津购地3000余亩。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在天津新划租界区，徐润购得的房地产也被外国人占去，使他再次蒙受很大损失。
　　在房地产经营方面，徐润数次受挫，并不顺利。但他不甘失败，屡挫屡起，充分体现出一个大商人所具有的心理韧性。
　　胡雪岩和徐润，同是近代著名的商人，在大变故、大挫折面前，两人的态度都很沉着。尤其是胡雪岩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是李鸿章为代表的官僚势力不支持，拆后台；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保护传统手工丝织业，为了蚕农的利益而和洋人斗法。失败后，胡雪岩态度光明磊落，欠谁的款还谁的钱，力所能及，决不拖欠，因而为时人称道，被认为是“杭铁头”的典型代表。
　　这种心理素质，在大事的比照面前，已经化为一种修养。它需要一个人长期的磨砺，才能真正获得。
　　曾国藩在其家书中，自叙经历，从中可以看出我们所说的心理素质和一个人所受磨砺的关系来：
　　“余平生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戍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赧颜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笑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练后得来。”
　　胡雪岩处变不惊、遇喜不乱的心理素质，也正和曾国藩一样，是从长期的经历中积淀提升出来的。细考人的一生，真正的智力差别固然存在，而意志的差别对一个人事业的成败、为人形象的好坏所起的作用则更大。
　　边打边拉，营构洋场势力。
　　胡雪岩借重的另一个势力就是洋人。按胡雪岩自己的说法，他的成功得力于两个局势的大转变。第一个是洪杨之乱，第二个是漕海禁大开。
　　两者共同形成一个纷纷攘攘的乱世。而胡雪岩是典型的乱世英豪，善于应对乱世，把握方向，整顿秩序。
　　他对洋场的利用，也正得力于他这种能力。
　　在胡雪岩首次做丝茧生意时，就遇到了和洋人打交道的事情，并且遇见了洋买办古应春，二人一见如故，相约要用好洋场势力，做出一番市面来。
　　胡雪岩在洋场势力的确定，是他主管了左宗棠为西北平叛而特设的上海采运局。
　　上海采运局可管的事体甚多。牵涉和洋人打交道的，第一是筹借洋款，前后合计在一千六百万两以上；第二是购买轮船机器，用于由左宗棠一手建成的福州船政局；第三是购买各色最新的西式枪支弹药和炮械。
　　由于左宗棠平叛心坚，对胡雪岩的作用看得很重，凡洋务方面无不要胡雪岩出面接洽。这样一来，逐渐形成了胡雪岩的买办垄断地位。
　　洋人看到胡雪岩是大清疆臣左宗棠面前的红人，生意一做就是二十几年，所以也就格外巴结。这也促成了胡雪岩在洋场势力的形成。
　　势力一旦形成，别人就不易进入。就像自然保护区一样，在保护区内是保护的动物的天下，外类不得涉足。想涉入也是不大可能，因为洋人认准了胡雪岩，不大相信不相干的来头。所以江南制造总局曾有一位买办，满心欢喜地接了胡雪岩手中的一笔军火生意，却被洋人告之，枪支的底价早已开给了胡雪岩，不管谁来做都需要给胡雪岩留折扣。
 



第71章 放宽肚皮装气，咬定牙根吃亏(2)


　　综合胡雪岩经商生涯看，其突出特点就在他的取势理论。官场势力、商场势力、洋场势力和江湖势力他都要。他知道势和利是不分家的，有势就有利。因为势之所至，人们才唯马首是瞻，这就没有不获利的道理。另一方面，有势才有利。社会上各种资源散布着，就像水白白流走一样。假若没有蓄积，没有成势，就无法形成一种力量、一种走向。蓄势的过程，就是积聚力量、形成规模、安排秩序、形成走向的过程。积聚力量和安排调度，正是一个有效的管理者的主要任务。
　　商人企业家在社会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才闲置，把他们组织起来，充分利用；资源闲置，把它们挖掘出来，充分利用；信息闲置，把它们组合起来，充分利用。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的过程。明明是个无可救药的赌徒，胡雪岩却能够把他利用了，派他购丝、办货。明明是个落魄的文人，胡雪岩能把他鼓动起来，让他尽己所长，安定地方。
　　官场和江湖有嫌，洋人和官府有隙。胡雪岩却非要他们前嫌尽弃，沟壑尽平，大家携手来做生意、求利益。这种作为，一般人想不到，胡雪岩想到了；一般人做不到，胡雪岩做到了。所以人们称赞他神，称赞他奇。这种神奇，在胡雪岩身上所表现的，就是与众不同之想。
　　凡事总要超出别人一截，眼光总比别人放得远，所以才能在经商中，在商不言商，花出许多精力去做势。这和下围棋的道理一样。别人放一子，自己紧粘一子，必是笨伯。稍具常识的人都懂得要放手做势，从整体上营构自己的势力范围，然后抱犄角与敌逐。杜牧的《阿房宫赋》中说：“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其中所讲的势，与官场的势、商场的势，道理相通，唯有能够“抱势”，方可“钩心斗角”。
　　智就是通权时变。
　　智即权变，也就是观察市场，通权时变。这是一个商人的基本要求。而胡雪岩的商业智慧还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第一是把“智”运用到“义”上，以攻心为上，以此把握商情；第二是把“智”化解为“眼光”，以此评判生意。
　　胡雪岩体人情，通人性。他对人情的体察到了十分细微的地步。
　　他虽因资助王有龄而丢了饭碗，落魄了，却决不去找老关系的麻烦，宁可屈尊去吃门板饭。一旦发达了，他又精挑细选礼品，把老同事们服侍得服服帖帖。这些人个个觉得，胡雪岩这人有难了不会找熟人麻烦，有福了会和大家一起享。
　　这是人情的智慧。胡雪岩知道人心厌恶啰嗦，有人添麻烦总是件不快的事；反过来，人本性中又总爱占小便宜，能满足他这一小小本性，他就会喜不自胜。
　　这个入微体贴、周到的关于人性的知识运用起来了，做出来的行为就入了“义”。
　　比如，和松江漕帮的尤五商谈“民折官办”的事情时，揣知尤五卖米隐衷。胡雪岩就捕捉到了这一心理，并且拿话挑明了，告诉尤五，有什么难处，胡雪岩自然会帮，否则还不如不买这批粮食。
　　难处被人讲明了，并且帮着落实了解决办法，这就是为人打算的举动，显出是朋友了。因此，关于人性的体察，又化作了与“义”有关的举动。
　　这种“智”，算不算商业智慧？应该算，而且应该是上乘。因为这种智慧是边拆边用，边用边结，最后上升为“义”，又借“义”为以后的商业往来打开了路子。新的机会由于受这种“义”“智”的鼓励，是越滚越多，越扩越大。等于每一次都为未知的下次增加了取胜的机会。它和单纯的商业市场大为不同。
　　如若拿营兵罗尚全存银一万一千两的例子来做比较。按一般的市场操作规则，只需点明银两，立折为凭即了；或者按现代银行储蓄法则来做，发现此人行踪可疑，身份与银两出入太大，先把来人稳住了，找到警察来盘问清楚再说。
　　胡雪岩却人未打交道，已经义名在外。罗尚全是听了自己的表亲杨书办讲述胡雪岩的侠义之举后做出判断的：姓胡的这人靠得住。
　　这个判断正是胡雪岩关于人性智慧运用后，化“智”入“义”的结果。
　　有了胡雪岩的一贯表现，罗尚全就有信心上门存银了。
　　存银却不要折，也不要息，显见得别有隐曲。换一个人不见得会处理，胡雪岩却借故要和他摆一碗。
　　这一摆就有了时间缓冲，胡雪岩又算对了。酒酣饭饱，罗尚全把自己的故事全倒给了胡雪岩听。罗尚全年轻时嗜赌，结果亲家老召他入堂，告诉他，如果他愿意退婚，原债不算，另外奉送他一千五百两银子。罗受此刺激，撕了婚约，投军攒钱，用尽了各种手段，发誓要把这笔欠款还清。
　　胡雪岩的商业头脑又活动开了，向罗尚全表示，罗的这笔钱，以三年为期，三年后来提一万五千两足银。利息是给得高了点儿。不过，首先，这又是一个化“智”入“义”的机会。有了自己的这一表示，成例放在那里，经罗尚全回去那么一宣传，恐怕短期内的存款，单是罗尚全这一号当兵的，累加起来也会不下十万。其次，利息高低，全看你对存款如何运用。头寸足了，生意大了，区区利息，实在算不上什么。
　　胡雪岩的商业智慧，是以智养智。
　　还有一点，胡雪岩不但用他对人情的通透了解结义，化“智”入“义”，而且善攻心，化智为利，化智为势。
　　比如，对抚台黄宗汉的贪吃贪索，那是毫无“义”字可言的，但是胡雪岩照塞不误。先是从上海往他老家汇去了两万，后是从杭州往北京帮他汇到户部一万。
　　前一笔化为黄宗汉对王有龄的提拔，从海运局转为署理湖州府。
　　后一笔化为对嵇鹤龄的补缺，允许由嵇代王有龄在海运局的原差使。
　　两个差使各管一摊官银，只要自己人在，不愁官银不从阜康过，阜康的头寸和实力更不在话下。
　　嵇鹤龄曾戏称宁可拿钱塞狗洞，也不肯白出孝敬费；王有龄也对抚台大人的暗示置若罔闻，落得抚台大人把脸一沉，端茶送客。
　　胡雪岩只是听，听出门道了，就适逢其时地派人把事情办了。
　　这就是胡雪岩攻人心的智慧，即便它是人性的负面，表现出来是恶劣的，也要顺着对它去做。因为这是在做生意，不是在做判官。做生意要的是畅通无阻，要的是取势获利。
　　胡雪岩商业智慧的第二点是化“智”为“眼光”。
　　在上述罗尚全存银一例中便看出胡雪岩的眼光来。普遍地讲，化“智”入“义”均是眼光。就是说，胡雪岩人在做眼前的生意，思虑却是放在将来。所以他不做一锤子买卖。
　　胡雪岩的眼光还有另外一种：“做生意精明，十三档算盘，盘进盘出，丝毫不漏，这算不得什么！顶要紧的是眼光。生意做得越大，眼光越要了得。做大生意的眼光，一定要看大局。你的眼光看得到一省，就能做一省的生意；看得到天下，就能做天下的生意；看得到外国，就能做外国的生意。”
　　这是大处显示商业智慧。
　　胡雪岩的商业智慧，有这两点与众不同，也就注定了胡雪岩走上与官府合作、受朋友拥戴的道路。尤其是化“智”入“义”这一点，把侠义之心渗入到商业活动中，把握了人性中的最为复杂的方面，使得胡雪岩有了“东南大侠”的尊誉。假定一个商人工于算计，斤斤计较，按现代资本主义眼光看，符合商人的一般标准，但其智慧是冷苛型的，做出的事也必平庸无奇，总没有胡雪岩的义智型来得光彩照人。
　　勇就是决断。
　　勇就是决断。对广大商人来说，关键时刻，往往一念之差，出入甚大。所以，是否敢拍板定夺，决定着一笔生意的成败。尤其是大部分资金积压于一处时，一旦调度不当，常遭倾家荡产之灾。商人多虑，若不能佐以多勇，犹豫辗转，且不说劳心劳力、贻误时机，单是这种工作方式，也会让雇员、合作者甚为担心。商人的勇毅不存，商业上开拓的锐气就会折杀，局面也就可能经常徘徊不前。
　　不过任何一个商人都知道，勇建立在对商事各方面情况的缜密了解上。胡雪岩为了做丝茧生意，就得从丝的生产知识入手。季节到了，人手齐了，资金足了，地方有了，还需要了解市面。
　　了解市面胡雪岩是让徒弟陈世龙去办的。透过尤五的口气，兼以陈世龙从茶馆里听来的消息，胡雪岩知道，小刀会在八月要起事了。起事了会带来什么反应？该怎么应对？这就需要胡雪岩做出决断。
　　当然，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或者另有路道，胡雪岩的决断还可重新考虑。小刀会起事前专做丝生意，估计不会有太大风险。只是，假定小刀会闹成了，上海要有好一阵乱，外边的丝很难运进。知道了这种情况，事先囤丝、大批吃进，是一笔好生意。但是囤丝又有囤丝的风险。假定市面不出半月又平静了，囤丝也就意义不大，这就又需要下决断了。因为商人不可能知道与下决断相关的所有信息，所以就有风险。在最后时刻，只能根据大致的情势估算。至于估计是否准确，情况会不会按估计的方向发展，这都是一个待卜之数。正因为是未知待卜的，才需要商人勇毅果敢的品性。
　　胡雪岩这次做出的判断是：大量买丝，囤往租界，必赚！高价亦不惜。他的辅助理由是：洋人暗中支持小刀会，政府必然要想个法子治一治洋人，最好的法子就是禁止和洋人通商。所以过不了三个月，洋人有可能有钱而买不到丝，丝价会大涨。
　　局势果然按他的估计发展了。两江督抚上书朝廷，力主禁商而惩罚洋人。清廷也回复答应这么做。
　　这是胡雪岩自立门户以来第一笔大宗生意。为了这笔生意，他调集了几十万银款，其中多半是钱业同行拆借的。大家都相信胡雪岩有了断。
　　幸好，结局甚为圆满。“勇”和“智”结合，“智”和“义”结合，“义”和胡雪岩的处世手法结合，再加上胡雪岩从官场、从洋场、从江湖得来的消息也都千真万确，没有纰漏，这一决断变成了现钱。
　　商人日思夜想的无非是希望市场能沿着自己预想的方向发展，希望预测的一切都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希望各种意外越少越好。
　　勇是什么？勇是厚利，勇是机会。白圭之所以把它列为商人四德之一，就是因为勇一头连接了智，一头连接了风险。它处在“人知”的边缘，需要勇的时候，即因对此事的发展不能确知。完全地知道事情的发展不需要勇。比如，钻入一个已被各种现代化设备修配好了的大溶洞，不需要勇，至多需要胆来承受高度黑暗的刺激。但要踏入一个荒野中的山洞却需要勇，因为不能预知里面的情况，或许有猛兽，或许没有；或许有蛇，或许没有；或许有岔道，或许没有；或许有陷阱，或许没有……
　　因为是通向未知，所以就可能有机会、有厚利，不过同时也可能什么也没有，只有无尽的灾难。
　　藩司麟桂来向胡雪岩借贷的时候，胡雪岩就处在这样一种状况中：胡雪岩对麟桂所知甚少，他人很实，不过，正因为如此，他捞的钱也少，临走还得靠借贷弥补亏空，而且一借就是两万两银子。人走了，力不及本省地面，即便他给好处，也不知好处该从哪里给起，况且胡雪岩刚刚开业，包括同业庆贺开业送来的“堆花”加起来也不过四万现银。
　　这里边也不纯是商业利益，还有人情在，借走了款，将来不给倒还不至于；但是他要长期拖欠，依着胡雪岩的脾气，真不能让人跑到门下天天逼债。
　　为难，真的为难！
　　胡雪岩是心中暗暗叫苦，主意却也慢慢在打。可以把王有龄赴任后的官款算进去，可以把私蓄算进去……看来，只要保证期限，借去不会有妨。麟桂要的也只是一时周转，只是他派来的人不够精明，讲出的话让胡雪岩猜不出自己会冒多大风险。
　　对着风险，要的也就是一个“勇”字，解了麟桂的急，麟桂自然感激。不日即捎话过来，他到江苏接任藩司，知恩图报，答应各省解往江南大营的协饷由阜康到上海开分号妥为办理。
　　就是说，不用垫本钱，只为这二万两银子的借款，阜康就可稳稳当当把分号开到上海！
　　这是胡雪岩生意发展史上颇为得意的一件事。借了这个机会，阜康在同治到光绪初年，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钱庄。
　　仁就是取舍。
　　仁是取舍，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一个初涉商场的人，手头只要有了一小笔钱，总免不了有不少旁逸之想。无非是想一桩生意勾出另一桩生意，相信自己会连环火爆。
　　其实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做了这一件，就没有心思去顾另一件。不过人的贪欲确实无限，俗称“人心不足蛇吞象”，也实属正常。
　　成为一个合格的商人，需要时间磨练。到有一天他发现收发由心了，才证明他处理的生意范围是适度的。
　　胡雪岩曾走过这么一段路。
　　刚开钱庄时，他不免从各方面考虑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首先选定的就是到湖州做丝生意。
　　到上海联络生意时，他为军火生意的厚利所吸引，周旋于洋场、官府和江湖势力之间，一心要做成一笔大的军火生意。
　　这一周旋，眼界可就开了。原来茶比丝还赚钱，桐油也是利润不薄，至于上海租界内的地皮，已经有人开始大片购置。兵荒马乱的，来逃难的人很多，要吃，有粮食生意；要玩，有戏园子……
　　胡雪岩有点儿乐陶陶，却急坏了亲朋好友。
　　“小爷叔，中国有句话，叫‘业精于勤，荒于嬉’。这个‘勤’字照我讲，应该当作敬业的‘敬’；反过来，‘嬉’字不做懒惰解释，要当作浮而不实的不敬来讲。敬则专心致志，自然精益求精。小爷叔，如果说你有失策之处，我直言相谈，就是不专心。人的精力到底有限，你经手的事情到底太多了。眼前来看，好像面面俱到，未出纰漏，其实，是不是漏了许多好机会，谁也不得而知。”
　　收心的方法也不止一种。
　　首先，必须把自己的本业看好。胡雪岩的本业就是钱庄，熟门熟路，钱庄经营好了，才好说分身去干别的。然后是典当和药店。这两样事业，一时都无利可图，完全是为了公益。开典当是为了穷人，开药店则利人又利己。
　　其次，让别人来照应，自己只需要在边上指点一下。或者像药店，只要选拔好了档手，规定了宗旨，立下了规矩，大可只建设不问事，让它自己发展。
　　这就需要用人。用人得法，生意照样可以繁盛兴隆地多面铺开。不过，自己要退到后边来，不管那么多琐碎的事。
　　白圭讲仁“以取予”，强调了商人做事时的能力限度和面对这种情况时的基本态度。认识到限度是智的表现，好比苏格拉底所说的“认识你自己”是智的表现。自称无所不知的人未免自大，所以不智。高人要面对的是实际的功利，无所不知的态度在商业实践中只能吃瘪。所以有取予，知不足，只有明智商人才能做到。
　　面对这种限度而定取舍，是仁的表现。好多时候，舍弃和退却颇不容易。尤其是在中国，人人把面子看得十分重要，一牵涉到面子问题，就宁可自己吃大亏也不愿退却。所谓“死要面子活受罪”，一旦变成具体的商事活动，吃亏的只能是死要面子的这一方。
　　所以，简单的一个“仁”字，并不容易做到。胡雪岩晚年时期，辅佐的左宗棠成了疆土重臣，自己的“财神”声名也广扬在外了，便觉得台面上总要得体，和自己的声望地位相称。老母亲的六十大寿要做，七十大寿还要做。不但要做，而且还要做得隆重热烈，让人知道胡雪岩在台面上风光依旧，得宠依旧，生意上兴隆依旧。这就是所谓的“尾大不掉”。商人的四德，智勇仁强，到这时恐怕只剩了“强”。强撑着，虚好看，却无果敢之心有取有舍，不蔓不枝了。
　　强就是有所守。
 


第72章 放宽肚皮装气，咬定牙根吃亏(3)


　　强就是有所守，讲的是商人的心理素质。眼看苦日子快熬到头了，好日子快来了，心理上却支撑不住，垮了，这就是“不能有所守”。反过来，不论眼下的局势如何变化不定，守定了自己的宗旨，事情才会有个好的了断。
　　在这一点上，胡雪岩是绝对不输分的。他选人的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看这个人是否有耐性，是否能克制自己。有时他甚至故意创造一些不利条件去考验所选用的人。比如，阿巧的弟弟，一来就让他上堂子找人，一试胆量，二试抵制群粉诱惑的能力。一关过后，又给足银子，让他去送信，试探他能否拿着钱又不乱花，而且讲实话。
　　商业上的忍耐坚守更为重要。
　　胡雪岩第一次联络庞二少爷，垄断上海丝市，以求外商屈服，获得一个较高价格。但是，外商极为狡猾，到了年底，一分丝不收。表面上是国内丝满，暂不需要，实际上盯紧了胡雪岩，要逼他降价。
　　辛辛苦苦做成的局面，胡雪岩是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但是，要想不向洋商退却，就得垫头寸。有能力给他帮助的，就是庞二。不过，庞二未必一定肯帮助。胡雪岩下定了决心，与其向洋人低头，不如在自己人面前丢脸。他派了刘不才专和庞二交涉。
　　难熬的日子！庞二如果开不出头寸，胡雪岩的钱庄就有可能发生挤兑，开业不久就有可能重新关门。胡雪岩急白了头发。
　　这种时候，自然是守的时候。心急如火，都要装作若无其事，静悄悄地等待结果。还得接待人，还得处理日常事务。没有消息前，一切都是未定之数。对于商人来说，除了含在口里的和拿在手里的，一切都是假的。
　　商业上的这种等待一个接一个，一次接一次，决定着整个大局的、性命攸关的却只有那么几次。等着了全盘皆赢，等不着全盘皆输。
　　所以要等，要静心。心越静，心跳的声音就越响，神经的紧张程度在反衬下就越发剧烈，人受的折磨也就越大。胡雪岩这次受的就是这种折磨。好多人都被类似的折磨弄垮了。胡雪岩挺过来了。庞二答应拨头寸，虽有一半儿是死账，不过只要是胡雪岩去要，总可以要过来。
　　和洋人做丝生意就需要这样用心守出来，虽苦不堪言，收获却是双份儿。第一，赢得了厚利；第二，更重要的是，打垮了洋人，显示了联手的力量。
　　这种强的品质，面临绝境心不死，在四德中最难具备和实践。白圭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如果不具备这一点，前面的一切辛苦都有可能是徒劳、白费。
　　胡雪岩是至死不退却。他的这种可贵的商人品性，也没有辱没左宗棠的评语：“商贾中奇男子也。”
　　综白圭商业四德，胡雪岩唯在“取予”一节上晚年略有失，其余则一生践行，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发展积著之理。
　　在先秦以来的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中，陶朱公的名字一直被商人艳羡和称道。直到近代社会，在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人中仍然流传着“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经营不让陶朱富，货随何妨子贡贤”的说法，可见陶朱公在商人心目中的地位。
　　陶朱公在商业经营活动中运用了一套理论知识作为指导，这就是所谓“计然之策”。它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被称为“治国之道”，讲的是封建国家管理粮食市场的办法；另一部分称为“积著之理”，讲的是私人经商致富的学问。
　　积著之理基本原则之一是“务完物，无息币”。所谓“务完物”，是指在商业贸易的买进卖出中，要严格注意货物的质量，务必使所经营的货物保持完好；“无息币”是指不要让货币滞留在手中。“积著之理”的这一基本思想原则表明了商人资本的动态特点。
　　商人资本为了取得利润，就必须不断地买进货物卖出货物，与此相应，货币也必须不停流动。这就是“计然之策”所要求的“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从一定意义上说，不断地买进卖出的过程，就是商人资本的存在形式。这个过程的中断，就意味着商人资本生产的停顿。而买进卖出这一过程能否顺利地进行，关键之处在于货物的质量。商人要使自己的商品能够顺利地售出，从而得到利润，就不得不重视货物的质量。
　　商人资本最具有特征的行为是在流通领域中投入一定数量的货币以获得更多数量的货币。如果让货币停留在手中，就只是守财奴的行为。所以，从货币形式来看，商人资本，是货币在流通领域中的不断运动，“无息币”则是对这种运动的最好表达和概括。
　　胡雪岩自小在钱庄当学徒，深谙钱业生意之奥秘。所以在开业之初，虽只有十万左右的款项，且每笔款项的存贷日期相逼甚紧，他还是有魄力调动资金，及时投入丝茧生意。
　　档手刘庆生刚开始听到胡雪岩的调度方法，迟迟不敢苟同。他作为一名优秀的钱庄伙计，深知钱庄必须要有大批头寸殿后，方可不陷窘迫。胡雪岩猜透了他的心思，给他讲了一番“无息币”的道理。胡雪岩说：“搞钱庄生意的，就是要七个盖子八个坛，串来串去不串绷才显出你的本事。要算准了，今天进款多少，余款多少，什么时候要支出多少，可能还有些什么样的进项。眼光要放远，统起来盘算。让钱活起来，不要死在手里。钱业生意最害怕的就是烂头寸。别人存款来了一大堆，放不出去，没地方用，完了。要是这样的话，不过几天，你准备关门得了。”
　　胡雪岩的这套商业思想，不但讲到了“无息币”的原则，同时还讲到了做到这一原则的基本方法。按胡雪岩的话讲就是要“有眼光”，按陶朱公的话讲就是要“与时逐”。有眼光就是要观察，能发现市场行情的变化，心中总要有个大数，统一安排自己的经营。这还不够，还要善于主动出去活动，以自己的社会活动影响市场行情的变化，使它朝着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当然，一旦能够开始影响行情，对市场所做出的预期自然会更为准确和可靠。
　　胡雪岩从刘庆生手里调动这笔资金时，他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估计到一俟王有龄署理湖州，另一批新款自然源源而来。这也更促使他做出冒险放款的决定。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就在第二天，由于事先曾放款给了调任江苏藩司的麟桂，麟桂一到任后马上派人来告诉阜康钱庄，江苏押往江南大营的协饷全部由阜康来代理。这一来，连刘庆生也感到前一天放款出去是极为正确的。不然的话，这么多头寸摆在那里，真是空落个虚好看了。
　　陶朱公的积著之理还有一原则，也十分重要。这就是：“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这一段讲的是货物价格与市场供需之间的关系。在需求稳定的情况下货物价格与供给成反比，所以供给过多，价格就会下跌，反之会上升。价格的涨落有一定限度，上涨到一定程度，必然因需求的饱和而下跌；相反，下跌到一定程度，也必然会出现反弹。所以，“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这是商品交换中的最基本规律。
　　对于一个商人来说，掌握了这个规律，就能不被市场表面的繁荣或萧条所迷惑，而观时察变，在市场接近饱和时抛出。这时商品越贵，越要及时处置，不能犹豫。反之，在商品价格接近低谷时，要大量购入。抛售和购买，其原则尺度，总结出来就是“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胡雪岩虽然在幼时接受的教育不多，但观察行情甚精。按照他的总结就是：“世上随便什么事，都有两面。这一面占了便宜，那一面吃亏。做生意更是如此。买卖双方，一进一出，天生是敌对的。有时候买进便宜，有时候卖出便宜。涨到差不多了，卖出，跌到差不多了，买进。它就是两面占便宜。”
　　与陶朱公的积著之理比较，胡雪岩的这套商业理论又进了两层。第一，在知贵贱的基础上指出，做生意的到家之处，就是要利用这一点，两面取利，并把它视作“会做生意”和一般的平平庸庸做生意二者之间相区别的一个标准。一般做生意的人，贵取贱出，趋利避害。会做生意的人，如陶朱公，贵出贱取，而在胡雪岩，更要出也获利，取也沾益。做到了这一点，生意才算做到了家。第二，把生意的两面性推及世事，认为世上无论什么事，都有两面。在现实生活中，免不了在这一面占便宜，在另一面吃亏。但是在胡雪岩看来，这个“亏”要看你怎么看。如果是胡雪岩，他会认为现实中吃的亏都是便宜，因为你顺便放给别人一个人情，这人情总是有机会可以收回的。
　　上边所讲，就是商业鼻祖陶朱公的商业理论以及胡雪岩对它们的实际应用。
　　善假时机，顺应天理。
　　陶朱公一生历涉商业、政治、军事、外交诸业，但他并没有把这些不同的行业混同。相反，他有着惊人的、缜密的头脑，在从事不同行业时，依据各行业的特点做出不同的结论，而且能够不受外界干扰，严格地依照自己总结出的规则办事。
　　比如，在军事上，他提出“天时”理论。他说“趋时者如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天予不取，反为之灾。赢缩转化，后将悔之。”就是说，时机到了，就如大火来了要救、敌人逃了要追一样，要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心思专注，生怕来不及。抓住了这样的好机会，就算是应天时了。
　　假如这么好的机会来了，你却不去抓取，错过了机会，你就会后悔一辈子。这倒还不是主要的，有时候老天爷给了你机会，你却不要，机会还有可能变为灾祸。一念之间，时机过去了，你会为此而后悔。
　　西方流传这么一个故事。说一个人信仰上帝，认为一切都是由上帝安排的。有了灾难，上帝自然会来搭救。有一天他掉进了海里，轮船开过来了，要营救他，他摆摆手，说要等上帝救他。飞机开过来了，要营救他，他还是摆摆手，说要等上帝救他。后来浪打来了一个木板，只要他手一伸就能够着，但是他不但不用，干脆眼一闭，一心等待上帝的救援。结果这个人淹死了。因为这个人非常虔诚，他的灵魂升入了天国。他见到了上帝，抱怨上帝见死不救。上帝说，我给了你那么多机会，你都不要，还要我怎么办？
　　这就是抓时机的问题。在陶朱公看来，人们一旦看到了时机来临，一定不可以白白错过。
　　同样，假如时机没有来临，也一定不可轻举妄动。当陶朱公还在辅佐越王勾践时，出主意把熟谷卖给吴国，以伤其农。勾践依计行事得逞后，认为吴国既遭此患，正好乘胜出击，但陶朱公说不可，时机未到。第二年依然如是，越王有些着急，就抱怨陶朱公。等到第三年，陶朱公对越王说：“时机到了，请马上出击。”越王出兵，果然败了吴国。这时吴王派人来求饶，请求放他一命。越王征求陶朱公的意见，陶朱公说不可，这时候正是断其根苗的好时机，如果犹豫了，必定留下祸患。
　　其实这道理很简单。当年吴王有机会杀越王而不杀，白白错过了时机，留下了祸根，才导致失败的下场。
　　出于同样的顺应天时的道理，陶朱公在越国全胜后，知道“天下平，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乃是一个不易之理。所以他约了自己的好朋友文种一起出逃。文种不明白，非说自己还有一套治国图富的大道理要用。结果文种不久就被越王赐死，而陶朱公先逃到鲁国，在海滨打鱼晒盐。鲁国国君知道后，多次请他出来辅佐鲁国，陶朱公不胜其烦，就又从鲁国逃到了齐国的陶地，在那里与天下商贾打交道，曾经三致于金，富甲天下，成了商人的鼻祖。
　　像陶朱公这样的风华之人，既有上马平天下的智慧，又有解甲取私财的谋略，于危难中镇静自若，于平静中雄视天下，真不愧是绝代天骄啊！
　　胡雪岩出道之初，就是借了王有龄任粮台的机会，得以大展身手。大约有二十多年的时间，胡雪岩都忙于筹粮、筹饷，其财富的基础就在整个江南的粮食调度上，可见商业本身是有其道理可讲的。
　　整个商代和春秋时代，中国的有智之士都在热心于从事理财的工作，就连孔子的得意弟子子贡，也在学习之余从事商业活动。“结驷连乘，与诸侯分庭抗礼。”正是子贡的这种经营活动，为孔子的儒家思想传播做出了贡献。孔子每每要出国宣教，周游列国都是由子贡为他安排行程、安排食宿。后来的商人对子贡也很推崇，说“货殖何妨子贡贤”。如果陶朱公是商界中的孔子的话，子贡就是商界中的孟子。可惜子贡从师之训，过而不行。我们现代人只知他有很强的致富能力，但对他的商业原则所知甚少。
　　不过，从前人的记述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子贡与各国君王与大臣私交甚好，所以他的贸易必定有很大一部分与官府有关。子贡的时代，人们视个人致富为光荣，整个社会也并没有形成对商人的偏见，所以他倒不必像胡雪岩那样为争取一种保护而维系与官僚的交情。
　　自西汉以来，中国政治文化发生了变化，上层社会对商业逐渐采取抑制措施，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不能提高，这种情况延续了近两千年。到了近代，西方以其商业文明的成果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时事变幻，中国人才逐渐意识到理私财之重要，此实为国人之大幸事。
　　与胡雪岩相关的人物志。
　　世界上人是最奇妙的东西。有横刀立马之勇者，有截断江流之强者，有羽扇纶巾之智者，有播示爱心之仁者。当然，也有唯唯诺诺之卑者，有随事浮沉之庸者，有鼠目寸光之懦者，有奉迎溜须之媚者。人世间众生，千姿百态，老天的造化，让我们得以饱览不同风貌之人物。
　　中国人一向以人为中心，参与社会的最大教派就是处理人际礼仪关系的儒家。中国人似乎天生就知道，人必须与人相亲、相爱、相助、相敬。虽然道家说人与人之间的至境是“相忘于江湖”，但中国人从来都视其为至境，不到一定境界不可滥用。
　　因为有了各色的人，于是便成就了千百的事。胡雪岩与各色人打交道，成就了繁荣昌盛之事业。这些人风貌格调各不相同，经历应对亦各有异，因此做此人物志，欲示众人以重点。
　　王有龄。
　　王有龄是胡雪岩据以成事的首位官僚。而王有龄能北上求官，全得力于胡雪岩冒着丢失饭碗的危险鼎力相助。王有龄于人情世故不甚通透，全仰赖胡雪岩的指点。后来王有龄成为何桂清手下的一位理财能手，也与胡雪岩这位高参在侧不无关系。王有龄依靠胡雪岩而官运亨通，胡雪岩也依靠王有龄而得大发舒。
　　就在王有龄保知府后，何桂清来到浙江当巡抚。在浙期间，何桂清在王有龄、胡雪岩的谋划和参与下，督办团练，并派浙军去皖帮助江南大营作战，还每月向江南大营递解饷银六万两。何桂清升为两江总督后，派善于聚敛的王有龄至上海整理财政，控制江海关税收，在苏、淞、常、太三府一州之地，重征钱漕和苛捐杂税，每年竟征到漕粮一百余万石、捐税等七百余万两，王有龄遂得“长于理财”之名。
　　由于有何桂清的支持和个人的实际功绩，王有龄在浙省的影响已远大于巡抚。1860年，太平军进逼杭州，王有龄率所训团练至，太平军不战而走。何桂清认为王有龄保杭有功，就上折请简派王有龄为浙江巡抚。时太平军攻下江南大营，常州、苏州相继陷落，随后太平军进逼嘉兴，杭州吃紧。王有龄率闽兵屯于北新关外，兵分两路夹击太平军，太平军乃退。
 


第73章 放宽肚皮装气，咬定牙根吃亏(4)


　　1861年，太平军李秀成大兵压境，杭州处于围困之中。年底，萧山、诸暨、绍兴都落入太平军中，杭州饷源断绝。此时王有龄所请小股援已无力冲毁大批的太平军队伍。而曾国藩与何桂清、王有龄集团有嫌，遂命左宗棠部勒马观变。太平军终于入城。王有龄服毒不死，乃自缢。李秀成知道后，为他备棺安葬。
　　曾国藩当时全面主政，奏言称：“有龄在浙，官绅不和，不能驭兵，以致偾事；仍以粮尽援绝，见危援命，大节无亏。”王有龄之为人过与不及之处，基本上可以从这里看出端倪。
　　何桂清。
　　何桂清（1816年~1862年），字根云，云南昆明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编修，历迁至内阁学士、侍郎。
　　咸丰二年（1852年），清政府在太平军打击下，库帑空虚。时何桂清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赏事务，推行钞法，竭力为清政府筹措军饷。同年秋，何桂清督江苏学政，疏陈兵事，谧督抚之畏葸懦怯者，无所顾忌，为朝廷激赏。咸丰四年（1854年）夏，调仓场侍郎。九月，调任浙江巡抚。何桂清就职后，整顿全省军队，在杭州设协防局，并每月按时向江南大营递解协饷六万两，取得向荣的协助。
　　咸丰五年（1855年）春，清廷将皖南划归浙江巡抚管辖。何桂清奏请以某职江西巡抚张芾督办皖南团练、劝捐事宜，并派军进驻皖南，协助向荣作战。太平军击破江南大营后，大营的败兵蚁聚丹阳，何桂清以大量军用物资协助和春、张国梁重建江南大营。
　　咸丰六年（1856年）夏，太平军击溃江南大营，何桂清出任两江总督。在两江任内，他派善于聚敛的王有龄至上海整理财政，控制江海关税收。为讨好朝廷和左右江南大营的军事，他每年办漕一百万石，每月供给大营军饷四十余万两、大米一万数千石。江南大营因饷粮充裕，大量购进洋枪洋炮。
　　咸丰七年（1857年），清军攻陷镇江，何桂清以筹饷有功，晋封太子少保。他为一时的得势冲昏了头脑，在常州“征款筵宴”“夺贾人妻为妾”，胡作非为。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一举击破江南大营，乘胜东征。和春“以十二骑”败奔常州。太平军前锋衔尾而至，何桂清惊慌失措。粮台查文经、布政使薛焕等禀请何桂清退守苏州筹饷。5月21日，何桂清打死打伤跪请坚守常州的士绅数十人，率属逃窜。至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闭不纳”，遂借口赴沪商借洋兵助剿，遁逃上海。
　　太平军于6月2日攻取苏州，徐有壬穷蹙自杀。先前徐已奏参何桂清弃城逃窜，纵兵害民，“语甚激切”，清廷震怒：“着即革职拿问。”何桂清的死党浙江巡抚王有龄、江苏巡抚薛焕奏请将何留营，力赎罪，遂得以滞留沪上，为薛焕出谋划策，“做燃灰之想”。
　　薛焕想攻陷苏州，为何桂清赎罪。于是遣人潜入苏州，策动叛变，阴谋未逞。在这之后，何桂清指点薛焕与苏、常士绅沆瀣一气，奏请借洋兵“助剿”。其时，虽然奏请严惩何桂清的呼声甚高，清廷也已严令将何锁拿解京，但何在其旧属的包庇下，仍徜徉沪上。
　　咸丰十一年（1861年）“北京政变”后，清廷重用曾国藩，令其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事。长期以来，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和何桂清集团存在着激烈的权力斗争。咸丰二年后，虽然何桂清已被革职，但其旧属仍控制江、浙两省。因此，咸丰十一年底，当太平军猛攻杭州时，曾国藩却命令左宗棠部徘徊于皖赣边界，勒马观变。太平军攻克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穷蹙自缢。曾国藩迅速荐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并于次年派李鸿章率领淮军到达上海，代替薛焕为江苏巡抚，随即将何桂清逮送北京。何桂清集团彻底解体。
　　何桂清被锁拿到京后，刑部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彭蕴年等十七人上奏竭力为何辩解。审讯时，何申辩退至苏州，是从司道之请，欲保饷源重地，并“引薛焕、查文经等四人禀牍为佐证”。清政府命曾国藩查核复议。曾国藩抓准时机，于同治二年（1862年）复奏说：“疆吏以域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之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公禀之有无为权衡。”何桂清遂被处决。
　　左宗棠。
　　左宗棠（1812年~1885年），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少家境清寒，二十一岁中举，道光十八年（1838年）会试失败，遂绝意科场，留心农事。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冬，林则徐自云南告老还乡，在长沙舟中曾约见左宗棠，与之促膝长谈。
　　太平军起事后，左宗棠曾两次入湖南巡抚幕府，先后服务于张亮基、骆秉章门下。咸丰十年（1860年），左由曾国藩保荐，以四品京堂襄办皖南军务。他招募人马，组成一支约五千人的“楚军”，赴江西与太平军作战。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李秀成部攻袭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自缢身死，经曾国藩保荐，左宗棠接任浙抚。
　　同治元年（1862年），左宗棠以衢州为基地进攻浙西。在胡雪岩的建议下，他雇用中法混合军（“常捷军”）帮助剿平太平军，并称他们“忠义奋发”“极肯出力”。四月，左宗棠任闽浙总督兼巡抚。
　　同治三年（1864年）二至七月，左军连陷杭州、湖州，十月，从杭州起程入闽。同治四年，各路清军在左的指挥下，于广东嘉应州绞杀了太平军全部。
　　同治五年（1866年）春，左宗棠由粤返闽，当时清廷正在考虑购雇轮船。左致函总理衙门：“就局势而言，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为加强海防，改变“人操舟而我结筏”“人跨骏而我骑驴”的局面，他建议先在福州创办造船厂。九月，他购买二百多亩地为厂营，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得克碑为正副监，着手铁厂、船槽、船厂、学堂等工程，并向国外购置机器、轮机、大铁船槽，同时设立“求是堂艺局”（技术学校），以培养造船技术人才和海军军官。十月初三，左调任陕甘总督，受命镇压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他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胡雪岩任提调。
　　同治六年（1867年）春，左宗棠入陕。他采取“剿捻宜急，剿回宜缓”的方针，期以五年，剿平捻回起义。他采取强硬措施，先后收降了董福祥部，攻破了马化龙部。
　　同治十一年（1873年），他建立甘肃制造局，制造新式枪炮，并写信给采运局委员胡雪岩，嘱其在上海购置开矿、掘井、开河机器的同时，“留意访购”织呢机器，准备“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光绪五年（1879年），由德织呢技师石清勒末采购的机器四千箱装运来华，由招商局的轮船运到汉口，然后取道陆路运往兰州。光绪六年，织呢局正式开工，共有机器六十余架，锭子一千零八十个，投资白银一百万余两，成为我国第一个用机器生产的纺织厂。
　　同治十三年（1874年），左宗棠晋升为东阁大学士，并留督陕甘。
　　正当左宗棠剿灭捻回起义时，新疆局势日趋严重。同治三年（1864年），新疆库车、伊犁等地相继爆发反清叛乱，先后在天山南北建立了五个割据政权。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乘虚入侵南疆，并于同治六年（1867年）建立“哲得沙尔”国。同治十年，沙俄出兵强占伊犁。
　　李鸿章为代表的“放弃论”者打着加强“海防”的旗号，提出停兵撤饷、暂罢西征。左宗棠据理力争，指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先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上堪忧，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然。”清廷接受左宗棠的意见，于光绪元年（1875年）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用兵新疆，军饷竭蹶。经左宗棠一再催促，清政府决定从户部海关税中拨出二百万两，并令各省协饷，而其中大部分，同意左宗棠自筹外债解决。
　　左宗棠一面屯田，一面备战。“先北后南，缓进速战”，于1876年收复乌鲁木齐，攻占玛纳斯城，结束了北疆之役。
　　1877年，左军攻下达坂城，随后进攻托克逊。阿古柏为部下所杀，“哲得沙尔”伪政权瓦解。
　　1877年底，清军发动秋季攻势，连下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城，最后于1878年初收复和阗。由于成功收复新疆，左宗棠被封为二等侯。
　　光绪五年（1879年），崇厚屈于压力和讹诈，擅自与俄订约，除割去大片领土外，还要赔偿五百万卢布。消息传来，左宗棠极为愤慨，自请出屯哈密，收复伊犁。光绪六年（1880年）四月，左宗棠率部“舆梓发肃州”，五月进抵哈密。沙俄也增兵伊犁，并派舰船来。清政府为避免冲突，于七月召左回京。光绪七年（1881年）一月，《中俄伊犁条约》在彼得堡签订，争回了部分权益。
　　左至北京，以大学士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但其性格脾气颇为同僚所不容，他自己也以繁琐刻板的权臣生活为苦。九月，出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
　　光绪九年（1883年），法国加紧侵略越南，并进逼中国。光绪十年（1884年）七月，法国舰队袭击马尾，福建水师和造船厂毁于一旦。清廷被迫宣战，并任命左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光绪十一年七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在遗折中表示“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
　　蒋益澧。
　　蒋益澧，字芗泉，湖南湘乡人。1853年随湘军王鑫部攻陷岳州，以功叙从九品。后归属罗泽南部下，随克黄梅、广信、义宁州等地，累擢知县。1855年，因随罗泽南回攻鄂南，陷武昌，超擢知府。
　　1858年，因连克柳州、广远，加布政使衔，署广西按察使。1859年实援按察使，寻迁布政使。不久，太平天国石镇吉部进逼桂林，蒋益澧以防堵不力被劾，降为道员。嗣后，蒋益澧求功心切，愈战愈凶，连败义军，得以陆续开复原职。
 



第74章 放宽肚皮装气，咬定牙根吃亏(5)


　　1862年，经浙江巡抚左宗棠奏请，蒋益澧调任浙江布政使，旋率所部入浙参加到对太平军作战中。1862~1864年间，蒋益澧采取“剿抚兼施”政策，先后攻陷寿昌、汤坑、富阳、平湖、杭州、余杭等地，并招降了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和侍王李世贤的部属蔡元隆、何绍辛等人，获云骑尉世职。
　　随后，蒋益澧又会同各路清军，在胡雪岩招募的常捷军（即中法混合军，亦称花头勇、花勇、坑勇）的配合下，力攻湖州地界各处的太平军，进而攻陷湖州城，“浙杭肃靖”。蒋益澧升为浙江藩司，在胡雪岩的协助下，善后安民，并为左宗棠人马筹粮筹饷，后奉命代左宗棠护理浙江巡抚。1866年擢升广东巡抚。
　　蒋益澧抚粤后，雷厉风行，裁免关税陋规，添增书院经费，设立义学，兴办善堂，颇有建树。但他久历戎行，不通官场陋习，加之恃功傲物，锋芒逼人，因而引人妒恨，后被人寻了不是，乘机弹劾，降二级调用，未及赴任，即病逝。
　　蒋益澧在浙期间，胡雪岩左右逢源，对他敬护有加，兼之处处事事胡雪岩办得都很周到，受到左宗棠的信赖，蒋益澧也一同沾光。所以蒋益澧与胡雪岩相处甚欢，无论是在浙省还是在粤省，都全力支持胡雪岩和左宗棠，成了他们的忠实盟友。
　　曾国藩。
　　曾国藩之于胡雪岩的关系，书中已屡有所述。
　　曾国藩之于胡雪岩，犹若一巨大的磁石。不过胡雪岩命定与曾国藩不能接近，故而胡雪岩只能在曾国藩的阴影下，小心地避着他走，稍一不慎，即遭祸患。
　　下边只简述曾国藩之思想变化和活动大略，以验证上述论断。
　　曾国藩（1811年~1872年），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少小从耕拾束薪”，卖菜篮于市街，多知民间疾苦事。
　　1838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初时服膺姚鼐论学宗旨，致力辞章，一求以文证道。所以其一生诗文以立言为忌境，笔下滔稻，多叙名教，少见逸致。后从唐鉴讲求为学之方，信宋儒性理可以托身之命。说奉“程朱所谓屈教、穷理、力行、成物”程序，常凛凛于“不为圣贤，便为邻兽”。苛苦守己，为日后为人立下了基调，后“好高邮王氏父子之论”，粗得考据章法。
　　儒家讲求以学与治合一为本义。曾国藩为官京师十四年，不仅做学问中人，自其登第后，久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心。身经翰林院、詹事府、内阁，先后以侍郎管礼、兵、工、刑、吏五部，阅历甚广。
　　儒术之外，曾国藩于百家之论亦多有会心。每举老庄游心之虚静、墨翟治身之勤俭、管商齐民之严整，认为是周孔言中所无而意所必有之事，深信“理之足以见极者，各家未尝不切合也”。
　　1852年，曾国藩母丧，丁忧守制。其时太平军已入两湖，湘鄂震动。曾国藩奉旨帮为团练，选农夫壮健拙朴者操练，效明代戚继光束伍成法，尤重所谓将之以忠义之气，上下部属各自成营，而统领多为儒生，号为“湘勇”。每逢操演之日，常群集诸勇，教以孺子大意，纲常人伦。自谓“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声气相求，呼喊汇聚患难中的地主知识分子。于是，“山野材泽之士感其诚，莫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
　　1854年，曾国藩集合水陆湘勇二十营一万七千人，作《讨粤匪檄》，大举东下。初时湘军连败，曾国藩几欲自裁，意气稍平之后，以打脱牙和血吞自解，补募兵勇，添造炮船，寄洗耻之心于再图自强。
　　7月，克岳州，8月，连下武昌、汉阳，获能战之名。朝旨加兵侍郎衔，命督师东下。
　　1855年，1856年，与太平军胶战于赣鄂之间，客军羁寄，“一钱一粟，非苦心经营则不能得；一弁一勇，非苦口训诫则不能战”。心力交瘁，内争外逼，信仰和信念愈见张厉。至1856年秋，太平天国天京内变起，影响及于鄂赣，战场态势稍转。
　　1857年，曾国藩父丧，回乡守制一年又四个月。1858年，太平军东逼浙江，北结捻军，声势大震，后石达开入广西，上游兵势缓解，曾渐得长江中游事权。其筹规全局之疏力立“欲破金陵，必先驻兵于滁、和，而后可以去江宁之外屏，断芜湖之粮路。欲除滁、和，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之老巢兼庐州，以攻陈逆之必救”。是为随后几年攻下太平军之基本思路。
　　1860年，中国被迫与英法两国签订《北京条约》，列强既得长江流域种种利益，曾国藩以太平天国割据东南为虑，有出兵相攻之意，对西人助剿之议深致疑虑。
　　1862年，曾国荃屯扎雨花台，直逼金陵；左宗棠、李鸿章同年统兵入浙江、苏南。
　　1864年6月，金陵下。曾国藩已久识人世坎坷与宦场情态，私心有“芷热收声，引嫌谢事”之想。
　　不久，诏书促曾国藩赴山东剿捻，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皆归节制。自督师剿捻以来，所至不能见功，赴任年余，前后受攻。几度上奏折，请求开缺皆不得。
　　1868年，曾国藩晋武英殿大学士，调直隶总督。1870年，还调两江总督。
　　英法联军之役后，西人挟条约入长江。曾国藩于“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感受深切，日夜置于思量之中。湘军破安庆后，曾设安庆军械所，用汉人工艺仿做新式船炮；后逐渐知道西人利益，皆由机器制造，就派容闳去洋采办，与李鸿章合力办上海机器局；后又知“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奏立学馆以译西书。其间，设兵工学校于上海机器局，期于“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同治十年，领衔奏请选派幼童出洋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以通其本源。近代中国官费留学自此开始。
　　同治初年，曾国藩言及刘丽川起事期间上海“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多还七十余万”，叹为“彼虽商贾之间，而颇有君子之行”，逐渐改变了历来视“外夷性同犬羊”的看法。在奏疏陈述中论及中外修约事务，认为“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执，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宣示以豁达大度，片言即定”。然而帝国主义一面显露其文明、遵守公约、讲求道理的一面，一面在贫弱的中国人面前不问是非、施用暴力，所以曾国藩晚年有感于“理”“势”错乱，局中艰难，曾奏疏做论，认为：“中外交涉以来二十余年，好言势者，专以消弭为事，于立国之根基，民生之疾苦为之不问。虽不至遽形决裂，而上下伫安久，将疲恭而不可复振。好言理者，持攘夷之正论，蓄雪耻之忠谋，又多未能审量彼己，统筹全局，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自非理势并审，体用兼备，鲜克有济。”这成其一生经验之总结。
　　1872年，曾国藩猝逝于两江总督任所。
　　日意格。
　　日意格（1835年~1886年），法国军官，曾就读于法国瑟堡海军预备学校和法国海军学院。后在炮兵部队服役，参加过与俄国争夺土耳其的克里木战争。因作战勇敢，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称号。
　　咸丰六年（1856年），英法对华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日意格随法国舰队来华，参加了攻陷广州的战斗。随即，英法联军扶植了近代史上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即广东伪巡抚衙门，并设立了管理广州事务的外国人联合委员会，日意格被派往该委员会任职，开始学习汉语，不久，担任了委员会的移民检察官。
　　咸丰十一年十月，日意格被任为浙海关（宁波）税务司。刚一上任，宁波即被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克。日意格关闭浙海关，前往上海。
　　在上海，日意格作为翻译参与了建立“中外会防公局”的策划，介入镇压太平军天国的活动，同时结识了胡雪岩。
　　同治六年（1862年）春，日意格担任一支小炮队的指挥官，执行肃清上海周围百里以内的计划。四月，在奉贤与太平军作战时，腹部受创，返宁波养伤。
　　五月，日意格重开浙海关，同时向当地官府和法国海军基地司令建议，组织一支小规模的军队以清除宁波周围的太平军。
　　六月，与胡雪岩等联手，募集华勇几百人，组成“常捷军”，日意格任副班领。
　　“常捷军”参与了攻占余姚、奉化、上虞、绍兴等的战斗。攻上虞时，日意格受伤，回国一年。
　　第二年（1864年）春，日意格返华，前往湖州继续统率“常捷军”助剿太平军，于八月底攻占湖州，后又参与了攻打杭州的战斗。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日意格通过胡雪岩与左宗棠会晤，提出法中在宁波合伙办造船厂的建议。后左宗棠入闽，他又参与左宗棠酝酿的造船计划。
　　1866年7月，清廷批准于闽省开办造船厂。日意格应胡雪岩之邀，前往福州，同左宗棠择厂址于马尾，并酌定保约一件、条议十一款、合同规约十四条。日意格回沪，请法国领事画押担保。
　　1866年~1867年，日意格趁回法国休假之机，竭力宣传船政计划有利于法国工商业，并向拿破仑三世和法国海军界求取支持，获得成功。
　　1867年10月，日意格回到马尾，被授为船政监督（法国人德克碑为副监）。任职期间，与胡雪岩同心协力，协助左宗棠、沈葆桢做了如下事务：一、筹建了一座近代化的船舶制造厂。二、负责招募海员，采购机器、设备和材料。三、造成近代舰船十五艘，兵舰十艘，商船五艘。四、开设船政前后学堂，培养造船、设计、驾驶、轮机四个专业的学生和艺徒三百余名。1868年，日意格还编辑了第一部法中工具书，，《福州船政学校常用技术词典》，便利了中国学生学习技术。
　　1875年，日意格带领刘步蟾、林泰曾、陈季同、陈兆翱、魏翰等五名船政学生赴欧洲考察造船技术，次年5月返华。1877年，日意格出任清朝留欧学生的监督，偕同留学生监督李风苞率领的三十名船政学生和艺徒赴欧深造。
　　1886年，日意格病逝于法国戛纳。日意格在华期间的活动涉及晚清海关、工业、外交等领域，受过清政府加提督、赏头戴、穿黄马褂的特殊赏赐，著有《福州船政局及其成果》《1864年中国内战回忆》等书。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gzbysh】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